前 言

一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可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1]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2]；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3]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4]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及同等学力者”，都是知识分子。[5]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连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语过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6]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硬要说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的、批判的一群人，这就等于说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没有了知识分子，事实上这显然说不通。

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批判的精神，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吗？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7]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就不难发现，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何况，我们总不能说只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教授才是知识分子，像周培源、竺可桢那样只着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吧。

就我有限的阅读，迄今为止，在汉语著作中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考据最深入和最具体的，大概是2003年出版的一本叫《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书了。[8]作者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一词，除了要注意其俄语来源和法语来源之外，还要重视其英语来源。不仅英语词源的历史更久，而且基本词义也更符合今人的用法。在他看来，今天多数学者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错误地把俄、法词源中含有的“批判”和“反叛”的含义，当成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本义，认定知识分子即等于“社会现实批判者”，完全不了解在英语词源中以及在现今西方概念的实际使用中，还有一个“智识水平较高的人”或“受过良好教育者”，或富于“理智”且“辨析”力强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含义。[9]按照他（其实也是一些西方学者）给出的定义和分类，知识分子只能是“指那些智力水平较高、对自然或社会问题怀有一贯而浓厚的探索兴趣并有所创新的人”。他们当中还可以分为：专心于自己专业内的研究而不大关心社会现状的“专业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强烈关注，总以真理代言人和正义担当者的身份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的“批判知识分子”；抑或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体制内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等。[10]换言之，真正强烈关怀现实并具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而且具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就是反体制者。

如果我们基本认同上述分析和看法的话，就理当注意到，泛泛谈论知识分子理当如何如何，其实未必成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可以被当成知识分子来看待的人，都未必承担得起太高的道德和正义的衡量标准。当然，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得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当我们认定知识分子理当如何的时候，是否忘记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当年多半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越来越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变得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几乎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却经常需要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和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因此尚且常常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去斥责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差异更大的人们的言行呢？且是人就有弱点和短处，以我之长，量人之短，方法上也有失公正。老实说，即使是以追求真理、守护正义为使命的批判知识分子，也还是人，撇开什么学历或职业、专业之类的限定，从本质上看，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或科学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往高了说，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些读书较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或具有专业研究能力的知识人。因为他们一样是人，因此他们一样有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弱点和问题。而且，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抽象概念或观念意识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深陷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个别人甚至可能几乎不识人间烟火。知识分子的特长主要是在他们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的某个方面，批判知识分子的特长更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但是，即使书斋里的冷静思考能够使他们变得极度敏感和睿智，有人足以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当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在强权的裹挟下吞没了周遭一切，普通人早已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时候，人固有的弱点又如何不会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呢？何况，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独立的立场与批判的精神，通常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经济自立，二是有言论空间。如果一家老小的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想发声又找不到发声的地方，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幻想，还是基于普通人的利益心，要求知识分子守持定力，以无我之心冲破罗网，如何可能。

[1] 参见邵燕祥：《精神与人格的重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轨迹》，李辉等编：《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41页；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年，绪论第2—3页。

[2] 可参见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赵俪生、高昭一：《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林牧：《烛烬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香港：明报出版社，2009年；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谢泳：《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等。

[3] 见张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可参见E. W. 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18页；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绪论第8—14页；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余英时认为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中学毕业生就可以算知识分子了。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赵德昌认为，中国现阶段一般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即可算知识分子了。赵德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5]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第7页。

[6] 班达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人格自由价值的承担者”。朱利安·班达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萨义德相信，知识分子应该是从事于观念表达工作，勇于奉献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18页。

[7] 邵燕祥：《精神与人格的重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轨迹》，李辉等编：《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第52页。

[8] 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9] 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第9、10—11、19页。

[10] 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第33、37—39页。关于知识分子的分类问题还可参见沃尔夫·勒佩尼斯著，李焰明译：《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23、26页；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9—157、290—301、303—320、323—340、343—351页；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35、40—46、48—49、67—72页，等。

二

本书交稿时，恰好拿到金雁新出版的写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倒转“红轮”》一书。[1]金书为我们对照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书中对俄国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群体来龙去脉的说明，及对它们历史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俄国革命的种种前因后果。金书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影响和力量。虽然俄国革命的暴力、血腥、反智、专制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及其后果，却恰恰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上合力促成的。金书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部分是，她具体研究了一左一右两个在俄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个案。她对那谜一样的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与苏俄政权关系演变过程的解读，虽然受资料限制，不够解渴，但还是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和思考，中国1949年以后有着类似地位的著名知识分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拿俄国知识分子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相类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极其明显的，与中国很不同。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很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会有的相同的弱点，比如无根基性，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疯狂执著于社会改造思想，等等。但是，他提醒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极为重要的特色。那就是，这个群体从形成之日起，“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它的反抗精神特别强。[2]显然，这一时代烙印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上。

假如我们讨论的只是那些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态度的文化人或读书人，那么，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特别不像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非常同意金雁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3]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在春秋战国，即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即须“志于道”，并要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渐渐兴起之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但由于儒学经典要求为士为官者，须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仍旧影响着所有想要登科及第的读书人，参政原本就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清末科举制终止后，“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而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也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但读书之人的“入世”或参政情结却仍旧十分强烈。中国读书人之热衷于“入世”，自然也就和俄国知识分子，和西方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非是哪个政府更能让他们展现强国抱负和理想而已。20世纪初的二十余年，因为政治混乱，知识舆论界不受当政者重视，各种思潮十分活跃，因此还颇多独立的声音。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当政，着手统一和建设国家，各路精英人士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出任政府职务，于是，过去不少批评政府的知识精英马上就转取了积极理解和配合的立场。但观念主张不同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政策及统治，仍有不少批评的看法，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得不到国民政府重视，只能继续充当政府的反对派。当国共力量逆转，中共开始建政，过去受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多半跟随国民党退出了中国大陆；过去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许多因为相信和中共的建国理念相通，理所当然积极加入中共组织的联合政府，开始尝试实践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而出于共同建国的初衷与诉求，他们自然也不再坚持过去那种必欲独立发声的知识分子立场了。

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而天生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的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我们说，知识分子是人，是人就有个性差异。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成长的历史再特殊，不是多数人后来也都成了高尔基吗？中国知识分子再软弱，不是也还有个别如陈寅恪、顾准等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吗？事实上，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想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那些期望和品德，恐怕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吧。美国学者马克·里拉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曾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名字就叫“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可以译成：“糊涂记：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该书讨论了20世纪几位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政治表现。他们中三位是德国人，三位是法国人。有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西方20世纪重要法学家，德国教授卡尔·施米特；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德国教授瓦尔特·本雅明；有提出了有名的历史终结论的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有成为20世纪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及成为20世纪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作者宣称，他在研究欧洲思想史时，吃惊地发现，这些思想大师政治上竟然如此错误和糊涂，竟然面对法西斯主义或六七十年代欧洲左派的暴力主张，盲目同情，甚至还会攀附权势，或助纣为虐。《纽约时报》据此曾发文评论道：“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以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知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4]

在此之前，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写过一本言词尖刻，且有轰动效应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里面涉及的人物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更权威和更有代表性。他们是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包括今天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写过两本极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等。保罗·约翰逊的全部努力在于，他发现这些头顶光环的精神教父背后，存在着太多的个性弱点和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他的结论是，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因为他们自身就太多幻想、太过脱离实际，连自己的生活都常常弄得一团糟，怎么可能领导人类和正确地处理复杂问题。而他们对朋友、同事、仆人，特别是家人的方式，也证明他们口头上那种普世之“爱”是不可信的、虚幻的。让这些信仰极端的知识分子结成团体，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前景将会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多半会将他们平时借以支撑他们观念主张的那个最重要的“人”字丢到一边，为了实现他们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转而迷信暴力，并可能“实行残酷的思想专制”。[5]

我并不赞同两位作者，尤其是保罗·约翰逊的做法，集中少数几位知识分子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从总体上予以否定的批评论断方式。但是，读它们还是会让我感到些许释然。因为，已有两千余年理性思维传统，两三百年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欧美世界中，一些大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尚且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问题，那么，我们这里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三

谈到知识分子“软弱”的问题，不由得会让人想起周恩来1943年11月在一次长篇报告中叙述过的中共党史中一段历史。

据周恩来介绍，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党内就在莫斯科的指导下开始检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出身，正是他们，开始痛心疾首地检讨并承认，由于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地主要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因而才因为本性软弱、动摇，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右倾错误，造成大好革命局面的丧失。

基于阶级观点，认定知识分子软弱，结论就是工农分子要坚定和勇敢得多。于是，按照莫斯科的要求，中共开始搞所谓“领导干部工人化”。周恩来说，从1927年底开始，中共中央“把许多有经验的知识干部撤销而乱提流氓工人到领导机关”。李立三甚至写信给在广东海陆丰创建了一小块根据地的彭湃说，知识分子革命作用已完。导致彭的一个教导师1000多知识分子，“只许当兵，牺牲殆尽”。1928年春夏，共产国际把中共人员偷渡去苏联，在莫斯科开中共六大时，工人更成了“金字招牌”，“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总书记也给了老工人向忠发来做，“中央委员二十几人中，很多是工人”。周恩来总结说：当时挑工人就是看谁暴动勇敢，结果是“暴徒一大堆”，中委、候补中委“三十六人中至少有十七人即不够资格”，“使党的领导水平下降”。事后更证明，工人出身的干部并非真坚强。因为到1934年时，中共各级干部叛变了三四千人，相当多数都是工农干部。周统计说，从总书记到政治局委员，到青年团中央书记，二十二个工人中委和候补中委就有“十四个叛变”了，“叛变的十六个（六大）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这个比例远远高过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6]

仅由上例即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把“软弱”等同于缺少“骨气”的话，那么，所谓中国知识分子“软弱”的问题，恐怕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如果把知识分子算做一个整体，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有些道德理想与情操，讲气节，知荣辱，顾颜面，总体上未必比其他阶层或阶级更“软弱”。统计二三十年代中共牺牲的比较著名的几百名干部，从蔡和森、恽代英、夏明翰，到彭湃、罗学瓒及方志敏、瞿秋白，绝大多数明显都是所谓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出身[7]，同样可以发现这一点。

那么，关于知识分子软弱的批评，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显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太高的缘故。如前所述，这样的批评最早恰恰就是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先是信奉阶级观点的共产党人，接着是1949年以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华人，再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后获得了相当言论自由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但不可忽视的是，以往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自我解剖，习惯性的也好，被迫的也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今人动辄拿来批评指责的标靶。

多年前，当我还不曾涉足共和国史研究的时候，就读到过历史学家周一良写的一份很简单的自传。周先生的自传用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贴切的标题：“毕竟是书生”。[8]自传出来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批评者大都不喜欢周先生用的这个标题，认为周这是把自己当年加入“梁效”写作组并在其中努力帮忙的原因，归结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书生”气，实际上表现出他对自己“文革”后期所犯错误的一种逃避，没能做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深刻反省。我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围绕着周一良先生自传所引起的这番批评，让我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惹起过更大范围争论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瞿秋白留下的这篇并非“多余的话”，中心之点讲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话题：毕竟是书生。比较而言，两个人都承认自己曾经走错了路，只不过周一良强调自己太过书生气，对政治完全弄不懂，以为跟着毛主席没错，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会今天对明天错；瞿秋白则坦言，身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怯懦书生，自己“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枉费心力勉强去搞自己不熟悉、不感兴趣的政治，当什么党的领袖，不过就是闹了一出“捉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9]

围绕着周一良自传引发的批评，和围绕着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文引发的风波，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周一良不过只是说了自己想革命，没想到跟毛也会犯错误；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这样检讨自己还不够，他还公开告诫“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的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10]可想而知，周一良至多不过是被人批评反省不彻底，瞿秋白却因此一度被官方认定为“叛徒”，不仅被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与折磨。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丝毫不曾向国民党人示弱求饶的瞿秋白定为叛徒，甚至还要扒坟鞭尸，这当然荒唐透顶，理应平反昭雪。这一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总算完成了。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得很明白的话，却被极力为他鸣不平的好心的人们忽略了。除了少数仍坚持批评他革命意志动摇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好多年来都在想方设法为瞿秋白那些心灰意冷的说法进行辩护，一定要把他推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的政治高位。如此一来，瞿秋白临死前自我解剖的初衷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恰恰是他写这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他原本就是想要告诉他过去的同志：我终于明白我不过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书生、文人，“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因为我的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习惯于讲忠恕之道，主张忍耐、调和，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因此我实在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我视死如归，但我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我也“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11]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欢。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不要说周一良强调自己的书生气会惹来批评，就连瞿秋白反复解释的自己因书生、文人的温良个性不适宜从事政治斗争与阶级革命的说法，也还是会被潜藏在多数人血液中的革命的价值观所排斥。爱他的人宁愿把他供上神坛，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混迹于“随便一个小市镇”里，变成满足于“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的逍遥自在的小教员。[12]这对瞿秋白，同样对周一良这些历经挫折、苦难和种种错误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爱好、定位以及生命价值之所在，悔都悔不过来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四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瞿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13]的。何况一旦真的被动地变成“政治动物”，被这个党或那个党拧在永远不停地向前运转的革命机器的某个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样，被拧在了最核心的发动机上，日复一日地碰撞厮杀，一个充满了人文情怀和书生气的读书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惫”和“乏味”呢？

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读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几乎共同的规律，那就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这一百年，中国和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像古代社会一些自在逍遥的读书人那样，躲在乡间传道授业，品酒吟诗，含饴弄孙，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读书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会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冲击，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因民族主义爱国心的萌发而被异族的欺侮和侵夺所刺激。在那种年代里，一个人的真性情往往直接决定着他对政治的态度。这和哪个党没有多少关系。凡少年书生，越是血气方刚，就越是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越会多一份良心的驱使和救国救民的沉重责任。早年诸多以身殉义的革命者，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林觉民等等，他们原本只是学生、教师或报人，亦大都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书生文人。他们未必最适合投身于政治斗争，但这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14]已成千古绝唱的《与妻书》，就再直观不过地写出留日学生林觉民赴义前这种不得不如此的思想情怀。其书曰：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因为不能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因为不能忍，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不能忍，许多学生、记者，甚至于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或学业，开始投身政治，或结社建党，力求引领潮流，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批评社会，无不想要身体力行地去救国救民。但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为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15]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会让信奉“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政治家们感到讨嫌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最终所以会只剩下国共两党鼎足而立，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骨干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

面对中国政治这一严酷发展现实，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认清自己应有的价值与定位。在中共历任知识分子“总书记”，即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中间，也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然而可悲的是，想明白了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在国共斗争的条件下，还是在共产党自身政治的环境中，都没有一个想明白了的瞿秋白存在的空间。对国民党来说，不公开反省并谴责共产党，就只有死。对共产党来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退出组织就是叛徒。因此，要想另过一种远离政治、“求得一口饱饭”已足的自由生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从瞿秋白身后因《多余的话》被党发现[16]遭遇的种种情况可知，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想明白肯定还不如不想明白给自己和家人造成的痛苦可能还会少一些。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得不到一份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五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我来说，研究知识分子个人历史，只是研究中共建国史方方面面问题中的一方面尝试。我在这方面还毫无专长可言，因此，我的研究和讨论，既不在为人立传，也不在研究某人的什么“思想”，更无意对我的讨论对象做盖棺之论。我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化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相关资料从各种报刊、档案文献中披露出来，我们已经不再能满足于像过去人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那样软弱，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至少，老派知识分子中有陈寅恪、吴宓，中年知识分子中有董时进、周鲸文，[17]共产党知识分子中有顾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林昭、林希翎……当然，我们最需要面对的还是那些大多数，因为他们才真正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总体概念。本书着重解剖的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在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中理当属于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在政治上的境遇也并不都是一样的。大家政治上基本都认同新政权，这是他们共同留在大陆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关键所在。而具体到思想认同的问题，三人各自的原因、过程和程度却差别甚大。读本书就可以了解，王芸生就属于政治上、思想上认同较早的那一批人；潘光旦政治上的认同则不很顺利，思想认同更费了不少力气，但认同以后却未再动摇；张东荪政治上认同中共领导的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政策基础上的联合政府及其政制应该最早，而思想上对领导地位的认同在三人中却表现得最为困难，尤其是在接受共产党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主张方面，被迫的成分远多于主动的成分，故至死与共产党在思想上也未能真正合拍。

十几年前，海外较流行的说法是，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都是因受到强制洗脑才被迫政治转向的。对此，许纪霖曾以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为个案，依据史实说明，当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多半其实还是自觉主动响应中共号召改造思想的。他指出，像金岳霖等人自主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民族、国家的由衷的热爱。因为不满旧中国的屈辱与旧政权的无能，他们张开双臂拥抱了作为民族、国家的解放者降临的共产党和它所带来的诸多新思想、新观念。[18]可以肯定，这种历史解读至今仍有其生命力。只是，同样是为了民族、国家，国民党与共产党，毛泽东和他们的朋友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等等，大家却会处于如此不同的地位，并会造成无以数计的让人痛苦的碰撞、厮杀和压迫，这里面显然有许多比历史表象更值得研究讨论的深层次问题，知识分子个人的观念、思想、性格及其对国家改造的方式看法如何，可能倒在其次了。

关于这种过于宏大的问题，显然不适合在开篇就来讨论，还是让我们先来具体考察一下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吧，看看同样爱国至深的他们，在1949年前后是为什么和如何发生思想转变的吧。多一些个案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肯定会让我们多明白一些因为人这样或那样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即使它在某时某地会变成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大兵营[19]或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动物庄园[20]，这种不同也还是消灭不了的。人既然有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之别，既然没有哪个人会和另一个人长得分毫不差，我们自己或历史中人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很容易想到的。 还是那句话：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中人，还是努力先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来尝试着做评价吧。

杨 奎 松

2013年1月12日草于美国哈佛大学学人宿舍

2013年4月12日改于上海长宁区虹桥怡景园

2013年8月20日再改于美国哈佛大学学人宿舍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亲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结语

余 论

征引文献要目

后  记

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很好看，并且发掘和披露了相当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出书前把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写一段介绍评语，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书稿读完了。不过，后来登在封底的评语和我发给编辑的内容稍稍有点不同，编辑删掉了我对这本书的个别推论略有保留的话。

我的保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史实。对史实掌握的多少或深入与否，往往会受到研究者获取资料条件的限制，且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读来，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来说，这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我的保留多半是因为戴晴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以至对张东荪一案的认识和判断有些地方显得有些偏颇和武断。书中对张东荪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给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独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向权势示好，只有张东荪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连运动中他的种种检讨，按她的说法，也都是当年思想比较活络的儿女们“捉刀代笔”硬塞给他的。[21]

张东荪，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经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都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刊物，对当时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招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激进组织，和随后建立起来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发生过些许关系。

张东荪没有加入陈独秀发起组织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与陈独秀等人围绕着中国应否马上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在此之后，他在理论上更是始终坚持批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如果张东荪像张君劢一样，始终坚持既有的立场和主张，他最终一定会与张君劢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仅不会接近中共，而且会因为在战后逐步站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与中共完全决裂，在1949年只能选择离开大陆，也不会有所谓张东荪“叛国”案问题发生了。但是，张东荪与张君劢明显不同。抗战开始后，他就逐渐表现左倾，和共产党人有了较多往来。抗战结束前后，他反而与张君劢越走越远，与共产党越走越近了。

张东荪在政治上发生令人吃惊的转变，是在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前后。他原本是和张君劢一道，代表国社党参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书长后，他明显地开始表现出和张君劢不同的立场。为此，他不仅公开抵制了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不惜与坚持参加国民大会的张君劢和民社党公开决裂，牺牲了与张君劢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会坚定地留在大陆，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却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戴书没有能够具体说明张东荪战后为什么会和好友张君劢决裂并靠拢中共，却相信张和中共关系的恶化，纯粹是源于一次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书中写道，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毛泽东的“反对票”。

有关这段史实，书中唯一的根据是张东荪女儿晚年的回忆。张东荪女儿回忆的依据，又是源于她记忆中1993或199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位支部书记当时“回忆”中的根据，也是间接得来的，而且也是“猜”。据说他“回忆”称：“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时刚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22]

作为受父辈牵连遭受过不幸的张东荪子女，听到支部书记的类似说法，怀疑张即是因此惹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支部书记几十年后一面地、间接地回忆当年如何“猜”，是难以作为凭据的。况且，回忆把1949年政协会上毛泽东缺的那一票，说成是“反对票”，也与史实不合。只要读一下《人民日报》10月1日的报道和投票人的日记，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选举投票方法，并没有设计弃权票和反对票。当天的选票对每位候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选的划圈，不选划叉。[23]因此，毛泽东少一票，也不意味着就是一票“反对票”。

这位支部书记1949年只是在校大学生，他当时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种“猜”测。回忆中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指张案发生多年后上级党组织中的个别人。如果他的回忆不错，也只能说明党组织中后来有过这样的议论。但回忆中所说“他们当时就猜”，却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选举结果一出来党内人就在“猜”了。事实上，1949年9月30日投票日在场的576位投票人，统战对象的成分极其复杂，不少人当时与中共关系就不很融洽，有些后来更是成了“敌对分子”或“右派分子”。如果真的当时会“猜”，恐怕也想不到张的头上吧。因为在民主人士中间，当时张东荪表面上恰恰还是与中共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因此才获得了政府委员的提名，并和毛泽东一起顺利当选。事实上，在这一时间问题上，戴书自己也推测，这个“当时”可能是在一年之后了，并不是在1949年当年。书中说，只是到了1950年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这才重点“猜”到张东荪的头上去了。[24]换言之，如果当时党内真有人也在“猜”，想来也只能是在张东荪案发之后了。而那时再来“猜”，就纯属有罪推定了。

戴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些分量的间接证据，出自当年在政协投票现场的一名参加计票的干部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提到，统计选票时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说他们很遗憾，因此建议把那一票做废票处理。回忆说毛当时答复称：“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作者举出这段回忆，意在证明少的那张票肯定不是毛泽东自己投的。[25]但一来这证明不了那张票就是张东荪投的；二来这种回忆中的说法到底也还是太过间接，不足以拿来做证据；三来这一回忆中的说法如同那位支部书记的说法一样，都存在着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自尊心极强且对批评意见很敏感的人。自1949年初进入北平，开始筹建政府以来，毛一直频繁与各方人士打交道，始终保持着谦和礼让的形象。照理，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如果毛不参加投票，全票通过自然最为理想。毛参加投票，则差一票最为理想。因为少一票丝毫不影响选举结果，还会让人相信是毛少投了自己一票，树立毛谦谦君子的形象。反之如果全票通过，谁都知道毛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传统颜面观所忌讳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惹人闲话的。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绝不可能不知道。故对这位计票干部几十年后回忆中的说法，恐怕也不能轻信。

很遗憾，戴书太过轻信了那几则回忆，很简单地就得出了结论，认为“对‘冒犯’怀有切齿之恨”的毛泽东完全是不顾事实刻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叛国案”来报复张。即利用张所信赖的一个小商人，故意套出张几句实属“文人议政”的言论，给张戴上一顶“出卖情报”的政治大帽子，以报这一箭之仇。[26]

由于长期以来官方没有公开过张东荪私通美国的“罪证”，对张东荪涉嫌“叛国”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围绕着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当今学界及文化界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有罪论，一是无罪论。前者又可分为罪罚适当，罪重罚轻和于法有罪、于情可原三种观点。后者也可以分为有错无罪、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三种观点。[27]

相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不同制度的判罪标准来说，历史学介入对这一类有罪无罪的讨论通常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对于张东荪被控在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先频繁与美国人接触，并通过王正伯（又名王志奇）向美方转达信息的情况，几乎没有人能认定无其事。既如此，在当代中国，长期以来，沾上“里通外国”嫌疑而罹罪者，上至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下至大学教授或一般草民，早不知凡几。张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当年国家副主席高岗、国防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等被控犯有“里通外国”罪，其所“通”者，还是当时中国的盟国、友党——苏联；而张东荪案则是发生在中国对外战争期间，所“通”者又是中国当时的敌国——美国，故张会被当政者定“罪”，无论是叫“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还是叫“特务活动”，或者叫“叛国”，在当年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28]

比较而言，对张东荪案，在今天最需要讨论的，恐怕只是阴差阳错[29]和政治报复[30]两说了。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毛泽东“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张东荪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与沟通，是否原本就是在中共高层的直接掌控之下，仅仅因为安全部门办案时阴差阳错，或因为政治领导人蓄意报复，才致张遭此灭顶之灾？

笔者并没有足够证据解答上述所有困惑，也无法全面还原当时的各种历史情景，故对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颇感犹豫。但是，戴书出版后，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多数看法都倾向于中共相关机构甚或毛、周等有意构陷。而这中间的许多研究和讨论，或基本上不掌握第一手史料，或掌握到部分史料却主观先行，随意肢解材料为我所用。结果，许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却没有得到准确解读，张东荪一案的史实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矛盾百出，就连一些从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问题，也没有人在意了。这种情况实在不利于我们客观了解和认识历史，这是笔者不揣冒昧，想就戴书所涉及的一些说法和情况稍做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想要对这一问题再做讨论，还有另外一层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努力，能够比较多侧面地呈现张东荪当年的思想及其关怀之所在。戴书考察张东荪案的一个最大的欠缺，就是几乎没有讨论到，一个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会被一个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处钻营的小商人所蒙骗？其实，张东荪求助这个小商人经香港向美国政府传递意见或信息这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本身，就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个案。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前后转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走向及其命运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乐观的。问题是，和张东荪一样有着类似的忧虑，同时又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31]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们不得不在政治强势下转变思想的研究，我们今天显然做得还很不够。[32]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要弄清楚张东荪案，首先必须了解张东荪在成为中共座上宾之前究竟与中共有过怎样的关系。这既包括中共对张东荪的观感与态度，也包括张东荪自我的认识。

中共何以会一到北平，就高度重视张东荪，并不惜委以各种要职，过去谈论最多的，也是戴书着墨颇多的，就是张东荪对北平和平解放有过特殊贡献。戴书并明确提到，毛泽东曾当着张东荪的面讲过一句评价很高的话，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33]张东荪自己对此事也津津乐道，以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有关张东荪与北平和平解放关系的资料不多，核心资料只有两部分：一见于戴晴从张家人那里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友人称赞张此番作为的《围城题记》和张写的“自识”；一见于当时中共中央与平津前线领导人之间的几份来往电报。前者说明，张于1948年冬“北平围城”之际，曾“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并曾得中共和傅作义“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34]而后者证实，张作为见证人直接参与了双方的一次谈判，时间在1949年1月上旬。[35]

但是，如果细读这些文献史料，尤其是中共内部之间的来往电报，我们恐怕很难得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的印象。

首先，从电文反映的情况可知，最早尝试推动傅作义放弃抵抗，与中共携手，共谋和平前途的，是来自香港的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彭泽湘。[36]从毛泽东1948年11月18日、19日给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电报看，彭泽湘在11月7日、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托在长沙做过毛泽东中学老师的符定一带往驻在石家庄附近的中共中央，送交给毛泽东，说明他们正在做傅作义的劝和工作。毛泽东接信时因还没有见到符定一，只是电告林彪等人，符定一已到石家庄，明后即可见面，说听闻“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他建议仍转经彭泽湘告诉傅作义：“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37]

几天后，毛泽东与符定一见面并谈了话。他发现，彭函所讲并不确切，傅作义并没有主动通过彭泽湘等找中共和谈，而是傅之好友侯少伯与背后有李济深背景的彭泽湘两个人相商后，由彭写信委托符定一带给自己，准备得到毛和中共中央的回音后，再向傅说明。据符称，傅虽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却还没有下决心找中共谈判。因此，彭虽到北平多日，傅也知道彭受李济深之托前来劝和，他却根本不见彭泽湘。傅的解释是：“一见面就要行动”，现在还不到时候。

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恼火。一是毛很难忘记傅作义1945、1946年两发公开信向自己挑战的傲慢态度；[38]二是他这时对众多国民党将领动辄通过“起义”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军队，并在新政权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颇生反感，不愿轻许起义名义；三是他从彭泽湘信及符定一谈话中得悉李济深一派人活动积极，怀疑李济深等有乘机收罗国民党反蒋派将领，壮大中间派势力的意向，因而变得十分戒备。但经林彪等给彭的信既然已经发出，只好将计就计。他再电林彪等：“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这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39]

过了将近一个月，傅作义那边仍毫无动静。不过，由于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应命及时入关，很快就把自张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线的傅部分别切割围困起来，傅作义终于不得不在12月中旬初主动尝试着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去找共产党，谋求谈判解决问题。

读第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12月15日20时给林彪等人的电报等资料可知，傅作义的代表是14日绕经颐和园，步行至黑山扈，经过一段无人区来到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所在区域的。按照与崔同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提供的联络方式，十一纵与晋察冀边区城工部联络证实来人身份后，15日与崔等进行了接触。从李炳泉说明的情况可知，傅作义这次与中共谈判，不仅没有张东荪的作用，甚至也没有彭泽湘参与其间。

贺说明：前来接头的是“北平地下党南方局支部关系人李炳泉”。“参加此事者还有傅之《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该员已与李炳泉到了我部，他们带有电台（留在城内）、密本与傅通报（报务员、译电员与李、崔均已到我部）。”据李报告说，北平地下党[40]这次是“经过李腾九（傅之联络处长）、傅冬菊（傅的女儿，系准备吸收的党员）劝说傅作义投降。八日开始（做工作），十日傅答复条件：（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14日晚双方接触交涉之后，贺晋年报告称，崔载之表示同意：“（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4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炳泉是通过其堂兄，时任国民党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的李腾九，进入北平《平明日报》，做到了采访部主任的。这一次，正是李及其所在北平南系学委支部多头游说傅作义，才促成了傅下决心通过《平明日报》社这样一种中间人的形式采取这一试探性行动。[42]

贺晋年所报傅作义代表承诺的条件虽然诱人，但注意到崔载之等人的身份，毛泽东就不相信。他16日当天就电复林彪等说：“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43]

果然，崔载之次日即告诉中共代表，他已收到傅作义方面的来电，要求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允许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并成立有傅作义参加的联合政府，军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毛泽东得讯后大为光火。他在回电中怒气冲冲地把傅作义等斥为“匪首”，电告林彪等人说：“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决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因此不要给谈判的人以任何文字上的把柄。”[44]

这次谈判自然没有取得丝毫效果。林彪所部紧接着即发动了对新保安的进攻，并于12月22日一举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战败自戕。傅作义这一下受到了强烈刺激，不得不于23日亲自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领导，并承诺自己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傅在电报中表示，他只希望公开通电全国，下令所部停止战斗后，“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45]

毛泽东深知对一向十分自负的傅作义这种人，绝不能有求必应。25日，毛审定批准了惩治战犯名单，并经由新华社于当天公布于世，傅作义的名字赫然在列。傅得知消息后极为尴尬与沮丧。他一面加紧部署平津作战，一面不得不开始改换渠道，试图另辟蹊径。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到1948年12月底，一方面，傅作义走投无路，不得不病急乱投医地想到走彭泽湘这条路径；另一方面，住在北京西郊中共占领区内但仍可以出入北京城的张东荪，和彭泽湘等又相熟，大家想法一致，如此也就有了所谓“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之举动。张因为时任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民盟是中共的重要盟友，傅作义自然也乐于得到张的帮助。

12月29日，中共北平学委电告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称：今天，傅作义主动见了彭泽湘、张东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据称，傅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中间力量，居间调处，以避免战争。“傅（称）无任何要求，只要如何给傅一台阶下野，并用协商办法处理傅之军政权问题（即可）。”[46]

毛泽东相信，傅作义的威风这时应该已经打下去了，故也不妨让他再派代表来谈，以探究竟。31日，毛再电林彪等称：“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第二天，他又具体提出了六点意见，要北平地下党秘密通知傅作义。其中包括：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可免除战犯罪名；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可以让张东荪陪同傅之代表出城谈判等内容。

毛泽东所以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根本上就是要防止李济深一派人从中渔利。当然，他在电报中的解释用了另外一种理由，说：“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在这封电报里，他又重申了可以让民盟代表张东荪参加谈判的意见。说明：“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当然，他也强调，这一切必须秘密进行。“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47]

由上可知，正如傅作义决定找中共谈判，与彭泽湘的推动和彭的渠道没有多少关系一样，张东荪的参与也不是他主动介入的结果，而是傅需要有中间人士从中作证，张经彭介绍及张的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身份这时起了作用。

张东荪后来最感到自豪的，就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1月6日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秘密出城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作为双方和谈见证人，参加了双方之间的谈判。只是，从中共中央与林彪等人的来往电报可知，这次谈判并没有能够决定北平的命运问题，仍只是一次初步接触而已。

张、周到达八里庄已是7日，由于头一天得到傅作义通过李炳泉电台转达的政治要求，毛泽东7日凌晨曾十分不满地指示称：“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可以看出傅在得我六点意见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所谓投降起义均不愿意，而愿取得国民党进步分子地位，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明显的是彭泽湘教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们方面，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及做其他文章。”

毛泽东明确告诉林彪：“傅作义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野心很大。但现在很痛苦，很动摇。手里又只有四个师，目前仅能利用我不愿破坏城市一点来讨价还价，故我们是能够迫其就范的。暂时不肯就范，只要我能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必能就范。”因此，“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48]

当天，毛泽东进一步得到周北峰、张东荪已出城前来谈判的消息。他随即又去电重申谈判中必须取严厉态度。其电称：“你们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甲）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氏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乙）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丙）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丁）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49]

8日，林彪、聂荣臻与周北峰进行了初步接触，张东荪在座。他们随后电告中央军委，说明傅作义此次所提为四条件，即：（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毛泽东9日电示林彪等称：“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他要求林彪等做如下答复：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毛泽东坦言，如此答复，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估计傅作义对于乙项是不能实行的，如果他能实行将军队开出城外，我们亦尽有办法将其缴械。故可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50]

由于中共中央表面上满足了周北峰带来的傅作义四条件，因此，双方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妥协。在约定14日为最初实行期限后，周北峰于9日当天即返城复命。然而，傅作义却并未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反而来电要中共保证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再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做进一步商谈。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几乎是怒不可遏。在11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他异常强硬地指示说：“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六点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他指示说：为逼傅就范，必须在我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断然发动对天津的进攻。“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就我范围，照我们六点意见去做。”[51]

当天，余怒难消的毛泽东还再度电示林彪等称：见到邓宝珊时，必须“当着邓宝珊痛骂傅作义及其部属的滔天罪行，驳斥傅作义九日电所持立场，指出战犯傅作义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果糜烂，其责任全在傅方……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匪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52]

一直拖到13日，傅作义仍未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而是再派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与林彪等谈判。

为了彻底打掉傅作义的傲气，迫其就范，毛泽东明令林彪等按时发动对天津的攻城行动。14日，林彪所部遵令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击。仅历时二十七个半小时的激战，便全歼守敌，生擒了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占领了天津城。

眼看大势已去，傅作义再无条件好讲，不得不授权邓宝珊等人于15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全盘接受了中共方面的条件，草签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十四条。傅作义最终同意将全部守军开至城外的指定地点，实行改编；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由新政府予以适当安排，由中共派代表全面接收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等。

几天后，双方代表正式在北平傅作义总部签署了经过增补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此，北平和平解放问题，才告实现。

由上述经过当可了解，张东荪确曾冒险参与了对傅作义的劝和工作，但其主要作用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无论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本人都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张东荪如果不是因为成功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而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中共刚开始建国之际就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呢？

事实上，早在中共围攻北平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对张东荪印象深刻，且颇多好感了。

如前所述，张东荪最初与中共建立起某种秘密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因为身在沦陷区北平，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因此与各方势力，包括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合作的关系。抗战中期，在中共协助下，中间党派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实行团体会员制，身为国社党党魁之一的张东荪也已列身其间。抗战胜利前夕，已经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更进一步加入了几乎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而在北平秘密参与了中共统战工作，其公开政治身份则为华北民盟总支部主委。[53]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中共曾一度计划要夺取平津。当时在北平唯一能够帮助中共的，除中共自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外，只有张东荪主持的民盟组织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刚一形成夺取平津的想法，就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找过张东荪，寻求合作，张当时也表示愿意配合。虽因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队缴械，美军并很快运送国民党军进至平津，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但张东荪领导华北民盟组织与中共直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1946年初，因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居间调处，国共两党一度实现了全面停战，并且与各中间派成功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和平协定，中国大有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希望。但是，国共对东北的争夺，导致战火再燃，国民党当局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心理日渐强烈，国共两党为此都展开了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工作。民盟是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势力，而民盟内部各派面对国民党抛出的各种橄榄枝，也态度不一。民盟中最重要的党派之一国社党（8月间改组为民主社会党）多数倾向于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宪政方案，作为国社党负责人之一的张东荪，这时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基本上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1946年5月22日，张东荪基于政协决议的精神，发表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公开演讲。和此后施复亮等公开主张应在国共之间另组一个第三势力，“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54]不同，张东荪虽然也同意在“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应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但他根本上主张的，却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希望能够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兼具两种制度优点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实行于中国。[55]

张东荪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他在抗战爆发前后即开始形成的这样一种思想和主张。如1936年初，他就大胆地发表过一篇评论中共“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明白表示过这样的观点。他宣称，自己“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于政治相信民主主义”。且相信许多同情共产党的人其实也有同样的观点，许多挂着国民党党籍者心中也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故“将来万一能由这一些人们在国共两党之间于理论方面作个调停的努力，则未始非中国之福”。[56]

抗战爆发后，张东荪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一观点。他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从中国抗战必须要争取到国际联合阵线“方有胜算”的角度提出，苏联和美英所以不能同时援华，根本是因为二者政治上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彼此都有猜疑，都不放心，都怕援华会引起对方的疑惧。中国要想使双方放心，就“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即政治上要合作，不要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要自由，不要放任，不要资本家垄断。“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既使得他们双方都可放心了，同时中国自己再加强其反法西斯的作用，便可希望取得他们的大量援助。”

张东荪后来回忆过抗战初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及其结果，说：“我那时挟着满腔热血，希望将我所想到的这番意见直接向政府陈述。”为此，他专门从沦陷区北平潜赴当时还未沦陷的汉口，找到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然而对方却告诉他说，现在的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真心诚意之上，这样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于是大扫兴而返”。想不到回北平后，张把这个意见讲给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听，对方却“大为赞成，请我详细写出来愿意负责设法一方面送至延安，一方面送到重庆。同时我更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登出”，尤其希望能呈蒋介石一阅。最终，文章是送到重庆了，蒋介石那里不仅毫无反响，国民党的检查员还把寄给《再生》杂志的文章扣去了。他感慨道：“原来国民党始终没有了解这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与法西斯之争，他们还想战后维持其一党专政永久下去，所以不愿意在那时使民主的言论在杂志上登出。”他说，即使到了战后，国民党中一些人口头上喊几声民主，其实怕也只是出于万不得已罢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撰文指出，国民党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共产党在现在也并不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但“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他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在他看来，“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张东荪明白宣称：这个“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57]

张东荪因为有国社党的背景，因此，中共对他的好感来得较晚。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也曾受到过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58]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较多的联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张积极配合中共夺取北平的态度，才使中共中央对他身为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继续保持着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包括他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的倾向，也都让中共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属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度出任民盟秘书长，在民盟中有较高的人望和影响，中共方面从争取团结民盟的角度，也对他更为重视。而张东荪也很看重与中共的这层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中共人员。直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张东荪的各种动态和意见，经常会出现在延安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往电报中。他不仅会让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甚至还会就形势发展和如何挫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等问题，向中共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59]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张君劢决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准备提交民社党名单，派中常委孙宝刚去北平劝张来南京，并参加国大。周恩来得讯后马上要张东荪的学生叶笃义赶回北平，劝说张这时千万不要来南京和参加国大。张东荪毫不犹豫地告诉叶说，他不会去南京参加国大。同时他并写信给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张君劢和民社党参加国大。不仅如此，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十分决绝的态度，称：“民社党交出名单（即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之后，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国民党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也果断地实践了他的诺言，宣告退出了民社党。[60]张东荪的这一举动，显然让中共高层对他更加重视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负责调停工作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张东荪前往南京面谈，张马上向中共方面做了通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还进一步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因此，当蒋介石当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时，张不仅表示拒绝，而且劝告蒋不要忙于改组政府，应马上着手恢复与中共的和谈。[61]

显然，相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张东荪明显地对中共抱有更多好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效力的热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这个时候越来越深信中共会按照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不会搞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统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士极力鼓吹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团结起来，使第三势力具有左右国共两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最先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张东荪，却坚持中间派应该要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他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中共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固然党性太强，不适宜于民主政治，“不过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反之，国民党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对于美国、国民党以及社会上一些人担心共产党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必会拿出它的共产革命来这一点，张东荪也为之辩护说：共产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五六十年以后的中国是甚么样子，谁亦不能预测。亦许到那时候，中国的人民个个有饭吃，生活水准完全提高。在一个家给户足的社会，加以中国人有爱好平和与笃守中庸的天性，而谓那时仍必掀起社会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观条件。共产主义者如果忠实于马克斯，必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想革命，这是主观主义。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这些客观条件即能具备，恐怕共产党并没有把握。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未来革命论实在不必认真，尤其不应该害怕。”

他并且以苏联为例，说：“请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谁能猜得出苏联今天的状态？总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是决于从今天起的经济措施。倘使在土地与工商业上都能用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则大概可以说将来革命的避免是极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联合政府，就足以创造出和平建设的机会，同时也足以使中共这种革命党最终转变为普通的政党。他据此批评说，中国今天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来国民党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仍旧总是“意图加强国民党、消纳共产党，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如此只能造成国民党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共产党难以再回谈判桌前来。[62]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张东荪明显地更看好中共，因而每每会为中共着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张东荪甚至专门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过相关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不难想见，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这些做法和观点会抱有相当的好感。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还在正式发出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邀请信之前，毛泽东就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信，说明：“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刘仁：“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63]

据此，中共中央于5月2日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64]

5月底，中共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毛泽东又想到张东荪。他去电刘少奇、周恩来等称：“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如果他们能出来，又得他们同意，则将他们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似甚有益。”[65]

双方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中共的理解和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张改良、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著称的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公开表示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的态度来了。他宣称：“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他甚至声称：“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至于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说，因为这些“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66]

由上可知，早在平津被围，和谈之事发生之前，张东荪和中共已经走得很近，因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被内定为新政权的尊贵客人，毛泽东早就计划要赋予其相当的地位和权利了。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张东荪即进入中央政府，荣任政府委员等职务，实为水到渠成，和毛泽东要褒奖他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的贡献没有多少关系。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戴书没有讲到张东荪在中共中央进北平前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和张对中共寄予了怎样的期望。但书中像其他讲述张东荪与中共关系的著作文章一样，特别提到了张东荪1949年1月去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后的“失望”。[67]那么，张东荪是不是因为一次见毛谈话失望，就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期望呢？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的信函电文中，张东荪几乎是唯一一位被毛泽东单独点名邀请去访问的民主人士。这封电文发自1949年1月9日凌晨2时，毛以中央军委名义在指示平津前总林彪、聂荣臻与傅作义谈判策略时，特别说明，陪同傅作义谈判代表出城来做谈判见证人的张东荪，“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68]

由于毛泽东电到时，傅作义代表周北峰与张东荪已经开始动身返北平城里复命，故张未能单独前往西柏坡村。但是，张东荪回北平燕京大学后，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决定放下一切，接受邀请。他并且推荐了同为民盟支部骨干的费孝通，同时从另外渠道受到邀请的还有张东荪在燕大的同事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以张东荪为首，他们四人一道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去了西柏坡村。

在当时形势下，眼看国民党摇摇欲坠，共产党马上就要占领北平，进而取得全中国，凡是对未来共产党多少寄予希望，或想要了解中国政治未来走向，贡献一二想法的知识分子，无不渴望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对共产党一直并无太多了解和好感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当时正住在费孝通家里，事后才知道这件事。他对因不了解情况错失了这一机会也懊悔不已，后来几度责怪费“怎么不叫上他”？[69]一同去西柏坡，一同面谒毛泽东和见识中共的一切，他们四人的感受和心态看上去却不太相同。

雷洁琼的回忆充满了崇敬和幸福的感受。她说：

1949年1月中旬，我和严景耀以及费孝通、张东荪一行四人从解放了的北平西郊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记得那是日暮时分，我们有幸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共进晚餐。当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周恩来将我们四个逐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五十几岁，穿着一件军大衣，身材魁梧高大，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说起话来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我们那种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驱散了。饭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他的办公室，围着书桌坐下，亲切交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毛主席非常健谈，谈到了国内形势、对民主党派的希望和全国解放后的美好前景，一直谈到凌晨二时。毛主席透彻地说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主席的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人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70]

费孝通的回忆透露出他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他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们四人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一路乘大卡车，途经石家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他坦白地讲，一路的观感和在西柏坡的谈话，使他由衷地开始佩服共产党。他写道：

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行进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71]

至于张东荪的感受，戴书引述的是张东荪后人的回忆，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用了“非常失望”四个字。说是“话不投机”，毛泽东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在外交上要“一边倒”。[72]由此演绎出来的对话很多，但多半属于文学创作，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张东荪对中共中央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73]

张东荪对西柏坡谈话到底有怎样的感受，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张家后人的回忆来做根据。好在，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当年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执委，实为中共党员的李世濂和李炳泰两人的密报中有所了解。两人的密报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原来很热心盟务”，把北平民盟支部看成自己的小集团，经营十分上心。但是，这次回来后，突然就不再关心盟务了。他们二人了解的情况如出一辙：张出城参加傅作义与中共谈判时，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见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张东荪意外地了解到，他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北平民盟组织，“盟员中许多都是我们同志”。这个消息让张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极”，甚至“不满”。因此，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几乎再不过问民盟支部的事情，更“不参加盟务活动”了。

那么，对于西柏坡之行以及与毛泽东谈话，张东荪有何看法呢？他们二人在与张东荪的谈话中都感觉到，提到与毛泽东谈话时，张还是会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他对谈话的内容并不满意。当然，他没有用“失望”之类的说法，而是讲：这次去西柏坡和与毛泽东交谈“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74]

“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的说法，显示出张东荪去西柏坡确实是抱有某种幻想，想要阐述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并影响中共中央，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取得某些共识的。结果未能如愿。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况显示，张东荪心情大变的主因还不是同毛泽东在西柏坡话不投机，而是在赴西柏坡之前就受了很大刺激。因此，他从西柏坡回来后情绪不高，表现出来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谈话内容，反而是对民盟的工作一下子没有了兴趣。

2月下旬，各方民主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有记者“问张关于民盟前途问题，张东荪连说不谈、不谈、不谈”，态度也变得很不耐烦。[75]

因为情绪低迷，张东荪甚至对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也不热心了。2月25日，从东北来的大批民主人士乘火车抵达北平，作为民盟华北地区最主要领导人，他应邀与中共驻北平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同去车站欢迎。他这一天不得不前往陪同。次日再开欢迎大会，中共及各民主人士又都全体出席，只有张东荪一人借故没有前往参加，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当面问到张为何变得如此消沉，他要么托辞说是家里有人生病离不开，要么说是自己太太不赞成他过多参加政治活动。但北平民盟内部的中共党员对他的解释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直接原因是张发现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响之下，因而心灰意懒；根本原因是张发现他和共产党“思想不一致”。西柏坡回来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因而“认为在中共领导下没前途”。[76]

这段时间里，张东荪自然也参加甚至领衔了一些公开的拥护或响应中共政策的集体声明之类，但没有一件是他起草或主动提议的。一连几个月，他在政治方面最主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出面为民社党革新派争取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

3月19日，张东荪突然致函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帮民社党革新派讲起话来。他解释说，因为与民社党革新派的友谊关系，曾力促其成，并被聘为顾问。“今闻彼等有参加政协之要求，在弟个人亦认为彼等多年奋斗，应有一席地位。”[77]

民主社会党革新派是1947年夏从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张东荪虽然公开宣告退出了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但对以自己为中心结成政治势力一直十分用心，因此他对革新派造反公开表示同情。他已宣布退出了民社党，却以顾问身份出席了该派举行的大会。大会选举他进入主席团并推举他为中常委，他也以默许的方式表示认可。[78]因为张东荪一直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这次民社党革新派派代表汪世铭、卢广声2月下旬来到北平，希望通过民盟取得参加新政协的资格，[79]张东荪一改近三个月不参加盟务的做法，亲自出面向民盟领导人说情争取，清楚地显示他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

但是，张东荪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民盟领导人多数对民社党革新派这时出现在北平表示反感，负责考察鉴别各民主党派及政协代表资格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与民盟负责人商谈后，亲自出面与汪世铭谈话，表明了中共中央的观点。他告诉汪，中共和民盟均认为民社党革新派内部严重不纯，人员情况复杂，不适宜以政党身份派遣代表参加政协。他建议该党领导人沙彦楷、汪世铭解散该党，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同时将组织中真正进步者引入民盟。最终，沙彦楷、汪世铭接受了李维汉的建议，解散了这一组织。该派部分成员随后加入了民盟。这种结果，不难想象对张东荪一定会再度造成某种刺激。

从西柏坡回来后，旁人所见唯一能够让张东荪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满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谈论年初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他自信此举成功“保全人民古物”，意义非凡。为此，他不仅多次和朋友诗词唱和，还专门自题条幅，记述下参与此事的经过，声称自己生平一辈子学问，也“不抵此一行也”，故他精心做成题记，要“留示子孙”。[80]此亦足见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能力与贡献颇多自得之处。

接连几个月情绪低迷后，张东荪于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后辗转托人给燕京大学老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带去一封信，心灰意冷地发了一通牢骚，但由此也清楚地透露出一段时间以来其心绪苦闷之所在。

据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转述说：张东荪是民盟领导人之一，很受中共重视，几度见到过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了解到了中共的真实政策，结果令他痛苦得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关注点转到国家民族的和平建设上来，它与克里姆林宫极为默契，还在谋求世界革命。为此，他们力图消灭在华的一切西方势力，以便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81]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关于张东荪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戴书的记述很简单，主要是两度引述了司徒雷登和柯乐博提到与张东荪接触及所获信息的几封电报的部分译文，并解释说：“1949年夏天和深秋”，张东荪与美国驻北平总领馆“一直有处于当局掌控下的，无须隐瞒的接触”。但是，第一，戴书断定这些接触一直处于当局掌握之下，“公安机关一定清楚知道”，并未有史料文献的举证。第二，戴书对张东荪在与美国外交官接触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明显地缺少分析和说明。[82]

自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各个中间党派的代表人物就经常与美国驻在昆明、重庆、南京和上海的外交官进行接触了。尤其是1946年马歇尔使华，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国共两党冲突加剧，美国政府愈发重视第三方力量，这种接触就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包括民盟骨干响应中共号召，集体北上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同时，他们也和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83]因此，身为民盟在华北的主要领导人，张东荪与美国外交官有接触和交往，确如戴书所说，本来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只不过，身在北平，远离渝、宁、沪等政治中心区域，张东荪本人过去与美国外交官员却很少接触。张早先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经历，还是在1946年底1947年初他担任民盟秘书主任，经常往返于京沪宁三地的时候。[84]但那个时候，张东荪对美国在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还多少存有批评和不满，因此一连两年时间，他竟很少和自己所在的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及前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发生关系。仅有的一次，还是在1947年1月国共和谈破裂，民盟刚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他刚刚被推举为秘书主任的时候。当时，民盟决议与中共同进退，同时努力促成恢复和谈。蒋介石则电邀张去南京，劝他参加新一届国民政府，意图借以分化民盟。在取得中共谈判代表董必武的同意后，张去南京拜见了蒋介石，当面力陈民盟力促和谈的主张。事后，是司徒雷登主动约张吃饭了解情况，而张一样坚持民盟全会的立场，甚至于要司徒雷登对蒋施加影响，促成和谈的恢复。[85]此足以见他当时对美国人的态度。

国共内战爆发后驻华美国外交官在电报中提到张东荪名字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前后了，张东荪已回到北平做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从1949年1月11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电报中可知，他这时才刚刚注意到张东荪这位教授的名字不久。他依据间接得到的消息说，张和另外三位民盟成员7日已经离开北平前往石家庄，去参加旨在成立没有国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各派团体的协商会议去了。[86]

从上述电文内容可知，张东荪直到这时还没有与柯乐博联系过，柯的信息是对的，但是辗转得来的，并不准确。事实上，张东荪7日当天还只是作为傅作义与解放军谈判的见证人，与周北峰一起动身去蓟县八里庄见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高层指挥官而已，四人去西柏坡是张9日返回北平以后第二天的事情。

正是因为张东荪这个时候还没有同柯乐博建立起直接的接触，因此，几个月后，即当他想要出面来做美国人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去找就在北平城里的柯乐博，而是千里迢迢写信去联系南京的司徒雷登。

触动张东荪想到要联系司徒雷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发现中共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竟然没有撤离。他马上想到，这是美国政府有意想要和中国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表现。此前，张东荪不满美国偏袒国民党，促成国共武力相向。如今，张东荪却担心中共太过靠近苏联，因而希望分化美蒋，推动美国政府抛弃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新政权发生关系，进而对中国施加影响。

如何让自己一直拒而远之的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诚意呢？一方面，他想到了自己学校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另一方面，他知道该如何取信于一贯怀疑共产党的美国人。张东荪特地给远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去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在述说他对中共失望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他经常可以见到周恩来等人的情况。司徒雷登收到张东荪的信后，很快致电柯乐博，要他去找张东荪，并要求张东荪能够找机会前来南京，以便取得张“掌握的资料”，“带回华盛顿”去。司徒雷登显然相信，由于张是民盟的负责人之一，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可以直接见周恩来，因此，他提供的资料一定对美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甚为有用”。[87]

从5月28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可以了解到，柯乐博已经直接与张东荪取得了联系，从而担当起了在张与司徒雷登之间传递信息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司徒雷登转述的情况可知，张东荪主动沟通美国外交官的一个主要目的，其实是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和影响中共的努力。因为，中共的政策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变化之中，是很可能会向美国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张介绍说，中共在外交事务上尚未准备好与苏联分手而改采不同路线，但在国内事务上已有可能倾向右转。当然，张东荪会提醒说，现在一切都还在未定之中，美国人“现在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从事，以保留将来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但他要司徒雷登重视的是，他刚刚见到周恩来，因而很清楚中共高层的政策意图。他宣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察觉到了与美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的意见并未完全被下面的干部所接受，但在对美政策方面明显地已经出现了调整的趋势。只是还需要等待。[88]

直到6月上旬，我们都可以从司徒雷登及柯乐博等人的电报中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对中共建立新政权以后走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道路，即与苏联破裂关系，接受美、英援助，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柯乐博甚至直接告诉国务院说，周恩来5月31日通过中间人转给美国政府一个秘密口信，说中共高层在对美政策方面发生严重斗争：激进派以刘少奇为首，主张联苏反美；自由派以周恩来为首，担心向苏联一边倒会卷入战争，希望在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柯乐博的这一消息和看法，也得到了张东荪提供的分析意见的支持。张东荪透过长子张宗炳在三次不同时间的谈话中均表示相信，中共最终一定会接受美国援助的。虽然，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相反的信息，比如就有公开报道宣称，周恩来在对平津地区的教授们的讲演中说明，中共决不会走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的路线，云云。但张宗炳仍旧会告诉柯乐博说，他父亲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因为事实上中共正在走上铁托主义的路线。[89]

由于相信确实存在着种种足以争取中共转向的可能，司徒雷登这时也不惜通过负责中共南京外事工作的前燕大学生黄华，与中共保持接触，并努力传达美国政府希望中共脱离苏联阵营的要求与意图。他甚至让他的秘书傅泾波告诉黄华，他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亲赴北平面见周恩来。[90]

对于司徒雷登有意前来北平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的问题，张东荪当然表示肯定，但他主张司徒雷登最好等到巴黎外长会议开完，看清苏联政策是否软化以后再考虑是否来平。用他的说法，如果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美苏爆发更严重的对抗，那时中共将不得不紧随苏联。那样的话，司徒雷登来到北平反而会陷于被动。[91]

6月上旬，中共中央与民盟等各党派最终达成共识，新政协代表名额分配基本确定。6月7日，张宗炳打电话给柯乐博，告知张东荪所得到的召开政协筹备会议高层磋商的结果。8日，张宗炳再通过电话做出补充和更正。据柯乐博电告美国国务卿，张东荪透露的内部消息显示：8月将会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0月10日将正式成立中央政府。民盟有七名代表将参加马上要召开的政协筹备会议，包括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张澜、罗隆基和张东荪本人等。加上民盟中其他党派代表，民盟总共会有十至十二名代表与会。筹备会议将就一切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然后再召开正式会议，给有关决定盖上橡皮图章。张东荪认为，这一情况进一步显示了中共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的意愿，而这很可能与苏联想要在亚洲后退的国际战略有关。在次日更进一步的消息通报中，张东荪表示，现在看来，毛、周、刘共同工作，牢牢地掌控着局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裂的迹象。因此，如果中共真的会摒弃苏联阵营而转向西方民主国家的话，一定是整体发生转变。但如此则非要放弃东北不可，因为东北今天更多地掌握在苏联的手里，中共无力控制东北，“一旦关内转向铁托主义，有理由认为它将落入苏联阵营”。[92]

张东荪的判断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不正确了。1949年6月15—19日，政协筹备会议正式举行。会议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发表了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声明。[93]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让张东荪很受刺激。司徒雷登自然也彻底放弃了争取中国新政府转向美国的幻想和尝试。但是，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仍不死心，他甚至通过张东荪的儿子张宗炳为此约谈了张东荪、罗隆基、周鲸文等民盟领导人，向他们具体了解中共决策的相关背景情况。他随后乐观地报告说，这次晤面能够举行，毛泽东理当是知情的。这意味着，情况未必那么悲观。[94]

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后，张东荪再度心灰意冷。但是，由于这段时间中共与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中共新政权全面接管接收实行新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及其人员接连遇到麻烦，甚至受到冲击。在与各地中共政权交涉难有结果的情况下，从司徒雷登到柯乐博，都不得不寄希望于自称能够见到周恩来的张东荪帮助沟通中共中央，以求尽快解决问题。因此，张东荪这时虽再无多少意见愿意提供，却不能不勉为其难地帮助柯乐博分析种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看似可能的解决办法。说其勉为其难，是因为事实上张东荪根本无法代为转递美方的要求和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法，但又不能不应允下来。

如7月17日，柯乐博专门就中共南京当局拒绝司徒雷登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南京返回美国一事，委托张东荪向中共中央进行疏通。张宗炳接受了柯乐博提供的备忘录，并转述了张东荪和罗隆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析。他表示，他应该可以在18日下午四点以前得知其父是否能够与中共高层取得联系。但实际上，他迟至20日晚才通过电话告诉柯乐博，备忘录虽于18日就送上去了，但未能得到中共中央的任何反应。[95]

7月29日，尚未离开南京的司徒雷登电告柯乐博，当天上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被一批前中国雇员闯入，并阻止人员进出，他要求柯乐博尽快与张宗炳联系，通过张东荪“将此肆无忌惮之事态报告给周或毛”。8月1日，柯乐博向张宗炳说明了这一情况，张亦表示会通过其父向上转达，但事后柯乐博亦未得到任何回应。[96]

10月31日，据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遭到拘押，并遭起诉。得此消息后，美国国务卿很快以司徒雷登的名义致电柯乐博，请通过张东荪向中共高层表达美国公众的愤怒心情。柯乐博转述美方要求后，张东荪于11月23日告诉柯乐博，他已就此写信给周恩来。但是，虽然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内定将华德判刑后驱逐出境，[97]张东荪却一无所知。12月1日，柯乐博再见张询问此事，张则解释说，前一天还在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周表示说他已经收到他上呈的函件，但周随后不再提有关华德案件的事情，因此他也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消息。可想而知，一直到12月11日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驱逐华德的消息，[98]张东荪都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给柯乐博。[99]

1950年3月，柯乐博受命准备关闭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前，还曾要想办法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当柯乐博为此再次求助张东荪，并给张东荪展示美国可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帮助中共的种种诱人前景的时候，张终于不得不如实告诉柯乐博，他自己现在也很难见到中共领导人了。[100]他并且分析说，这种时候要让中共领导人接见柯乐博也没有可能。他甚至一反他此前的看法，告诉柯乐博说：至少在两年内不要指望毛泽东他们会有任何公开的转变。他宣称，毛和他的党到底是共产主义教会的一分子，他们很怕被逐出共产主义教堂，因此中共现在是不可能对苏联采取中立立场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美苏关系改善；一是美国在对苏战争中取胜。不要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吸引中共，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经济永远都是服从于政治的。[101]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由上述可知，张东荪从1949年初到1950年春与美国外交官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诱发了张东荪后来的所谓“叛国”案。戴书因为没有全面占有上述美国方面的外交文件，对张东荪案的资料线索主要来自《北京公安史志》上刊发的一篇文章，因而分析说明都显得有些简单化。

这篇文章提供的史料当然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该文作者朱振才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确实看到了张案的部分资料。该文提供的主要有如下四则信息。

一是说1949年初公安部门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时，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

二是说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报。

三是说1950年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四是说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即张东荪为付梓出版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对其反动观点大加赞赏，并对美国大加吹捧。[102]

戴书详细讨论了朱文提供的这四则信息，认为第一条应该属于向壁虚造，是把第三条加到1949年初王的供词上去了；说第二条是误会，电台是老三张宗颖的法国老板1949年底离开北平时留下的，与张东荪完全无关；说第三条涉及中国出兵日期，张并无情报来源，财经预算等只属于“文人议政、亲朋间交流时局信息的范围”，不属于国家机密；说第四条不成立，因张这时并未写过书稿，且这种信更和情报无涉。[103]

可以肯定，这篇文章确有颇多问题，但戴书的解释也不深入和周全。以下特尝试依据可见史料梳理一下张案最初发现之经过。

中共进城后虽然不承认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地位，但是，在中共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持留在南京不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中共中央也接受斯大林的劝告尽量不去刺激美国。为了尽可能分化美、蒋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通过南京市委外事处负责人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几次接触，以试探美国抛弃蒋介石国民党的可能性。因此，中共一度也没有对其占领下的各大城市中的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采取封闭或驱逐的措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一直到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互助条约，美国驻华外交人员都可以自由活动，张东荪等人与美国外交人员相互来往，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那些与美国一些机构存在着经济上或文化上密切联系的学校、教会中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更是经常进出于美国领馆，办理各种相关事务。像张东荪所在的燕京大学，因为本来就是美国基督教会资助下的学校，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教授，就与柯乐博等领馆人员频繁往来，柯乐博等也经常应邀前往燕京大学去参加活动。即使1950年初美国政府决定撤退驻华外交机构，驻北平新闻处图书馆关闭前，还将大批书籍杂志捐给了燕京大学图书馆。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除了张东荪以外，各种人士与美国外交人员不定期的会面与往还，在1949年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是一直存在的。民主党派中人也包括在内。比如，司徒雷登在1949年2月下旬就曾专门托北上的陈铭枢带过话给中共方面；6月中旬他还在上海与准备北上的罗隆基等进行过会晤，罗隆基7月到北平后也马上会晤过柯乐博。在美国领馆撤离中国大陆之前，我们还可以在美国驻北平和天津的总领事，以及在司徒大使的电文中，看到罗隆基与美国外交官谈话，或透过他的朋友传达信息的情况。[104]其他民盟人士或著名民主人士这段时间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记录，也不难在美国政府保留的外交文件中看到。事实上，中共相关部门对这种情况也确实一直没有加以干涉或劝阻。

当然，由于中共1949年进城后对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在政治上事实上采取了明显戒备的态度，因此，多数过去与美国外交官经常来往的民主人士，这时也大都小心地减少了这种直接的往来。中共中央在表面上不干预这类接触的同时，也很明显地对热衷于保持与美国外交人员来往的民主人士抱以警惕和反感。除了中共中央坚信自己的革命和新政权与美国根本对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1948年底中共进入关内之前，东北的苏联友人就提醒过中共，美国外交人员多半都在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1948年11月中旬被中共沈阳军事管制机关强行封闭，弄出一个“华德事件”来，就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提醒和建议的结果。[105]而中共沈阳军管机构随后在苏联安全部门的指导下，迅速破获了一个受到沈阳美领馆人员暗中扶植的专门用于刺探苏联和外蒙情况的秘密情报组织，就更进一步坐实了苏联人警告的可信性。[106]

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突然公布了破获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消息。24日，毛泽东又亲自批准公开广播和发表《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30日，毛泽东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意见，并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进行公开审判。[107]结合毛泽东这一天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可知1949年6月下旬是中共中央对美政策明朗化的关键时期。而这一连串行动，又都发生在黄华与司徒雷登保持接触的过程中。表面上，毛泽东对司徒雷登释出善意，指示说如果司徒雷登想要来北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108]实际上，对照中共中央上述步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外交接触和尝试其实丝毫也不曾减低或改变其高度怀疑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对新政权具有敌意和危险的看法。因此，这个时候，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即使是他通过儿子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来往，固然不被禁止，但也注定会引起中共安全部门高度的警觉与不安。

张东荪会被列入怀疑对象，最初其实还不是他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之间有所来往，而是因为他的儿子。

张东荪早年仅留学日本，从未在美国生活过。他虽然任职于有美国背景的燕京大学，并曾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却因不能讲英文，无法介入到燕京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因此，他虽研究西方哲学，却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永远是一袭中式长袍，并以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而自豪。然而，张内心深处对美国及其政治文化，还是充满好感，甚至有崇敬之情的。除了他的哲学研究及其政治论述中充斥着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思想资源外，他的几个儿子或在美国留学，或在美国机构中工作，都能反映出他对美国的情感和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最早注意到的张家的可疑对象，并不是张东荪本人，而是他的儿子，首先是其小儿子张宗颖。

有关这一点，戴书依据的朱振才一文即提到过。早在中共进入北平之初，即1949年3月，民盟内部中共工作人员就得到讯息说，张宗颖有特务嫌疑。其密报称：“张的第三子张宗颖有美特嫌疑，现在开滦矿务司人事科做科长。”[109]

不久之后，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张东荪通过其三子张宗颖掌握有一部电台。[110]

在中共刚进北平之际，城里各方势力混杂，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有人掌握有电台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特嫌加电台的举报还是引起了中共安全机构对张东荪家庭成员的关注。很快，张东荪和罗隆基与美国外交人员频繁接触的情况，就引起了中共安全部门的注意。

194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负责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领导人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一次谈话，主要介绍中共对已知美国在华间谍的监控情况。他告诉苏联大使：“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国华侨以及在外国留过学的中国人。”许多是借助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在开展活动，不少人过去就是附敌分子，参加过日伪政府，或在美国生活多年。从李克农的谈话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民主人士投靠美国政府的问题虽保持警惕，但怀疑的对象不多。他们的怀疑更多的还是透过对民主人士中与美国外交人员或海外机构来往及通信的情况，来做判断。因为罗隆基、张东荪与美国人接触较多，中共中央安全部门对二人的态度及动向自然会比较注意。但是，从李克农谈话中使用的语言来看，这时他们也还只是认为罗、张二人有被美国人吸收为间谍的危险而已。而比较二人的危险程度，基于当时所掌握的二人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的情报及历史上的情况，李克农甚至明确地把罗隆基排在张东荪的前面。他告诉苏联大使说：“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也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111]

对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侦监工作是由国家安全部门与地方公安多头依据各自掌握的线索分别进行的。与中央公安部门关注的侧重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即侦讯处）对张东荪问题的关注，首先是从一个名叫王正伯（又名王志奇）的人身上发现疑点并展开侦监的。

进北平不久，市公安局二处就发现一个经营“建中公司”的经理王正伯形迹可疑，进而发现王与高层民主人士张东荪、张申府等来往密切。王正伯家住天津，每到北平来，通常会住在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家中。王同时也与张东荪关系密切，不仅曾与张东荪合作办过报纸，还在经济上给过张东荪、张申府以补助。鉴于深入侦查发现王有为美国前驻北平战略情报处工作过的经历，公安局二处一度以此为由，秘密拘捕过王。从王的口供中，他们得知了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一些情况。由于案件没有侦结，公安局没有马上上报中共中央，故1949年年底李克农在对苏联大使谈话时还不大了解张东荪这方面的情况。直到1950年初，结合对张东荪三子张宗颖的取证与讯问，以及对张东荪大儿子张宗炳的外围侦察，北京市公安局二处才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1950年春，张东荪已经属于国家领导人一级。故此案调查结果得出后，除按系统上报公安部并报至李克农外，亦经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于1950年3月31日正式上报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

报告关于张东荪案性质的认定是：“张东荪及其两子与美帝有勾结”。已侦知线索如下：

“张与其子张宗炳介绍王正伯加入前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王领得Robert I. Eschrach发给之情报工作证明。”

“北平解放之初，张与其子张宗颖以七十块美金收买报务员何振家，用电台与美方联络，曾供给美帝关于我们对美帝愿否通商的情报。”

“张与美帝领馆柯乐伯（博）关系极为密切，解放后因不便再去美帝领馆，以其子张宗炳保持与柯乐伯（博）频繁联系。”

“张宗炳是张东荪的长子，美国留学生，回国后任职于中美合作社，在西安一带，从事谍报活动。”“日降后，在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担任情报翻译及搜集情报等工作。”“解放后，彼经常代表乃父与柯乐伯（博）联络。”

“张宗颖是张东荪的三子，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曾任职于美帝红十字会、美帝新闻处，并受美帝情报局在华重要份子杜乐文之领导，搜集经济性之情报。”“解放之初，张（宗颖）亲自装置电台、指挥报务员何振家与美方联络。”[112]

从彭真报告的行文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这时没有将王正伯定性为美国间谍，只说明王在解放前曾经张东荪及张大儿子介绍给美国前驻北平战略情报处，美国人给过他一张工作证明。因为王这时没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的证据，公安局没有给王定罪，王只受到几天讯问后就被释放了。[113]

从彭真报告的行文语气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及彭真对王正伯的交代与说法毫不怀疑，对王声称是张东荪和其大儿子介绍王加入美方战略情报处工作也深信不疑。反过来，报告怀疑张东荪及其两个儿子的问题要比王正伯严重得多，甚至认定张的两个儿子都从事过替美国搜集情报的工作。说张宗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在西安一带参加了“中美合作社”，从事过“谍报活动”，日降后更进入“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担任情报翻译及搜集情报等工作”。说张宗颖解放前曾就职美国在华机构，从事“搜集经济性之情报”的工作，还亲自装置电台，指挥报务员与美方联络，送出过中共愿与美国通商的情报。

北京市委这时的报告显然还没有发现张东荪有间谍行为或出卖情报的嫌疑，只是肯定张通过大儿子张宗炳，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保持着“频繁联系”。

报告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电台问题。从报告中提到的情况可以看出，公安局曾专门向张东荪和张宗颖追问过电台的情况，也找到了他们使用的报务员何振家，并且肯定地认为张宗颖曾用电台与美方联络过，至少送出过一次情报。但公安局并没有因此就认定张东荪或张宗颖解放后仍旧通过这部电台继续向美国人输送情报。不仅如此，张东荪还一口咬定，当初架设这部电台，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崔月犁在解放前提议的。

这时担任彭真秘书的崔月犁也回忆过这一情况。他说，有一次他们正在打台球，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突然问他：“老崔，张东荪有个电台，他说是你让他安的。”崔当时答复说：“你去调查好了，调查是，就是我［叫］安的；调查不是，就不是我［叫］安的。”[114]崔月犁的回忆显示，张东荪儿子掌握有电台一事被发现后，张确实告诉调查人员说，这部电台的架设有中共地下党的背景。因此，才有罗瑞卿向崔月犁求证电台来源的情况发生。从崔晚年回忆所述大致可以看出，崔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尽管他晚年解释说，他并不知道张东荪架有一部电台，但这样的解释毕竟是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的一种说法，未必准确。因为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情理的角度，张东荪都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无中生有地把架设这部电台的事情硬赖到有崔月犁这种身份的中共干部头上去。恰恰相反，考虑到抗战前后张东荪与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关系，地下党提议张利用其中立身份，架设一部电台，也是合情合理的。且结合公安局和有关各方在张东荪案发后再没有就这部电台问题进行追查和揭批，张东荪本人也再没有就这部电台问题交代坦白和解释的情况，也可以推断，这部电台架设的原因还在1949年就已经搞清楚了。当然，这肯定不是戴书中所说那样，是张宗颖的法国老板离开北平时交张保存的，张从来没有使用过。否则的话，这种事情非在后来的运动中和揭批张东荪的斗争中被揪出来穷追猛打不可。[115]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有关张东荪案发的史料，笔者和戴晴掌握的程度相差不多，但戴书对资料的解读和引用，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失与不足。因此，以下的分析叙述当可提供有关这段史料的另外一种解读，并弥补戴书叙述说明之不足。

从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可知，至少在一个多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时，中共中央对张东荪还比较重视，很少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共中央统战部1949年初就注意到张东荪情绪消极，得知张东荪三子张宗颖有美特嫌疑，以后安全部门也注意张东荪通过儿子与美国领事馆人员有来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依旧看重张东荪在华北民盟中的地位和与中共的历史关系，接连赋予张东荪以很高的待遇。

已知到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谈话的1949年11月，张东荪的各种重要政治和社会头衔就已经达到十几个。他最重要的政府职务，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使他得以享有国家领导人的专车等各种特殊待遇，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政治局委员，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常委，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新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以及燕京大学哲学系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中共中央对张东荪看法的改变，明显地是从1949年11月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谈话以后开始的。等到1950年3月底彭真报告上报以后，张东荪已经成为侦察对象，就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明显地和他在保持距离，他很少有机会再和他们见面了。[116]张东荪没有因彭真报告在政治上很快受到冲击，仅仅是因为从报告中还看不出张东荪本人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故毛泽东和刘少奇只是要求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进一步侦察取证，以弄清张东荪与美国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特别是要确定张两个儿子问题的性质。[117]

非常凑巧的是，就在彭真报告报送毛、刘后不久，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就全部撤离了中国大陆。张东荪除了趁柯乐博到燕京大学来，在自己家里见了柯一面外，从此就与美国人断了来往，再也没有可能见到美国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公安局要想继续查证张东荪暗通美国的问题，自然会变得极端困难，甚至不大可能了。张东荪如果就此停止联系美国的努力，以后的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实难预计，但至少不会闹出所谓“叛国”案来。

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撤走不过两个月时间，就意外地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下令出兵朝鲜，并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一下子就把中美关系推到了危险的战争边缘。就在中美两国已经全面开始敌对的严峻形势下，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张东荪竟主动寻找向美国传递信息的渠道，力图在此关键时刻发挥个人作用，这无异于自己撞到中共公安部门的枪口上去了。

张东荪从1912年起开始研究政治，三十多年来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特立独行，自认为有相当能力。抗战期间的经历也让他对这一点自信满满。当时，他曾周旋于国、共、伪三方之间，谋救国之途，一度还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但他也因此成为各方都极为看重的人物。尤其是北平被围时只身介入两军阵前参与谈判的经历，他不仅津津乐道，而且或多或少地相信自己真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更让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他在政治关键时刻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一种回报。也因此，他非常看重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系，燕京民盟支部成员就反映，他常常在众人面前说“毛主席对我说怎样怎样”，表现出一种骄傲态度。[118]

再加上他内心深处对美国政治与实力充满敬畏，对中共新政权与美国对立充满担忧，这些都促使他想要代表明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美走向冲突的危险时刻，再做出一番调解的工作。

一年来，他与美国外交人员频繁接触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使美国当局了解中国的内情，生怕因中共全面倒向苏联，美国方面会简单地把中苏视同一体，当成敌人。如今美国出兵朝鲜，并封锁台湾海峡，刺激中国政府和舆论迅速做出激烈的反美宣示，双方间这种相互刺激对抗不断升温的情况，不能不让他十分焦虑。他不仅生怕两国真的打起来，更担心一旦战争扩大，蒋介石国民党会重回大陆，那时他和民主人士将会走投无路。因为急于想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并不想与美国对立的种种情况，张东荪几乎是饥不择食地盲目寻找沟通美国的办法，而一向为他所熟悉和信任的商人王正伯，正好成了他可以求助的对象。

张东荪后来是这样解释他这次通过王正伯沟通美国政府的过程的：

他说，1949年王正伯被捕出来后便去天津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转去做买卖，好久没再露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王突然从天津来看张，说自己因为做禁运品出口买卖，又与美国人发生了关系。据王说，这回美国是决心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麦克阿瑟总部已经做了计划。他听了很紧张，觉得必须要预做一些准备。在他看来，无论是哪个国家和美国开战，最后注定都会是美国的胜利。如果中国卷到这一冲突中去，只会便利蒋介石。他于是急忙托王正伯到香港后转达他的看法给美国官方，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如果美国打赢了，一定不要让蒋介石回来。他的分析很简单，因为蒋介石要是回来，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有生命危险。而他相信，留在中国大陆的民主人士还是可以起作用的。而且，共产党一旦陷入危机，也一定会转回到现实主义的路线上来，那时民主人士就能够有所作为，中国也就能够实行中间路线了。为此，他还专门拿给王一份他勾画过的政协委员名单，告诉王说，其中那些他用笔勾出来的民主人士，将来都是可以共同做事情的。

关于张东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相信美国肯定会打赢，中共到时候非转变政策不可的这种心理，在他的学生叶笃义当年的揭发和后来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叶笃义在1957年曾交代说：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隆基、张东荪、周鲸文等曾在刘王立明家开会，研究时局，“罗隆基从马歇尔辞国务卿重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推测，美国有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周鲸文则推测美国有占领东北的可能，张东荪就说他要劝毛主席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19]

叶晚年亦再度讲述过这方面的情况。他写道：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即1950年8月，他有一次见到梁漱溟，梁告诉他说：“东荪先生准备面见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进言。”叶听说后很紧张，马上跑到张东荪那里问张是怎么回事。张回答说：“我现在还不准备去见他（指毛泽东——引者），等到［北朝鲜］打一个时期打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去说。”因为只有到那时，中共高层才听得进劝。叶说，张东荪当时所谓的“进言”，就是建议中共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叶笃义听了吃惊不小，当场劝阻，并且告诉张说：“那是绝对不能谈的。”[120]

张东荪这段时间与王正伯见面有六七次，他总是想知道和王正伯联系的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官方背景，他希望他的意见能够传达到美国的国务院官员那里去。王始终也没有告诉他意见传达给了什么人，只说保证会传达到。为了换取从事贸易的王正伯的热心，他还特意把政府财政收入预算份额情况和折算的小米斤数告诉给了王，并分析说：“在国家预算收入总数中工商税占百分之三十几，你们商业还有前途，农业税占百了分之四十几，可见国营企业还不行。”

张东荪对王也并非毫无怀疑与戒备，也并非不知道这些尚未公开的政府数据属于国家机密。[121]就在张通过王想要传达信息给美国人的时候，有一天竟意外听说王又因欠款被法院收押了。王写信给张申府，请张申府和张东荪设法将他保出来。张东荪正是因为有上述把柄握在王手里，“担心王（指王正伯——引者）会以自己叫他转达意见而要挟，所以不能不援助他”，便马上叫儿子张宗炳出面做保人，把王保了出来。[122]

实际上，纵使是书呆子气十足的张东荪，早在1949年时就知道，和美国人接触，尤其是向美国人传递消息，在新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他并非心安理得，自信“无须隐瞒”[123]，而是一直尽量避免直接和柯乐博见面，每每通过他的大儿子张宗炳传递信息。偶尔见面，或者是和其他民盟人士一起，或者是在燕京大学的公开场合。个别情况下单独见面，也多是在城里张宗炳的家里。柯乐博有急事来找他，也都特别小心翼翼，比如借着燕京大学有活动的名义顺道而来，或把汽车停到远处，一个人悄悄进到张东荪家里。

进入到1950年，张东荪就更加慎重了。4月柯乐博撤离时，张东荪破天荒主动要求柯乐博到燕大自己家来过一次。柯乐博也是借着参加燕大校长陆志韦举办的话别会过来的。而张要当面见柯乐博的目的，除了表示惜别外，也是要柯乐博告诉海外的美国办事人员，以后再不要由香港给他寄杂志了。由此也不难看出，张东荪在这方面不是完全不知道深浅。

1950年11月初，中央政府几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张东荪知道对美战争不可避免，再向美国传送消息即成犯罪，故11月3日晚，即在次日公布各党派宣言拥护抗美援朝前夕，他急忙把王约来，劝王赶快离开。这之后，王一家也真的搬到香港去了，将近半年时间再没有来找过张东荪。

1951年五六月间，王正伯又出乎意外地出现在张东荪面前了。他告诉张说，他这次是为了接洽钨矿出口的事情回来的。但同时他又告诉张，美国很想结束朝鲜战争，问张对此有什么看法。半年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成功地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完全没有出现张东荪早先认定必然会出现的那种危机局面。因此，国内反美情绪不降反升。在这种情况下，张东荪对王正伯的到来，不能不异常不安。他只是敷衍了王正伯两句，说只要条件能谈拢，战争打不到中国来就好，然后马上就劝王正伯赶快离开中国大陆。很明显，张东荪不敢再与王有往来，他非常害怕被王的美国关系背景所拖累，以至暴露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谈话内容。让张东荪一度感到安心的是，王此后也的确再没有来找过张了。[124]

可是，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张东荪就听说王正伯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而这一次不同以往，据说王是因为特务嫌疑被捕的，故一进去就再没能出来。王正伯被捕的消息着实让张东荪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在此之前，即这一年6月间，政协召开全国委员会。那个时候的张东荪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动辄就发牢骚。比如说：“民盟工作现在无法展开，民主党派的领袖讲话，像严景耀（燕京大学教授——引者）讲马列主义一样，只能按字按句的说，总怕说错越出范围。”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总像不是一家人，罗瑞卿在政协会上报告镇压反革命的那些话实在应该拿到街上去讲才对。因为“大家全参加了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镇压反革命是共同纲领的实施，我们讨论的应该是如何执行的方法”，而不应该弄些大道理来让各民主党派领袖表态拥护。[125]说：梁漱溟“多轻闲呀，没有民盟的包袱，我写信给他说：‘悔未从公之后’。当年我和他一起脱离了民盟，现在省下多少麻烦！” 说：“当年我拉章伯钧。……现在是革命初期，总有人想拼命往上爬，让他们爬好了……现在我要是爬在章伯钧头上，那还了得？我一切都是让，罗努生（即罗隆基）就要硬吵，何必呢？”说：“北平解放以前像我这样的人，国民党是不大愿意动我的。那时，我拼命团结左派，要是中间路线，我何必去团结他们？现在大家倒说我这，说我那，这怎能叫人不寒心？”说：“思想问题，狗屁！……民主个人主义谁没有？不过程度不同而已。Only difference in degree not in quality， not in nature。”[126]

不仅如此，做过燕京大学代理校务主任、总务主任和音乐系主任的美国传教士范天祥这时被迫离开北京，举家回国。张东荪与范向无来往，只因听邻居传说他们收拾了数十箱行李准备带回美国去，马上就冒着风险让身边的友人悄悄在深夜去到范家，“拉下所有百页窗帘，轻声谈话”，转达他关于应该小心提防的一些劝告。[127]

然而，到了1951年国庆节前后，即知道了王正伯被捕的消息后，张东荪再没有那么多牢骚了。张太太刘拙如压抑了几天后，终于当着张东荪助教吴允曾的面哭了起来，说：“东荪受姓王的连累了。”“姓王的是跑进出口的，不知什么时候摔到他们手里了。”张东荪也很紧张，却又不便自己出去询问情况，因此特别委托寄居在他家多年的蓝公武的弟媳，到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蓝公武处打探消息。[128]

张东荪自1949年以来是从来不屑于去做公开附和共产党的言论的。这一方面是他想要坚持自己原来的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是他坚信中共这一套肯定行不通，终究得变，自己不变，到时候才有资格站出来讲话。张的这种心态，一直到王正伯这次被捕前，都没有多少改变。戴书也谈到了这一情况，并引述了叶笃义的一段回忆。叶讲到，这一年7月1日前后，因为知道这次是“党的三十周年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解放后张东荪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129]

但王正伯被捕后，孙东荪坚持不住了，他很清楚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其实与其他民主人士并无不同，一样拥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他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篇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文。

文章宣称：“我早承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分析及其预测。”他过去之所以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主要是“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并不是思想上不接受新事物，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改革无不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赞成”的。何况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蒸蒸日上，面貌一新。“一个新文明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了根，我们知识分子要面对这个事实。”过去一直在探索的知识分子，“今天应该明白中国已经有了出路，不必再找了。共产党已经替中国找着了出路，好像治病的药方一样，中国不但已经得到了药方，并且在这个短短的二年中服了下去，已经大大见效了。今后只有再继续服这剂药，使中国由病愈而强壮。这就是大家所高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应该在他的领导下继续前进”。[130]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张东荪再怎么表态，也都无助于改变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调查侦讯的结论了。虽然，安全部门并没有找到张被美国吸收为特务的证据，也没有找到张受美国指示搜集中国情报的事实，但是，在对美战争的背景下，张东荪把政协委员名单按照他的政治倾向分析画钩后交给王正伯，尤其将并未公布的政府预算收入来源分类比例和具体数字透露给王正伯，以提供给美国人，这些都足以被新政权认定为是向敌国美国透露国家机密了。据此，彭真再度将市公安局二处所报张东荪案的情况上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提议应将张逮捕定罪。[131]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戴书在张东荪生平史实说明方面最为薄弱的，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中张东荪的种种遭遇和表现。由于张东荪问题的侦察、定性基本告一段落时，正是北京市高校全面掀起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不难想象他在运动开始时急于争取主动，以避开王正伯问题以及和美国人关系问题的复杂心情。

据当时领导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张大中和燕大党总支统战委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张世龙回忆，将校长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和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要“批倒、批臭”，是由当时负责清华、燕大两校运动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于运动开始之际就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燕大工作组只是按工作组的要求组织实施。批张，最初公开算的还只是张东荪三十年反共的老账。[132]

运动伊始，张东荪刚刚经历了王正伯被捕所引起的高度紧张，惊魂未定。[133]燕京大学刚一开始教员检讨环节，张东荪就率先要求带头检讨，希望早主动，早过关。他首次检讨是面对历史、哲学、心理、国文四系，即小文学院师生。时间在1952年2月8日，全校运动开始才不过几天时间。从这天下午3时半起，张东荪检讨了一个半小时。[134] 2月14日，他又进一步在哲学系全系大会上做了检讨，两次检讨的内容基本相似。他一上来都是说：“我对以往的错误很痛恨，就是我在燕京二十年，没有能使燕京翻身。今天毛主席来了，燕京翻身了。我过去是左倾的，为何我这么懦弱？不能对不合理的事进行斗争揭发？这是我的错误。”

他具体介绍自己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系没有办好。客观原因是缺少经费，请马列主义学者不容易。主观原因是有做客思想，且不像工人阶级那样勇猛，不能大刀阔斧。二是对校务不关心，因为以前校务会上大都讲外国话，自己不会说，故怕去开会。三是作风、性格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既有革命性，也有保守性。“我在苏联大革命前就接受了马列主义，但思想混乱”，尤其是以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来学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分来看，这是错误的”。[135]

他声称：在燕京二十年，“同外国人不往来，与司徒不往来，选不好的房子住”，有好有不好。说：“在晚年能看到新社会，大家当面说出错误，这只有毛主席领导才能做到，这是整个社会的翻身。”[136]

不难想象，张东荪这时已年近七十，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重要民主人士，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燕大师生对张东荪的问题大胆进行揭发检举和无情批判。针对这种情况，张东荪初步检讨后，为贯彻中央“批倒、批臭”的指示精神，“工作组党组即在党团内部进行‘贷款’（即供给党、团员以批驳张东荪的资料和论据），使大家先对张东荪和他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找出破绽，提出疑问，然后在群众中展开酝酿，并说明越是政府委员，便更不能例外”。 [137]

经过内部动员、启发和组织，15日，小文学院专门就张东荪的检讨问题再开全体大会，当着张东荪的面对他的检讨进行评议。总体上这时师生们的态度都很温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很尖锐，如认为张说自己是文人型小资产阶级，估计不当；指出张所著《哲学ABC》一书将唯物论列为五种哲学派别之一，实际上是贬低唯物论。包括学校党支部负责人张世龙举出的问题，也只是强调张著《辩证唯物论总检讨》一书“对辩证唯物论进行了很大的攻击，可以说是反马列主义”。真正比较尖锐的意见，是阎简弼教授揭露说张东荪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与汉奸市长有来往。郑必俊同学揭发说，沦陷期间日本人曾希望张东荪来做燕大校长，必有内情。[138]

经过这一次大会，张东荪的检讨全都被否定了。但校工作组党组并不满足于此，按照中央的要求，他们必须把张东荪变成全校的典型问题人物，还要升级到全校去进行批判斗争。因此，“为了逐渐地把张东荪推向全校，油印快报把他检讨全文登出来，同时组织读者来信，纷纷向张提质难”。[139]

19日，学校广播站宣布：张东荪检讨不老实，明日须再行检讨，尤其须就与司徒雷登关系、沦陷期间与汉奸关系一一说明。[140]

为了配合师生们提出的种种质疑，还在15日大会后，张东荪就已经着手从历史问题的角度来重写他的检讨书了。2月20日下午，张东荪就做了第三度（实为第二次）检讨。

张东荪一上来就承认说：“上次检讨极不深刻，找出的错误都不是主要的。”这一次他从留学日本和认识梁启超谈起，特别着重说明了自“九·一八”事变后与共产党的关系。说自己是最早主张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的，他的文章也因此得到了刘少奇同志的公开回复。抗战期间他经常给华北敌后根据地送药品，还派自己的学生去过根据地，见到了彭德怀同志。日本投降前夕，他还组织了一些人，想要帮助中共受降。战后民盟被迫转入地下后，他更是和中共方面的人经常联系。至于说沦陷期间曾经和汉奸有来往，他解释说，当时日本人要派日本教官和日本教授到燕京大学来，目的是进行政治监视。司徒雷登听说他认识华北伪政权头号大汉奸王克敏，就请他去找王，设法阻止，他因此与王有过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被捕入狱，需要保人，想到认识伪北平市长刘玉书，就请他出面担保，因此与刘也就不免有了来往。他又主动承认说司徒雷登战后也回北平来找过他，想要让他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被他拒绝了。他主动交代的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战后去南京见过蒋介石的事。他解释说，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为了民盟的事情曾到上海去过一趟，当时张群邀请他去南京，他接受了。在南京见了司徒雷登，还见了蒋介石。他沉痛地表示说，虽然自己当面劝告蒋介石最好接受中共恢复和谈的两个条件，但国共两党关系当时已经破裂，民盟已经站到中共一边来了，这种时候去见蒋介石这件事本身就是极端错误的，应该“当着大众认罪”。[141]

张东荪为准备这次检讨接连多天难以入睡，以至于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药，才断断续续得到一些休息。因为担心交代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因此，他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中的这些问题时，总是特别小心地注意两方面的平衡，刻意要强调自己与共产党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和有时还倾向革命的一面。

看到张东荪那么大的岁数，身体又不好，多数教职工听了张这次的检讨，觉得张已有很大进步了。许多人觉得差不多了，认为可以让张过关了，因此，大家不仅在会上对张表现得比较客气，而且在下面的讨论中也不赞成进一步深揭猛批，有人甚至明确提出：“何必翻老账？”校工作组当然不能照一般师生的意见行事。工作组“党组先对张东荪问题作了讨论，指出破绽，提出问题，又指定专人准备材料，先在党内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并展开讨论，又召开积极分子会讨论，然后再开群众小会酝酿”。[142]他们并通过燕京三反快报发表评论，直接针对同情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评。评论声称：“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思想或现象，都应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能因为‘老了’、‘小了’而放弃了这个原则。”“批评得尖锐与否，是按照错误的性质是否严重而定，而不是按照年岁大小来定。”评论指出：张东荪“一贯反对马列主义，主张亲美反苏，是著书立说来反对，是一个积极的宣传者”，他“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至今没有对自己做出很好的批判，谁能说他现在就不存在这些反动思想了？[143]

在多方面动员之后，小文学院2月22日上午又举行师生大会，按照工作组的布置，由积极分子向张东荪群起而攻。可想而知，纵使这个时候工作组还没有掌握到张东荪太多思想或政治反动的可靠证据，大会依旧没有通过张东荪的检讨。会议对张东荪第二次检讨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检讨态度不诚恳，不老实；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非常不够；三、（没有交代）一贯政治立场问题；四、（没有交代）解放后的政治态度问题；五、（没有）检讨‘亲美不反苏’的问题。” [144]

张东荪也听说了群众中意见不一，有不少师生对他有所同情的情况。注意到会议上批评者的意见仍旧只是集中在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批判方面，因此，他显然认为可以进一步上纲上线，争取过关。为此，他不顾身体的虚弱和严重的失眠，抓紧时间又写完了第三次检讨稿，并要求再做检讨。

2月26日，他第四度（实为第三次）在小文学院师生大会上宣读了自己最新一稿的检讨书。

他说：“我是从一个很古老的、腐朽的、衰败的旧中国里成长的，我过去充满了旧社会给予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单在过去支配了我，就是在现在还限制了我，使得我对于中国人民非但没有尽了应尽的责任，反而造成了很多损失，这是我很痛心的。”

张东荪这次检讨为适应师生大会提出的意见，较多地检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问题。他不再强调自己过去革命的历史和思想了，而是承认说，自己一贯是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革命的。虽然因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治行动的自由遭到限制，不得不躲到燕京大学来，但是自己的思想倾向并无改变。即使在抗战期间，自己的基本思想也是希望日本投降后，中国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因此，自己对国共两党都不喜欢，战后看到美国的力量，就发生了拉美国来帮助中国，走一条中间路线，以实现民主政治的想法。即使共产党胜利后，自己也没有转变这一立场。

当然，他仍旧突出强调自己1949年以后还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他说：解放后，“我佩服共产党，他们流了血，真的革了命”，因此“我抱有封建意识的‘效忠’观念效忠毛主席；对于重要的事情，我每次竭诚贡献我的意见”。然后，他才转而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说自己主要坚持的，只是“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下保留两点：一是一部分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一是资产阶级所谓的学术自由”。对于解放以来自己公开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他的解释是，因为思想不正确，所以一直在“闹情绪”。原因是对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不服气，“觉得自己有功，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最后用很沉痛的语调总结说：

我参加了人民政协，我参加订定共同纲领，我亲自举手通过，而且还当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我这种错误思想还是没有得到完全改正。我竟然对新民主主义基本精神没有认识清楚，我想到这里，我真无地自容，我只有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我知道了我的思想是不纯正的，我又不高兴学习。解放三年，我进步很慢，事实上是不如人家。我自高自大，今天想来，我很难过。在三反运动中，我看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疯狂进攻，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腐蚀了我们的干部，危害了我们的政权。现在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批判，立即肃清……我们民主人士必须很老实地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改造自己，然后才能真诚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前进。[145]

张东荪的检讨明显地一次比一次深入了，因此对张东荪问题和历史缺少了解的燕大师生自然也越来越多地觉得他的检讨基本上符合要求，可以不必再以将近七十岁的高龄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了。但是，校工作组仍不可能就此鸣金收兵。因为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向工作组具体说明张东荪“里通外国”的问题，工作组的主要目标还只是着眼于如何把张东荪在政治上“批倒、批臭”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非找到足够硬的材料不可。问题在于，工作组最初并无准备，全靠张东荪检讨和师生揭批来挖掘线索。而张东荪的检查，又总是像挤牙膏，群众批判一次，他就多挤出一点，结果工作组也十分被动，拿不出多少过硬的证据来证明张的问题十分严重，张的态度极端不老实。

终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组织发动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全面检查深挖张东荪的各种著述文章和出版物，包括调查张在历史上的各种疑点，工作组终于掌握到几件实实在在的证据，完全可以发动群众把张东荪“批倒、批臭”了。

2月29日，即在张东荪第三次检讨三天后，校工作组公布了两件必定会让张东荪的问题升级的历史资料。

一件是张东荪在其抗战前所著《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末页的一段亲笔题词。全文是：

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

柯亨语 东荪书

一件是张东荪在与汉奸伪市长刘玉书来往期间与刘玉书、梁秋水共同拟定的国社党内部提案。内称：

依最近情势，华北政局或有变化之可能性。本党虽经多次之议决，不以本党名义对外接洽作政治活动，但万一日本方面非正式向本党提出此项要求时，倘无充分讨论与决议，必致临时难于答复。将来演变虽不可预测，但为准备计，不可不有一定之方针。兹条具各项要点如左：

（一）将来华北政局如有改组时，本党既决定不以党的名义出面，则只有容许党员自愿参加，以前须向本党报告，受本党之指示，并须严格遵守本党所决议之个人参加而不代表本党一点，对外切实声明之。

（二）为使本党党员个人参加新政治机构之便利计，对于今后之新政府形成似应主张由各方面人物名流混合以成之。

（三）在上述混合式政治组织中，必须有一实际负责任之人。此人最好虽非本党党员，但必须对于本党曾有多年历史关系，对于本党曾有所援助，又与君劢先生有相当感情者，则运用时亦有多种便利。

……

（八）倘对方对于本案以为尚有未足之处，本党应切实声明本党应保留重要党员，仍以个人名义专从事于全面和平，故不参加政府，其效用亦正异曲同功[工]，殊途同归。

提案者：刘玉书。连署人：梁秋水、张东荪。

公布者并专门注文称：张东荪三次检讨都强调自己是“同情革命”并“帮助革命”的，说自己是“坚决抗日”的。而这里公布的文献说明：张东荪不仅极端痛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且是明确打算要“投降日本去当汉奸”的。[146]

这两件材料的披露正是在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的情况下，燕大举办的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几乎同时开展，全校师生群情激昂，对张东荪的态度马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29日下午，燕大召开全校师生会讨论张东荪的第三次检讨，大会竟然连续讨论了五个小时之久，众人批评之尖锐，无以复加。[147]

学生会主席伍愉凝发言公开认定张东荪是反动阶级的代表。他说：

从张东荪先生的历史上看，从他的阶级本质上看，从他各方面全面的看，他是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他的极端的唯利是图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揭发的许多事实，凑起来看一看，可以认识到：张东荪是一个典型的买办的、封建的投机政客，反苏反共，谩骂歪曲马列主义的专家。像这样的人，实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特产。张先生的这些思想和行为是丑恶的，可耻的。[148]

张世龙身为校工作组成员，在发言中对张东荪干脆直呼其名，声称对张已完全失望，清楚显示校领导部门对张的态度已根本改变。[149]

光是拿出张东荪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的题词和提议可以个人名义自愿参加日伪政治组织这两则资料，就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把张东荪“批倒、批臭”的任务。

3月3日，民盟燕大区分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讨论了中常委张东荪的问题，通过决议，要求撤销张东荪盟内外一切职务。[150]次日，燕大哲学系以全体师生名义发出公开信，要求校方撤销张东荪所担任的系主任职务。[151]很快，民盟中央和燕大校方都做出了撤销张东荪相关职务的明确决定。张的教职也被宣布停止了。

张东荪的问题会升级到这种情况，是很多民主党派中人想不到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就很不理解，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讲：“燕京搞张东荪搞得太凶，这样搞下去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办法。”[152]

多半为了回应一些人的质疑，毛泽东这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部讲话中首次点了张东荪的名，指出张身为政府委员，竟然勾结美国人，泄露情报，不可容忍。毛泽东的讲话很快即在高校部分党员干部和上层民主人士中进行了传达。许多人都被这一通报震惊了，一个个表现得怒不可遏。

据报，马寅初听了通报后当场即对周培源、汤用彤说：“毛主席说张东荪是大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民盟北京市支部派人和燕大区和北大区分部负责人谈了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的谈话内容，两个区分部委员听了传达都非常震惊。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直言：“张东荪是中国的斯兰斯基，[153]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罪人。”孙承谔说：“让学生知道了，非揍他一顿不可。”李济深听到通报后，也马上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严办张东荪。[154]

对于这样的消息，就连与张东荪一向较熟，来往较多，且向来不问政治的燕大历史系教授邓之诚，也感到难以接受。他从燕大干部那里得知了张的这一行为后，内心十分困惑。他在日记中写道：很想亲自去质问张东荪，只是“避嫌不敢”。但他还是相信这消息恐怕是真的，因此深感愤怒，谓：“往昔吾识子之面，今吾识子之心矣。”[155]

因为这个时候整个运动的气氛发生了很大改变，群情激昂，众多教授成为斗争批判的对象，因此，张东荪虽然注意到一些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升级了，却还不知道他与美国人秘密往来的问题东窗事发了。他这时感到难以应付的，主要还是工作组抛出来的两件证物，以至于要求再检讨也不是，不要求检讨也不是。此前，同为民盟委员的周鲸文等即批评过他太过主动了，用周的话来说：“李维汉表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可以不做检讨”，何必自找麻烦。[156]张东荪这时才明白了这一点，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由于整个情况完全失控，进退失据，又摸不清上面的意图，张东荪不得不分别去找了民盟的几位领导人，希望从他们的谈话中能发现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3月5日，民盟主席张澜约了几位领导人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自己家里，专门和张东荪见面谈话。张东荪当面向李维汉表示“深自悔悟”，承认群众揭发的事情大部分是对的。沈钧儒明确提出，张不要再抛头露面去参加政府方面的公开会议和活动了，应“回家请假反省”。李维汉表示同意。于是，张不得不按照沈钧儒的劝告，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请了假。[157]

请假两周多之后，张东荪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因此又鼓足勇气提出请辞人民政府委员的要求，想探一探他的问题到底到了怎样严重的情况。让他多少有点意外，同时也让他多少感到宽慰的是，张大中在请示彭真之后拒绝了他的要求。而彭真的批复是：“暂不理他，薪金仍照发他。如他问时，即覆以‘此类事都尚无暇处理’。”[158]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戴书对张东荪在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介绍得十分简单，而且只介绍到1952年3月初，即张东荪第三次公开检讨后便不再介绍了。好像张东荪此后没有再做检讨，前面检讨的文字，也大都是儿女们“捉刀代笔”拼凑出来的，与张东荪个人的主动无关。戴书并解释说，张东荪与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交往的情况在运动中大会小会和猛烈批判中“都忘了提”或“没有人提”。[159]给人印象，作者应该没有读到张东荪第四次检讨的文字。但与此同时，戴书又大量引述了张东荪第五次检讨的文字，并为之做了长篇的辩白，这说明作者是读到过张第五次检讨的内容的。问题是，在第五次检讨开篇，张东荪就明白提到：“我在第四次检讨中交代了我和美帝的关系”，最后他还就自己与柯乐博等交往联络的情况专节做了“补充交代”。[160]无论第四还是第五次检讨，都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工作组领导的群众的当面批判和质疑，并不存在“忘了提”或“没有人提”的情况。而且，像第四、五次检讨书里面的内容，就是张家儿女想要代写也写不出来的。[161]

因此，笔者这里还是要接着把戴书没有讲到的一些情况，再做些介绍和说明。

从1952年3月初开始，张东荪的问题明显被“挂”了起来，群情激昂的上纲上线式的大批判热潮也很快冷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开滦遭到停职的儿子意外地得到复职，好友蓝公武又告诉他说：“有人主张将张东荪、陆志韦送公安局，是毛主席不同意”，这些情况都使他的情绪日渐稳定下来。他甚至开始猜测：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否正在由运动时的激进又向“右”转了。他对身边的朋友说：可能是下面搞得太凶，上面不予处理。他估计说：“我的问题要等上级决定。最近毛主席忙，管不过这些小事情，不过暑假前总可解决。”张东荪的太太这时也对张的助教讲：“外面有些人说刘王立明、罗隆基、周鲸文、潘光旦、张东荪是一个小集团，要整一整，但最近没什么动静，可能是他们没找到材料或政策变了。”[162]

毛泽东这时对张东荪问题究应如何处理，似乎还没有确定的意见。4月下旬，毛泽东读了彭真报送的北京市高校一些重点教授所作的思想检讨材料后，明显地对多数教授的检讨或态度都表示满意，唯独对张东荪明确表示不能让其过关。他的批示是：“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163]

从毛泽东批示内容可知，他已经把张东荪和“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了，但到底还没有把张直接视为“敌特分子”，而是用了“个别的人”的提法。这也就意味着，中共中央这时还无意或无法照“严重的敌特分子”那样来处置张。因此，就连是否应撤销张东荪现有待遇等问题，都还未有定论。

毛泽东之所以不能马上确定处理张的办法，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公安部门掌握的张东荪暗通美国的种种证据，只是限于张单方面对美幻想的材料，因而整个案件始终无法定案和结案。即使毛泽东已经在内部宣布张东荪勾结美国人，泄露情报，但具体案情并未通报，北京市公安局其他各处对这一案件始终不甚了了，更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如1952年5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文教口的第四处所做张东荪“罪恶”的材料，仍只限于思想方面，行动方面的情况几乎毫不了解。

材料将张东荪的罪证分为反动历史和活动两部分做了说明。

在“反动历史”方面，它归结为三点：“一、官僚政客集团——民社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说他早年是梁启超研究系（保皇党）的干部，后因害怕中国被“赤化”，和张君劢等组织了国社党，并且先后出书污蔑和谩骂共产党，说“马克思派的人们所有的思想，都等于他们膀胱中出来的小便”。“二、抗日期间与日伪勾结，继续反共。”说他除了继续出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拟外，还在国社党内提议允许以个人名义从事对日和平工作，并接受汉奸政府的经济资助与活动经费。“三、投靠美帝，进一步进行反革命活动。”说他抗战胜利后转向了亲美反苏，多次写文章扬言：“中国的民主人士愿意以至诚至恳的态度向美国保证：绝对担保中国于和平成立以后不会偏向苏联一方面去，即无论如何不会投入苏联的怀抱。”

在“活动”方面，材料仅举出以下“嫌疑活动迹象”：

1．北平解放前，民社党革新派卢广声（军统特务，曾在香港活动，与孔、宋均有关系）领了五千元港币的活动费自港来平，解放初期与梁秋水、张东荪拉拢以民社党革新派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2．1949年4月，司徒雷登曾派代表与其联系商谈，内容不详。

3．解放后一贯不积极，不参加学习，处处对党不满，当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后，民盟选他作捐献委员会委员时，他表示拒绝，自己也分文不捐，仇视运动。他污蔑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无产阶级因为被压迫很久，所以能有力量敢向前，因为从未居于领导地位，所以有活气有朝气。”常在校外说：“马列主义有什么可说”，又称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可贵之处即在于自发”，思想上抗拒马列主义的领导。[164]

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时掌握的张东荪的罪证，最多也只有张勾出某些政协成员名字和介绍政府预算的一些数字给王正伯这两件事，王正伯本身既不是美国人，又够不上定“间谍”，说张东荪向美国出卖情报毕竟太过牵强。因此，毛泽东对此事痛恨归痛恨，却并不同意照彭真的意见将张东荪逮捕法办。在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毛泽东从来认为，类似张东荪这样的人在民主人士当中并不是个别的。

1949年以来，无论公开，还是内部，毛泽东都一直在尖锐地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民主人士可能里通外国，做帝国主义在中国代言人的情况。他不止一次讲，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都是亲美、崇美、媚美，注定了是想要依靠美国人的。[165]真要抓这类问题，他相信不少人都有。考虑到这个时候联合政府这一统战形式还十分重要，对张东荪这类人还不能一棍子打死，故毛泽东明显地还在等着看张东荪交代坦白的态度。

毛泽东的讲话在一定范围内传达后，高度敏感的张东荪不可能毫无感觉。但因为完全脱离了公共事务，运动以来朋友也多不再上门，张东荪想要弄清楚上面的情况又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他甚至有点后悔听了沈钧儒的话，向中央人民政府请假，弄到现在也不好销假。特别是看到做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北大教授周炳琳再度检讨后都得到了解脱，他就更是坐不住了。为了尽快从目前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他又突击写出了长达两万字的第四次检讨书，然后连同恳求组织帮助他早日获得新生的信件，于5月7日送给了燕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166]这一次，他主动交代了和司徒雷登、柯乐博等人来往的一些情况，却仍旧隐瞒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与王正伯的关系。

这时，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已告结束，开始进入到院系调整的工作中。燕京大学又恰恰改组了校务委员会，并按教育部规定，计划将燕大归并到北大等若干所高校中去，因事务繁忙，张东荪的问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讨论。

直到8月上旬，院系调整的基本规划和分配方案已经做完并开始实施，燕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才在北京市委的指示和参与下，将张东荪和陆志韦的检讨书印发给各委员。8日上午先由张大中与翁独健等商量好处理意见，下午再开党团干部会进行部署，晚上又开节委会讨论贯彻。11日，节委会正式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张东荪、陆志韦的第四次检讨。

陆志韦的问题所以拖到现在，也主要是因为与美国人的关系。但是，陆志韦的问题多半只是教会学校与美国基督教会之间的业务问题和陆本人政治上崇美亲美的问题，没有张东荪那样复杂的情况。因此，按照张大中、翁独健和党支部已经商定的意见，在会议上认可了陆的检讨。张东荪的检讨则再度遭到了否决。

据相关报告称：“会上对于张东荪在这次检讨中不老实地暴露他和汉奸、美帝国主义勾结的事实，并把他自己的思想说成是‘双重的自由主义’、‘没有不动产的资产阶级’、‘旧民主’等，表示不满；特别是对于张东荪不‘闭门思过’，反而坐着汽车，‘开门活动’，表示很气愤。学生、职工和部分教授都提出对张东荪要严加处置，职工要他‘劳动改造’，  学生提出‘三停’——停职、停薪、停车（以上意见我们做了解释）。最后一致认为张东荪的问题十分严重，检讨极不老实。”[167]

当晚，燕京大学节委会召开全体师生职工大会，当面宣布对张东荪、陆志韦问题的处理意见，决定继续督促张东荪交代问题。在内部决定中，则确定燕大和北大两校合并后，将张东荪移交新北大继续处理，直到交代清楚问题为止。据报，“群众一般都接受节委会对陆志韦的意见”，但“一般表示对张东荪很气愤，当大会上宣布张东荪检讨不老实时，大家都哄起来，并支起脚来看他”。[168]

就在燕大节委会决定讨论张东荪第四次检讨书的前两天，即1952年8月7日，梁漱溟刚刚向毛泽东代张东荪求过情，希望了解毛的态度。关于这件事，梁漱溟是这样回忆的：（1952年8月7日与毛泽东谈话）临末因受张东荪之托，提到张东荪犯罪问题。称：“他亲美、惧美，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169]

但梁的这一回忆可能有误差。因为，张东荪此时应该并不了解内部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他的问题的讲话内容，否则，张也就不会再继续隐瞒他与王正伯的关系问题而不做交代和检讨了。类似的说法也可以在蓝英年的文章中见到。

蓝英年说：民盟主席张澜这时也曾向毛泽东探询过张东荪的处理问题，并为此约上统战部正副部长李维汉和徐冰一道拜见了毛。李维汉代毛讲出张东荪问题的要害：“他出卖了国家情报。”毛当场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但蓝说，张澜在这次谈话中得知张东荪还有一个重大情节没有交代，即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国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随后赶快告诉了张东荪的夫人，[170]这同样也让人怀疑。

因为，无论是梁漱溟，还是张澜，随后都没有把毛泽东或李维汉所谈到的涉及王正伯的间谍案问题告诉张东荪。否则的话，张东荪理当马上就明白他的第四次检讨稿不仅不合格，而且非常糟糕。然而，张东荪虽然交稿后心里直打鼓，但却仍旧抱有某种幻想，一直希望能够侥幸过关。当听到节委会宣布不予通过的结论时，他明显地缺乏思想准备。这时他才明白他的问题不是燕京的党组织在起作用，而是上层的意志在起作用。

张东荪在第四次检讨被否定后对助教说：“这一定不是燕京决定的，是中央统战部对我不满意。”“三个月没管我，现在忽然处理，大概掌握了我的材料。”他左思右想，想要找党支部试探一下，又怕摸不出什么，反而更受怀疑。不得已，他连夜给接替陆志韦主管燕大工作的翁独健写了一封信，想请同为燕大同事的翁能够和他当面谈一下。

其函称：“今日之会使弟十分惶悚，再作检讨如何着笔，亟盼公能抽暇约期一谈，俾弟得有所借助也。拜恳拜恳。弟张东荪上。”[171]

和党支部商量后，翁独健几天后找张东荪进行了谈话。翁的意见很明确，张东荪必须要交代清楚的主要问题，是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总是这样挤牙膏式的交代问题是得不到政府原谅的。

经过这次谈话，张东荪终于了解到了问题所在。事后，他甚至主动和助教谈到了自己和美国外交人员来往的一些在第四次检讨中没有讲到的细节。说1949年柯乐博常来找他，但把汽车放在别的地方；说有一次柯乐博拿着一批机器订货单来探他的意思；说柯乐博也找过张澜、罗隆基。他特别讲到了自己的恐惧，说他怕政府怀疑，不敢向政府报告这些情况。并且说他一直怕共产党，特别是看到东欧各新民主主义政府清洗资产阶级，生怕自己也会遭此风险，想不到现在果然就搞出来了。[172]

与翁独健谈话后，张东荪把自己关在家里开始重新写检讨。但是，要不要交代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问题，特别是通过王正伯想要联系美国政府，还透露了政府机密的问题，张东荪一时间还是犹豫不决，反反复复下不了决心。因此，第五稿总共不过六千多字，他竟写了二十天之久。

9月6日，张东荪向节委会送上了第五次书面检讨。由于他终于把自己与王正伯的关系问题交代出来，张一家人都极度不安。他太太对亲友表示：“以前张大中说张东荪的大头在后面时，张东荪不敢交代，怕受处分，这一次都交代了，可能要受处分。”[173]

张东荪的第五次检讨主要只集中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与王正伯的关系问题。他开篇即说明：

我在第四次检讨中交代了我和美帝的关系，但却故意隐瞒了一个主要的事实，一来我以为检讨的主要是思想问题，因此我便借此把它隐瞒；二来我当时存有极大的顾虑，生怕受到处分，因此就不敢暴露。交了检讨之后，我的心中始终还是苦痛，不感轻快。现在我明白不彻底交代就是对政府不信任，只有坦白彻底才能重新做人。所以现在我有勇气下决心交代问题。

他的检讨分为“事实”、“动机及思想”、“补充交代”和“总结”四个部分。

在“事实”部分，他说明：“这个事实是我与一个美帝特务往来，这个人就是王志奇，又叫王正伯。”他说明他认识王是在抗战中，王一直很有钱，各方面关系很多，战后王还资助他办过一份报纸。1949年以后王开始做出口买卖，朝鲜战争爆发后王从天津来北京，说是与美国人发生了关系，说美国正在布置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世界大战必起，想要利用王和美国取得联系，转达他的一些想法。为了“让王知道我的神通广大，有前途，使他对我有期待”，因而给了王一个经过勾画的政协委员名单，并向王透露了政府预算的一些数字。后来，知道政府决心要出兵，他就通知王赶快走掉。1951年春末王又来北京见他，他怕受王牵连，见了一面就再没有和王接触过了。

在“动机及思想”部分，他解释说：

我明知他是一个美帝的特务而还和他往来，当然有一个动机与思想根源的。我主观上始终认为大战必起，所以一听王志奇的话即认为与我一向的担忧相合，我并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全球大半毁灭，因为我迷信现代杀人武器的力量太大，而我们阵营虽以和平为号召，但我仍荒谬地认为事实上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只是走向战争。我感觉到人类前途极为危险，在这样尖锐斗争的世界中，我这样不爱斗争的人，感到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同时我自解放以来，觉到处处被动，没有自由（旧民主主义的），十分苦闷。我虽想退在学校专教书，但教书也成了困难。在这样极端苦闷之中，我听了王志奇的话，同时证实了我的老看法，我遂勾引起政治野心，我知道中间路线在现在已成过去，将来或可能复活，向政府方面我不敢再提对美应该缓和的话，但不妨冒险向美帝方面表示一下。

在“补充交代”中，他主要交代了在第四次检讨中没有讲到的与司徒雷登、柯乐博及司徒雷登中文秘书傅泾波之间往来的一些情况。

他的“总结”是：

明知王志奇是特务而和他往来，为了要他替我向美帝传达意见而供给他以情报。发生这样问题的总祸根是由于我抱定中间路线在将来可以再现的迷梦，认定大战必起，同时又存在恐苏与反苏的思想……只想消极下来，留出身份以便将来活动。

讲到自己所以不敢老老实实地把这件事和动机交代清楚的原因时，他的解释是：最初误解了三反的意思，“以为三反单纯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做了三次检讨以后，我才想到要交代这个问题。但我害怕，我妻尤其害怕。我怕失去了地位与名誉，我怕受处分，我又怕群众责备，我也怕从此与党失去了关系，因此我想隐瞒起来这件事。”

他保证说：“我这次坦白已将所有事情暴露清楚（除小节记不清楚外），决无保留”了。说自己“以政府人员身份泄露国家机密，则我应请求予以应得的处分”，争取“重新做人，再取得党与政府的信任”。

最后他说：“我得此教训虽在暮年，然深到刻骨”，故终于认识到过去以为要人检讨“是控制思想，破坏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现在我大觉悟，知道非此不能使有错误的人暴露其错误……改过自新。”[174]

张东荪第五次检讨是否像他自己所讲的，毫无保留了，肯定是大可怀疑的。对此，只要将其第四、五两次检讨涉及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情况的交代内容，与已经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中相关内容稍加对照，即可了解一二。从美国外交文件中可知，张东荪向美国人透露新政府内部信息，如透露政协代表内定名额分配及构成之类信息的情况，早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就已经发生过。张在检讨中只交待了1950年他向王正伯透露的两条信息的情况，对此前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的一些具体内容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讲的情况明显与美国外交人员电报上说的情况出入很大。比如，张东荪在检讨中强调说他曾屡次拒绝司徒雷登或柯乐博委托或要求的事情，比较美国外交人员电报中记述的情况，显然大不相同。[175]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样一种政治高压的态势下，结合以东欧国家接连出现斯兰斯基被判刑或处决之类的所谓内奸案例的刺激，张东荪最终也不敢真正无保留地交代他与美国人讲过或透露过些什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中共相关部门当年也无法从美国方面获得任何资料用以印证张东荪的说法。张东荪第五次检讨上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小范围报送给了中央领导人，并分发给了民盟高层。10月间，统战部又将张的检讨摘要分发给各党派团体的领导机关。民盟在此基础上马上成立了张东荪问题的专案审查小组。

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张东荪的这次检讨像他自己所保证的那样是再无保留了。统战部11月下旬进一步扩大发送张检讨范围时曾明确地表示过中共中央的这一看法和后续处理意见。其通知说：

张在此检讨书内讲了一点勾结美蒋、出卖国家机密的罪行，但未彻底坦白。民主同盟召开了中常委扩大会议，议决“撤销张东荪在盟内一切职务，令其彻底交代，听候处理”。并组成审查小组，进行专案审查。在令张继续坦白过程中，不公布他的材料，民盟除向其北京市支部传达外，亦不向其他地方组织作正式传达。张的检讨书，我们已印发党、政、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高级负责人。党内同志收到此项文件，只供内部掌握，遇到党外人士谈及时有所根据，但不要外传，更不可公开发布。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现在尚未传达，亦未分发，故暂时不必故意推动他们讨论。[176]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考虑到张东荪案尚未公开，张身为政府领导人的职务亦未明令撤销，因此，燕京大学归并北京大学后，北大校方无论对张个人有什么看法，除了因为搬迁校园后住房紧张，不得不要求张让出一半住房外，无权改变张原有各种待遇。11月初，教育部派人到北大了解张东荪等人的生活情况后即通报说：张现留北大哲学系，不能开课，薪金照发，只是原住房子比较大也比较好，这次院系调整，因为房子不够住，大家都要挤，所以把他的房子分出一半给了另一教授住。政府给他的一部汽车，群众要求撤销，学校没有同意。这次评薪，为了照顾他，也没有把他的薪金拿到群众中去评。[177]

因为改变张东荪的住房不在上级部门的指示范围内，因此，北京市委得知这一情况后还专门指示北大党委了解原因并汇报擅行改变张住房后张东荪本人的情况。据此，11月24日，北大总务长助理专门去了张家，当面询问情况。张东荪自然不能表示不满，他的答复很委婉，说：“房子很满意，将来如果有条件时，希望能一个人住一所房子，现在两家住在一起，也非常好。”北大党委在汇报了上述情况的同时，亦向市委提出，张东荪在燕大薪水原为一百七十万元，但作为政府委员，这笔钱尚未达到应有的标准，不足之数是否由中央政府发给？因为北大方面不了解张东荪现在从中央政府方面有无获得补助，是否可请市委到中央政府查一下？[178]

根据市委了解到的上述情况，彭真于12月11日一并将包括张东荪生活情况在内的有关问题上报给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虽然民盟成立了专案组，继续调查张的问题，但对张东荪的第五次检讨也只在小范围进行了揭批，没有再开大会批判。年底，民盟对张东荪问题的追查事实上也已告一段落，除决定开除盟籍外，亦征求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未再建议做其他惩罚。

中共中央对张东荪问题的最终看法，基本上反映在1953年3月周恩来对民革代表的一段讲话里。周说：

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张东荪在解放前与美、日、蒋、共四方面都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押四宝”。过去的事情以一九四九年为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仍在搞这些活动就不可饶恕了。说毛主席厚道，共产党宽大，这是对好人、对能改过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179]

由于“中央对其罪恶行为不拟作刑事处理”，张东荪也就得以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被养了起来。[180]而进入1953年以后，张东荪的心态已经比较放松了。他很清楚他的政府委员肯定是做不成了。这一年中共中央宣布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张东荪马上就意识到政府取消他的政府委员职务的时机到了。张太太就告诉张东荪的朋友说：“因为要撤掉（张东荪的职务）是要开会的，改组（政府）自然而然就改组掉了。并且有人告诉我们，东荪的问题会一直拖到改组（政府）。”张东荪还是和过去一样热心于做政治上的预估，他评论说：“这次固然我有问题，但是其他的一些人恐怕也要下来。”[181]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早就对丢掉政府委员职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了，政府这次召开全国人大竟然还正经八百地搞起了普选，而有没有选民资格，远比会不会丢掉政府委员职务更让自己和家人感到紧张。

1953年秋末，海淀区开始登记选民。张东荪全家反复研究选民资格的相关政府文件，认为张并未被政府明令剥夺选举权，因此是符合选民资格的。虽然全家人都担心去登记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但大儿子张宗炳还是认为不去登记更是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自己就把自己摆在了被剥夺了选民权的位置上。张太太也觉得“没有选举权很不光彩”。张东荪也认为，自己并没有被政府宣布管制，应该有资格参加选举。因此，虽然心怀忐忑，他还是在太太的陪同下去选民登记站登了记。因为担心得不到选民资格，张太太还两三次去找代理系务的洪谦副教授，请其帮助张讲讲话。

1954年元旦刚过，符合选民资格的名单即张榜公布出来了，张东荪的名字赫然在列。知道消息后，张东荪很高兴，对人说：“这次选举真民主，比资产阶级的还好。”然而，看到张东荪的名字上了选民榜，马上就在北大教授群里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声称：“我早已控告他了，怎么还有他的名字？”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提出应该将张东荪从教职工工会和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开除，并撤销张的教授职位。数学系教授吴光磊斥责北大选举工作组严重失职。图书馆馆长向达声称：“别人有他犯的一件罪行，早就劳动改造去了，如果我泄露志愿军出国秘密，怕早已魂归天外了。”

北京市普选工作委员会在1月4日的普选情况通报中记述称：

选民小组开会时，教授们都非常气愤，骂张“竟想混进我们的队伍”！“恬不知耻！”一致提出要“分清敌我”，“剥夺张东荪的选举权”！有些中间教授并检讨了自己对张的选举权曾抱自由主义态度是“思想麻痹”，“缺乏当家作主精神”。只有贺麟（曾被管制）表示“事实如此，非常痛心”，但立即遭到驳斥。现已有二十多名教员向选举工作组控告张的罪行。[182]

张东荪也去参加了选民小组会，因受到与会者围攻，据说“时而以手遮目，时而抬头漠视室内书架，神态颇为不耐烦”。轮到他说话时，则说：“我本来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参加选举，我对自己过去的罪行感到非常忏悔，我登记参加选举是为了表示拥护政府，现在既然知道我不应该参加，那就不参加了。”会议休息时，张即离开了会场。[183]

两天后，即1月6日下午，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受理要求剥夺张东荪选举权的检举案件。张东荪原不打算参加，但住在隔壁的原燕京大学的老同事孙瑞芹一向和他关系不错，劝他还是去参加的好。孙的意见是，一方面表明愿意接受批评的态度，一方面干脆到会上去表示愿“辞去政府委员的薪金”，争取主动。[184]张东荪虽然不同意现在就主动辞去政府委员薪金，却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会议。

据委员会整理的会议简报讲述当天会议情形称：

冯友兰、高名凯、吴达元等十余人代表北大八十余名检举人出席控诉。张东荪由其妻陪同到场，情绪紧张，手有些抖。为免于双方对质造成紧张局面，在会议进行约半小时后，宣布休会，令张暂退场，张亦知趣，并要求单独和区选委会主席谈，不在群众面前交代。在所有检举人代表控诉完毕离去后，张进场交代称：“群众所提的基本上是事实。‘三反’中的检讨已送中央，因为不彻底，政府叫我在北大改造；既是改造，就不能不是人民。在选民登记时，我想，如不去登记，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不可改造的人，那我就对不起政府，当时心里很踌躇，看了选举法，应该是贪污被剥夺选举权的才不给选举权，于是我就登记了。现在群众提出来了，对我更是很好的教育。既然群众是这样，我也只能听从群众的意见。”[185]

从会上回到家里，张东荪告诉家人说，会上北大的人骂得很厉害，“自己学哲学，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北大、清华教授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们，因此结了怨，一犯错误就都来了”。张太太因此压力很大，一个劲儿埋怨儿子张宗炳当初不该劝父亲去登记，惹出这么大麻烦来。同时，她又请自己的姐妹，即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蓝公武的弟媳，去蓝公武处说明眼下的情况。蓝要她转告张说：“张的选举权问题，市选举委员会无权决定，要更高级才能决定。至于张是否要辞政府委员的薪水问题，目前尚不宜动。”

几天后，市选举委员会通知张东荪，由于张的选民资格受到广泛质疑，张目前不能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接到通知后，张的情绪自然不好，但也无可奈何，称：“实在要剥夺选举权，也没有法子”，“只好等着瞧”。[186]

事情最后也确是张东荪预计的那样了结的：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张东荪等一批被认定有问题或表现不佳的民主人士，通过新的人大选举，彻底被排除在新政府的名单之外了。[187]只是，张东荪因为想要获得一纸选民资格，反倒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了北大教授的众矢之的，最后导致自己不仅没有取得选民资格，反而在事实上成了没有管制处分的被管制分子。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发起人之一，张东荪过去的朋友，时任民革中央委员的许宝骙评论说：张这事办得太不聪明，虽未被管制，但应以被管制者自处，应否参加选举应先去请示党员或党委，冒冒失失去，自然会有人检举，并说：“以张的处境，不管心里如何，总须用沉痛深自责备的态度，事事请示领导，如果自认没有问题，焉能不糟。共产党的警惕性是很高的。”[188]

有关张东荪最后的出路，看来还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间才最后定下来。梁漱溟和蓝英年的说法或可参考。梁写道：后来，按照上面的要求，“张写出自己检讨文送主席阅看，主席不满意，嘱其再写。张第二次写来，仍未获准。第三次他所写的幸得谅许。于是既不加罪，且给予中央文史馆待遇，每月生活费百元云”。[189]和张家关系密切的蓝公武之子蓝英年也有如此说法。他说：张东荪后来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去了，只是一家仍住在北大朗润园。反右运动结束后才不得不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座大杂院里去了。[190]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由上可知，笔者对戴书围绕张东荪案的分析和观点不甚赞同。以下约略说明笔者的看法。

首先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不管是张东荪，还是其他抱有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之后，他们的思想或命运，或迟或早，或主动，或被动，会发生转折，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张东荪并无多少特别之处。

张东荪特别，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无论他历史上与中共有过怎样的矛盾冲突，中共新政府成立之初即向他敞开了大门，他曾获得过十分特殊的待遇和地位，这显示中共方面最初对他确曾相当重视。如果说曾经杀过不少共产党人的李济深等都能在中共政权的政治高位上被“统战”到底，如无特殊原因，张东荪未必会在中共建国初就被挑出来作为打击对象。张东荪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显然不同于1949年以后一些民主人士或中共党的领导人大起大落的情况。中共所以很快和张东荪翻脸，既不是因为张的政治历史问题，也不是因为双方在政策、制度、权力、人事等方面公开碰撞造成的。张东荪1949年后之所以很快被中共抛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共方面的原因，而是与他独特的个性与观念密切相关的。由于个性与观念使然，身为中国人却研究西方哲学的张东荪，到底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化。[191]诚如唐君毅评价张东荪的老友张君劢时所说的，他们本质上都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士”或曰“天下士”，抱负心极大。“退则为学术，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进则从政，治国平天下。”[192]因为有着强烈的抱负心，再加上个性固执，张东荪竟在救国心的推动下，意外地陷入到“叛国”的事件中去了。

张东荪案所以会引发许多讨论，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叛国”的罪名。张东荪无意叛国，而且有心救国，这在今天学界中相信已能形成较多共识。但是，近年来，多数勇于为张洗罪者往往不敢正视张东荪1949年后积极尝试沟通美国政府关系的事实。谈及张东荪建国后命运转折问题时，要么放着一手资料不用，另找二手资料来强调张在与美国人关系问题上的无辜与不幸；要么简单地从同情的立场出发，将大量理应用来还原或重建当时历史真实的文献史料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做削足适履式的运用，对与观点不合的材料视若无睹。如此研究的结果，不仅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就连张东荪因此在思想改造运动过程中被批判斗争不得不痛苦挣扎、反复交代的过程，也被演绎得离事实越来越远了。

其实，戴书对张东荪曾寄希望于说服美国政府同情新政权，因而努力尝试保持与美国人的关系这一情况，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书中认为这多半是张东荪因为信息不畅，政治判断上一度陷于“弱智”的表现，称：“只能说，通往外界的大门砰地关上，对那些将资讯当做空气、当做水一样不可离之须臾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说给憋傻了，也真给逼急了。”[193]但这种结论恐怕未必妥当。

首先，对于热衷于政治分析的张东荪来说，各种资讯来源的中断当然会对他准确认识形势造成麻烦，但这并不等于说张东荪就会失去正常判断问题的能力。事实上，即使从种种片断的、零散的信息中间，张东荪无论在案发前，还是案发后，都还是经常会做出一些事后证明很准确的形势分析。如1954年6月听了关于日内瓦会议报告的传达后，张就表示说：“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前途的估计很对，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很困难，因战线是犬牙交错的，不像朝鲜有条三八线，所以即使停战了，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大。”[194]事后的情况证明，他的这一判断就相当准确。

其次，资讯的缺乏并不会使所有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都变得弱智，对此可以拿罗隆基来做一个对比。罗隆基不仅同样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政治学家，长年从事政治研究和政治活动，其热心国事的热情也不输于张东荪。如果说与美国外交人员的交往，罗隆基早在抗战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战后直至1949年夏天来到北平前，他与美国人交往的频度远胜过张东荪。因此，1949年底，在中共中央安全部门眼里，罗隆基也远比张东荪更具危险性。然而，同样欠缺“资讯”，同样处于高压之下，罗隆基却知道适可而止。从上海来北京后，除了在张东荪引导下在张儿子家见过柯乐博一次外，罗即再不曾直接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过。进入到1950年，罗连间接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的联系也停止了。正是因为罗隆基有如此表现，他里通美国的嫌疑逐渐被取消了。在这一波“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甚至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特许，免于就最易惹出争议来的他过去与美国人关系问题进行检讨和交代。故就连罗隆基后来都明白地对张东荪的做法表示过不解和反感。

罗隆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只要读一下叶笃义的一段回忆和他对二人区别的观感，就应该能了解其中之一二了。叶回忆说：

罗隆基注重人事安排，而张东荪却不感兴趣。他对政府和国家中的名位都无所谓，而想的是可能变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罗隆基经常公开骂美国，而张东荪从来不敢这样做。张东荪对罗隆基说：“燕京大学骂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很快就会知道。”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这条船，不论它是贼船或者是诺亚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不能想变天。一旦真的变了天，左舜生（青年党领导人——引者）、蒋匀田（民社党领导人——引者）这班人回来也会杀我们头的。”[195]

如实解读张东荪在当年政治高压下态度及思想变动的情况，对理解当年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是十分重要的。除了陈寅恪因为身体原因和中共领导人特殊关照，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经历向群众反复检讨思想和交代历史的屈辱外，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谁曾经在这一运动中宁折不弯，靠抗争渡过了这一关。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当年或真心、或违心，都经历过被迫检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和检讨批判自己政治及学术思想的情况。即使我们今天通过日记可以了解到内心里从来没有屈服过的吴宓，当年也一样公开发表过检讨文章，并且在校内做过各种“自我批评”和历史交代。因为没经历过，因为自尊，因为害怕，因为想不通，甚或因为讲不清楚有些历史问题等种种原因，许多人的检讨交代都经历过类似张东荪那样的挤牙膏和反复。运动组织者眼中平时表现较好或有特殊用处的知识分子，通常会被保护过关，不用遭受太过难堪的检举揭发和学生同事面对面的批判训斥。而像各学校、各单位的重点斗争对象，因为和张东荪一样过去有过比较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或反共表现，不少也都经历过和张东荪一样从心存侥幸到违心屈就，从一点点挤牙膏到痛心疾首地向群众“和盘托出”、低头认罪的过程。如果今天的历史研究抹去了这一部分史实，我们想要做的任何一种历史辩白，不仅将徒劳无功，而且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因为，我们不尊重历史真实的话，也就发现不了历史真相。

有关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当今关于张东荪案的各种猜测与推论中看出来。

比如，今天不少学者都读到过张东荪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文字，知道张自己对自己的问题做过怎样的解读。但是，却几乎没有人对张如何一步步交代认错的情况及原因做过分析和说明，更谈不到客观描述张及其家人在一波又一波政治高压下恐惧、慌乱与不得不投降认罪的过程了。给人印象，当时用抗争的方法也能实现自我救赎似的。[196]

比如，今天多数学者都很容易读到美国外交文件中那些涉及张东荪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经过及其谈话内容的电报档案。理论上，只要认真读过电报披露的张东荪1949—1950年间他自己或透过他儿子张宗炳讲的那些话，就不难了解张东荪这段时间在想什么，他想要实现什么。然而，即便存在着许多档案资料可以查阅，还是会有不少人相信，爱国如张东荪者，是不可能主动泄露国家机密的。[197]

又比如，只要依据常情常理，就不难了解，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已成敌国，中共高层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蠢到要透过张东荪这样一介书生，经过像王正伯这样毫无根基的小商人，去游说美国政府。然而，有研究者却相信存在这种可能。一些看出此一逻辑破绽的研究者，则转而走向另外两个极端，要么相信：王正伯其实是北京市公安局布的诱饵，“奉公安局之命前来”引诱张犯下出卖情报的“卖国罪行”；[198]要么相信：张东荪的背后一定是“受到别人的指使、暗示或鼓励”。而这个幕后指使、暗示或鼓励者，“只有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才有资格”。[199]

张东荪案中最让人难以理解，并最容易让研究者想入非非的，就是张东荪和王正伯这样一个近乎骗子之间的关系。正像有学者所说，“以张的经验和学识，这样一个事关重大而有高度风险的行动”，他怎么可能会如此轻率、盲目、不近情理地去求助于这样一个毫不靠谱的小商人呢？[200]

其实，在相关资料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历史研究大可不必去钻牛角尖，硬要去猜测王正伯的背景或使命。既然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张东荪，那么，即使退一万步，就算是公安局暗设陷阱，或就算是中共高层有暗示、鼓励，“以张的经验和学识”，通过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身份关系难以证实，且多次因欠款或其他原因犯案被捕的小商人来沟通美国政府，传递机密信息，他看不出有多荒谬和多危险吗？同样有心于此的罗隆基没有出此下策，比张东荪与王正伯来往还要密切的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也没有跌入这样的陷阱，为何偏偏张东荪会自陷其中且不知自拔？很显然，在张东荪问题上与其费心去猜测求证北京市公安局如何如何，中共高层如何如何，远不如在张东荪身上多找找原因。

有关张东荪缘何遭遇“叛国”罪而落难的原因，近几年有大量的文章著作做过分析和推测。几乎所有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或照抄了张东荪第五次检讨书的某些内容，但很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分析和推测都有意无意地省略或抹去了张东荪自己对自己的问题原由所做的解剖和说明。[201]对于自己所以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张东荪在他的检讨中有过很直白的检讨和反省，其实很值得重视。他写道：

我自始至终在思想上总想中共与美国合作，从旧政协我托陈瑾昆带信给毛主席起，一直到解放后一面倒宣言宣布以后，我仍固执己见，以为第三次大战之后，或许还能实现我的理想。所以先经由王（正伯）与柯（乐博）作一些伏线，以便再做中共与美国拉拢妥协的工作。我始终没有想到倒在美帝一边去，我也决无推翻我们政权的心，所以群众说我脚踏两只船，是完全正确的。届时如能时局演变上有需要容许我出来呼吁，甚至叫我奔走，我是极愿意去做的。为了留出身份去做此事，所以，我在解放后一直避免参加反美的大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我也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我已近七十岁了，身体又坏，别无他求。所以如将来果真时机来到，我就去做这样的妥协工作。由于我错误地认为时局一变，共产党也会有相当适应，于是一方面为了可以使中间路线重现，另一方面个人可以出风头，尤其我认为和平解放北京是我一生的一件大事，我还准备在国际上可能做出更大的事，倘能有这样的情形，便成为我晚年的一大成就。[202]

概括张东荪历次检讨提到的问题原因，也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思想的影响确实在起作用：

（一）政治上总想起大作用，做大成就，因而总想能够拉起自己的队伍来。

（二）始终认为中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是错的，想要抓住美国不放，将来机会到来时可以改变现状。

（三）一直迷信美国，迷信美国的新武器，相信战争打起来，美国必定会战胜。

（四）害怕战后蒋介石会回来，相信蒋介石回来自己这样的人就是有美国托庇也没有用，因此一定要设法阻止蒋回来。

（五）政治上对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和民主感到极端苦闷，相信中国必须要走中间路线，急于想让美国方面了解，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在这方面可以起作用。[203]

由上不难看出，张东荪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新中国政治外交上绝对不应也不能和强大的美国对抗，否则美国人终会取胜，结果蒋介石国民党一定会杀回来。即使为了所有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也一定要推动中国与美国和好，“设法阻止蒋回来”。

当然，从张东荪个人性格、能力的角度，还有一点也不应忽视，这就是张的好友俞颂华曾经特别强调过的张的个性和他在政治上的处事能力问题。

俞颂华对张东荪的学问、人品称赞有加，但对张东荪一生热心于政治的做法，却不以为然。他很委婉，却是非常肯定地写道：张东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204]

俞颂华对张东荪的这段评论，可谓有知人之明。这当然不仅仅是张东荪个人的问题，恐怕也是许多有张东荪同样个性的知识分子永远都难以克服的认识死角。早在1918年12月底，几度热心政治却几度挫败的梁启超，就曾以自身经历“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梁“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梁自以为这番告诫可以使张东荪等“换了一个新生命”，再不致重蹈他的覆辙了。[205]殊不知，梁自己就未能做到，1927年广东政府北伐期间再度出来大发议论，甚至想要直接帮助北方政府[206]，张东荪以后自然也是越来越痴迷于政治，他同样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见识能力颇为自得。明明不适宜做政治的工作，张东荪却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可以立大功。他之所以会对参与北平和谈这件事如此看重和骄傲，正是这样一种心理的反映。甚至，因为他自认为成就了和平解放北平这样一件大事，因此他内心里“还准备在国际上可能做出更大的事”。[207]

直到晚年，张东荪都没有能够完全明白自己在1950年代初遭遇的这段人生波折的问题所在。他有检讨，但未必服气。其1960年有诗曰：

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

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208]

变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说：自己一介书生，清狂孤傲确会误事，但心总是为国家好的。

据说，就在他病重且不久人世之际，1972年2月中美两国发表了标志着打开中美建交之门的《上海公报》。躺在病床上的他得到这个消息后，讲了四个字：“还是我对”。[209]

这很符合张东荪的性格。

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210]共产党人从来相信，新闻报刊理当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政党手中，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力的工具。[211]因为“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从而最有利于达成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政治目的。[212]因此，共产党人一旦握有政治权力，一定会把一切新闻报刊，乃至于其他各种可能被用来进行思想宣传的传播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采取一种从传媒到文化到思想的严格的统制政策。中共从在江西等地创立根据地，开始握有政权之日起，在一切割据之区域即无不如此行事。即使是抗战期间奉行“三三制”[213]，公开承认其他党派可在陕甘宁边区办党办报的情况下，根据地的新闻报刊实际上也仍旧实行的是一元化的党化管理的做法，保持着高度的舆论一律。

但是，当中共开始在全中国创立新政权之际，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全然不同的局面。这是因为，新中国最初实行的是“联合政府”，基于在全社会范围内体现这一统战政策的现实需要，中共显然不能简单地出于舆论一律的目的，对一切传播机构实行党化管理，而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允许一部分私营媒体继续存在一段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这些私营媒体受到有效控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政治宣传目标，就成为对中共能否有效推行新闻统制政策的一种重大挑战。事实证明，新政权的应对是相当成功的。依据抗战期间在政权建设上实行的“三三制”的办法，它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创办党报党刊，起舆论主导作用；一方面将部分私营大报大刊改组或改造成进步的“民主报刊”，以与党报党刊相配合；同时保留少部分具有中间性质，主要用于满足一般“落后市民”文化娱乐需要的纯文化类报纸杂志，成功地达成了两相兼顾的政治目标。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新闻史著作深入考察过在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下新政权破旧立新，成功施行新闻统制政策的具体经过。因此，我这里试图通过建国前后中共利用统战政策促使王芸生改变政治立场，进而通过王对在中国新闻行业中影响最大的私营报刊《大公报》成功改造的案例，对新政权改造旧报旧刊的方法和情形做一历史的考察与剖析。

我之所以选择报人王芸生和《大公报》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对前人围绕着王芸生“投降”一说的争论深感兴趣。由于“投降”一词所具有的特定涵义太过负面，就连王的儿女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谈到这一用语时的说法和态度，都不免形成了天壤之别，[214]足以见讨论它确有相当意义。其次自然还是因为有关王芸生在1949年以后历史的研究成果太少。目前所见从新闻史的角度谈到1949年以前王芸生及《大公报》历史的学术成果较多，一到1949年以后，多数书刊和报纸上的生平史实的叙述或介绍，大都是些人云亦云的重复性说法，所依据者几乎都是个人回忆史料。回忆或口述史料有些确实很重要，不可或缺，但利用者如果不与档案文献及个人日记笔记史料相结合，每每会受到回忆或口述者主观偏向的影响，弄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神话或传说。近十年来，即使是用心最多、研究最力、成果最著的王芝琛，除非事涉家庭生活，其作品中凡谈及王芸生1949年以后情况处，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言而无据，要么支零破碎，原因也即在此。真正由历史学家主要依据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来立论的王芸生的个人传记或王芸生与《大公报》变化情况的研究，还未见到。

其实，即使我们国家今天档案开放还非常有限，涉及这方面的档案史料，尤其是与建国后《大公报》有关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无论在北京、上海，还是在天津，都有大量保存，甚至也有相当部分是早就已经对外开放了的。只可惜，王芝琛非历史专科出身，生前亦未能意识到发掘档案史料之必要与可能，因而失去了这样的研究机会。有些研究人物思想的研究者，因为只习惯于立足历史人物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来研究，碰到1949年以后像王芸生这样，要么讲官话，要么不讲话的报人，当然也不会去下工夫。有些新闻史专业的研究者，虽然也注意到研究1949年以后《大公报》的历史，限于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既有路数，对系统发掘、掌握和利用档案史料来研究1949年王芸生与《大公报》这样的个案，也甚少兴趣，因而未能有所建树。有鉴于此，我这里拟依据已经开放的部分档案史料，尝试着勾勒并描述1949年中共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政治转变和《大公报》被改造的曲折经过。这样的研究，严格说来只是基础性研究，但相信对一切有心研究讨论像王芸生这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报人，何以会“投降”且要“投降”的读者，都是有用的。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大公报》，自1930年代以来，在中国开设的报馆数、发行量、言论影响及其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声望，都称得上是中国报刊界的“龙头老大”。它甚至还是中国唯一在国际上得到过密苏里新闻奖的一份报纸。[215]和那些在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后注定要被关闭的、有着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报纸不同，始终以私营和中立为标榜的《大公报》照理应当能够搭上中共统战政策之车，跨进新中国的那道门槛。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并不那样简单，《大公报》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

1948年初夏，国共战争已进入最后关头，中共军事上气势如虹，节节胜利，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名流纷纷开始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准备参加新政协，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宣传部长的恽逸群却突然推出《蒋党内幕》一书，在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种种丑陋内幕的同时，专门把《大公报》挑出来痛加批判。书中把自视为立场中立的《大公报》定性为反动政学会的机关报，指责《大公报》一直明里暗里地帮助国民党蒋介石，维护其反动统治。文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就已经开始“与蒋介石合作”。到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与席者大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慨”。张季鸾从此成为蒋的顾问，可以不待预约通报，直接见蒋。《大公报》也投桃报李，“小骂大帮忙”，“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在各种关键的历史时刻，它都巧妙地站出来给蒋介石帮忙。《大公报》也因此“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看的报纸”，并因此可以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种种其他报纸所得不到的好处。它“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仅日本投降前经特批按最低官价二十元法币兑换一美元的标准从财政部获得二十万美元的外汇一项，在当时美元市价要三千元法币兑换一美元的情况下，《大公报》就等于是把四百万元法币一下子变成了六亿元。“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216]

《大公报》这时的总编辑王芸生心里非常清楚，恽逸群如此痛恨《大公报》，根本上是因为《大公报》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年来和蒋介石走得过近，得到过太多好处，在立场和言论上不能不处处替事实上的中央政府着想。《大公报》为此甚至常常和其他私营报纸唱反调，以至于国民党几度查封报刊，它却都能稳坐钓鱼台。

不仅如此，《大公报》还因为想要维护中央政府的地位与权威，不止一次得罪过共产党。尤其是1940年代以来，围绕着国共之间的纷争，无论是张季鸾，还是王芸生主笔时代，《大公报》都曾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过中共，甚至在蒋介石或国民党有关机构授意下写文章帮当局说话。[217] 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王芸生不仅当面劝告毛泽东，万不可脱离中央政府，“另起炉灶”，甚至还隐讳地批评过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中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来比量，有明显的帝王思想。[218]如今斗转星移，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恽逸群的小册子明显是代表中共给《大公报》做了政治定性。而把《大公报》与国民党蒋介石视为同类，事实上无异于在政治上宣布了《大公报》的死刑。

王芸生出身贫苦，不善于交际，又没有上过学，虽有相当才气，却也十分内向、敏感且自尊、自傲。[219]他能够在《大公报》取得如此地位与名望，十分不易，自然会把《大公报》看成自己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起，至1948年秋，总共已发行16200号，除1926年1—8月暂时停刊外，连续刊行已历时46年之久。它能赢得海内外盛名，是经过两代报人，尤其是经过胡政之、张季鸾等艰苦创业打拼出来的。传到自己手里，不能增光，眼看还要毁掉，王芸生精神上和心理上压力之大，情感上之难以接受，可想而知。

据身为《大公报》社评委员，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王芸生这段时间完全是一副病态，魂不守舍，整日里长吁短叹，有时甚至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总是一会儿自言自语，说：“国民党完了！”一会儿又唉声叹气地冒出一句，说：“没有出路了！”无论李纯青怎么劝解，包括委婉提示他投向中共，他听了都只是摇头。他早已没了自信，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他，故再三表示：“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220]

在1948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组联合政府的呼吁，并且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准备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的问题，但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还没有估计到国民党在军事上会垮得那么快，因此，它还没有做好进入大城市和全面接收、重建新闻报刊行业的准备。恽逸群和李纯青的工作步调显然并不十分协调。这边恽逸群公开宣判了《大公报》的死刑，那边李纯青，以及另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大公报》女记者，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杨刚，却在上海地下党的部署下尽可能多地动员社会贤达都北上到中共的解放区去参加政协。这也包括做《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动员工作和秘密安排他先南下香港。正是他们在10月底告诉王芸生称，是毛泽东点名邀请王芸生北上的，并许诺在新政权下《大公报》可以做到“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221]不难想象，能够得到这样的消息，王芸生自然喜出望外。他很快即表态称：“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他马上与李纯青等秘密布置，自己也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公开说是去台湾游览，实际则悄然南下，前往香港，准备由香港北上中共解放区了。[222]

就在王芸生抵达香港，与中共香港党组织接洽好，准备登船北上之际，中共中央对《大公报》的态度却因为形势估计的变化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948年11月，随着山东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很快取得胜利，毛泽东开始着手组织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准备一举解决国民党在华北的全部主力。中共中央也因此对胜利到来的时间有了新的估计。毛泽东通知全党负责同志：“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223]

一年左右要全面夺取全国政权，这意味着中共必须要马上着手准备进入和接管大城市。鉴于新闻报刊必须严格管控，但又需要顾及统一战线和将要建立联合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于11月8日和26日先后发布了相关的指示。说明：“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能采取对待生产事业那样的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它同时又要求各占领机关对大中城市中存在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必须区别情况，“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包括“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的私人经营的报刊与通讯社，如天津的《益世报》，“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或没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但凡属进步的，或中间性的报刊和通讯社，包括新发行的报纸刊物，向政府登记并取得批准后，允许出版。唯“凡属……应予没收之反动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由军事管理委员会或市政府审查取得确实证据后，正式决议没收之。证据尚不充足或有疑问者，则提交法庭加以调查审讯后判决之。军管会及市政府在作出上述决议前，须向上级请示，并取得上级批准。如属全国性的报纸、通讯社，并须请示中央批准。”[224]

为了迅速了解全国各大报刊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接收和管控方案，中共中央这时紧急召集了杨刚、宦乡等在新闻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到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并讨论研究处置办法。讨论结果，不仅认定《大公报》有国民党“官僚资本”[225]的背景，而且肯定了恽逸群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故中共中央已初步决定“不让其继续出版”。考虑到各大城市中，除可以利用没收接管的办法，将国民党背景的报纸直接接收过来作为本地党报出版以外，讨论还明确了各地均应切实保证本地要有一党外民主报纸配合党报工作的方针。[226]

就在杨刚等人来到西柏坡后不久，平津战役打响了。很快，1949年1月15日中共军队就成功攻占了天津城。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进城伊始，并不请示中央，就明令天津原有各报馆，不得出报出刊。对此，中共中央马上于18日、19日连续去电纠正。指示称：“对旧有报刊处置，一般不必采取颁布命令方式”，且“你们命令一切报纸一律停刊的方法不合中央去年十一月八日的指示。该指示第一条说明应按报纸性质属于进步、中间、反动等类采取分别对待办法，即令某一城市在事实上只有反动报纸，我们的方法亦不应是不宣布理由而命令一切原有报纸一律停刊” 。“天津、北平为全国观瞻所系，凡带政策性的决定，除中央已有具体规定者外，你们必须事先请示，并将具体情况及你们的意见随时电告中央及总前委、华北局，至要。”[227]

对天津的多数报纸刊物，中共中央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可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给予合法地位，亦不忙于封闭，而令其报告并从旁调查，待查明后再行决定”。对于中共中央这时最熟悉的天津《新星报》、《益世报》、《大公报》这三大报纸，它给出的办法是：“新星是李宗仁的报，应即实行封闭，只要证据充足，即应实行没收。益世是天主教的报，常常公开表示反共，应首先以其反共反人民停止其出版，但勿牵涉到宗教问题……不要没收其财产，因该报在国内有相当地位，言论尚非极端反动，其财产有限，不必因此给中外天主教一个反共的借口。”对于《大公报》，因为周恩来很清楚天津大公报馆内部地下党员人数多，且多为其南方局旧部，故明确指示对《大公报》可“从内部革命，加入外力，利用其原有资财、班底，发表宣言，改换名称，组成进步分子的报纸，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228]

不过，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对天津总的报刊情况调查尚不深入，包括对《新星报》的切实背景亦不是十分清楚，故当天津市委说明《益世报》已经没收，询问对其他各报策略时，它又不得不去电说明：“对《新星报》应搜集其确系国民党李宗仁机关报的证据宣告没收，如有疑点再向中央请示。”“对《益世报》虽已没收，亦须搜集罪证，以备宣布理由。”唯对《大公报》，中共中央坚持原先部署，并任命杨刚负责领导改组天津《大公报》为进步的“民主报纸”的工作。它在19日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天津方面应在表面上显示和缓，用以稳定天津大公报馆的人心，暗中“经过其内部人员设法使其资财不致逃匿，以待杨刚等前来由该报内部解决，实行革命”。[229]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已批准将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另行出版，并要求杨刚、徐盈、宦乡等搜集《大公报》，尤其是天津《大公报》几年来的“反动言论”，编辑成册，做好了“内部革命”的舆论准备。同时决定：一、按私营企业对待《大公报》，政府不予接管；二、发动《大公报》职工对该报进行批判；三、在天津《大公报》基础上改组易名；四、由全体职工选举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五、以全体职工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新生。[230]

在杨刚等动身前往天津后，中共中央即指示天津市委：“可即以接收其中官僚资本股份名义找该报经理公开谈判改组，指出该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以便和徐盈、杨刚等里应外合。”[231]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新华总社随即也电告天津市委等：对于天津市党报和私营报纸，新华社天津分社可逐日提供国内外新闻和其他稿件。对有关宣传方针与新闻写作的业务指示，对党报与非党报纸虽应有所区分，但“现在已经正式准予出版的，非党的私营的报社向我索取时，在取得市委宣传部与总社同意后，亦可同样发给”。特别是对天津即将出版的《进步日报》，应给予较特别的待遇，不仅应发总社的各项指示，而且“他们对于总社有何询问要求和意见，分社亦应负责代转”。[232]

1949年1月下旬，杨刚、宦乡、孟秋江等来到天津大公报馆。经过几天对报馆总编辑张琴南及各部门骨干的说服工作后，于2月3日开始集中报馆230余人分成22个小组，分别对《大公报》的“基本政治立场”、“政治作风”，以及“内部统治机构的不民主和腐化”、《大公报》与它所服务的反动政权“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批判。经过一周时间的讨论后，22个小组的组长和报馆负责人等进一步开会，“研究如何改革大公报，使它对外成为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对内成立真正民主机构，成为对全馆同人负责，受同人监督爱护的具有民主作风的报纸”。最后，即2月19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通过了将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呈报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部核准出版的决定。会议选举了临时管理委员会，并于次日决定了临管会和新的报社负责人，宦乡为临管会主任兼报社总编辑，杨刚任党组书记兼主笔，张琴南、徐盈为临管会副主任并兼社论委员会委员。[233]这时正受命从香港北上的李纯青，被推举为副总编辑。[234]

2月26日，天津军管会正式批准了临委会申请出版的要求。次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在创刊号上，披露了改组过程中原《大公报》同人揭发批判《大公报》“反人民反共以及其千方百计支持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的事实”的经过，说与会者把“大公报镇压同人，压迫同人跟着它犯罪的情形讲出来了”；“不少同人更进一步的承认自己个人过去在反动政策下面所犯的罪过”；多数还检讨了“报馆过去的不民主，官僚态度，上级工作无报告，财政不公开，对工人及下级职员的不合理待遇”的情况。最后，在杨刚等中共党员的引导下，“多数小组中提出了发布宣言，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进行出版的问题”。[235]

在27日发刊的报纸上，还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人署名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宣言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更上了一层台阶，宣称：“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是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的。等到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政权以后，它就很快地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称“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也“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杨刚等表示：“同人等过去在这样一张报纸工作，实在百端痛苦。我们愈深切地看出它的本质，就愈觉得难于忍受。”但他们个人在这样一家报馆中完全无能为力，常常还会“受到排挤、歧视和警告”。他们说：鉴于“《大公报》实在是彻头彻尾的一张反动报纸”，“坚决地站在反人民立场上，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我们不能不毅然决然另创新的报纸，以便“永远脱离《大公报》这个丑恶的名义”。[236]

天津《大公报》突然揭旗造反，改换门庭，对各地大公报人的刺激已经无以复加；而它如此上纲上线地把《大公报》钉上“反动报纸”的耻辱柱，这对刚刚掉转枪口准备向国民党开战的大公报多数同人而言，就更是如五雷轰顶般，足以让人感到天昏地暗了。这也难怪，《大公报》记者萧乾回忆说：当晚他在香港大公报馆意外从新华社电讯稿中发现这一消息后，当班的“各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瞠目结舌不能语”，“个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237]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天津《进步日报》发刊之时，王芸生恰在出发北上之际。他应该是在得知了天津《大公报》要改名的消息后上的船。[238]按照李纯青的回忆，王芸生对天津《大公报》被改组并另立门户一事深感担心，不知道《大公报》其他各馆是否均会落得同样后果，因而曾要先行北上的李纯青“到北平力争存名”。他自己一路上也在考虑到解放区后如何争取阻止天津《大公报》改名的问题。从同船北上的叶圣陶、宋云彬和徐铸成等人的日记与回忆的情况看，王芸生这时的心态应该还比较平稳。[239]但是，进到解放区后，他马上就感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做检查时讲过这段时间的思想感情。他说：他“刚到解放区的时候，是抗拒的”，因为在烟台一登陆就看到了《进步日报》，思想感情上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心里非常沮丧，知道阻止天津《大公报》改名来不及了。特别是读了《人民日报》3月4日痛斥《大公报》一贯反动的文字后，过于敏感的他，甚至觉得同行的人立刻对他改变了态度，似乎看不起他了。3月19日到北平后，中共有关方面仍有意关闭《大公报》，对《大公报》的历史自然颇多谴责，王“因对大公报所负的责任，必须交代，更感到痛苦与抗拒”。他内心里自然愤愤不平，想：“既然叫我到解放区来，何必如此整我？”看到许多莫名其妙的人都被奉为贵宾，自己却受到这种待遇，更感到“岂有此理”。为此，他甚至气愤地向杨刚表示过“准备结束生命”的想法。[240]

据王芸生说，他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想通的。他因此告诉李纯青，自己对天津《大公报》改换门庭一事不再计较了。4月6日，在北平召开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他已开始尝试着用革命和人民的观点来认识这一问题，强调一个新闻记者没有骑墙的可能，不是站在人民和革命一边，就是站在反人民反革命一边。这之后，他狠着心告诉李说：我们应该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241]

有了这种思想认识，王芸生很快就学着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检讨自己的文章，充满感慨地讲述了他此行所受到的思想震动，并检讨了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去了一趟天津，去见了过去的同人，不仅不问天津报馆财产归属等等问题，还主动把自己的这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交给《进步日报》来发表。

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我到解放区来》的文章。他一上来就强调了自己的贫苦出身，声称：“我是一行中的唯一的一个北方人。我是在这黄土层中生长出来的，我睡过土炕，吃过馍馍，却难得想象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这真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

讲到中共的干部，他写道：“在人民政府的政权下，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些工作人员，当然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是都已成为农民型的了。他们简单朴素，勤恳和气，没有丝毫的官架子和官僚气，他们是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中国一向是官世界，而解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此，这就是一个大革命。”

讲到农民和农村，他写道：“我们在一个农村里住了两天，这对我们的收获可太大了。（这）是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党政军民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从这个小村子，使我们了解了土改这把钥匙的重要。以土改为基础，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的根基，解决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更合理地改变了人与人间的关系。”农民们“极坦白朴素地述说”：过去国民党在的时候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现在可不同了，经过了土改，全村的农民人人有地种了，人人有饭吃了，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了，大家都满意了。

讲到共产党优待俘虏，他写道：“在华东解放区，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解放军官团。团里的学员，都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百多名将军，更多的校官。他们过着人的生活，受着比解放军干部还优一级的待遇，人人都是黑黑胖胖的。听了几位上将和中将报告他们的学习生活，忏悔过去，策勉现在，都津津有味。至于下级的尉官，被俘后，只须经过极短期的政治教育，经过一番诉苦运动，大家抱头痛哭一场，有了阶级的觉醒，立刻就参军上前线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

有鉴于此，他沉痛地检讨自己的历史，说：“我虽是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就是在既成社会中向上爬。结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动的上层，沾染上浑身的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在生活与意识上，脱离了人民大众。”因此，他表示自己虽然时时想做一个好记者，因为离开了人民大众的立场，即使有强烈的爱国心，也常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所利用。他接受了《进步日报》同人宣言的观点，也转而指责了《大公报》的反动性，说该报“即［既］有官僚资本，主持人又甚接近反动的统治阶级，其基本的属性是反动的，实际给反动的统治阶级起了掩护作用”。身为这样一个基本属性反动的报纸的总编辑，他的结论也很自然，那就是：“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的。为此，他决心要抛弃掉包括“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旧习惯”和“从古老的圣经贤传到近代资本主义哲学”等知识分子的各种“大包袱”，“诚心诚意的归入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一切重新学习，一切从头干起”。[242]

据王芸生自己说，刚到北平时，因为范长江在进步记者会师会上提出，今天虽然是进步记者的会师，但仍应划清敌我界限。他曾当场表示：“我来解放区是投降而来！”当时的想法是“良臣择主而仕”，把自己视为诤臣策士。[243]而写这篇文章时，则改了“投降”这两个字。为了要不要用“投降”两个字，他说自己曾“冥思苦想了很多天”，这是他“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的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244]也正是出于要与过去决裂的想法，王芸生破釜沉舟，不仅在中共解放区公开发表这一言论，而且同意把文章发送给香港的《大公报》，在海外也公开发表了这一言论。[245]

王芸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篇言论及其将之公布于海外的做法，因为态度诚恳、转变彻底，竟然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重视。此文甚至和费孝通的检讨一起，被收入《自我批评实例》一书，成为“华侨学习”的必读物。[246]如此一来，要不要取消《大公报》的问题就再度被提了出来。鉴于上海占领在即，要封闭的“反动”的中外报刊甚多，全面取消《大公报》又有碍中外观瞻，毛泽东和周恩来改变了原来对《大公报》的处置意见。4月底，周恩来当面告诉王芸生：“《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247]

上海这时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中国拥有人口最多、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城市。其他城市，包括北平、天津等城市都只有几家报纸，内中只有两三家有历史的大报，其余多是些历史短、发行少的小报，而上海仅计划中必须要“消灭”的“反动文化阵地”就有59家，其中报纸就有18家，新闻处、通讯处还有4家，外埠报纸办事处1家，刊物8家。[248]报纸中发行在万份以上，已查明背景，必须要封闭的，就有《新闻报》（有国民党中宣部背景）、《申报》（有国民党中宣部背景）、《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益世报》（有军统背景）、《和平日报》（有国民党陆军部背景）、《正言报》（有三青团背景）等，剩下的大报只有《大公报》和《文汇报》两家了。[249]如果把上海《大公报》也像对天津《大公报》一样算成是有国民党官僚资本背景而加以取缔或改名的话，就只剩下《文汇报》一家真正私营的“民主报纸”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共中央这时关于在大城市中除党报外，“视情况需要再办一两家或若干家非党进步报纸，以联系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新闻报刊管理原则。[250]尤其是上海《大公报》，不仅是上海发行数最大，而且也是全国发行数最大，因而影响最大的私营报纸，如果断然取消或改名，对中共新政权的统战影响和宣传形象也不利。因此，王芸生及时的转变和“投降”态度的宣示，正好适应和推动了中共对《大公报》政策的调整。

1949年5月底，王芸生和杨刚等身着崭新的解放军军装，头戴军帽，随解放军三野部队进入上海。杨刚以军代表的身份入主《大公报》，按照接管天津《大公报》的方式，在报馆内首先组织全馆职工进行了政治学习和讨论，批判过去办报方针，灌输革命的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6月16日，在报请上海军管会批准出刊后，仍为总编辑的王芸生在17日的《大公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大公报新生宣言》的长文。王芸生在文章中由衷地赞叹解放军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军队”，称赞中共的政府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宣称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政权彻头彻尾的灭亡，是全中国获得新生，在这重大时刻大公报也获得了新生”。

王芸生对《大公报》历史的批判，形式上并不如杨刚等人在《〈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中那样高调，但却更具杀伤力。因为《进步日报》宣言对《大公报》的政治批判更多的只是一种无限上纲，而王文却点到了《大公报》创办者和多数编辑、记者的命门。

王文指出：“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始终坚持“民间”和“独立”的特色，想方设法用改良的思想去影响社会，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拯救国家，常常给人一种开明、进步和爱国的印象，因而也得到了中上层社会人士的欢迎。但是，改良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因为脱离了人民的立足点，其实是时时处处在替统治阶级着想，甚至是帮着统治阶级反对人民革命的浪潮的。故“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基于这一观点，王芸生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大公报》历史上如何在实质上站在国民党统治者一边反共、反苏、反人民，从而有力地论证了《进步日报》此前的政治定性。

王芸生是真心相信“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251]的，因而是从内心里想要获得“新生”，对《大公报》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的。他满怀热情地宣布说：

“今后的大公报，已不是官僚资本的了，也不单是我们服务人员的，而确定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了。”

“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农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

“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252]

投桃报李，王芸生的彻底“投降”不仅保住了他在中国舆坛上的地位，而且为他在新中国的政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以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继续执掌着上海《大公报》，同时有生以来首次进入政界，出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并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界正式代表、第一届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盛典，王芸生还得以荣登天安门城楼，亲身感受“时代的伟大”。他兴奋地写道：“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在这个伟大年代里，人民革命震动了全中国，纵使在极冷清角落的一潭死水，也要屡起涟漪而终于波动起来。我是一个职业报人，二十几年来，百忧感心，万事劳形，国家兴旺，息息关心，但因在做报期间始终抱着司马迁‘戴盆何能观天’的观念，未能直接参与政治，总还与‘匹夫有责’隔了一层。但到1949年，我再不能做微起涟漪之水了，要毅然投入汹涌前进的洪流……锻炼起积极振作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对人民的新中国能尽沧海一粟的努力。”[253]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既然能够继续出版发行《大公报》，王芸生和报馆同人明知时代、环境全然改变，所有过去的办报方法、思路和规矩都可能难以照用到新社会来，但是，作为已经有过几十年办报经历的大公报人，王芸生等到底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大公报》曾经有过的辉煌业绩，兢兢业业地把报纸办下去。尽管在上海解放之初的两三个月里，一切都变得异常混乱，报纸销售急涨急跌，形势十分凶险，但身兼社长和总编辑的王芸生一方面到处设法找关系解决资金和纸张方面的困难，一方面仍旧信心满满。从他亲自撰写《本报自我批评》的社论，公开检讨报纸一度没有办好的问题[254]即可看出，他相信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报社上下齐心必定能够渡过难关。

也确实，在他的监督、推动下，《大公报》1949年10月以后又重新开始将报纸原有的特色恢复了起来。新闻方面，开始注意增加各地专电及通讯，增多本市社会新闻以“照顾到比较落后的读者”；评论方面，每版增加短评，社评尽可能配合当天新闻，并增加专栏文章；每周并举行时事座谈会、增加副刊，且力求通俗化，同时注意多配新闻照片、漫画和地图等，以活泼版面。通信版也能抢在其他报纸前面报道各地农民夏征交粮、翻身斗霸和抗灾等消息。经济版的稿件异常充沛，独特精彩的消息尤多。[255]

到1950年元旦全报馆职工展望未来一年的前景时，王芸生等人已经在寄希望把1950年变成真正的“翻身年”，借全中国解放的东风，“把大公报办好，圆满无憾的为人民服务”了。[256]

很显然，王芸生过于乐观了。身为共产党员的李纯青对这一点反倒看得比较清楚。他在新年祝词中写道：“我们的困难并未克服，我们的基础日在削弱。但是我们对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在我们的工作中暴露弱点越来越多了。一九五〇年对我们的考验是重大的。”[257]

让王芸生无法再像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时代那样办报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新闻统制办法。

表面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甚至于1946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新闻党团会报办法，看起来远较共产党的统制办法要严酷得多。1947—1949年不到三年时间里，它不仅动辄通过《中央日报》等党报党刊严厉斥责言论出格的私营报刊，而且不惜频频查封违规的报刊。如上海《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晚报》等1947年即遭此厄运。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258]，并不特别限制报道新闻的范围，各报自然就可以各显神通找到“新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较大的报纸也就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有特色的新闻分析的言论。共产党的统治思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它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应当服从于党的阶级斗争任务并为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服务。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自然要被大大弱化。

对于报纸的社会功能，中共还在刚刚进入到一些中小城市时就曾明确加以规定。其指示称：“虽然，报纸读者是县、区干部、知识分子及工商业者，报纸要为他们服务，但我们的报纸，主要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这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代表工人、农民……向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说话。我们的消息，主要是反映党的政策和战争、生产、支前、工农兵生活等，同时也有关于工商业与学校等的消息。我们要以报纸来教育读者，工农兵是最可贵的，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懂的［得］工农兵的生活。”[259]因此，几乎所有谈到报纸新闻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也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要熟悉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要求报纸要成为党的路线政策的宣传堡垒。[260]

这样的要求当然不适用于《大公报》这样被允许保留下来的私营报纸。中共进城后用以控制私营报纸政治导向和掌控其信息内容及言论尺度的最主要措施，首先是深入调查办报办刊人的政治历史背景及报刊过去言论的历史，禁止一切有明显“反动”历史的报纸继续出版发行，只给那些符合党的政治进步标准的“民主报刊”以发行权。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部分私营报纸的存在，同时又避免了发生像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最后几年那样，疲于应付各种报刊言论，甚至不得不动辄查禁报刊的被动情况出现。

要把报纸办成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闻审查。但报纸到底不同于出版图书和发行电影，报纸的新闻功能使得任何政府要想实行预先审查制度都会十分困难。新政权吸收了国民党抗战期间预先审查导致问题多多，甚至动辄开天窗的教训，采取了事后审查的做法，即报纸出刊前一般不必先行送审。[261]但这并不等于说新政权对众多旧报纸、旧报人全无防范措施。新政权最为有效和成功的措施，就是将所有仍在发行的报纸全面置于党政各级机构的组织管理之下。除设在私营报社内部的党团组织会起到一定作用外，就行政设置而言，各报管理和审查工作均由报刊主管地区军管会或地方党委宣传部所设相关部门来组织，如上海报纸行政上即是分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出版处报管科双重机构监督负责。新闻出版处通过每天发布《简报》的方式，做事后检查，通报表扬各报长处，特别是批评各报问题。为防患于未然，它还由新闻出版局牵头，每周二、三各报都要派负责人参加“各报负责人座谈会”和“专门问题报告会”，交换各报业务及宣传方针执行情况并咨询政策性问题，[262]把政策通气和政治教育做在前面。1950年7月，为更方便了解私营报纸业务及思想情况，“有组织地向党反映”问题，中共上海市委还专门组织了新闻协会党组，“指定在各报社担任负责工作、能起作用的党员”为其成员，以“保证市委宣传方针及经营方针在各报的执行”。 [263]新协党组的成立，显然又进一步从报社组织内部强化了对私营报纸的统一管控。

当然，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制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

中共进城以后，即专门指示各地：“通讯社原则上应归国营，除新华社外无须鼓励成立其他的通讯社。”[264]故各地通过登记审批的办法，取消了几乎所有旧有的通讯社或新闻社，基本上只允许新华社分社合法存在。[265]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随后更明文规定：“禁用中央社及帝国主义国家通讯社电讯。”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军事消息，各新闻单位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且“不得增删改写”。任何中共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更不能“断章取义”，即便内中的标题也不能改动。[266]事涉外事或军事的消息自不用说，哪怕是在新中国首都北京召开的亚洲工人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都不能自行报道评论。越是地方政府管得越严。一向擅长讨论分析国际问题的王芸生曾想写些社评，都被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禁止了。《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对当年这种统制手段就颇多批评，说：“解放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举例言之。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267]

按照上述规定，各报理当还能采访本地一般新闻。但实际上，本地一般新闻，新政权亦加有种种限制。如新华总社明文规定：应由各地新华分社“负责交换各报社所采访的其他重要新闻，使各报能同时刊出，以利各报与通讯社之分工合作，避免包办或无政府式的竞争”。[268]且所有新闻的报道，均应采取事后报道的方式，“因事前报道容易失真，且有种种妨碍”。涉及民生问题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尤“应慎重发表”。[269]即使是地方新闻，只要涉及政府或各机关，还要层层送审报批或经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才能见报。[270]因为，什么消息可以见报，什么消息不可以见报，只能由“党”来掌握。用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新闻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依归，对此有利的多多报道，对此利少者则少报道，对此无益甚至有害者则不报道……这对于新华社和地方报纸都是一致的。”[271]问题是，这个有利不利的标准，不是一般新闻工作者所能独立判断的。比如1950年初上海连遭国民党空军轰炸，损失极其惨重，不仅人心惶恐，就连政府也开始准备向内地大量搬迁工厂和居民。好不容易盼来我空军（实为苏联空军）击落匪机，消息发布，可以振奋人心，减少恐惧，只因事涉军事，各报均不敢造次。王芸生觉得事近荒唐，委婉提出：“前日击落匪机未好发表新闻，引起匪特乘机造谣，以后如再有击落匪机的事发生，是否应迅速发表新闻呢？”市委主管报纸的负责人员答复称：“击落匪机的新闻发布，应把握原则，请示中央，在时间上当力求迅速，这项联络工作，当由新华社担负。”[272]

不仅事涉军事、外交的消息，私营报纸不能抢，不能报，就是地方新闻，许多也还要经过地方党报同意，否则私营报纸也不能抢、不能报。如王芸生就曾在会议上抱怨过这种情况。他举例说：复旦大学开坦白大会，《大公报》去了记者，结果《解放日报》说要统一发稿，不让私营报纸发，外勤白跑了一趟。同济大学地下党公开，通知各报前往，也是《解放日报》说要统发，其他报纸便都不能发消息。而事后《解放日报》不知为何又不发统稿，最后没了下文，各报也无权过问。[273]如此办报，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新闻功用逐渐丧失，各报消息日趋单一，言论日趋一律，千报一面，自不可免。

夏衍在上海解放之初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兼文化局局长，职务不可谓不高，权力不可谓不大。然而即使是他，也不能稍微改变一下上海这时的新闻统制办法。

1949年夏，夏衍从香港回来，到北平、上海后即感到报纸办得有问题。“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呢，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结果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而且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堂堂《解放日报》每天只有一张。他为此专门找来当时解放日报社正副社长范长江和恽逸群两人了解情况，范长江怪他多事，恽逸群则抱怨“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以事实揭露美国新闻处的造谣，比如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和每天有成千上万人饿死等等，范长江的回答是：“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在一次会议上，夏衍问为什么报纸不登天气预报，“回答是美蒋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274]

相信气象预报也是军事机密，最典型地反映出众多进城不久的农村干部在长期战争环境和阶级斗争训练中培养出来的那种政治警觉性。就像中共中央刚刚几度发布指示部队进城后不许擅自关闭和没收报刊及通讯社，林彪的部队打下天津后转脸就封了所有报刊，并没收了《益世报》一样，这时发生的许多事情未必就是依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在行事。但许多长期在农村工作惯了的中共干部进城办报纸，出现机械、僵化、教条，而且违反办报基本规律的情况事实上难以避免。

对此，就连毛泽东也不会满意。人民日报记者钱江讲过中共进城初办《人民日报》的情况，说：虽然进北平办了几个月的报，到1949年10月开国之际，多数干部那种“游击习气，散漫、迟缓、不细致、不严密的作风”，依然如故。开国大典前后，《人民日报》仍接连出错 ，如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写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把最重要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安排在版面的次要位置，甚至就连初次发表的国旗图样说明、国歌歌词和曲谱，竟然也都会排错。对此，毛泽东曾大发脾气，威胁要开除造成重大错误者的党籍。但毛很清楚，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找懂得办报的人来进行管理。他曾明确讲：“你们学学《大公报》嘛，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而为了把过去《大公报》的经验用到办《人民日报》上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也就被紧急调来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的社长了。这中间的一个重要考虑，大概就是因为范曾经多年在《大公报》工作过。[275]

上海毕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为了照顾到新闻工作的专业性质，上海军管会及市委没有像北京《人民日报》那样大量从根据地调来干部入主报社工作。它采用座谈会的办法，即要求各报主要负责人每周二定期举行一次专门集会，“交换各报业务及宣传方针执行之意见”，[276]做法显得比较自然。而此一会议对督导各报统一领会中共中央各项政策，把握宣传方针，和及时纠正各报工作中发生的偏向，也影响甚大。

如第二次会议即主要由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姚溱报告，解读政府新政策及各报应注意事项如下：“1.大民族主义问题。过去‘民族自决’口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是适用的，今日新民主时代则不然。相反的很易给帝国主义挑拨民族感情的藉口。今日应用‘民族自治’为适宜。2.物价问题极复杂，报上不正确论断与不完整的文章应慎重发表。3.广播电台稿可选重要的登载，其他细节为避免失真之处，仍以新华社稿为可靠。4.北京制片厂分前方摄影队与后方摄影队，不是苏联摄影队，报上误会应加纠正。5.一般新闻报道要根据事实，采取事后报道，事前报道容易失真，且有种种妨碍。6.军事报道如报道时间不适当，对整个军事极有关系。评论更须慎重，最好根据广播材料加以研究运用。……8.友邦苏联对我国的协助如鼠疫问题，在新闻报导上应加重视，不能作为不重要消息登载。”[277]

第三次会议仍旧姚溱报告并提示各报近期应注意事项如下：“1.（苏联）马林柯夫的报告极有份量。各报要从各方文字上深入下去，同时应增加国际新闻的份量。2.……此次外宾来沪约一二百人，来沪十天，留一周市政府总工会分别招待，拟举行演讲会，参观十个工厂，所希望各报的有：A.先注意对群众的教育工作，介绍亚洲各国情况，特别是外蒙问题，使群众有正确的认识。B.介绍世界工联的斗争史。C.各国工人运动的介绍，和来宾照片小史的介绍。3.记者发布新闻应在采访拟稿后交原人看过，对任何被访问或讲述人应有此手续。4.希望各报对人民生活报道加强。5.上海马路修理工作是一重大新闻，过去不能做的事，今日居然能积极进行，值得加以报导。6.若干对军事的评述或透露军事的进攻计划，影响到整个前线，望加警惕慎重。7.世界青年日是一重大事件，此次为报导学代大会新闻，各报对这点已是忽略了。8.三大文件的学习，一般已到了第二阶段，需要报上供给资料以作深入研究。”[278]

除了市委、市府相关机构负责人耳提面命宣传侧重外，座谈会也担负着组织动员贯彻党和政府的各种工作任务。比如，12月28日的座谈会就着重部署了帮助政府完成折实公债任务指标的工作。市委宣传部及文化局负责人夏衍亲自出席会议，指示宣传要旨四点：“1.为何发行公债。2.发行公债对工商业有何利益。3.注重共同纲领中的财经政策，特别是刘少奇、陆定一、薄一波各同志谈话所指示的要点。4.公债的储蓄意义。”各报负责人当场表态，并提出宣传办法。王芸生就建议：“1.折实公债在五号发行，各报应在元旦日起每日刊登劝购公债的口号及文字。2.与人民银行接洽，各报代为分销，规定分销办法……4.无论如何，一万万份公债中上海应销到三分之一，因全国财力都集中在上海。”[279]此后，一连数月，几乎每会必讨论公债认购数增长情况和实际缴款的情况，并研究决定下一周各报宣传侧重。

不难看出，上海各大报纸，尤其私营报纸，一连几年没有在大的政治或政策问题上发生大的偏差，样样循规蹈矩，这个周二座谈会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相比较而言，《大公报》建国后一段时间里也还是兢兢业业，延续着过去的传统，无论在管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表现得让政府主管部门比较满意。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核准登记出版时曾评价其解放三个月来的表现称：该报“解放后未停过，六月十七日宣布革新，编辑言论都相当谨慎持重，尚能遵循我们的指示，惟自由主义气息似尚未脱尽，版面比其他报纸齐整”。[280]

实际上，《大公报》最初几个月也一样不适应新形势，出了不少问题。如常常有漏新闻的情况发生，错误报道某银行要被接管，引发严重抗议和新闻出版处的批评。但是它的记者和编辑适应能力较强，很快就开始把漏洞堵住了，报纸的特色也大体保持了下来。如本市新闻的采集和报道增加了灵活性；专电方面甚至能做到从北京得到的消息不比新华社晚，有时还会早一天。地方消息上，因为它是上海唯一一家全国性报纸，在香港、重庆也有报纸，因此，随着华南、西南等地解放，它发布的各地通讯自然引人注目。而它利用这一优势来提供较丰富的经济电讯，加上三个版的广告，常常能排满九个版，有时还能发些短特稿，吸引了大批工商业者。对于一向受欢迎的社评和短评，虽然出彩很困难，但它也还是坚持每期写下来了。[281]

由于《大公报》记者和编辑的力量较强，相当一段时间出问题最少。新闻出版处检查各报问题的《简讯》，几乎期期都能找到各报，包括《解放日报》出现的各种错误，唯独《大公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却不断受到《简讯》的表扬。不是说它版面处理得好，就是说它短评写得好，甚至对它挑选和使用新华社提供的新闻稿，都给予表扬，说它选稿政治敏感，有眼光。[282]但是，一年多之后，《大公报》却渐渐也开始犯起各种“错误”来了。

1951年3月10日，《大公报》在报道一月份生产情况的时候，说明了完成的数字，被批评泄露了国家机密。[283]

4月19日，《大公报》生产介绍专刊报道上海几家工厂的生产情况，介绍了职工人数及承接项目内容等，再度被批评泄露了国家机密。[284]

4月之后，《大公报》开始出现排版错误。如12日出现把“镇压反革命”排成了“反革命”，漏排了“镇压”两个字；4月29日，又出现把“反革命分子”误排成“反反革命分子”；6月28日，出现把“必须严厉”误排成“不须严厉”。而后8月29日，9月14、17、25日，《大公报》报道各地工业生产情况，包括转载《光明日报》新闻稿《重工业部工业试验所试制钼铁成功》，均被批评“暴露了国家生产机密，使敌人获得情报，对人民有害无益，甚至可能造成国家生产事业的重大损失”。即使是转载“也要负相当

责任”。[285]

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做检讨，越是战战兢兢，就越是会犯更多更大的错误。终于，《大公报》在1952年开始接连出现把“亲人”误排成“敌人”，把卢作孚自杀报成“病逝”，忽略批准程序转发改写南京《新华日报》揭批不法商人赵金峰罪行的文章，“严重的泄露了国防秘密”等重大过失。新闻出版处为此甚至发出通报称：“大公报在二月廿二日刊载《奸商赵金峰竟向解放军猖狂进攻》一则新闻，严重泄露了国家的军事秘密；二月九日刊登《大来公司‘大老虎’朱今农被捕法办》和二月十二日刊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坦白检举大会》两则新闻，事先均未与有关方面联系；二月廿日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刊载了‘卢作孚在渝病逝’的消息，而卢实系违反国法，畏罪自杀的；二月十五日第四版刊《要求政府枪决王康年》新闻，把‘实际是所有的志愿军家属要往前方给自己的亲人捎去的亲切的声音’中的‘亲人’两字错成‘敌人’。凡此错误，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造成了政治上和宣传上巨大的损失。现决定予大公报以警告处分并通报各报。”社内处分：王芸生行政记过一次，报社其他领导人李纯青、孔昭恺、刘克林、周雨均警告一次。[286]

对于这种情况，李纯青的总结是：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越是想要创造自己报纸的特点，实现营业收支平衡，就越容易“陷入资产阶级新闻竞争的地狱”。[287]不管新闻竞争是不是资产阶级的，至少，大家为了自身的生存，还是非争不可。只不过，上海这时各家私营报纸都没有和党报竞争的可能，[288]争也只能是几家私营报纸自己相互间争一争罢了。由于资源加起来只有那么多，除非政府帮忙，否则争来争去并无助于它们发行环境的根本改善。

下面这组数字就反映出，各报1949—1952年的发行量除了因特殊原因会有所增长外，一般各报的发行量都已基本稳定在一个水平量上不动了：

报刊名

新闻日报

文汇报

大公报

备注

1949.7发行量

约13 000

20 000余

约60 000

本年度发行数未见详尽统计，只有约数

1950.6发行量

89 551

17 666

46 625

1950.10发行量

121 341

24 046

70 409

因关注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问题，读者数一度增多

1952.3发行量

97 990

19 985

45 398

1952.5发行量

99 707

35 232

46 774

备注

因分工改为面向教育界，经政府帮助鼓励学校征订，1952年5月的发行量一度增长了76%

1949年7月发行数大公报自称八万，但外售又说只有五六万

资料来源：《核准登记出版报纸情况表》，1949年8月15日，上档Q431—1—196—48—51；《上海各报发行数量统计表》，1950年11月，上档A22—2—11—7；《陈虞孙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3—6。

其实，综合美国国务院相关机构和中国新闻总署1950年的统计，新中国建国后比1948年报刊数已全面减少。1948年中国报刊数大约为1450种，新中国建国后到1950年只剩下624种。其中报纸有281种，私营报纸只有55种。[289]上海1947年有报纸96种，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领取申请登记表希望继续出版和想要新办报纸者虽有43家，最后却只批准了14种。[290]这14种报纸中，属于公众性报纸的只有区区10种，1949年7月时发行超过两万份的只有6种。[291]

报纸少了，各报读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报刊发行上出现的最吊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报纸的经营状况严格说来没有多少关系，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城市中读得了报纸和买得起报纸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大公报》发行课做过调查，1949年5月以前，“同济大学几乎每一间寝室有一份大公报，现在学生都订不起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建国后对外贸易严重受阻，自身造纸能力不足，新闻纸一度十分紧张，以至于一段时间里“报纸的售价反低于底价”，“销数越多，报馆赔钱也越多”，各报不得不涨价。结果是《解放日报》因1949年12月1日涨价销数一下子就减少了20 000份；《大公报》也减少了9 000份。[292]幸亏中央宣传部专门指示华东局宣传部“拨给适当数目纸张，作为公股投入”，[293]局面才能勉强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中共占领上海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受过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逃走了，能读报的读者人数明显减少。按前引1949年8月15日上海军管会文管会的统计数字，除《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294]外，《大公报》在上海市当时批准发行的13种报纸中仍属第三大报。其“销数曾达十五万份以上（最高曾达十九万份）。（但）《文汇报》、《新闻日报》出版后渐跌，据该报（按：指《大公报》）自己报告，现约销八万份左右，但外售已低至五六万份”。查《文汇报》复刊于1949年6月17日，《新闻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29日，两报发行不久就分走了《大公报》一半以上的客户，足以见当时上海读者的数量总体上已大大减少。文管会统计，上海的报纸“在解放前整个销路，每日约50万份左右，以上海500万人口计，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买报的，最高时曾达到70万份左右。但在解放后销数降低了，现在仅有30万份”了。[295]换言之，上海总人口表面上没有减少，但有将近一半能读报的读者流失了。

除了中共夺权造成大批读报人逃亡或被压制以外，造成报纸销售量大幅下降、私营报纸难以为继的还有其他原因。有报人当时就指出过：“都是新华社、塔斯社一个样的消息，市面又是在日趋萧条，即便（各报）把登记办妥，他究竟能够维持几时呢？”[296]时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的李纯青则认为，私营报纸转入颓势还有另外的原因，即：“解放后，共产党党报的宣传享有最高的威信，每个人都需阅读党报，没有它便不能指导自己的日常言行。”《大公报》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作用，再加上其自身也失去了原有的特点和长处，版面内容再也引不起读者兴趣，它自然要陷入困境。《大公报》的社评过去一直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王芸生一度也十分坚持这一形式，几乎每天写，但如《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所言：既不习惯人云亦云，又不善于思想未通即先歌颂，自然会越写越苦，“越写越觉得言之无物”，渐渐也坚持不下去了。想向党报看齐，又没有党报的资本，畏手畏足，不知道该怎样去积极。而且，党政军各机关，甚至各工厂，对私营报纸还颇多排斥，采访和订阅都明显地会受人歧视。[297]

1950年6月，《大公报》的发行量只剩下了4.66万份，还不及上海解放前月发行量的零头。[298]报馆这时向新闻出版处报告称：从1949年6月开始报纸的营业就一直亏累，业务不能维持。1950年开头几个月，已严重入不敷出。一年间营业缩小了三分之二，但全馆职工仍多达483人，薪水支出现已占到全社支出的33%，原先仅20%—25%左右。[299]仅这一年头七个月，报馆亏损就达到了16.55亿元（合新币16.55万元）。[300]很快，王芸生就发不出职工的工资了，连买纸印报的钱都不得不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帮助。因为缺少自主权，对经营苦不堪言的王芸生有一次甚至发了脾气，开社评会时公开冲着李纯青指责“党”不好，说你们的党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党报就不让涨价？李纯青当场怒目以斥：“我们的党没有对不起你王芸生！”王芸生事后也自觉话说得过火了，不得不又向李承认了错误。[301]

为了维持《大公报》等私营报纸不致因经济原因而倒台，上海市政府明确同意《大公报》裁汰多余人员以缓解困难。1950年7月，在上海市劳动局的指导下，大公报社一次性裁掉了79人，占到当时报社职工总数的16.4%。此举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被裁退人员的激烈反应，但即使出动警车，政府也还是帮助报社把裁员工作进行了下来。[302]与此同时，从中央相关部门到上海市政府，都想办法帮助《大公报》解决纸张和借款问题。到1951年，政府借款总额已经超过《大公报》总资本一半以上，在继续经营的情况下，《大公报》实际上已经变成“私营公助”了。按照中共的组织发展和文化管理的体制，私营的《大公报》也还是要有中共的党组织在其中起作用。当时新闻、文汇、大公三家私营报社有一个联合中共党支部在工作。但因为中共党员在报社的人数不多，又不可能真正主宰这几家私营报纸，这种情况也使《大公报》陷入到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303]并极大地影响到报社骨干编辑和记者的工作积极性。不少骨干越干越不安心，以至会坚决要求调离，甚或会辞职走人。报社1950年有编辑、记者共60人，其中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有27人，他们中两年多来就有7人辞职，去了在当时来看大家认为更有前途和更有生活保障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或人民出版社等公营机构。到1952年，社内的中共党员只剩下了两个人，党组织其实主要只剩下副社长李纯青一个人。[304]

一方面报纸的发行数不断萎缩，经济窘迫，一方面人心思动，人人彷徨苦闷，本来一直谨慎小心的《大公报》进入1951年之后会开始不断出错被批，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建国后报纸纷纷亏本，并不是《大公报》一家的问题，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包括同属市委指导下工会和青年团办的《劳动报》、《青年报》在内）1950年上半年亏损成倍于《大公报》。因为没有或很少广告收入，定价又低于成本，就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都在赔钱赚吆喝。[305]仅据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两个月对《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的不完全统计，全年的赔耗即达5000万斤小米。按当时包干制计算，可供约38万人一个月之用。[306]

办报赔钱，虽然不是中共接管后才出现的问题，但是在国民党时期，报纸多半是私人性质的，赔不起关门就解决了。新中国条件下，所剩报纸本来就不多，相当部分又是公营性质，赔了就要靠政府接济。即使是私营报纸，出于各种目的，有的是为了政治形象，有的是为了保持间接的宣传阵地，有的是政府本身需要，政府贷款也要帮助勉力支撑下去。像香港《大公报》，1949年就因发行困难考虑结束，以使力量集中到内地来，但“接受政府指示，适应海外需要，现仍继续刊行”，月亏港币即数万元。重庆版《大公报》原也因人力分配困难，准备停办，但重庆地方党政部门认为有必要保持该报，因而也只好继续发行。[307]

当然，新政府财政经济本来就很困难，不能不想办法来解决报纸亏损问题。为此，新闻总署1949年12月曾召集全国报纸经理会议，试图群策群力解决报纸发行经营上的困境。而新闻总署显然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技术性的，比如报纸定价应该不低于纸张成本；应该用便宜的国产纸，而不应用昂贵的进口纸；应该学苏联将报纸发行统一交邮局办理，以减少发行上的开支与损失，并缩编冗员，等等。[308]

按照这次会议的意见，各地报纸都采取了提价及相应措施，而《人民日报》凭借其全国党报的优势，规定订阅，发行量扩大，也确实开始扭亏为盈。同时，北京《新民报》以通俗文艺吸引北京下层民众，销路上升，也实现了盈利。这些都给新闻总署提供了新的经营思路。

实际上，中共相关部门一进城就已经注意到报纸经营上的问题了。只不过，它们当时是从报纸的宣传功能出发的，认为只要报纸能够做很好的分工，把社会各个阶层都覆盖到，就够了。“报纸种数亦不宜过多，以免纸张和人力和销路和各报分工发生困难。”[309]也因此，当真的出现纸张紧张和销路困难时，新闻出版总署马上想到的一点就是要减少报纸的数量，同时做好各大报的分工，亦即像北京《人民日报》和《新民报》那样，分别严格确定读者对象。

根据这一思路，1950年3月29日至4月14日，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会议，除重新强调要由新华社统一发布新闻外，主要即根据苏联经验和《人民日报》、《新民报》取得的经验，提出了报纸分工的主张。它强调报纸要划分成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不同的报纸应内定服务于不同方面的读者对象。在平津地区，《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应定为是全国性报纸，《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应为干部与先进的群众；《光明日报》的读者对象应为各民主党派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北京《新民报》和天津《进步日报》是地方性报纸，前者的读者对象应为北京的小资产阶级及比较无知识的劳动群众，后者的对象应为天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310]对上海，则同意保留四大报，分工是：《解放日报》面向政府和党的干部；《新闻日报》面向工商界；《大公报》偏向商界和高级知识分子；《文汇报》面向青年知识分子。[311]

然而，这样的措施只能进一步强化报纸公营化的趋势，并不能为私营报纸的生存找到出路。1950年3月，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5家，6月就少了12家，11月再减少4家，1951年4月又减少了8家，到同年8月只剩下25家了。[312]很显然，《大公报》也处在这减少的数字边缘上了。光靠报纸分工或有公家帮助贷款，就能挽回颓势吗？非也。上海市当局1951年要求《大公报》要专以大知识分子为对象，一直受到大公报人的怀疑。因为即使在全国范围，大知识分子也不足两万人，而《大公报》这时的主要读者80%都是小工商户，一旦做如此改变，读者不仅不会增加，还会减少。[313]

至于私营公助这种形式，从上述1951—1952年《大公报》自身管理开始出现问题，连连出错被批，即可看出，变成私营公助在管理上还不如私营的时候。而在经营上，私营公助后的《大公报》依旧毫无起色，到1952年5月还是只维持着4.6万份的发行数。[314]这时每月至少亏损3亿元，亏损总数已达到了41.58亿元。到这一年年底，累计从1949年下半年起，三年半“赔本约合五百吨纸张”。[315]

1951年底，《大公报》重庆版发行减至4000份，再也熬不下去了。王芸生不再犹豫了，他很快即派人“与中共西南局、重庆市委商量，决定先实行公私合营，而后改名《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316]这样，《大公报》在内地只剩下上海这一家了。然而，这种坐吃山空的情况，还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完全看不到尽头，《大公报》这回是真的要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王芸生第一次感到了某种恐惧：“假如大公报办不下去，自己怎么办？何况经济情形又不好，孩子生了肺病，化了二千多万医药费还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代付的，因此有‘后半生无以为生’之感。”[317]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尽管《大公报》经济上危机重重，在政府的扶助下仍然能够勉强存活。这一点王芸生心知肚明，因此，他也一直在政治上努力紧跟中共中央的政策，并且保持着相当高的政治参与热情。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成为新政府批判美国侵华罪行的重要契机，王芸生很快即加入到批判行列之中，斥责美帝国主义阴谋扶助“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318]

1950年初新政府推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王芸生担任上海公债推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他又受命担任委员会常务委员。他频频出席各种集会，全力呼吁上海各界积极认购公债和节约救灾。[319]

1950年底1951年初，中共中央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王芸生不仅在上海市公审反革命分子集会上发表意见，而且几度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和社评，积极拥护。[320]

1951年初，新政府推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政治宣传，王芸生抗战爆发前写就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被频繁引用，他也成为对日关系专家，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21]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动的“三反”运动；1952年初，中共又掀起“五反”运动。王芸生、李纯青从早到晚每天盯在社里，高度紧张。他紧密结合运动进程，连篇累牍地撰写社评，积极参加战斗，表现得尤为卖力。

在1952年2月以前，上海在工商界开展的是“四反”斗争，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税漏税”，具体工作是交给主要由资方上层人士组成的市工商联来负责领导的。王芸生虽多次表示过对工商联的意见，工商联却或是当面反驳，或是无动于衷。随着全国范围内“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展开，上海从2月5日开始才改变了做法，并将运动的领导权统一到同时还在领导着“三反”运动的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手中来了。这一改变，自然印证了王芸生对工商联有问题的怀疑。

就在2月5日潘汉年副市长做了“五反”动员报告的次日，《大公报》就开始撰文和发布消息，含蓄地批评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实际上阻碍了运动的发展。此举马上又引起了工商联的反弹，工商联主委盛康年就在会议上指责王芸生不负责任，完全是在“打落水狗”。[322]

2月9日，王芸生发表了一篇政治批判长文，题目叫“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早就在注意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产阶级问题的态度。他从《人民日报》1月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增产节约委员会主委薄一波关于“五反”斗争是对三年来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猖狂进攻进行反攻的这一提法出发，针对有人否认资产阶级有过这种进攻并认为这是有意“制造阶级斗争”的观点，以他所了解的上海资方的种种表现为例，为中共中央的观点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此文两天后即被毛泽东看到，极为赞赏，除指示删去文末一句“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外，当即批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323]

王文的基本观点是：“的确资产阶级未曾开过全国大会，未曾制定共同战略，未曾同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下过总攻击令；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以各种不同的非法手段，争取自由发展……纷纷一致地为非法暴利的一个目的作战，就形成资产阶级全国规模的猖狂进攻。” [324]

具体在上海，“像中国化学工业社接受肥皂、香皂的定货，虚报油脂香料成本，骗取暴利十亿余元。大中金属材料厂纠合同业抗拒华东工业部的加工任务，又纠合同业对市工商局抬高工缴费，强调损耗率，暴利四十余亿元。糖商程顺康假借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台湾的紧张时局，操纵市场，哄抬糖价，攫取暴利。大中华电器材料行负责人，绰号‘钨丝大王’的奸商夏盈奎，操纵钨丝市场，暴利数十倍。制纸业公会负责人为抗美援朝捐献一亿元，得到表扬……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却偷税漏税一百一十八亿余元”。各种花样多得很，而永祥华行老板陈国珍为拉拢干部，“陪嫖伴赌，送贿赂，小老婆招待”，“说明资产阶级为了赚钱，为了暴利，什么无耻不要脸的手段都用得出来”。“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以假药次货盗骗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采购药物的巨款，影响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战士的健康”，在他看来更是丧尽了天良！

王文还在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所谓阶级本性之外，进一步提出了解放以来资产阶级的四大表现，即从“是非不分”、“敌我不分”、“公私不分”，已发展到开始公开与无产阶级“分庭抗礼”了。文中特别举了两个例子，都是针对市工商联的：

一是上海瑞有天茶食糖果店劳资发生纠纷，持续达半年以上，各报公开批评资方陈森不该扩大纠纷，小题大做，弄到兴师动众召开市协商委员会，开了八个半钟头，才算了结。对此次纠纷，市店员工会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发表了公开的检讨书，工商联对资方领导不力，却不做检讨。不光不检讨，竟然还在一次市协商委员会上公开批评各报不该在发表新闻中批评瑞有天的资方，要各报公开检讨。

二是上海工商联领导人在一次市府委员会的会议上，公然要求陈毅市长修改在市二届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开会词，说是开会词中“必须坚决地确立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唯一的领导力量，批判一切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错误的思想，不允许任何反动思想来损害人民革命与人民民主事业”的说法不妥。该领导人说，工商界代表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是四大民主阶级之一，为什么说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以至反动的呢”？[325]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转发《人民日报》后，[326]受到鼓舞的王芸生又写了《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一文，委婉批评上海“五反”运动开展较迟，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心理上的影响，使许多人误以为上海资产阶级有办法，“五反”斗争一阵风就刮过去了。文章历数上海资产阶级的种种历史罪恶，上纲上线，责骂贬斥毫不留情。文章称：

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上海拥有五百万以上的城市人口，上海拥有十几万工商户，在全国的私营工商业中占有绝对的比重。上海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也最阴险刁猾，最有经验。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形成的，上海是个核心，因此上海的资产阶级特别具有买办性和流氓性。上海产生过伺候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的大买办大商人的傅筱庵；产生过榨取洋场暴利、孕育蒋匪帮官僚资本集团的虞洽卿；产生过流氓帮会头子兼大资本家的杜月笙；产生过运用“洋泾浜”骗术以白手起家的黄楚九；今天就产生出纯粹诈欺投机丧尽天良的王康年。这一系列的上海资本家典型，不仅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他们具有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做洋场恶奴的买办本领，他们也擅长公堂打滚、刀头舔血的流氓作风。上海的资产阶级的确不好斗，很难缠。因为他们具有这种传统，擅长这种作风，所以王康年、张新根、徐苗新敢以假药臭肉暗害我们人民志愿军，所以李汉民敢于偷工减料以损害祖国伟大建设的淮河工程，所以赵金峰敢于以假棕绳坏机器危害我们人民解放军。这种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罪行，普遍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但在具有流氓买办性的上海奸商，却正是他们出色当行的“拿手好戏”。[327]

文章清楚地表现出王芸生对上海资本家阶级内心充满厌恶，认定资本家骨子里就是新政权的敌人，很难改造。他写道：

解放以来，上海应该改造了，上海资产阶级实在未曾得到多大的改造。跑了的一些资本家，他们实在是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四大家族无法分开的反革命分子。留下的一律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政治上有地位，有政协代表、政府委员、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协商委员，是人民政权的主人翁之一；经济上得利益，困难时，人民政府多方照顾，加工定货，调整公私关系，使上海工商业起死回生，到经济好转时，就大发其财。一九五一年是上海工商界大发财的一年，单是账簿上的盈余就是几万亿元人民币，若加上偷漏盗窃，五毒俱全，可能又是一个几万亿元。升官发财，猖狂进攻，兼而有之。解放以来，上海资产阶级是很神气的，还是“吃得开”。到处神气活现，侃侃而争，在场面上要“占上风”，实际上要争领导权，上海资产阶级曾经要求把全国工商联设在上海，俨然以上海为全国的“经济首都”，他们所无意流露出来的思想就是如此的狂妄。[328]

王芸生的文章还毫不留情地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平常经常在各种官方场合见面的那些资方头面人物，认为他们组成的上海工商联恰恰是领导上海资产阶级负隅顽抗的核心堡垒。说：

在“五反”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上海工商界是很有警觉性的，他们就起来搞了。那时还叫“四反”运动，上海工商界是想以“自反自”的方式来蒙混过关……工商联的执监委员们在工商联开会作自我检讨了，不许新闻记者旁听，很轻松地，依然是“天气很好，哈哈哈”的态度，说小不说大，谈远不谈近，有几位委员还不自己到会，派个秘书代表代读检讨书，鸡毛蒜皮，轻描淡写，就要交代过关……

到二月五日开市增产节约委员会与市协商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政府宣布“五反”运动由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统一领导，取消工商联及各同业公会的检举箱，接收其检举信，并大声疾呼地要工商联执监委员及各同业公会的委员们认真向政府坦白，洗清手脸，交代问题。经过这次会议之后，上海工商界感觉有些紧张了，于是又换出一副顽强态度。他们到处喊：“震动太大了！”“水太烫了，下不去！”说：“各报的火力太猛了，流弹伤人！”好像他们一受“震动”，上海就“不得了”。要政府预备香汤温水，以便他们沐浴。更要各报乖乖地，不要讲话。……上海不法资本家真是刁顽。到二月十一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邀工商联执监委员举行座谈会，政府负责首长再度解释了政策，语气之间对工商界松了一些。这可不得了，到处传达，某某人“流弹伤人”，“吃了排头”；“没什么！没什么！”顶到店员工人动员了，街头出现“阵地喊话”，点名招呼奸商坦白了，他们就另换一副态度，停发工资，威胁职工；聚谈“自杀”，恫吓政府。这是第二阶段，相当顽强。

……最近几天普遍听到以下两种论调：（一）“又要缴所得税了，没得钱，缴不出。”现在要缴的是一九五一年下半年的所得税，是工商业户盈利所得应缴的税，竟喊：“没得钱，缴不出！”……（二）“工人店员的气焰太高了，没法办事。”……还有的资本家在大庭广众中声言：“我伲资产阶级是爱铜钿咯，呒啥话头。”这话听来很为率真，也似“满不在乎”……“牛皮”得很。[329]

王芸生宣称：“事势极明，时候已到，我们工人阶级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洗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事业，为了保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及社会主义的胜利前途，为了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都必须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资产阶级的深沟高垒就设在上海，我们必须打垮了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才能取得伟大的‘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才能完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330]

由于王芸生这时的揭批文章常常不注意区别守法与不法工商户，动辄把上海工商界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甚至矛头直指上海工商联，因而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对王芸生普遍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王芸生是铁了心要和上海资本家阶级斗争到底的。他不仅把记者派出去到处挖资本家祸国殃民的各种信息，自己也每每亲临工商界上层各种斗争会现场，去旁听，甚至去提问和直言批评。如4月19日上海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交代问题，王芸生就专门离开报馆，赶去听会。听会不算，他还当面对胡子婴提起质询。

王芸生在会场一站起来，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就变得紧张起来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可能会说什么。果然，他开口就说明：我和胡子婴大姐每开会必打架，今天也是来吐苦水的。“我对子婴大姐的批评是十二个字：‘思想混乱，立场不明，作风粗暴。’胡大姐思想有进步，有落后，既说是出身资产阶级，又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混乱到极点……你公开要推翻共同纲领、毛泽东思想，要修改陈市长的开会词，这证明你很‘勇敢’的站在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三年来的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你有责任，甚至是你领导了他们。瑞有天的事，协商会是错了，而你更错的站在反动立场上来‘明’害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当时你在市府会议上气焰昂昂的要各报道歉，指着鼻子骂我王芸生。现在呢？”[331]

王芸生的这种尖锐批评，如同他的社评文章一样，自然难以被胡子婴及上海市工商界上层人士所接受。在随后的会议中，严谔声就当着王的面批评王提意见“夹杂‘个人恩怨’成份”。盛康年小结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王芸生对胡‘吐苦水’，使我很失望。对朋友动机应善良，感情要真挚。在我过去的理想中，王芸老是伟大的政论家，但由于他在小组的发言，使我有相反之感。”[332]

可以肯定的是，王芸生未必真的想要把上海工商界，或胡子婴等一棍子打死。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响应中共和政府号召，想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帮助工商界改造、进步。但是，贫苦出身的王芸生明显地相信资产阶级本质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因而在对资本家的基本看法上，他和当时党报党刊上的批判言论有很多共鸣。再加上按照当时政治批判的通行做法，要批判就一定要上纲上线，不留情面。因此，他不仅在报纸上不留情面，当面也同样不留情面。他会得罪上海不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显而易见的。

初次像共产党人一样，冲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喊打喊杀，王芸生表现得相当勇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明明上海工商联的问题十分严重，明明“他们的思想尚未搞通” ，[333]胡子婴等工商联领导人却无一例外地全都在共产党当局的保护下，顺利地通过了“交代”和“检讨”。上海的“五反”斗争，并未全胜，就鸣鼓收兵了。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其实，作为上海报界“五大民主人士”[334]之一，一向习惯在报纸上批评别人的王芸生，也免不了要像胡子婴等人一样交代思想和各种政治历史问题，接受别人上纲上线的激烈批判，并在当局的保护下检讨“过关”。

从1952年7月10日开始，上海新闻界开始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第一阶段是党内整风。不学习，坚持留在各私营报社内的中共党员还一心一意地想要把自己工作的那份报纸搞好；一学习，该不该搞好自己工作的那家报社反而成了问题了。因为大家对各报民主人士进行了阶级定性，王芸生被认定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和中间偏右的知识分子”，结果连李纯青都糊涂了。一直对自己服务的《大公报》很有感情的他疑惑地表示：过去对私营报纸没有概念，认为它的存在与党的利益一致，因此就努力工作了。现在如果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就很难处了。“这几天我就很害怕，曹谷冰有事来征求我的意见，我都不敢讲，恐怕做了资本家的军师。过去发动职工卖报、搞广告，是不是错了呢？弄不清楚。”“我们党员在私营报中应当把报纸搞好还是搞垮？”“私营报中的资方既没有资产阶级的三权，[335]又不能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能否认为这种“私营只是一个形式而已”？[336]

王芸生是以一种极矛盾的心情参加到这次思想改造学习中来的。他开始并不知道在五大民主人士中，他会被中共联合支部看成是最右的分子，还自认为自己要比其他四位进步得多。[337]自然他更不知道自己整天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导致报社内不少人都对他不满，甚至“觉得报馆根本不需要他”。时任联合支部书记的蒋文杰就扬言，几个民主人士在报馆都是“无根之草”，不起作用。他说：“上海四张报纸，五个民主人士，三年来一事无成，一个也没有教育好……实际上，如果把这五位大亨一脚踢开，报纸一样可以办下去，甚至会办得更好。”[338]

王芸生最初全然没有紧张感，甚至认为自己对资产阶级思想认识很透，运动和自己没有多少关系。1951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参加政协会时，他就曾热情发言表示拥护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发动前，他6月间去北京，听说黄炎培、章伯钧等在三反中拒绝与群众见面，交代问题，结果都被保护过关，内心更是颇为安慰，相信过关没有问题。

但是，王芸生还是有一点强烈的担心，那就是自己和《大公报》的政治历史问题。他很清楚，中共对历史问题看得很重，很多人也正是因为政治历史有问题被人揭露，从高位上摔了下来。1951年底，《大公报》与《新闻日报》合办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座谈会，《大公报》记者萧乾在发言中一再揭发解放前《大公报》种种亲美拥蒋反人民的“反动”思想表现，《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记者又找到王芸生，想请他写一篇文章，批判《大公报》过去传播改良主义思想的罪恶，这件事让他极为光火，认为萧乾是有意找他的麻烦，回到编辑部后忍不住痛骂了萧乾一顿。虽然事后王冷静下来，同意写一篇文章来检讨《大公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做自我批判，但他思想上对再谈历史问题的抵触和紧张，显而易见。[339]因此，当他发现历史问题可能绕不过去的时候，他难免又高度紧张了起来。他因此停止了自己十分热衷的各种对外活动，连华东军政委员会及华东文教会议都不去出席，全身心在报馆里参加学习小组的学习讨论，以争取大家的好感。并且在学习讨论过程中，他就开始主动交代自己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了。[340]

在9月13日小组会上，王芸生做了第一次检查，着重谈了自己的历史问题。

他在检查中对自己思想的定性是“半封建半自由主义的诤臣思想”，说自己从16岁入茶叶店做学徒，分别在布店、木行做事，受的都是封建式的教育。只是因为喜欢读书，早年又多读的是梁启超、孙中山的集子，再加上进了大公报馆，长年跟着张季鸾学，立志“文章报国”，因而也就学了很多自由主义的观念，一心想“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事业功名。1934年被蒋介石召到庐山上讲日本问题，“就进一步以‘诤臣’自居，以‘国士’自许”。他详细交代了自己几次与蒋介石见面谈话的情况，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国共内战期间写文章亲美反苏及批评中共的经过，以及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之际主张和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他承认，哪怕是最后下决心到解放区来，自己思想上仍旧站在客卿立场，想的是“良臣择主而仕”。他对自己历史的总结是：“解放前我是人民的敌人，三年来也未曾改造。同志们，我真是惭愧，惭愧得汗颜无地；我真是沉痛，沉痛得想痛哭一场。”[341]

在交代检讨中使用这种考究的排比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惭愧”与“沉痛”，显然达不到打动听众的目的。王检查之后，小组成员就纷纷发言，“火力很猛”。与会者一致认为王历史交代不清，而且态度不严肃。他们并且联名草拟了一份黑板报稿，进一步揭发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政治历史问题，尤其是1926—1927年曾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很快登报声明脱党的问题。[342]同人的反应让王芸生非常不安。为了在全馆检查过关，他接连几天都睡不着觉，每天绞尽脑汁想自己的问题，平均只能睡到四个小时左右，就怕全馆同人通不过。按照中央统战部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委早就明确了对王芸生的保护政策，新闻协会党组书记陈虞孙为此专门找他谈了话，向他委婉地交了底，这样他才多少放下心来。[343]既然要保护过关，自然对王的“历史问题不追究”了，因此，学习小组集体写的揭批王芸生政治历史罪恶的黑板报竟然没有能够登出来，王芸生的历史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一周后王芸生向全馆做的正式检查中，根据陈虞孙谈话的提示，基本上没有再涉及政治历史问题，只是围绕着小组成员对他建国后的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的批评而展开。他的检查分了三个部分：第一，解放三年来的工作作风和错误；第二，思想根源；第三，否定旧的，建设新的。在检查中，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四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形式主义和客卿思想；二是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三是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四是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他解释说，由于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客卿思想，“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更严重的是思想上没有认清新生后的大公报与旧大公报的界线”，因此，

三年来从不深入了解和学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作思想领导，而只是赶任务，凑热闹，在形式上配合配合，完全是形式主义。

解放以来的社评，所写的绝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型，只是搭空架子，空洞无物，对政策无深切认识，个人对党和人民政府未曾结合成一体，自然无真知、无热情，写不出有血有肉的好文章。[344]

他说，由于自己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不仅对人喜怒无常，对工作也是一切从个人和本位出发，动辄“为大公报争存在、争待遇，与同业闹摩擦，不尊重党报领导以至在心理上耍无赖”。

例如到解放区争取大公报存在，并无明确认识，只是有“大公报”三个字就好。大公报本位主义是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把大公报看做我个人的资本。

报名列在新闻日报之后，心里不舒服，是争待遇。与新民报争收听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与金仲华先生电话里吵加张（指要求增加印张——引者注）问题，是与同业摩擦。

在解放初期，根本不了解解放日报是领导报纸，存着竞争心，不愿同解放日报交换发行数字，保守“业务秘密”。在版面形式上比较，以为大公优于解放日报。直到五反期间连犯严重错误，才知道尊重解放日报的领导。

大公报业务发达时，我就心花怒放，喜欢到冲昏头脑的程度。在大公报业务困难时，心里难过，嘴上号召“壮烈牺牲”，而实际存着一种依赖心理，以为党和人民政府是不会看着大公报垮台。这是一种耍无赖的心理。[345]

他说：自己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表现在写文章上。由于我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无正确立场，我的文章里就常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如同大公报《新生宣言》的结尾一段说：“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就未站稳立场。今年五反期间，写《尼赫鲁私营企业》一小文，也是同类的错误。

2．表现在新闻处理中的，我有严重的“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例如摘录周总理谈话，登载卢作孚新闻，以广告方式报道杜月笙的死，都是。五反初期，我鼓励采访同人抢新闻，搞得患得患失，惊心动魄。我也鼓励同人搞黄色新闻，我很赏识陈天赐写的《小阿飞》新闻，也很注意妇女教养所的新闻。这对采访同人起了毒素影响。

3．表现在业务经营上的，正如同志们所揭发出来的，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在业务会议上的发言，争销路，争广告，要新闻尖锐灵活，迎合小市民趣味，要每版有短评，不减张，拼一下。我并且说过：“发行是由少到多的问题，广告是由无到有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多拉广告，有广告，就有钱。[346]

他解释自己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问题说：“在今年年初三反学习中，就有人批评我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现在自己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他说：

我是大公报的总编辑，解放以后在政治上兼有大公报代表的

身份……我很注意大公报代表这个身份，它使我在新中国得到政治地位，由全国委员到里弄委员，但我也都未好好尽职，也未把参加各种会议的内容政策好好用在报的指导上……

开会多，讲演忙，天天上班，给大公报办事很少，对社内群众普遍隔离一层，因此我很像大公报的顾问或名誉总编辑……

我对大公报编辑部的领导，解放以前是家长作风，专断独行，一把抓，颐指气使，拍桌子骂人，称王称霸。在重庆时期，发展到我在屋里，无人讲话，只听见王芸生打呵欠声。到现在还有人不愿与我同车下班。解放以后是高高在上以至端拱无为的官僚主义作风。解放初期依赖杨刚同志，以后依赖李纯青同志。形式上是尊重党的领导，也是全权信任老同志，实际上是逃避责任，很想做到端拱无为。这自然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我完全没有群众观点，不知联系群众，不知依靠群众办好报，根本不懂得群众路线。对干部的甘苦不关心，忙的尽管忙，不注意他们的劳动强度。闲者尽管闲，不知督促其工作……

我的工作，就只是写些浮光掠影、粗枝大叶的空文章，看看稿子，处理些公私信件，再就是与少数人聊天闲谈，影响旁人的工作。这在客观上就鼓励了编辑部同人的自由主义作风的发展。在社评会上派派题目，机械地传达些问题，对于同人工作上的困难很少帮助解决……这还是官僚主义作风。[347]

他在深挖自己诸多错误思想的根源时，结合了自己的历史经历。说自己个人主义的发展，和自己从小出身贫穷，全靠苦读自修，满脑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小资产阶级“往上爬”的思想有关。说自己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小时候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青年时读孙中山三民主义演讲集着迷有关，不懂得他们讲的都是资本主义范围的自由主义。说自己好名思想的发展，是年轻时在商店当学徒投稿被报纸刊出刺激出来的。进大公报社后，更是经常想露几手，以便成名，可以往上爬。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后又印成书，更是心花怒放，“从此成了‘名记者’，被人称为‘中日问题专家’，有了社会地位，也有了政治地位，成了‘名公巨卿’座上客，可以与学者教授们对坐谈学问”了。他说自己这种好名思想，“在解放前已经发展到要进疯人院的阶段”。说解放后，“《大公报》得到继续存在，我个人参加了人民政协，名列于全国委员，我头脑昏昏，以为大公报还有可取之处，我个人还可享名，得地位，依然用旧方法旧作风来办新生以后的大公报，依然在新中国里计较名位”。实际上，自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研究，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很蒙眬，没有深刻了解和体会”，和自己的地位、头衔“名不符实”，这也是自己总是会表现出官僚主义作风的一个根本原因。

王芸生最后表示，三年来把《大公报》办成这个样子，并连累同人们也犯许多错误，都是他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办报的结果。因此，他当场道歉称：“同志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共产党，更对不起毛主席！”[348]

上海新闻界的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比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比上海多数单位的思想改造运动都开展得晚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上海新闻界的这场思想改造免除了一度在许多地方和单位都发生过的那种深挖猛追式的激烈斗争场面。加上新协党组受命力保王芸生等过关，因此，尽管与会者对王的检讨仍旧意见纷纷，王还是顺利地度过了思想改造这一关，整个《大公报》的人事组织、管理模式和领导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动。

1952年10月13日，领导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学习分会同样给王芸生放了绿灯。它在总结评论王在运动期间的表现时称：王芸生在这次思想改造过程中，曾“带有浓厚的过关思想，但在每个环节上都能挺身负责，不逃避群众，也不避免改造，他是得到教育的，有进步的”。“他已经初步认识到自己的一套办报经验已不行了。在小组中，批判旧大公报的反动本质严厉而深刻，使他的第三条路线的残余思想及大公报的宗派主义宣告破产”，使《大公报》旧的办报思想得到了清算，使王芸生骄傲自负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打击，今后王对报馆的工作可能会比较负责任，也会比较能够走群众路线，比较容易接受意见了。[349]

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洗的目的。这对中共更好地控制报刊这种舆论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集中上海新闻、大公、文汇、新民、亦报五家报社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几大民主人士固然因被保护免受追究历史问题之苦，但一般职工就不得不人人过关了。

10月下旬，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据上海市委宣传部12月中旬的总结报告称：“大公、新民、文汇各报都是从解放以前原封不动继续下来的。新闻日报仅编辑部重行改组，但人员都是临时杂凑，大部分是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亦报虽属新创，但全部人员都是解放前一向在上海搞小报的。因此，不仅情况复杂，而且都保持了过去一套旧的办报思想与作风。”运动在弄清楚个人政治历史问题，纯洁编辑队伍方面成绩很大。“经过学习，最后填表交代，初步弄清了各报编辑经理两部的政治情况。各报编辑部门人员填表交代历史政治问题者占总数38.3%，其中国民党员65人，区分部委员以上者5人，受过反动训练者34人，三青团员31人，中统3人，军统2人，参加其他特务组者18人，反动军官15人，参加反动新闻社团者12人，汉奸3人，反动帮会16人，参加其他反动党团者2人，脱党分子16人。各报相比，以新闻与新民两报社较严重，交代历史政治问题者均占总数的41.9%，大公为37.5%，亦报为35.4%，文汇为33.3%。现行犯尚无发现。各报经理部门人员情况较编辑部门为单纯，交代问题者占总数的19.6%，以新民报最多，为37.5%，亦报为30.7%，新闻日报为16.1%，大公报为15.9%，文汇报为15.3%。现拟将其中问题较严重者调到新闻学校学习，继续了解情况，搞清问题。”[350]

由上不难了解，无论是王芸生，还是《大公报》，经过这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之后，一定会吸取不少教训，更加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了。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思想再改造，《大公报》所面临的危机还是缓解不了，但是，运动中被多数中共党员看不起的王芸生，却恰恰帮助《大公报》找到了一条活路。

早在1950年春，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闻会议上提出了报纸分工的问题后，上海方面就考虑过分工与合并的问题。但是，因为当时各私营报纸资方对继续办报的前景看得还不十分清晰，调整的条件不成熟，因而没有推动。但新闻总署显然相信上海方面应该考虑报纸的合并问题，胡乔木甚至还帮助考虑了一个合并后的报名：“大公新闻”。[351]

1951年夏天之后，经过“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各报资方均已对继续经营报纸的前景不抱幻想了。华东及上海方面中共领导人也逐渐相信，问题确实出在上海的报纸太多了，应该集中力量办好一两张报纸，即在办好《解放日报》的同时，只要在上海集中力量办好一张“强有力的比党报能更灵活一些的教育上海人民的报纸”就够了。

因此，夏衍、恽逸群、姚溱等明确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新闻日报》与《大公报》合并，将《文汇报》改组为文汇出版公司，办一杂志兼营印刷；二是以《大公报》的编辑班底为主，新闻、文汇、大公三张报纸的编辑部改组合并为一个以王芸生为首的强的编辑部，以《新闻日报》的经理部及印刷厂作新报纸的经理、印刷部，多下来的全部印刷器材合组一文汇印刷公司。夏衍等认为第二个方案虽然调整范围较大，困难较多，但能够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故他们在给胡乔木汇报上述想法的信中说明：“这张报纸的名字即可照你去年所说的‘大公新闻’，翻译起来还是等于‘大公报’和‘新闻报’一样。”这张报形式上还可以是半公半私的，“内容上则有了强的领导，不会如现在这样没法控制（如大公报随便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日本人民，日本报上翻译了出来，内容与苏联及周外长所提有不少出入）”。[352]

考虑到上述调整幅度太大，影响面太广，实际困难太多，特别是“大公报”三个字内外影响太大，很难轻易改掉，故夏衍等在11月下旬又再度提出了一个调整思路。这个建议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调整实施的可行性，又能够解决上海无力承担太多报纸，尤其是《大公报》这种历史大报不易管理经营的麻烦。他们提出，考虑到各私营报纸都在亏损，“公家亦万难无止境地贴补维持”，必须要加以调整合并。他们建议，《新闻日报》和《新民晚报》暂时保存不动，《亦报》与《大公报》两报实行合并，《文汇报》与若干有前途的出版社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的文汇出版印刷公司，《大公报》“似以靠近中央发挥其‘半官方’的作用为宜”，即“似以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为最好，否则，迁京与《光明日报》合并，成为政协机关报亦好”。“无论迁京或迁津，似仍可保留大公报名称，因为该报所以对内对外有其一定作用，其名称大有关系。”[353]

但是，无论是对前一项提议，还是对后一项提议，新闻总署都没有同意。中宣部和新闻总署也同意上海合并各报的设想，并且注意到《大公报》留在上海问题较多，因此它们一度考虑把性质相同的原民盟主办的《光明日报》，与天津的《进步日报》，连同上海的《大公报》合并成一家报纸。但这一方面因得不到中共中央认可，亦只能放弃。这样一来，1952年春，眼看这一问题难以解决，上海市新协党组提议，各报目前暂时都不做大的调整与合并的设想，且认为：“大公报既已由中央决定留沪不去北京，应发挥其在国际上的作用。在国内则以大资产阶级与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并应多登国际新闻（现在各报都不能登全新华社所发国际消息）。”[354]

对此，王芸生最不赞成。对于此前的两项调整方案，王芸生都参加了意见，并明确表示只要“大公报”三个字能够保存下来，他个人进退均可不计。因为他很清楚，无论哪种调整办法，《大公报》基本上都可以保全下来。保持现状，只能是死路一条。

为了延续《大公报》的生命，王芸生这时分别给中宣部、统战部、新闻总署去函提出要求，希望能批准让《大公报》离开上海，迁往北京。6月中旬，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他还专门去找了曾担任过北平市副市长，时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徐冰，通过他向北京市市长彭真汇报了希望把《大公报》搬到北京去办的想法。彭真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当晚通过电话提出两点疑问：一是《大公报》这样大的报社从上海搬到北京来，各方面的情况都会有很大变化，难免会严重影响报纸的销售；二是上海各方面条件，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条件比北京好得多，放弃上海这块阵地未免可惜。

对此，王芸生致函彭真说明：“前晚电示两点，经考虑如次：1.移京初期销路总是要少的。问题在能较好地发挥此报作用，树立起权威，销路是会打开的。2.上海有其重要地位，将来还有发展，只是报多了，挤得手脚不灵，人力物力皆不经济，总以走开为佳。前天在会场上见到李维汉同志，他说：‘方针已定，可以谈谈。’日内当可约时详谈一次。我北来，抱有充分决心与诚意，盼期得到结论，并付诸实施，盼能大力协助。”[355]

王芸生信中所说李维汉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统战部对他要求的一种回复。只是，几天后，在与徐冰副部长的谈话中他才发现，统战部的意向是继续让《大公报》留在上海，但在统战部领导下，先着眼于办成“华东教师报，将来逐渐向全国教师报方向发展”。在谈话中，王芸生明确表示，赞成统战部的考虑，把报纸的对象定位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但对于这一读者群，尤其是以上海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能够改变《大公报》的生存困难，他并无信心。他告诉徐冰说：上海包括大专学校学生在内，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共九万二千人”。由于这些人半数以上属于工会系统，真正学校的教师、职工不过9 400人，学生2.3万人，其他相当部分是在金融、商业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因此，与解放、新闻、文汇各报很难分得清。他希望党和政府能够了解《大公报》历史上在国际宣传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大公报》很愿意在这方面做《人民日报》的助手。同时强调，上海工商界上层分子，目前302户均为《大公报》读者，外埠工商界读者也有1万多人，因此仍希望可以对工商界做些工作。如果销量仍无法打开的话，希望帮助解决亏损问题。

对于报社自身的种种问题，王芸生也表达了他的意见。一是希望能有中央级的负责同志出面帮助说服教育报社的骨干安心工作，对将刘克林调去人民日报社工作十分不满，要求能将杨刚调回报社，至少能让她参加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并要求“党员干部五、六人（最好有部分老干部）参加大公报工作”。二是强烈要求给报社以公营地位，“目前先行合营，但暂不宣布。他强调私人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拥有极高的威信，只有公营才能吃得开，在这方面他曾举出新闻日报宣传自己是公私合营的例子”。[356]

和徐冰谈话时，王芸生因为对统战部的方案没有思想准备，故答复同意很快，实际上越谈感觉问题越多。晚上回到北京办事处后，翻天覆地想了一夜，还是觉得统战部的办法不解决根本问题。他因此又想到上次与彭真谈话时，彭曾提出，如果一定想搬的话，不如考虑搬到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两报原来就是一家，各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容易些。故他次日即写信给徐冰称：“昨晚畅谈，感奋之至。谈后静思，所谈皆是就留在上海以解决困难的若干办法，只是枝节补苴之策。沪报如此之多，分工实在困难，敷衍下去，前途日窄，把报一天天办坏下去，有负中央的期望，甚感踌躇。”他因此提出，谈话中范长江曾提议，将《大公报》迁就做教师报，“我极赞成，望作考虑”。如不妥，彭真同志的一个意见，也很值得考虑。他写道：

彭真同志曾与我谈起将大公报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之议，我以为很可研究。此论有几点好处：1.天津是大公报旧地，接近北京，地利人和，便于中央领导；2.进步日报工作者多是大公报旧人，容易合作，津沪合并，人力加强，干部问题解决了；3.进步日报有两万份销路，可以完全保持；4.天津附近日本朝鲜，有利于国际宣传；5.从工业与文化上看，天津是发展的，比重日增；6.进步日报也正感前途苦闷，合并无大阻碍。我以为此案可行，远胜留在上海。请中央考虑，也可问问×××、徐盈二同志的意见。[357]

这时正在开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王芸生以及《大公报》是毛泽东很重视的统战对象，因此，不能说服王留在上海，等于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徐冰因此去函彭真说明：

看样子，我们与王芸生的谈话并未能满足他的希望，我们在与他谈话中，打掉了他的一些幻想，如恢复大公报权威以及直接通天的幻想等等，但并没有打断他离开上海的想法。

他现在不提再迁来北京，但他又提出迁赴天津的意见，作为一家私营报纸，他是有迁移自由的，我们不好硬说服他留在上海。

这部报纸还有作用，王芸生亦还应该争取；如果一定要他留在上海，自然亦还可以说服他，但结果一定是不欢而散，他虽然不会带着棺材回去，但一定是怀着满腹牢骚与不快回去，心里总是存着一个疙瘩，这样对于合作是不大有利的，请您考虑。

我还未与他再谈，请您先把是否允许他迁移北京、天津的要求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指示，我好再与他谈。[358]

王芸生此前还曾给毛泽东也去了信，统战部、北京市领导人的重视其实也是毛泽东过问的结果。因此，彭真在得到徐冰7月3日的信之后，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与王芸生商量的结果。没想到，毛泽东很快就派人把王芸生接到中南海去，当面听取了王的意见。因为已经和彭、徐等都先后具体商谈过，基本方案只有两个，考虑到《大公报》以往的特长，王芸生明确提出希望迁到北京来，主要“搞财经和国际”，如迁北京有困难，按彭真意见，与《进步日报》合并亦可。[359]毛泽东当即拍板，让中宣部和新闻总署负责人胡乔木按迁津合并的方案帮助《大公报》落实搬迁方案，并指示就财经和国际这一宣传方向，帮助《大公报》协调政府各个业务部门与该报的关系。毛泽东同时告诉王芸生说，目前物质条件不成熟，将来合并后，《大公报》还是应该搬到北京来办才好。至于王提出先实行公私合营，准备过渡到公营的要求，毛泽东也表示同意。[360]

两天后，陆定一、胡乔木把王芸生和在京的《进步日报》党组书记兼经理×××找到一起，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合并两报的决定。

7月11日，王芸生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给彭真又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彭真同志：大公报前途得到安顿，深深感谢您的大力。承主席如此关切，尤其感奋，誓以余力办好这张报，以发挥它的作用。我今天返沪，××同志日内会去沪，进行筹备工作，预期在十月间实现。对您有说不尽的感谢，还望不尽地协助。恕不走辞。王芸生上[361]

由此不难了解，8月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上海市委力保王芸生过关，实在是必然之事。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的决心

毛泽东所以会特别关照王芸生和《大公报》，除了对“大公报”这块老牌子有好感，相信需要保下来，无意使其倒闭关张外，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是二三十年一直断断续续有兴趣读下来的报纸，只有这家《大公报》了。尽管《大公报》一样拥护过蒋介石，斥责过共产党，甚至曲折地批评过毛泽东的某些观念，[362]但相对于多数有影响的国内报纸，《大公报》也是唯一多次采访过毛泽东，介绍报道大都比较正面的报纸。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王芸生更是率《大公报》编辑部主任、采访部主任等几度采访，设宴招待，刊发了大量消息，王并亲自撰文做正面的介绍和评论。毛泽东也因此为大公报社亲笔题下“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363]故1948年得知《大公报》也备受国民党当局压迫时，是毛泽东提议邀请王芸生北上的；当解放军大举南下，即将占领上海、南京时，也是毛泽东建议保留上海、香港《大公报》，让王芸生回去主持办报的。显然，毛泽东印象中《大公报》当年起过不少好作用，在国际国内是有好影响的。[364]同时，王芸生出身贫寒，只读过两三年私塾，能由一介小店员自学成才的经历，也符合毛一贯的价值观。“五反”运动中王能写出那篇洋洋洒洒地为中共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忘恩负义、猖狂进攻的文章，更让毛在政治上对王比较放心。当然，批准《大公报》多做工商界的宣传工作，也和毛泽东这时正开始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的背景有关系。

6月6日，即王芸生上书的几乎同时，毛泽东首次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365]9月24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366]这意味着，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如何加速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由此也就决定了他已开始把准备全面展开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斗争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出于这种考虑，王芸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认识和揭批资产阶级本性方面的作用，以及《大公报》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工商界中的影响力，显然都对毛泽东实现其下一阶段斗争任务和改造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

就这样，王芸生可以说是鬼使神差般再度“挽救”了《大公报》。因为，《大公报》一旦改为公私合营，变成中央大报，很多问题可以直接“通天”，不必再受上海地方层层请示的局限。而报纸专门面向工商业界之后，销路也不会成问题。何况，王芸生还争取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国际问题的宣传方向，这就更让他有一种跃跃欲试、大干一番的冲动了。

《大公报》迁津工作于思想改造运动将要结束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新协党组的指导下，报社首先通过全社民主选举组成了“迁津工作委员会”。接着，王芸生于11月10日代表委员会向全社职工作了动员报告。从他的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他“誓以余力办好这张报”的雄心。

他一上来就大谈“迁津的意义”。他解释说：“解放三年来，大公报在宣传教育工作上是有成绩的……国家和人民需要大公报办得更好。”“中央对大公报是极其关切的。在北京许多次开会的机会中，都接触到大公报的问题。根据全国报纸有进行调整的需要，中央在去年曾一度决定三报（光明、进步、大公）合并。后来变更了这个决定，就是从积极方面考虑，要保留大公报，有需要大公报负起的新任务。”

他宣布说：

中央决定给大公报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国际的，宣扬保卫世界和平；二、是国内的，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包括对工商业的指导与影响。这是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大建设，国家需要团结国际友人，保卫世界和平。大公报在这两方面可以做些宣传报道的工作。大公报过去联系的读者，国内是知识分子和工商界，国际，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大公报可以起作用。三年来，国内知识分子和工商界逐渐进步了，我们不能停滞不前；国际和平运动广泛开展了，我们不能一无所为。所以，从积极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勇敢地负起宣扬保卫世界和平及报道国家经济建设这两项重大任务。中央肯定大公报过去三年来的成绩，并根据国家需要，经毛主席批准，大公报迁津负起这两项政治任务，这是大公报全体职工的光荣。

至于为什么要迁到天津和与《进步日报》合并，他的解释是：“一、对外做国际宣传，上海距离中央远，上海是地方性的，为便于中央直接领导，我们必须北迁。二、从国内大建设看，是全国性的，政策集中于中央，重要建设在北方，要做好报道工作，我们也必须北迁。比较起来，大公报到北方得其所，在上海不得其所。”而“进步日报在天津所做的工作与上海大公报大部分相同，即联系工商界与知识分子。两报的读者对象相同”。两报合并，“是国家的需要，对于我们的报纸来说，也是比较一劳永逸的办法”。[367]

王芸生最后代表委员会宣布了迁津工作的三原则，即：“一、以进步日报为基础及工作需要为原则；二、人民报纸合理经营的原则；三、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合理地兼筹并顾。”[368]

陈虞孙也到场并代表市政府和市工会讲了话，说明留沪人员均将根据各人的所长和工作能力，并采取与本人协商的方式分配工作。

会后，报社所有员工即分成小组热烈地开始讨论，大家最关心的无疑是三原则中“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合理地兼筹并顾”问题。

11月14—17日，迁津工作委员会接连四天举行会议，围绕着大家最关心的个人利益问题一一详尽讨论。因为两报合并，《进步日报》原地不动，《大公报》迁津人员不可能多，大多数普通职工肯定留沪，因此大家对这次会不会再现1950年裁员的混乱，特别是留沪人员的薪金和福利能否保障，意见最多。对此，王芸生明确表示说，这个问题在毛泽东与他谈《大公报》搬迁方案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当时在座的彭真就表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大公报留下来的职工，上海市政府应当“完全负责，妥善安插”。[369]陈虞孙也明确许诺，留沪人员将全部由上海市政府“包下来”，负责组织学习和分配工作，并在学习期间保障生活，以解除报馆北迁的后顾之忧。[370]

会议接着通过了赴津、留沪的人事划分办法，最后决定：编辑部全体编辑、助理编辑、记者、摄影记者、行政秘书、资料组长、秘书工作者，及经理部总管理处、会计、总务、发行推广等方面管理人员，连同印报等方面部分技术人员，合共120余人赴津工作。其他校对、电务、收发工作者及资料组组员、读者工作组内事务工作人员、工厂全体排字工作人员和经理部各部门一般工作人员，合计251名为“编余人员”，留沪学习，等候另行分配工作。[371]

1952年12月，大公报社迁津人员陆续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后的《大公报》，报社虽在天津，但业务领导中心则设在北京，王芸生、李纯青坐镇北京办事处，大部分稿件由北京编辑，送天津印刷出报。报馆内从社长到所有北迁人员，人人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努力做出成绩来。有当年的编辑人员具体描述过当时在北京办事处上上下下紧张工作的情景。称：在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号两所院落里，成立社长办公室，设立国际、贸易合作、工商三个组（随后副刊组、资料组也来京），负责处理除新华社统发稿件外全部自发稿件，包括评论、论文、自采新闻稿。天津总编辑室负责最后定稿、校对、组版和处理新华社统稿，实际形成大部稿件由北京编辑而在天津出版的极为少见的模式。当时报社内部京津间电话十分忙碌。每个编辑都一门心思开始钻财经，想要尽快熟悉和做好新的工作。跑外的记者则天天奔走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合作社等部门。

王芸生也不例外。当时他“身体敦实如昔，短发漆黑，步履矫健，精力旺盛，依然处于壮年期”。几乎每天都到大房间来巡视，有时会到编辑组来坐在一张桌子面前，戴上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修改记者的稿件。改后，还要对记者谈谈意见。“社长办公室逢周一有例会，两位社长必来参加。王芸生常常正襟端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听各组汇报。虽然财经报道的业务性强，相当枯燥，但他总是认真听，毫无怠意。”“对碰头会上落实下来的重要文章，他常到办公室来询问下落。分到他手上审改的稿件，及时处理，从不拖延。即使是节假日，有稿件需要处理时，他一样到办公室值班。”

1953年，新中国首次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组织全民讨论，王芸生都“踔厉风发，全神贯注，始终处于昂奋状态……对宪法宣传，他亲自领导擘画，在一版上开辟专栏，逐日刊登讨论稿。他拟定‘胜利的总结，幸福的保证’十个字，作为专栏刊头。从拟订计划，到约稿、改稿，都亲自过问。每天上午必到社长办公室询问：‘宪法稿来了多少？’一上班，还常常翻阅稿件，把认为需要亲自处理的拿走。《大公报》老作者的来稿则必亲自处理”。[372]

1953年1月1日，《大公报》开始正式在天津出报。1月14日，中共中央就专门给各地发出指示电，要求各地及各部门大力支持《大公报》和各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光明日报》。指示称：“原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现已改为各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报纸，上海大公报已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名义于今年元旦日在天津出版。”“为了适应今后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的需要，这两个全国性的报纸在改组之后，均已按照中央的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光明日报除仍保持各民主党派机关报的特点，报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和学习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文化教育工作问题为主；大公报除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为使这两个报纸在国家建设中能充分发挥作用，各级党委应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两个报纸，使之成为自己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轻工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劳动部等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的党组，应分别指定专人和这两个报纸取得经常的联系，指导其编辑采访和评论工作……给这两个报纸的经过正式介绍的工作人员以必要的帮助和便利，纠正过去有意无意加以排斥和冷遇的倾向。”[373]

由于1950年以来实行“邮发合一”，报纸主要靠订阅，而订阅者又主要是公费用户，《大公报》虽然实行公私合营，却没有公开宣传，在人们的心目中仍属于私营报纸，因此一般机关单位还是很少订阅，且一般不接受《大公报》记者的采访。再加上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发出时，已经过了每年订阅的时间段，因此它当年并没有能够改变《大公报》持续亏损的情况，1953年的发行量仍旧基本上与1952年持平。

1954年，《大公报》的订阅量虽然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但仍不符合中共中央的预想，故中央宣传部又前所未有地专门为《大公报》下发了一份给中央单位及各省市相关部门党组的《通知》，强调指出：现在《大公报》实际已是党领导的公私合营的报纸，只是为了适应国内外的政治情况，目前对外仍保持私营的面目。“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对待《大公报》，并予以应得的协助。”且不久后《大公报》编辑部的主要部分将由天津迁移北京，改“由中央宣传部通过该报的党组实现党的领导”。“中央一级及各省市财经工作部门的党组和党员负责人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重视运用《大公报》进行宣传报道的通知，对《大公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予以指导和协助。例如，吸收他们的党员干部参加有关的会议，阅读有关的文件，指导《大公报》记者进行采访工作，审阅《大公报》有关的言论等。”[374]

除了在发行上大力推动以外，中共中央还在报社的硬件投入上下了力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财政部拨款在北京宣武区永安路18号（后改为173号）新建的报馆在1955年8月正式动工，次年即告建成，故《大公报》于1956年10月1日正式迁至北京出版发行。

1956年，《大公报》已经扭亏为盈。其发行量1953年为6.7万份，1954年增至10万份，1955年达到14.6万份，1956年猛增到 了28.7万份，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的发行量。之后，虽有过因整个国家一度陷入经济困难，纸张供应不足，被迫压缩发行量，1961—1962两年降回到10万多一点的发行数字，但其他年份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20万份左右。1964、1965年更再度达到二十六七万份，接近28万份的水平。[375]

《大公报》看起来真像是获得了“新生”了。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在当今流行的有关1952年王芸生见毛泽东的各种传说中，有一个说法最广为人知，那就是王芸生听到毛泽东讲，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起来时，“又高兴又惶恐，担心两报合并不便管理，担心不熟悉财经，搞不好办砸了，辜负毛泽东的一片诚意”。王芸生的小儿子王芝琛还生动地写道：毛泽东笑着鼓励王芸生说：“你们两家原来都是《大公报》，本来是一家嘛。《大公报》人才济济，现在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争取世界和平服务，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嘛！”当王芸生起身告辞时，毛泽东还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376]

从本文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有关这一段事情的经过情形，并不像当今传说的那样。因此，毛泽东是否曾经风趣地“恭喜”过王“收复失地”，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至少，王芸生不会有类似的想法和感受。这是因为，把上海《大公报》迁去天津，合并于《进步日报》，完全不同于王芸生原先设想的单独迁京办报。虽然报名不改，看上去王芸生达到了目的，但报社的人员、设备以及权力分配等，势必要迁就《进步日报》的原班人马，伤筋动骨的只能是王芸生在上海的报馆。

有关这一点，王芸生在做迁津动员的时候也不能不公开告诉本馆职工，并且要把“以进步日报为基础”定为基本工作原则。至于这样做的理由，他的解释是：“这次变动是从上海迁到天津，不是从天津迁到上海”，因此只能“在进步日报现有的人力物力的基础上，按照工作的需要来考虑问题”。“需要的人就去，不需要的不去；需要的物资就搬，不需要的不搬。”[377]也因此，上海报馆的职工除了个人问题以外，无关个人利益的意见最主要的也就在这一点上。尽管王芸生已经公开解释过，几乎所有小组仍旧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为什么要以进步日报为基础？”[378]

实际上，王芸生也是有苦难言。他真的那么喜欢与《进步日报》合并吗？未必。王芝琛从他父亲的口中也清楚地发现，王芸生当时对合并是有顾虑的。他写道：王芸生最担心的，是两报合并后会“不便管理”。“因为《进步日报》有个别人，出于对昔日《大公报》‘反动’的愤怒，早已对《大公报》和王芸生‘抓破了脸’，批得‘太狠了’，怕在一起工作，有点尴尬。不过王芸生后来说，反正他也参加过运动，也有一定经验，只要自己不在乎，也就没有什么了，照样可以一起干。”[379]

毫无疑问，为了保住《大公报》这块招牌，王芸生早已决定不计个人进退了，因此，他没有因为明知与这“个别人”不易合作而在合并问题上表现退缩。更重要的是，王芝琛所说的王芸生当时的担心是不准确的。因为，王芸生所以会讲到“个别人”的问题，就不可能是单纯因为对昔日《大公报》的批判程度的问题。1949年的批判涉及许多人的共同行动，并不存在“个别人”“抓破了脸”的“太狠”批判，使得不好合作的情况。也因此，王芸生这时担心的也绝不是大家重新坐在一起会不会尴尬的问题，而是另有原因。

王芝琛说的那个“个别人”，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天津《进步日报》的党组书记。

这位书记经范长江介绍加入过大公报社，抗战初期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发表过一系列有影响的战地通讯。1938年即离开《大公报》，改任《新华日报》记者，并因此于1941年加入了中共。[380]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第二天他即受命与杨刚一起，参与接管天津《大公报》。党组书记杨刚离开后，他就接任了进步日报社的党组书记，并担任了经理一职。

该人为人耿直，做事认真，喜怒易形于色，又是从根据地出来的，做报社党的“一把手”来把政治关，不仅原则性很强，而且有着说一不二的脾气。报社编辑记者中同样有些心直口快、性情直率的知识分子，大家过去在一起自由惯了，突然碰到这种管理方式，越是能力强的编辑记者越不习惯。当他1950年开始担任党组书记后，好几位名记者都相继离开了《进步日报》。甚至同为党组成员或党员的报社主笔徐盈、采访副主任彭子冈，也因看不惯于他的作风，或辞职，或调离而去。[381]王芸生虽然并不熟悉该人，但和徐盈、彭子冈等关系很好，自然知道这种情况，他会有担心是肯定的。

从两报开始酝酿合并之日起，该党组书记就展现出了作风强势的一面。1952年底，他与李光诒来到上海，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谷牧、副部长夏衍、姚溱的参与下，他在和上海《大公报》社长兼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李纯青就合并后的人事问题进行了商谈。正是他，在商谈中相当坚持地提出了必须以天津《进步日报》为基础来合并的要求。而所谓以天津《进步日报》为基础，核心就是在人事安排上要突出《进步日报》管理人员的地位。

在过去上海《大公报》工作的经历中，王芸生一向与李纯青工作配合默契。但他也很清楚，李纯青是《大公报》自己的人，层级不够高，且目前报馆内党员干部数量少，且到京津去办好《大公报》也需要有能够“通天”的更有资历的党的干部才好与各方面进行沟通。因此，在北京谈报馆北迁问题时，他就特别提出过请杨刚回来，和要求“党员干部五六人（最好有部分老干部）参加大公报工作”的意见，只是未能如愿。如今两报合并，《进步日报》的领导班子党员多，政治上强，王芸生没有理由不接受《进步日报》党组书记的主张。但如何理顺工作关系，包括如何安排李纯青的职位，保持好自己和李纯青之间在工作上的顺畅合作，却在这位书记那里遇到了阻力。双方因此一直商量不定，直到迁津开始以后才在中宣部、上海市委干预下最后定了下来。合并后的《大公报》，王芸生只任社长，不再兼总编辑一职，副社长党组书记排前，李纯青排后；《进步日报》的张琴南任新的总编辑，副总编辑亦安排两名《进步日报》的人，即李光诒和赵恩源，只安排一名《大公报》的人，即孔昭恺。党组书记则担任报社“一把手”，实权在他手上。

由于李纯青对这样的人事安排和业务工作关系都比较担心，因此在北上之际就和王芸生商量把上海方面的骨干人员尽量安排到北京办事处工作，避免过多地和党组书记发生矛盾。这个意见自然得到了王芸生的赞同。[382]故天津《大公报》开办伊始，上海来的编记骨干大部分就都集中到北京去了。

但即使这样，由于党组书记实际上是最高主管，双方间的关系仍不易相处。如天津《进步日报》某编辑只因王芸生初来天津报馆，问到他情况，因而向王介绍了自己所知道的工作流程和方法等，被党组书记知道后就受到一顿严厉训斥，要求他“以后不论什么事在没有向我汇报之前，不许你告诉王芸生”。这还不算，×××还指令经理曹谷冰必须把此人的年终奖“评”成末等。[383]他在人事管理上也相当专断，什么人年底应该“评”什么奖，全都必须按照他的意见来办。对其他非党管理人员，包括原来《进步日报》总编辑，这时担任天津《大公报》总编辑的张琴南，以及来自上海这时任经理的曹谷冰等，更是毫不客气，甚至动辄还会训斥挖苦。用经理金诚夫的话来说，书记从来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论所提的对不对，经常是被一棍子打死，甚至当场训话一番”。比如天津市税务局错误缴收报社一亿元税款，曹谷冰代表报馆申诉无效，向北京税务总局进行了投诉，成功地替报社要回了这笔错误的缴款。然而书记知道后，却批评曹“不应该到北京去打官司”。进而派人把本应由经理室掌管的报社印章收走。摘印的目的，就是想让曹走人。由于曹坚持不走，他便在全社大会报告时公开挖苦曹谷冰等人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资本家”。[384]

在这位书记的领导下，报社的人事关系逐渐变得异常沉闷。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社长王芸生也好，总编辑张琴南也好，都是“有职无权的，一切都要听从党员领导同志的主张”。[385]而回天乏术，同样苦闷的李纯青，因为实在不愿和这位党组书记一起共事，竟不惜下决心放弃了他十分热爱的《大公报》和自己近二十年的记者生涯，想方设法借调去中宣部政策研究室，继而转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工作了事。

对此，曹谷冰在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曾直言不讳地对这位书记提出了批评。他提到几件事情，其中一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位书记在工作上“刚愎自用”的情况。这是指1954年开始设计在北京的办公大楼和厂房时，经理部按照报社基本的工作流程画了草图提交主管设计和建筑的这位书记在布局上参考，但他完全没有理会。等到设计图纸出来后，经理室发现淋浴室被设计到四楼去了，而编辑部与排字房又距离很远。经理室因此提出建议，要求把淋浴室改到楼下去，以防漏水，也方便维修；同时要求在编辑部和排字房之间设计一条传送稿件和大小校样的传递装置，以免将来靠人力传递稿件和校样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但书记还是没有听进去。结果办公楼建成后，淋浴房很快就发生向三楼办公室漏水的问题，不得不再请设计院研究补救。而因为编辑部和印厂距离过远，又没有传递装置，只好安排两名勤务员每天跑来跑去。

另一件是徐盈和李纯青被迫调离和辞职的问题。他说：“徐盈同志在大公报社工作很久，其才德一直为同志们所赞佩。天津解放后，大公报停刊，出版进步日报时，徐盈同志参加领导工作。不久就感到不能与（×）××同志共事，毅然辞职离社。徐盈同志转移工作岗位，对革命事业仍多贡献，在大公报来说，则是一大损失。”同样，“李纯青同志在大公报社有着很高的威信，他的领导艺术和写作也都为同志们所称誉。按理说，在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时，应担任（天津大公报社）副社长或总编辑职务，但×××同志竟不恰当地要他当‘第二总编辑’（新奇的职称！），并规定他的职权为主持国际新闻编辑工作（漂亮的框子！）。后来，这事被京沪一部分同志知道了，认为这样安排对纯青同志是不公道的，对报社工作是有损失的。因此，都表示不满。最后，赖杨刚同志以严正的态度出面纠正，才确定了纯青同志为副社长”。

由于党内外对这位党组书记的工作作风意见太多，王芸生也不止一次曲折地表达过不满，中宣部不得不考虑另调资深的领导干部来《大公报》主持党的工作。1954年10月，中宣部选定参加过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工作，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的杨永直来《大公报》任党组书记、副社长，并调来“三八式”干部，曾经在太行的《新华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做过记者，此前作过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的袁毓明来接替非党人士张琴南任总编辑一职。随后，中宣部正式下达指示称：“为加强大公报工作”，对大公报党组和业务领导进行人事调整。“大公报党组现由杨永直、×××、李纯青（李这时实际已经确定调中宣部政研室——引者注）、袁毓明、李光诒、潘静达、姚仲文等七位同志组成。杨永直同志为党组书记，×××同志为副书记。”同时，杨永直任副社长，袁任总编辑。[386]从此，原来的党组书记降为副书记后只管些党组织生活之类的事情，在所有和王芸生沾边儿的业务工作上都不再见了他的影子。[387]

杨永直、袁毓明来报社之后，按照报社内编辑、记者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说法，一度“不论表现在版面上、上下关系上，都比过去活跃的多了”。[388]但是，报社全部搬到北京来之后，领导干部全都上了楼，进了大办公室，上下之间又再度疏远，甚至变得隔阂起来了。而且，由于两人都是从根据地出来的干部，级别差不多，有着很强的供给制习惯，因此，他们一到北京就比照军队同级别干部的待遇标准，号下了东城林驸马胡同十二号的宿舍，并且给自己安排了勤务员，专门负责买菜、抱小孩和收拾房间等杂务。这种情况也让报社中人颇多议论。更重要的是，因为杨永直来京前已经是上海《解放日报》的副社长、第一副总编辑，已准备接任社长、总编辑一职了，因此，他虽然在执行中宣部给他规定的团结王芸生的统战工作上做得不错，自己却并没有在《大公报》长期工作的打算。他只在北京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又回了上海去接任《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去了。

杨永直调回上海，副书记×××仍未能回归正位，中宣部反而让原来排在他后面，与王芸生在业务工作关系上同样比较容易配合的袁毓明接任了党组书记，×××仍为副书记，照样不管业务工作。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了中宣部对×××处理与王芸生及同志关系问题很不放心。

大公报社这时实行的是党政双重领导的体制。报社政治上归中宣部领导，下设党组，主管报社一切大政方针和具体业务工作；但报社的行政归文化部管，一般干部的任命与管理，即人事组织上直属文化部，报社内部的党员以党小组和支部形式来组织，支部即有北京支部、天津支部等，支部上面设党总支，主要负责党员组织发展和组织生活等。因此，袁毓明固然担任着党组书记，为报社“一把手”，×××为党组副书记，形式上只是报社的“二把手”，但他同时又是报社党总支书记，袁作为党员又在党总支领导下。不难想象，这种安排不免会在袁和他之间引发新的矛盾。

袁毓明、×××两人容易出矛盾，也和两人性格、观念差异以及工作方法相差太远有关。袁为人随和，喜欢与人交往，有点小才气，爱写点小文章。他对权位没有过分奢望，但对自己的行政级别及待遇比较看重，做事有些患得患失，是那种内心有话憋不住总会讲出来的人，只是有时会不太注意党内党外的区分。一方面袁毓明个性过于温和，身为报社最高政治领导人常被人找出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一方面×××原则性极强，对己对人十分严格，且锱铢必较，让袁做党组“一把手”， ×××又担任着可以从党风党纪上管理批评袁的党总支书记，后果可想而知。

1956年7月，正值工资改革期间，报社北京支部负责人得知袁毓明不止一次向党外同事抱怨自己的级别待遇问题，对上级没有调高他的级别有意见，就将情况反映给了×××。×××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马上主持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用党内生活会的方式组织党员对袁毓明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将袁在物质待遇和物质追求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向上级党委汇报。[389]

此后不久，因为对自己在《大公报》的前途不抱希望，经过多方联系，取得了天津市委的同意，×××很快就调回天津统战部工作去了。他刚走，报社就有同事投诉他。受了委屈的袁毓明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马上也组织党总支会议通过决议，进而向中宣部及文化部出版局进行了汇报，同时还“将他所犯错误的情况及一贯表现写成详细材料，转天津市委书记处处理，建议予以严厉处分”。[390]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就在大公报社中共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矛盾冲突变得越来越明朗化的时候，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所谓“整风”，按照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发布的整风指示，就是要用通过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达到揭露和反对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目的。[391]但是，对自己的党信心满满的毛泽东没有想到，建国几年来，社会各界对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组织上、身份上和待遇上特殊化，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积怨甚多。一旦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号召揭露、批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结果，很快就出现了大小字报满天飞的情况。大公报社也不例外。

还在一年前，即1956年3月27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曾通过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除了中央专门组织社会主义学院办班以外，文化部等也专门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办了学习班。大公报社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的时候，身为无党派人士代表的王芸生还在文化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班学习。但是，整风这样大的运动，王芸生是不可能躲在外面不回社来参加的，因为不少意见也是直接针对他和《大公报》的工作本身的。

大公报社内的整风鸣放，是在《人民日报》5月1日发表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后发动起来的。袁毓明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知道整风很容易形成对领导的“围攻”，最后变成“整人、打击人”，因此最初部署运动的时候他的方针很清楚，就是想要把毛泽东所提倡的“双百方针”主要引向业务讨论。他当然知道报社内批评当前办报方向的声音很大，因此运动伊始他就宣布了批评的范围，强调说：业务讨论“不应质疑”中央当初给《大公报》定下的方针，即把《大公报》办成“以财经工作为中心同时注重国际问题的政治性报纸这个方针”；绝不能“再来效仿人民日报，也办成一张综合性报纸”；学《光明日报》、《文汇报》，去争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也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他提出，当前整风主要是要解决“报纸与当前实际脱离的矛盾，以及报社内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矛盾”，要把许多记者长期以来死气沉沉不敢说话、不敢触及尖锐问题的思想障碍打破，做到“敢放敢鸣”，把报纸办活。[392]

但是，运动开始的时候，报纸上的鸣放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了。干部职工的情绪已经被掀动起来，袁毓明规定的范围一下子就被突破了。大家一上来就集中批评党组织、党的干部、党员，也包括报社领导人员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自私自利等。如批评杨永直、袁毓明住房及待遇特殊化，甚至特权化的问题；批评某领导的爱人“连同志的名字都认不清，写不对，管借书也管不了”，却“一连升了七级，创了升级的最高记录”的问题；批评搬入新的办公大楼后报社严重机关化、等级化的问题；批评社领导和编辑、记者一起办公的情形不见了，凡社长、总副总编、编委、部主任都上了楼，躲进专属自己的大办公室，等等。具体到报社的领导人，大家批评最多的是×××的“盛气凌人”、“态度粗暴”；袁毓明的“官僚主义”，“不关心职工疾苦”；“王社长严重脱离群众”，说记者编辑经常找不到王芸生。

相对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问题，许多老记者、老编辑最耿耿于怀的还是报纸的编辑方针及其现状。他们内心里最反感继续以财经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更何况，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打开每天的报纸，除了商业就是合作社”，也不符合“中央给我们确定的以财经工作为中心同时注重国际问题的政治性报纸这个方针”啊。怕是编委会“错误地把中央交给我们的方针来了一个‘脱胎换骨’，把一张搞‘财经的报纸’偷偷变成了一张纯内部业务性的‘商业报纸’”了吧。[393]

由于过去的《大公报》内容充实、版面丰富，社会影响广泛，特别是在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社会精英阶层中口碑甚佳，现在的《大公报》每天只有一张纸，四个版面，内容单调乏味不说，一般读者还看不懂，大公报社的老记者、老编辑都颇觉郁闷。他们早就在反映读者的批评意见，说《大公报》过去为读者所赞赏的有三样东西：社论、通讯、副刊，现在这三样都没了，老读者们自然不想看了。“大公报是一张有传统的著名报纸，现在的做法失去原来的传统是否好；报纸应该有分工，但像大公报这样专业化，是否符合我们对报纸的概念？”[394]大家并不看重报纸的销售数量上涨了多少倍，他们很清楚，这些数字是“我们向中央一个部一个部的去要求来的，这些部门用行政命令往下灌”。“事实上，和销数上涨相反，大公报的社会地位却一落千丈。”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拿得和失来相比，我们的报纸几年来真是得不偿失，何况这所谓得，实际上是报纸的浪费和国库的损耗。”

由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袁毓明、×××在办报业务方面并无特长，一些人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身为总编辑的袁毓明“高高在上，既不钻研财经，更不钻研国际”，[395]故并非党员干部的王芸生反而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尖锐地批评王“不负责任”，说“王社长是个办报老手，为什么不把经验贡献出来，领导我们把报纸办好”？因此，要求王芸生回社参加讨论办社方针问题的呼声十分强烈。[396]

由于群众反映强烈，一些记者、编辑甚至联名写信向他呼吁，[397]也因为学习班要求学员必须密切联系本单位运动，学习中的王芸生也不得不回到报馆里来参加运动。涉及《大公报》办报方针问题，王芸生其实也有话想要说。因此，他在搜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先行做了一些准备。

5月下旬，王芸生将要回社参加讨论报纸方针任务的消息传出后，社内主张改革的老记者、老编辑群情振奋，都想和老社长当面交换意见，并想要争取王芸生能够支持彻底改革的主张。有关王芸生这时在报社内业务威望以及许多人对他期望之高，从反右运动时反戈一击的一年轻人的揭发材料中亦可一窥大概。

该材料写道：

5月底，社内右派分子猖狂活动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王社长要从文化部回来参加讨论报纸方针任务的消息传来，聚集在记者部的一些右派分子认为鸿鹄将至，特别兴奋，活动得非常活跃。起初，据说要在社长室召开一个小规模的会，对报纸方针任务发表意见，萧离、萧凤被邀参加。萧离精神抖擞，摩拳擦掌，犹如要参加一场大争夺战，决意要“全力以赴”，争取王社长。但是“孤军战斗”，他们犹嫌不足，当时某些右派分子未被邀请参加座谈会，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统帅萧离身上，但又不甘坐在后方静候战果，都跃跃欲试。于是他们策划在王社长到会时一拥而入，做不速之客，向王社长施加压力，“请愿”恢复旧大公报。他们还当场起草一封“致王社长的公开信”，决定在会上由一人朗读，朗读完后全体鼓掌，造成一种气氛和压力。后来又改为把信送给王社长。信写完之后，曾邀了一批人签名，萧凤当时没在，萧离替她签下了名。萧凤回来，萧离把经过告诉了她，萧凤忙着问：“怎么没等我？替我签了没？”萧离说：“放心，替你签上了。”萧凤很满意。萧离还打了电话要张玉珩同志在王社长到社时，领他到楼上、食堂前逛一逛，看看墙报，“摸摸气候”，特别叮咛他细读一张“欢迎王社长回来”的墙报（内容大意是要王社长“把心里话说出来”），还说别忘把“信”在开会之前交给王社长。[398]

王芸生是5月29日回社在干部会议上“鸣放”的。他发言的核心是业务问题：一是编辑方针，二是改进工作，三是整风。他上来就讲：“现在贯彻百家争鸣，我也算是一家，也来鸣一鸣，我今天谈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其他任何人。”

他首先表态说：“编辑方针可不可讨论？我认为可以讨论，讨论了有好处。”“方针可不可以变？我的答复是可以变。”

他回顾了《大公报》一路发展过来的艰难历史，断言旧的《大公报》不是人民的报纸，基本是政学系的报纸，是“在烂中国搞烂政治”。抗战前，“因为消息灵通，能写，熟悉政治气候，能透露消息，能说自己的见解，所以搞政治的政客们注意大公报，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注意大公报，受政治害的人民也注意大公报。这时，大公报还是在野报”。

到了抗战时期，张季鸾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就有两面性了。有爱国的一面（抗日），有反动的一面（拥蒋）。这时期的《大公报》实际上是在朝报。在意识形态方面，同黑格尔给黑暗的普鲁士王国撑腰一样。因为搞得巧妙，所谓“小骂大帮忙”，是带着“民间报”的帽子，与统治者促膝谈心，所以受重视，俨然执报界之牛耳。

讲解放后的转变，他肯定转变的必要与坚决，同时也痛心地讲到转变的困难、迷茫与挫折的情况。他说：

解放后，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应该是质的突变，可是我们的主观水平太差，跟不上客观形势，那时可以说是：赤胆忠心地学人民日报，惊心动魄地犯错误。为了摘登周总理的未公开的谈话，我同徐盈登联合启事，承认错误；为发表卢作孚死的新闻，我被记过。在“五反”运动中，大公报出了些风头，我写的几篇文章，全国报纸转载，可是每天惊心动魄地发稿，抢新闻，连犯错误，李纯青同志哭了，我昏了。什么老记者，老经验，一点把握也没有，心中无数，简直是受罪。这样当然办不好报，发行数由十九万七千份跌到五万多份，天天在赔老本，基础在垮，搞了整编，还是不能维持。

《大公报》为什么要变，因为已经无路可走，已经弹尽粮绝，已经命在旦夕了。他说：北归合并，是我到北京呼吁的。最后见到毛主席，“考虑中央报纸应该有大致的分工，应该搞些读者对象。是我在毛主席面前讨来的任务——搞财经和国际。中宣部胡乔木同志根据这个任务，为了给北归后的大公报打基础，所以给分配规定了对象，让我们联系商业、合作、金融、粮食等十几个部门”。

两报合并，转向财经，是不是有成绩呢？他说：

从一九五三元旦到现在，四年零五个月了，应该肯定有成绩。毛主席经常关心大公报，鼓励我们：“团结起来，钻进去，努力工作。”团结起来，是担心两报合并后闹不团结；钻进去，是要我们钻进业务；努力工作，更好懂了，不必解释。这四年零五个月当中，我们是相当团结，也可以说是很团结的。大家确是钻进了业务，积累了一些经验（包括财经、国际两方面），这是我们的财产。大家确是努力，作出成绩，发行数（不说也得说）由五万三千份到二十八万份，现在二十五万一千多份，不但不向国库要钱了，而且能上缴国库，去年上缴三十多万元。

这样做是不是有损失呢？他回答说：当然有。“我们丢掉了几千或者几万知识分子。”归结起来，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他回答：“我看对。”我们“得到了几十万财经方面的读者”。

他随即回应了整风中大家普遍反映的问题，即当前的报纸枯燥无味，没有人爱看，丢了传统《大公报》的长处。他表示同意。但具体到怎样变，他的观点很明白：第一，时代不同了，不能恢复解放前的老样子，“大公报今天要走回头路，那是死路一条”；第二，不能丢掉现在的几十万读者，和《光明日报》、《文汇报》碰车，也去争文教和大知识分子。“我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报纸有相当幅度的分工是可以的。一张报纸是应当为多数读者服务的。要考虑这个问题。”

他的看法是，既然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内容片面单调、业务性东西搞多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扩大财经报道面，广阔的报道国家经济建设，深入的反映人民生活，丰富多彩的搞国际宣传”，“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文化方面的比重，收复我们在知识分子方面的一部分失土”呢？[399]

他提出：

财政经济在社会结构中是基础，文化、教育、政治等等是上层建筑，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由基础来说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真正的基础，而各该历史时代的法权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样，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假如我们的学问够大，我们可以从基础上来说明一般人说不明的事情，那够多好！而且上层建筑也为基础服务，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铁水奔流》等等好小说都是写基础的。像这样的文学，是不是也可以登载我们报纸上？我看可以登。作家应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这个生活不是云雾里的生活，而是尘世上的生活，人民的经济生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大可深入的。

他并且提到他就这方面的担忧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给出的意见。说：

关于报纸专业化的问题，我曾请示过毛主席，我谈到专业化和读者兴趣，究竟应如何结合？毛主席指示，专业是一面，群众除了业务工作还有文化生活的一面，毛主席说，报上不能天天尽是打气。

如何改进？他提出，我们报社有三个部门：编辑、经理、工厂。“我看改进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编辑部门。”至于如何改进，他的意见是马上着手以下四个方面，即：一、先讨论统一并明确编辑方针；二、改组编委会，增加新生力量；三、组织机构、人力安排层次太多，可以减少，但必要的机构，如文学部，可以层架；四、着手结合大家的意见，研究改革版面的方案。他还宣布，“合作社半周报”从7月1日起停刊，给三版腾出版面来，同时扩大改进“大公园”副刊，多搞花样，用来“供给读者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扩大和知识分子群的联系，活跃组稿，收复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失土”。

对于整风，他的意见是，要明白这次整风“是整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风”，因此，党外人士一要拥护，二要帮助，三要和风细雨，四要团结—批评—团结。整风要从报社的角度，重点是给党员干部提意见，不是整群众，但是，要算账，也不能什么账都算，尤其不能算得太远，“要联系当前工作，与改进工作有关的账可以算，不要为算账而算账”。[400]

综合王芸生的整个谈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话讲得很巧妙，很有技巧，也提出了很好的想法，但基调是鲜明地站在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立场和严格按照中共中央“五一指示”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出的改进办报工作的办法，也是在坚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原定方针的。

从此前报社大批主张变革的记者、编辑的呼声和他们的要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大家原本都是把改革的希望寄寄托在王芸生身上的。多数人认为：“要改变方针、增加领导干部，应该依靠王社长，（认为）王社长可以通天”，靠党组织解决不了问题。[401]王芸生这个时候讲这种话，不免会让不少记者、编辑失望。财经部、群众工作组等支持王芸生的主张；中南、华东两记者站也赞同财经方向不能丢；萧离、萧凤、顾国权、朱沛人等14人联名表态，委婉地表示赞同芸老的意见，但还是力主要“办一张政治性综合性的报纸”；朱启平等则贴出大字报，主张《大公报》要“做人民的喉舌，代人民说话”，要“办一张人民群众的报纸”；编辑组及大公园副刊组也认为“大公报应该是一张综合性的报纸”。[402]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针对王芸生办报方针的意见的讨论刚刚展开，整个运动的风向就开始变了。

6月8日，《人民日报》一改自4月以来大量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做法，突然发表了一篇措词尖锐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责极少数右派分子借着帮助党整风的名义意图颠覆共产党。[403]

14日，《人民日报》再发评论员文章，批评《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断言“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404]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党内已经发出指示，称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再有15天左右即可，针对“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各单位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要“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准备进行反击。[405]

《人民日报》6月8日刚刚发表《这是为什么？》一文，王芸生马上就看出势头不对了。他很快就写出长篇文章，并且在几天后争取发表到了《人民日报》第2版上。他写道：

当前的情况，把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和党的整风进行一次运动，肯定是需要的，也一定会给国家带来好处。……既是“争鸣”“齐放”，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各说各理。近来“鸣”“放”出现了片面的倾向，俨然只许讲一面话，不许讲另外一面的话，甚至用匿名信恫吓，这样显然是不对头的，这不仅干涉了旁人的言论自由，而且是采取了敌对的行为。要是这样进行“鸣”“放”，那还怎么可能明辨是非，在气氛上也不是和风细雨了。另外，在“鸣”“放”当中，也出现了若干出轨的言论。如同“请共产党下台”、“杀共产党人”等等，实在太过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把全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给国家打出国际地位的提高，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建设，这许多的伟大事业哪一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来的？我们能让这样的党下台吗？作这种过分言论的人，假使他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愿意和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就不能设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建设社会主义。[406]

[1]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尼·亚·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等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15、17页。

[3]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自序第9页。

[4] 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封底。按：根据该书英文原名，我在正文中重译了书名，特此说明。

[5] 参见保罗·约翰逊著，杨正润译：《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9—470页。

[6] 参见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60年7月14、15日，《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7页。并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等。

[7] 参见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革命烈士传编委会资料组编：《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目录》（第一辑，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8]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9] 瞿秋白：《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2、712—721页。

[10] 瞿秋白：《多余的话》，第694、720页。

[11] 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19—720页。

[12] 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2页。

[13]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基于人类理性主义观点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但瞿秋白相信至少自己变不成这种动物，见瞿秋白：《多余的话》，第696页。

[14] 散木：《〈大公报〉的百年沧桑》（下），《博览群书》2002年第6期。

[15] 毛泽东总结说：不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整个世界也要用枪杆子再造过。”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第187—188页。

[16] 《多余的话》1935年8、9月首次刊发于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1937年《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发表了全文。但毛泽东直到1950年代末都没有发现。1962年司马璐出版《瞿秋白传》，再度刊出《多余的话》，这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进而在1964年停止宣传瞿秋白，随后在“文革”中更将瞿秋白列入叛徒名单。

[17] 董时进系留美学生，1925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是民国年间中国著名农业学专家，曾加入过民盟并任中央委员，后创办中国农民党，自任主席。1949年中共建国后亦曾属于新政权的统战对象，后因政治上不看好中共，于1951年经过香港转去美国定居。周鲸文系东北军将领张作相的外甥，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英国，1941年参加创办民盟。曾任新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委，并担任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一度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1956年因不满中共政策经香港流亡海外。

[18] 见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19] 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过巴枯宁式的共产主义是没有个人自由、没有民主选举，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监视之下，被要求多劳动少消费，而且吃公共食堂，住公共寝室，人类一切行动都被计划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70页。

[20] 乔治·奥威尔著，隗静秋译：《动物庄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21]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397—400页。

[2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6页。

[23] 见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页；庞松：《共和国年轮·一九四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5—366页。

[24]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37—439页。

[25] 王仲方：《我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36—437页。

[26]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1—6、405—419页。

[27] 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1952年4月21日，注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22页）；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谢泳：《再说张东荪》，收于《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等等。因历年来这方面的讨论极多，网络上更是意见纷纭，故这里恕不一一注明其他各家观点之出处。

[28] 张东荪的正式罪名，向未公开宣布。“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结论”意见是：“张东荪是特务分子，叛国罪证确凿，罪行严重。”（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3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的说法只是“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见该书第422页）

[29] 阴差阳错说，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该书称：“最有可能是，在毛泽东的知情下，由周恩来向张作出某种暗示，使热衷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张东荪欣然付诸行动。”“可惜阴差阳错，这项绝密行动竟被自己的公安部门误认为是重大叛国案，一时间事情闹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好在最后毛先生发了话，也就没有人敢再追究下去。张东荪自然知道分寸，没有把全部内情抖出来，内心依然不服气。事情如果真的如此，则一切疑团都得以解答。”（第180 页）

[30] 政治报复说，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1—6、405—419、438—439页。

[31] 其他较典型且有文字留世可证明的个例，还可以举出同为民盟骨干的周鲸文，1958年逃离大陆，出版有回忆录《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59年）；农民党创办人董时进，1950年离开大陆，著有《共区回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等；陈寒波，1951年逃出，著有《今日北平》（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燕京大学副教授巫宁坤，“文革”后离开大陆，著有回忆录《一滴泪》（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等等。另，《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及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也都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32] 今天笔者所见这方面做得较好的一个案例，是许纪霖的《走出阁楼以后》。但金岳霖还不是属于那种进入新中国后思想情绪十分纠结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谢泳和傅国涌的研究成果较多，包括对储安平以及张东荪都有研究。这些研究展示了作者的关怀，唯因研究角度与材料限制，似均未能深入。

[33]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100页。

[34] 戴晴最早披露《围城题记》的文章，应为《围城解纽：从一幅“横联”说起》，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35]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7—429、432页。

[36] 彭泽湘曾任农工党前身组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书记，1940年底因誓词问题脱党。相关情况参见《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读本》，转见中国农工民主党网站，http://www.ngd.org.cn/gs/3660.htm；杨力：《抗战时期的农工民主党》，转见http://www.cqngd.org.cn/news.php?no=20070928114352。

[37] 给彭泽湘电是毛以聂荣臻名义写的，内中提到了彭泽湘两信的时间，称：“符老先生带来虞寒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毛泽东致萧明同志电》，1948年11月19日；《毛泽东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8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92—393页。

[38] 抗战胜利后傅曾两致公开信给毛泽东，劝告中共放弃武力夺权企图和内战方针。见傅作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4日；《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央日报》1946年9月21日。

[39] 《军委关于东北大军入关作战计划必须适时决定给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电》，1948年11月26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01页。

[40] 北平地下党这时分有工委、平委和学委等不同的委员会，分片领导各方面的地下支部。负责做学校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工作的地下学委，又分南系学委和北系学委，双方互不隶属。南系学委是抗战时南迁各校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战后返回北平后的领导机关，但由中共上海局领导，与一直在北平工作的北系学委仍属不同系统。李即在南系学委领导下工作。

[41]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42] 参见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红旗飘飘》第27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109—122页。

[43] 《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原则与策略给林罗刘的指示》，1948年12月16日。

[44] 《军委关于与傅作义侯镜如等谈判的方针致聂并告林罗刘电》，1948年12月19日。

[45]转见张新吾：《傅作义一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王树增：《解放战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50页。

[46] 参见《军委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致林彪电》，1949年1月7日。

[47] 《军委关于转告傅作义派负责代表出城谈判事致林彪电》，1948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关于认真进行傅作义工作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平津战役》，第231—232页。

[48] 《军委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致林彪电》，1949年1月7日。

[49] 《军委关于对傅作义应准备严正表示四点意见致林、聂电》，1949年1月7日。

[50] 《军委关于傅方军队可调出平津到指定地点改编给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51] 《军委关于对傅作义拒绝我方六点意见的对策致林、聂电》，1949年1月11日。

[52] 《军委关于同邓宝珊谈时应痛斥傅作义所持立场致林、聂电》，1949年1月11日。

[53] 关于张东荪秘密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及从事策反和统战活动，以及该组织成立和解散的经过，可参见王昆仑、王炳南、屈武：《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及附件五《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盟员名单》，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12、26—27页；许宝骙：《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北京盟讯》，1981年3月，第29—30页、第31页注3。

[54] 施复亮在张东荪文章发表一个月后，也接连发表文章提出中间路线问题。但其主张明显不同于张东荪，而是明言必须在国共两党之外，把国内所有中间力量联合起来，另组第三势力，“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才能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见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55]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56] 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

[57]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58] 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4—345页。

[59] 如《张东荪等四十余人通电反对内战电》，1946年7月16日；《张东荪批评驻华美军言论电》，1946年10月22日；《张东荪认为应加强国军反正电》，1946年11月17日；《东荪对目前形势的态度电》，1946年12月16日；《东荪有日飞沪电》，1946年12月20日；《东荪有日抵沪电》，1946年12月24日；等等。

[60] 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41—42页。

[61]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42—43页。

[62] 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1947年3月20日，《观察》周刊，第2卷第6期，1947年4月5日。

[63]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1948年4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3—144页。

[64] 《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9—150页。

[65] 《毛泽东关于从平津接出张东荪等及对他们的安排意见致刘、周、朱、任电》，1948年5月31日。

[66] 张东荪：《纪念闻李二先生——民主与革命之关系》，《北大半月刊》第8期，1948年7月20日；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51页。

[67]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5页。

[68] 《军委关于傅方军队可调出平津到指定地点改编给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69] 转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70] 张志平编：《感受西柏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7—188页。

[71] 《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费孝通：《我的这一年》，1949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7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5页。

[73] 目前见到演绎出来的最长的对话见于郝在今《协商共和：1948—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的第六章。郝在今乃一纪实文学作家，发挥想象尚可理解，但有些历史研究著作文章也使用这类演绎的文字，就让人不易理解了。见左玉河的文章《张东荪与中共扑朔迷离的关系》（《党史博览》2001年第5期），及于化民的文章《“三大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奠基石》（《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等。

[74] 《民盟盟员思想情况材料》，1949年2月16日。

[75] 《（民盟）工作汇报》，1949年3月31日。

[76] 《民盟分子动向》，1949年3月。

[77] 《（民盟）工作汇报》，1949年3月31日。

[78]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革新派）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党派活动专报第五号》，1948年5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69—472、482—483页。

[79] 《民盟内情》，1949年3月31日。

[80] 转见戴晴：《围城解纽：从一幅“横联”说起》，《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81] 张东荪在1952年9月6日第五次检讨书中曾说明：“我和司徒自一九四七年以后就没有见面，在此以前所有谈话都是为了旧政协。”另参见《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4月26日，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9, Vol. VIII, pp. 277-278。

[8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22页。

[83] 有关情况可参见叶笃义著《虽九死其犹未悔》第59—66页内容。另从美国外交文件中可知，叶笃义1949年1月还很详细地告诉过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当时民盟领导人及其与中共关系的种种情况。见《上海总领馆致国务卿》，1949年1月3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3-5。

[84]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7年1月23日，FRUS, 1947, Vol. VII, p. 22。

[85]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42—43页。

[86]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1月11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33-34。

[87]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5月28日，FRUS, 1949, vol.VIII, p.350。

[88]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5月28日，FRUS, 1949, vol.VIII, p.350。

[89]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1、2、6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357, 364, 375。

[90]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爱德温·马丁著，姜中才等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8—47页。

[91]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5月28日，FRUS, 1949, vol.VIII, p.350；《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1、2、6日，FRUS, 1949, vol.VIII, pp.373。

[92]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8、9、11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376-377, 380。

[93] 即1949年6月30日拟就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见《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94]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8、11日，FRUS, 1949, vol.VIII, pp. 443-445。

[95]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7月18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790, 794。

[96]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7月18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1248, 1263, 1264。

[97] 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98] 参见《新华月报》，1949年12月11日，1950年新年号，合订本第620—624页。

[99] 《国务卿致北平总领事》，1949年11月4日，《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11月18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1004, 1024, 618。

[100] 柯乐博转述张东荪的原话大意是：“如今他自己也从不去找共产党人，与他们没有接触，除非他们来找他。” FRUS, 1950, vol. VI, pp. 327。

[101]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50年4月9日，FRUS, 1950, vol. VI, pp. 327-328。

[10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07—408、412—413页。

[103]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08—420页。

[104]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6月19日；《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8、11日，7月18日，8月31日，9月 27日，10月30日；《天津总领事斯迈思致国务卿》，1949年9月29日；FRUS, 1949, vol. VIII, pp. 763, 790, 443-445, 537, 513, 993, 542。

[105]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06]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07] 《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人民日报》1949年6月24日。

[108] 见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21日。

[109] 《民盟分子动向》，1949年3月。并参见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110] 参见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111] 《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年11月17日，沈志华提供苏联档案译件，SD09072。

[112] 《彭真关于张东荪及其子张宗炳、张宗颖等与美帝关系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1950年3月31日。

[113] 张东荪1952年第五次检讨材料亦提到当时的情况，说北平解放后，王正伯忽然被捕，托一个朋友要张和刘清扬设法保释，张和刘还没有来得及商量，“而他已经放出来了”（《张东荪第五次检讨》，1952年9月6日）。

[114] 崔月犁：《文革风雨磨炼》，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cuiyueli.com/news/view.php?articleid=70。

[115] 与张东荪电台问题恰好形成对比的，是燕大校长陆志韦解放前夕架设电台的事情。因为在北平被围时，陆志韦在报请附近中共军事当局同意后，曾让物理系助教架设了一部电台，与美国领事馆通电，并通过后者向司徒雷登汇报过燕京大学的情况。这部电台后来很快就被拆除了。但是，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中，陆还是因此事被揭批，要他交代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参见张世龙：《燕园絮语》，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116] 从张东荪1950年初所谓自己如今“从不去找共产党人，与他们没有接触”的说法中，或可从看出张此时的这种感受。FRUS, 1950, vol.VI, pp.327.

[117] 参见《彭真关于张东荪及其子张宗炳、张宗颖等与美帝关系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1950年3月31日。

[118] 中央人事部四局：《关于团结、使用京津大学教授方面几个具体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18日。

[119] 转见《好险恶毒辣的阴谋——看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内幕》，《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

[120]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82—83页。

[121] 戴书写道：“尽管这些数字来自他参加的一些政府会议，但依照一般民主国家的标准，张教授并不觉得属于国家机密。”此说似难成立。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6—417页。

[12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8页。

[123]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22页。

[124] 《张东荪第五次检讨》，1952年9月6日。

[125] 《张东荪谈话纪要》，1951年6月23日。

[126] 北京市统战室：《张东荪、刘王立明、罗隆基、曾昭抡、章伯钧、薛愚对民盟等问题的意见》，1951年7月11日。

[127] 《范天祥致美国友人的信》，1951年5月8日，转见范燕生著，李骏康译：《颖调致中华：范天祥传——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

[128] 《张东荪情况汇报》（2），1951年11月23日。

[129] 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83页。

[130] 张东荪：《读了梁漱溟先生的文章谈谈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5日。

[131] 笔者未能查到彭真这一报告，但从1952年1月30日中央统战部致各中央局、分局统战部函内容可知有此报告。关于彭真提议处理办法，则参见李渊庭等编著：《梁漱溟先生年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6页。

[132] 张大中口述：《谈燕大思想改造运动》，《新京报》2005年6月9日，转见《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编写组，2005年，第182页；张世龙：《燕园絮语》，第9—13页。

[133] 参见《张东荪情况汇报》（2），1951年11月23日。

[134]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6），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35]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136]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在全系大会上的检讨》，1952年2月14日。

[137]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138] 《小文学院全体师生认真讨论张东荪的检讨，对张先生学术观点、政治立场提出很多意见》，燕大节约检查委员会、新燕京社联合出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20期，1952年2月19日。

[139]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140] 《邓之诚日记》（6），第20页。

[141] 《报道张东荪今天在小文学院作第二次检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24期，1952年2月20日。

[142]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143] 《思想杂谈：为了国家人民利益积极展开思想斗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0期，1952年2月27日。

[144] 《小文学院二十三日师生大会讨论张东荪先生第二次检查，纷纷发言提出许多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25期，1952年2月23日。

[145]张东荪：《我的第三次检讨》，1952年2月26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0期，1952年2月27日。

[146] 《从〈提案〉看张东荪先生的欺骗手段》，《揭穿张东荪检讨的欺骗，张东荪亲笔题词坚决反共》，《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4期，1952年2月29日。

[147] 《邓之诚日记》（6），第26页。

[148] 《伍愉凝同学在给张东荪检讨提意见大会上的发言：坚决站稳人民立场，坚决向反动思想作斗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5期，1952年3月1日。

[149] 《邓之诚日记》（6），第27页。

[150] 《中国民主同盟燕大区分部全体盟员要求撤销张东荪盟内外一切职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41期，1952年3月4日。

[151] 《哲学系全体教师同学来信，建议学校行政撤销张先生在哲学系所担任的系主任的职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42期，1952年3月6日。

[152] 《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

[153] 鲁道夫·斯兰斯基，前捷共中央总书记，1951年因组织领导“反国家阴谋中心”的罪名被捕并被处以死刑。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撤销此判决，宣布恢复其名誉，但未恢复其党籍。

[154] 《张东荪情况汇报》（5），1952年3月1日。关于李济深写信事，见周恩来1953年3月1日与民革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的讲话。周提到：“任潮先生（李济深）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严办（张东荪），这是正气。”参见《周恩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53年3月1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42页。

[155] 《邓之诚日记》（6），第27页。

[156] 参见《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周鲸文：《风暴十年》，

香港：时代批评社，1959年，第231—233页。

[157] 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396页。

[158] 《彭真给（张）大中的关于张辞职的指示》，1952年4月28日。

[159]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397—400、420—422页。

[160] 《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的通知》，1952年9月。

[161] 戴书仅提到“张在民盟总部做出第五次检讨”和“张东荪的检讨一直持续到12月底”。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26—427页。

[162] 《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

[163]《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1952年4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

[164] 北京市公安局第四处：《燕大情况第15号：反动政客张东荪的真面目》，1952年5月10日。

[165]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66] 《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

[167] 《关于张东荪、陆志韦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反映》，1952年8月15日。

[168] 《关于张东荪、陆志韦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反映》，1952年8月15日。

[169]《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1页。

[170] 蓝英年：《话说张东荪》，《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171] 《张东荪给翁独健的信》，1952年8月11日。

[172] 《燕京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的最近情况》，1952年9月13日。

[173] 《燕京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的最近情况》，1952年9月13日。

[174] 《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的通知》，1952年9月。

[175] 有关情况读者可对照本文第二节所述内容并查阅所引美国外交文件各出处。

[176]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177] 《教育部办公室给市委办公厅关于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等人生活问题的通报》，1952年11月4日。

[178] 《张大中关于张东荪情况的汇报》，1952年11月25日。注：张东荪这时仍享受政府委员的津贴。

[179] 《周恩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53年3月1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42页。

[180] 转见《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前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神学院教授蔡咏春三人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53年。

[181] 《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张东荪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反映》，1953年1月23日。

[182] 《普选情况（七）》，1954年1月4日。

[183] 《普选情况（七）》，1954年1月4日。

[184] 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1954年1月18日。

[185] 《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受理检举张东荪案简况》，1954年1月6日。

[186] 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1954年1月18日。

[187] 多数文章著作说张东荪1952年辞去政府职务，或被免去政府职务，包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注释2的说法，均不确。

[188] 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1954年1月18日。

[189] 《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53页。

[190] 蓝英年：《话说张东荪》，《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191] 关于张东荪在西学与中学关系问题上的种种说法与主张，学界有许多讨论，意见并不统一。笔者相对来说比较赞同高波《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中的观点。

[192] 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谈君劢先生的思想》，［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1976年3月。

[193]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6页。

[194] 高校党委办公室整理：《关于张东荪近况简报》，1954年6月30日。

[195] 叶笃义：《虽九死而犹未悔》，第80、83—84页。叶关于张东荪“想的可能是变天”的这段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读，事实上张想的并不是要变共产党的天，而是担心美国人打回来扶植国民党重新上台。

[196] 包括戴晴的书，也只是有选择地讲述了很少部分的情况，使人看不出运动的压力和刺激，以及张东荪态度转变的过程。

[197] 参见吴孝武：《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中国文化》第10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4年；转见谢泳：《再说张东荪》，《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05—109页。

[198]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4—419页。

[199]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179—180页。

[200]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179页。

[201]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或议论文实在举不胜举，故这里恕不一一注明。

[202]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203]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204] 转见谢泳：《张东荪这个人》，《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3页。

[205]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4页。

[206] 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07]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208] 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50页。

[209]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86—487页。

[2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211] 参见向忠发：《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1930年8月15日。

[212]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20页。

[213] 即所谓统一战线政权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见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214] “投降”两字是王芸生1949年4月10日白纸黑字写在发表于《进步日报》的那篇《我到解放区来》的长文中的。但其子王芝琛回忆，王芸生不仅否认1949年他率领《大公报》倒向中共是“起义”，更不接受“投降”一说，称：“我是毛主席邀请来解放区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我是光荣的一员，怎么能说成是‘投降’呢？”其女王芝芙则回忆她向王问到此事时，王很坦然，说：“你觉得这两个字太刺激了吗？我可决不是为哗众取宠。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参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05页；王芝芙：《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11页。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8—79页。

[215] 1941年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当年度新闻奖授予中国的《大公报》，以赞赏该报作为一张自由报纸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对公众舆论所做出的贡献。见《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赠本报荣誉奖章》，《大公报》（重庆），1941年4月18日。

[216]翊勋（恽逸群）：《蒋党真相——三十年来见闻杂记之一》，出版地不详：大众出版社，1949年，第87—89页。

[217] 最著名的就是1941年5月王芸生因为中条山战役公开撰文批评共产党，以至于和周恩来所发生的笔战。另如1947年“五·二〇”学潮发生时，国民党新闻党团遵照国民党中宣部指示，商请上海《大公报》撰写关于学潮问题之社论，主张学潮应迅速平息，《大公报》即据此发表了《论学潮》等社评，委婉表达了当权者的意见主张。转见张济顺：《经历国共交替：1949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新中国建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6月；《论学潮》（社评），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19日；《学潮演变可虑》（社评），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22日。

[218]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完）》，《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并见陈建云：《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8—89页。

[219] 可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220]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532—533页。

[221] 转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180—181页。另据王芸生在《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完）》（《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第203页）中说明，他是在1948年10月30日得到毛泽东要他参加新政权，并要他及早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的通知的。

[222]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3页；并见陈纪莹：《记王芸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21号，1980年9月。

[223] 《毛泽东关于再有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估计》，194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73—474页。

[224]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第466—468页；《中央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报刊、通讯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755页。

[225] 大公报社股东中新记公司创办人吴鼎昌因被蒋介石延揽成为国民党高官，故其股份即被定为“官僚资本”。据李纯青晚年回忆，吴的股份当时占大公报股份的四分之一。但查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1949年12月28日所列股权清册，吴的股份在大公报1949年6万股中，只有不足1万股，即9750股，不足六分之一。分别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6页；《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姓名暨股权清册》，1949年12月28日，上海档案馆藏档，43/1/205/11。另据上档所藏李纯青1950年（？）12月11日致陈虞孙函附了一份“关于吴达诠、吴前溪两户股款的说明”，内称：大公报股份总额六万股，其中吴达诠、吴前溪两户共计九千七百五十股，占总额的16.25%。另据大公报1948年股东清册，吴达诠 6350股，吴前溪3400股（吴达诠另户）。故李纯青晚年的说法有误。

[226] 《中央对处理天津广播事业、报纸及登记国民党员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74页。

[227] 《中共中央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67页。

[228] 天津《大公报》这时有地下党员近十人之多。其中包括李定、傅作义之女傅冬菊，以及胡邦定、李光诒、刘桂良、徐盈、彭子冈、谭文瑞等。参见李定：《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况回忆》，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解放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260页；《中央对处理天津广播事业、报纸及登记国民党员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7日。

[229] 《中央关于对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77页。

[230] 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231] 《中央关于对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三报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83页。

[232] 《中宣部、新华总社关于平津新闻工作指示》，1949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99页。

[233] 《〈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前天津大公报改革计划委员会报告》，1949年2月27日，见《往事》第81期，2009年7月15日。

[234] 据李纯青回忆，他是2月15日乘船离开香港北上的，3月14日才到天津《进步日报》“见习”的。故《进步日报》成立时，李应还未到达。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4—535页。

[235] 《〈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前天津大公报改革计划委员会报告》，1949年2月27日，见《往事》第81期，2009年7月15日。

[236] 《〈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进步日报》1949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亦于3月4日公开发表消息欢呼“抛弃前天津大公报臭招牌”，并进一步为《大公报》反动定性，称“大公报在北洋军阀时代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蒋匪介石当政以后，即为国民党政学系之机关报。二十年来，大公报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是反人民反民主的”。见《抛弃前天津大公报臭招牌，该报同人改创进步日报》，《人民日报》，1949年3月4日。

[237] 《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第438—439页；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我与大公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238] 关于王芸生北上前是否看到了《进步日报》创刊号及所发同人宣言一事，目前包括王芸生儿子王芝琛等人在内的研究者和当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萧乾称新华社消息来时他轮值负责香港《大公报》版面，新华社消息中就有同人宣言的全文，但王芸生已经离开，故没有见到（《萧乾回忆录》，第438页）。同在香港《大公报》，称自己也在当晚夜班的唐振常却说，王芸生并没走，当晚王芸生、李纯青都在场，“或立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唐并当面问过王芸生是否知道此事。只是他记得，当晚的电讯只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和《进步日报》领导人名单（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我与大公报》，第12页）。李纯青回忆称：2月初离开香港前即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事，“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王芝琛则说，王芸生晚年曾特别强调说：“幸亏那时我没看到《进步日报》创刊号，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会失去北上的勇气。”（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190页）查有关《进步日报》创刊及宣言事最早是由新华社透露出来的，时间注明为“天津一日电”，《人民日报》1949年3月4日第1版正式报道，标题为《抛弃前天津大公报臭招牌，该报同人改创进步日报》。王芸生2月27日离港时应不可能看到此一消息，故唐振常、李纯青的回忆当不准确，王芸生、萧乾的回忆则较确实。

[239] 据宋云彬记，王上船后不久即与他人打牌消遣，后因晕船不支而休息。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108页。

[240]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一），1952年9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A22，目录号2，案卷号1551，第73页（以下略写：上档A22/2/1551/73）。

[241]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大公报史（1902—1949）》，第443页；《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242] 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进步日报》1949年4月10日，转见周雨：《王芸生》，北京：人民日报

出版社，2005年，第239—243页。

[243] 转见《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九），1952年9月30日，上档A22/2/1551/131。

[244] 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8—79页。

[245] 见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7日。

[246] 见吴兰编：《自我批评实例——华侨学习汇刊之一》，旧金山：绿原书店，1950年。

[247]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5页。

[248] 《新闻出版处二月综合报告》，1949年7月26日，上档Q431/1/1/11。另据1950年4月20日上海市委新闻处《一年来的新闻出版广播工作》报告称，先后接管反动报纸共计15家，另有通讯社3家。上档B35/1/6/1—5。

[249] 《上海解放前夕各报情况》，1949年5月， 上档Q431/1/21/1—2、33—35。

[250] 《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给南京市委的指示》，194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37—1949）》，第828页。

[251] 王芸生这时对女儿说：他前半生曲曲折折，共产党来了，他也“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见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第79页。

[252] 《大公报新生宣言》，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253] 王芸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上海《大公报》1949年10月6日。

[254] 《本报自我批评》（社论），《大公报》1949年9月13日。

[255] 《八个月来编辑工作总结》；《检讨七个月来的通信工作》，《工作与学习》第2期，1950年2月；《经济版情况简报》，《工作与学习》第3期，1950年3月。

[256] 《新年的希望》，《大公职工》第9期，1950年元旦。

[257] 《新年的希望》，《大公职工》第9期，1950年元旦。

[258] 国民党搞中央社只是变相地压缩了民间通讯社（诸如胡政之的国闻通讯社等）的生存空间，但并不能阻止各报从民间通讯社，特别是从外国通讯社等渠道取得消息。

[259] 《中央宣传部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1948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19页。

[260]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30—734页。

[261] 《中央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报刊、通讯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55页。

[262]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第一次》，1949年11月2日，上档B37/1/27/1—2。

[263]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成立上海市新闻协会党组和各报社党组问题与有关单位往来文书》，1950年，上档B36/1/2/4。

[264] 《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给南京市委的指示》，194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37—1949）》，第828页。

[265] 上海较为特殊，曾一度允许工商新闻社存在，见上档B35/1/6/4。

[266] 《中共中央关于未登记报纸施行新闻管制给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的指示》，1949年6月2日，《中宣部、新华总社关于平津新闻工作指示》，1949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81—282页。王平：《上海解放初期接管新闻机构的情况》，《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页。

[267]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0页。

[268] 《新华总社关于新华社、报社分立的指示》，1949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398—399页。

[269] 《姚溱在第二次各报负责人座谈会上的报告》，1949年11月9日，上档B37/1/27/3。

[270] 《送审稿件暂行办法》，1950年2月，上档B35/2/109/1。

[271] 《吴冷西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

[272]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1950年5月16日，上档B37/1/27/45。

[273]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1950年1月4日，上档B37/1/27/12。

[274]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28—429页。

[275] 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

[276]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第一次》，1949年11月2日，上档B37/1/27/1—2。

[277]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第二次》，1949年11月9日，上档B37/1/27/3。

[278]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第二次》，1949年11月9日，上档B37/1/27/4。

[279]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1949年12月28日，上档B37/1/27/11。

[280] 《核准登记出版报纸情况表》，1949年8月15日，上档Q431/1/196/48—51。

[281] 《八个月来编辑工作总结》，《（大公报）工作与学习》第2期，1950年2月；邵基良：《经济版情况简报》，《（大公报）工作与学习》第3期，1950年3月。

[282] 新闻出版处编印：《简讯》第10、12、13期，1950年7月2、6、7日。

[283] 《上海大公报馆委员会致华东新闻出版局》，1951年3月10日，上档B35/2/65/1。

[284] 《新闻出版处公函》，1951年4月19日，见上档B35/2/67/10—11。

[285]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新闻出版处通报》，1951年10月3日，上档B35/2/64/7、12。

[286] 《新闻出版处通报》，1952年3月5日，上档B35/2/65/22—25、27、30—31、32。

[287]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288] 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时曾检讨说，建国初期他曾不服气，与《解放日报》竞争过，后来认识到这种想法十分错误，以后改向党报学习。

[289]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的新闻自由的备忘录》，1951年4月17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9—1976）》第三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8页。但陆定一在1954年5月8日报告中称：1950年有报纸382种，1952年减为271种，1953年减到258种。转见《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3—455页。

[290] 《一年来的新闻出版广播工作》，1950年4月20日，上档B35/1/6/1—8；《解放后的上海报纸》，1950年3月20日，上档Q431/1/21/12。

[291] 《核准登记出版报纸情况表》，1949年8月15日，上档Q431/1/196/48—51。

[292] 曹又新：《发行课工作报告》，《（大公报）工作与学习》第1期，1950年1月。

[293] 《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1949年12月26日，《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1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32—33页。

[294] 《新闻日报》系在中共相关部门安排下由《新闻报》改组而成，为保持其非党报纸的形象，负责人由中共秘密党员许彦飞担任。《已核准登记出版报纸情况表》，1949年8月15日，上档Q431/1/196/48—51。

[295] 夏衍：《在新民报的讲话（摘要）》，1950年6月9日，丁贤才编：《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16—17页。

[296] 马在天：《“解放”后的北平新闻界》，香港《新闻天地》第71期，1949年6月25日，第11页。

[297]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第190页；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6页；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298] 《上海各报发行数量统计表》，1950年11月，上档A22/2/11/7。

[299] 《上海市新闻出版处有关大公报整编的情况报告》，1950年，上档B35/2/108/57。

[300] 《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1950年9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21页。

[301]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302] 《上海市新闻出版处有关大公报整编的情况报告》，1950年，上档B35/2/108/57。

[303] 到1952年夏天，不算借贷，大公报的私人股份名义上仍占75%。故仍被认定为私营报纸。《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二），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12—20。

[304]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305] 《人民日报》1949年秋发行量只有8.8万份，但发得越多越赔钱，完全靠银行贷款过日子，每月要给银行利息就2000多元（指新币）。转见宁启文：《1949—1956年大陆报业企业化经营概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306]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94页。

[307] 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编述：《大公报简史》，1949年12月28日；《大公报概况（党内参考）》，1958年11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此后简称北档），43/1/97/20。

[308]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94—295页。

[309] 《中共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复南京市委电》，194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80页。

[310] 《京津新闻工作会议讨论要点初步意见》，1949年4月。

[311] 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文汇报史略（1949年6月—1966年5月）》，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312] 《中国新闻年鉴（198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25页；转见方汉奇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313]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314] 《陈虞孙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3—6。

[315]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6页；《陈虞孙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3—6；《大公报概况（党内参考）》，1958年11月24日，北档43/1/97/20。

[316]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7页。

[317] 《王芸生第一次检查报告记录摘要》，《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九），1952年9月30日，上档A22/2/1551/128。

[318] 《上海各界座谈白皮书，揭露美帝阴谋诡计》，《人民日报》1949年8月30日。

[319] 《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分配三千万份》、《上海、北京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汉口工商界预购四十余万份》、《上海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灾区慰问视察团由沪抵达济南，上海筹组全市节约救灾机构》、《上海成立节约救灾委员会，将广泛推动一两米等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月5日、1月7日、3月12日、4月1日、4月17日。

[320] 参见《让广大人民认清反革命分子罪恶，上海市集会公审反革命首恶》、《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怎样协助政府处理反革命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5月5日、6月11日。

[321] 王芸生：《日本侵华史的回忆》，《人民日报》1951年2月10日；王芸生：《中国人民和全亚洲人民为什么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人民日报》1951年4月21日。

[322] 《五反运动情况》（八），上档182/1/372/59。

[323] 《关于转载王芸生文章给邓拓的信》，1952年2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203页；王芸生：《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人民日报》1952年2月13日。

[324] 王芸生：《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大公报》1952年2月9日。

[325] 王芸生：《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上海《大公报》1952年2月9日，并见《人民日报》1952年2月13日。

[326]毛泽东：《关于转载王芸生文章给邓拓的信》，1952年2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203页。

[327] 王芸生：《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大公报》1952年3月22日，并见《人民日报》1952年3月26日。

[328] 王芸生：《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大公报》1952年3月22日，并见《人民日报》1952年3月26日。

[329] 王芸生：《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大公报》1952年3月22日，并见《人民日报》1952年3月26日。

[330] 王芸生：《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大公报》1952年3月22日，并见《人民日报》1952年3月26日。

[331] 《五反运动情况》（66），上档B182/1/373/257/258。

[332] 《五反运动情况》（70），上档B182/1/373/279—280。

[333] 《五反运动情况》（70），上档B182/1/373/280。

[334] 即王芸生（大公报），金仲华（文汇报），徐铸成（文汇报），赵超构（新民报），刘思慕（新闻日报）。

[335] 指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

[336]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二）（三），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12—20、22。

[337] 认为金仲华代表进步的知识分子；赵超构代表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徐铸成作用不大”，“刘思慕没有市场”。《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三），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22.

[338]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二）（三），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15、21。

[339]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一），1952年9月6日，上档A22/2/1551/74。

[340]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廿一），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2/1551/141。

[341]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九），1952年9月30日，上档A22/2/1551/128—131。

[342] 关于王芸生曾加入过共产党，又声明脱党这段经历，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有过比较清楚的说明。他写道：1925年，在天津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王芸生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还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写了大量反帝、反军阀的“激扬文字”，大力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1925年底，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因大沽口事件，国民军退走，他也被迫离开天津投奔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被安排与秦邦宪（博古）先后合编过《亦是》、《短棒》等周刊，后来改办《和平日报》。之后在秦邦宪和彭述之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北伐军占领上海，宁汉分裂，南京政府实行清党，王芸生于6月2日借天津《大公报》第一版登出一则“启事”宣布脱党。内称：“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唯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 参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16页。

[343]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廿一），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2/1551/141。

[344] 《王芸生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9号，1952年9月24日。

[345] 《王芸生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9号，1952年9月24日。

[346] 《王芸生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9号，1952年9月24日。

[347] 《王芸生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9号，1952年9月24日。

[348]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七），1952年9月25日，上档A22/2/1551/110—120。

[349]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廿一），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2/1551/141—142。

[350]《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129—134。

[351]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同志函》，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60。

[352]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同志函》，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58—60。

[353]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同志函》，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34—35。

[354] 《陈虞孙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3—6。

[355] 《王芸生给彭真的信》，1952年6月22日，北档1/6/584/33。

[356] 《王芸生关于大公报问题的意见》，1952年6月30日，北档1/6/584/3—4。

[357] 《王芸生给徐冰的信》，1952年7月1日，北档1/6/584/2。

[358] 《徐冰给彭真的信》，1952年7月3日，北档1/6/584/1。

[359] 王芸生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回答报社内部的质疑时明确讲：“当时中央报纸应该有大致的分工，应该搞些读者对象。是我在毛主席面前讨来的任务——搞财经和国际。”王芸生：《方针、工作、整风》，《大公报人》第8期，1957年6月4日。

[360] 转见王鹏：《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炎黄春秋》2005年第8期。

[361] 《王芸生给彭真的信》，1952年7月11日，北档1/6/584/36。

[362] 最典型如王芸生写的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可耻的长春之战》、《我们反对武力解决》，以及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等。他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的“补识”中，没有点名却非常明显地批评了毛泽东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一词，认为毛词中透露出的帝王思想不应提倡，中国理应向民主进步迈进。见《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1945年12月16、17、18、19日；1946年4月17日，5月30日。

[363] 参见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364]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孔昭恺等都到陕北采访过毛泽东，《大公报》还不止一次正面报道过毛泽东的言论。毛的说法可参见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365] 《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1952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58页。

[366] 转见《编后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93页。

[367] 王芸生：《大公报迁津工作动员报告提纲》，大公报学支会：《快报》1952年11月。

[368] 《大公报通过充分动员、讨论、协商，一致拥护迁津工作的人事调配办法》，《学习》第20号，1952年12月6日。

[369] 《上海新闻学校关于调整学员工资的指示及报告》，1953年，上档B34/2—/80/18。

[370] 《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迁津工作委员会近日开会得到了一致的认识或结论》，《快报》1952年11月。

[371] 《大公报通过充分动员、讨论、协商，一致拥护迁津工作的人事调配办法》，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办公室编：《学习》第20号，1952年12月6日。

[372] 吴永良：《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书屋》2004年第1期；胡邦定：《说说北京〈大公报〉》（上），《百年潮》2010年第4期。

[373] 《中共中央关于重视运用光明日报和大公报的通知》，1953年1月14日，北档43/1/22。

[37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1954年10月6日。

[375] 大公报党组：《大公报历年发行情况（1953—1965）》，1964年12月4日，北档43/1/26/55。

[376] 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07—208页。

[377] 王芸生：《大公报迁津工作动员报告提纲》，大公报学支会：《快报》1952年11月。

[378] 《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迁津工作委员会近日开会得到了一致的认识或结论》，《快报》1952年11月。

[379]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09页。

[380] 参见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第283—284页。

[381] 关于徐盈离开报社原因，李光诒曾在反右运动时否认徐被逼走的说法，认为是陆定一因工作需要调走的。李光诒：《袁毓明严重地歪曲党内生活》，《大公报人》第34期，1957年8月28日。

[382] 参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9页。

[383] 赵英达：《谁对党带来了最大的损失——×××》，《大公报人》第7期，1957年5月30日；曹谷冰：《对×××同志的一些意见》，《大公报人》第7期，1957年5月30日。

[384] 曹谷冰：《对×××同志的一些意见》，《大公报人》第7期，1950年5月30日；金诚夫：《几点意见》，《大公报人》第9期，1957年6月6日。

[385] 《来自东北记者站的声音》，《大公报人》第16期，1957年6月22日。

[386] 《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1954年10月6日。

[387] 查1955—1956年大公报社内部各期《业务通讯》，只能看到王芸生、杨永直、袁毓明三人就业务问题的各种报告或讲话，完全看不到×××的名字。

[388] 陈醒园：《关于群众疾苦》，《大公报人》第10期，1957年6月7日。

[389] 李光诒：《袁毓明严重地歪曲党内生活》，《大公报人》第34期，1957年8月28日。

[390] 中共大公报总支委员会：《关于×××同志××××事件的经过》，《大公报人》第7期，1957年5月30日。

[39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392] 《振衰起敝，彻底革新——袁毓明同志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动员报告》，《大公报人》第1期，1957年5月10日；《对宣传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的意见——袁毓明同志在五月十日编委会上的发言》，《大公报人》第2期，1957年5月16日。

[393] 《对症下药，起死回生——国际部讨论改进工作的综合报道》，《大公报人》第4期，1957年5月22日。

[394] 《外地书简》，《大公报人》第3期，1957年5月18日。

[395] 《对症下药，起死回生——国际部讨论改进工作的综合报道》，《大公报人》第4期，1957年5月22日。

[396] 《马上开刀吧——哲学学习班对改进采编工作的意见》，《大公报人》第2期，1957年5月16日；《民盟座谈会记录》，《大公报人》第5期，1957年5月25日。

[397] 《八点揭发》，《大公报人》第40期，1957年9月25日；《揭发一些事实》，《大公报人》第45期，1957年10月12日。

[398] 吕招治：《“复辟”的一幕》，《大公报人》第40期，1957年9月25日。

[399] 王芸生这里谈到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毛泽东两个多月前对王芸生等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的内容。见《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400] 《方针、工作、整风——王芸生在全社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大公报人》第8期，1957年6月4日。

[401] 吴永良：《我的检查》，《大公报人》第47期，1957年10月18日。

[402] 萧离、萧凤等：《革新刍议》，《大公报人》第12期，1957年6月12日；《对报纸方针任务的几种看法》，《大公报人》第13期，1957年6月14日。

[403] 《这是为什么？》（社论），《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404]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405]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1957年6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4页。

[406] 王芸生：《我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6月13日，王芸生专门主持召开了编委会和业务领导小组联席会议，要求在业务讨论中要坚持立场、方向和中央规定的办报方针。次日，他召集编辑部全体干部开会，又做了一个既是表态性也是引导性的以“正确讨论我报的编辑方针”为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首先传达了头一天编委会的意见，说：

昨天编委会开会认为，有必要向大家提醒一下，进行讨论时的态度问题，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很大，其中许多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讨论时首先必须严肃认真；二要心平气和，在思想见面时不要乱扣帽子；三要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国家当前的形势，检查我们过去的工作，展望我们前进的步骤，这样前瞻后顾，进行讨论，就会切合实际，得出的结论就会符合科学真理的。

他进而提出了办报方针讨论中必须端正政治立场的问题。他说：所谓立场问题，根本是拥护什么不拥护什么的态度问题，或根本原则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不是以下这些根本性的原则：一、走社会主义的路；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三、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四、民主集中制”。

在此基础上，他还是主张必须变，尤其是要改变已往的编辑方法。但强调，“不是由蛹变成蝴蝶”，“也不是冲开蛋壳变成小鸡”，“乃是从根本上胚芽开花（这一点最重要，若干分歧点在此，我们要切合实际。有人主张破釜沉舟，这不现实；重新打鼓另开张，也不实际）”。

现在的基础（就是袁总睡在上面的二十八万份，我也是睡在上面的——全场活跃），有人就讨厌提二十八万，认为如果不是二十八万份，我和袁总就要动动脑筋了，这是对的。但是二十八万份说明我们的财经基础并不坏。据说财经部有的同志在讨论方针时感到自己如待决之囚，悲观丧气，不知道以后财经要不要。我有个说法，叫做“财经不亡论”，不管上层建筑如何，经济基础总是最基本的。

他提出，目前大家围绕如何变所发生的争论，核心问题是“办报思想的问题”。大家都赞成减少业务性，加强思想性，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弄清了社会主义国家报纸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区别；是不是弄清了自由和客观的辩证关系；是不是清楚地了解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他说：我们办报纸，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今天，假使有人怀疑大公报是否人民报纸，无论在逻辑上或在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1]

大公报社运动的全面转向，是在王芸生讲话多天以后，即6月25日袁毓明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动员，批判右派言论，才开始的。而且，直到这个时候，他在报告中也不像其他许多已经开始进行反右的单位那样，上来就点出一批右派分子的名字，把群众的火烧起来。他的报告仍在强调说，报社整风运动中大家提的意见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不完全正确的，甚至有少数人是恶意的攻击”，即“不是希望党改正错误，加强领导，而是要利用或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企图把党员领导干部从报社逼走、赶走”。接下来，“对于这种恶意的攻击，对于这种右派言论，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2]

随后首先被人在大字报上公开点名，将其言论定性为右派言论的，是1949年才到大公报来做记者的顾国权。他之所以会首先被推上审判席，是因为他在此前的肃反运动中刚刚因为隐瞒历史问题，受到“撤销地方记者职务并降一级的处分”。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即要求撤销处分，并且对报社党的领导工作及报纸的编辑方针等发表了很多批评意见。故反右运动一开始，报社肃反五人小组很快就公开了顾的人事档案资料，并公布了政府从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所辖无锡指挥所缴获的相关资料，用做处分顾的依据。[3]

紧接着被大字报指为发表了右派言论的是财务科的徐文兰。她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令人伤心！》的大字报，把她看到的报社部分党员身上表现出来的明显问题列举了13条，话说得比较尖锐，说部分党员给人的印象是：级升得最快；“长”提得最多；房子住得最好；家具借得最多；吃穿最讲究；盛气凌人、拍桌子瞪眼；只关心自己、不关心群众；只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马马虎虎；高人一等，瞧不起群众；理论不结合实际，说一套、做一套。结果被人贴大字报批评说是“把个别党员身上的某些缺点加以集中，又把它们夸大为党的缺点”，是“以部分代整体”，污蔑了党。[4]

在徐文兰之后遭到激烈批判的，是徐文兰的丈夫，民盟大公报社支部主委赵恩源。从民盟盟员自动追查徐文兰背后“是否有人支持”，[5]进而质问到赵恩源头上，认为一向不满党限制盟的发展，缺少协商精神的赵恩源“别有企图，有意挑拨党群关系”。[6]由于7月1日毛泽东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7]因此，赵恩源作为民盟大公报主委自然就成了最重要的斗争目标之一。从7月6日开始的，一直到9月4日，从全社大会，到座谈会、小组会和个别谈话，一共举行了18次之多，赵恩源被迫做了15次书面交代，最长的超过一个半小时。[8]

接着被推出来的是报社老记者戈衍棣、朱启平、萧离、萧凤、高汾及另一位民盟盟员、报社副经理赵英达和编辑徐梅芬，并“揪”出来几个积极拥护和追随萧离、萧凤等意图复辟旧大公报的“变节反党”的共青团员冯隽民、石文华、吴永良、单于越、尤在、曹铭、余悦等。到1957年10月30日整风领导小组宣布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全报社已经“揭发”批判了15个所谓右派分子了。[9]

在所有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人里面，最让王芸生心惊肉跳的，也是让全社绝大多数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原党组书记、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并报社总编辑袁毓明。

袁毓明是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他非常清楚整风运动可能会有多大的杀伤力。他性格原本就有些患得患失，此前因为级别待遇问题又在党组扩大会上受过批评，这次运动一来，他难免会有些紧张。为了避免烧到自己，运动开始前，他就在党总支的会上有意无意地抱怨报社许多工作搞不好和×××的工作作风有关。运动开始不久，他又很快就推动党总支向报社全体职工公布了对×××问题的处理决定。[10]而×××的工作作风也确曾让社里不少人有意见，故整风开始之初，报社内部对党的领导的主要批评意见，多半都集中到已经离开报社的×××身上去了。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几天。由于注意到运动中有些党团员频频发表意见，写大字报、联署签名，批评报社党的领导，有的还是人事部门掌管人事材料的，这不免让袁毓明很担心，很想加以劝阻。但在运动的风头上，他又怕直接找这些人谈话会引火烧身，于是就向党总支成员委婉地提出应该“敲打敲打”这几位。他的这一想法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响应，而他还是想把这几个党团员的热情压下来，于是就想到用小字报来旁敲侧击一下，让他们也受受震动。他随即匿名写了一个《我对党团员的看法》的小字报，于6月1日贴出来，模仿大字报的语言公开批评了几位党团员，想用这种方法给他们“浇点冷水”，并以示“警告”，[11]想不到这件事不久就又被党总支成员发现了。

7月，北京支部负责人李光诒根据整风、反右中被人贴大字报批评的袁毓明在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特别是他匿名张贴小字报影响反右运动的问题，向行政主管部门文化部党委进行了汇报。在文化部党委的支持下，报社党总支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对袁进行了批评。袁毓明虽然做了检讨，但对批评颇觉委屈，以至“哭了一鼻子”。[12]

对于这些情况，王芸生一直毫无所知。直到8月13日他被找去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向他介绍前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北京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常芝青，告诉他部党委决定任命常到大公报社担任党组书记，并任副社长一职时，他才知道袁毓明出事了。

8月15日，常芝青正式到社办公。16日，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胡邦定在全社职工大会上公布了袁毓明的问题，宣布：“上级党委决定撤销他的党组书记及整风领导小组组长等一切党内职务，并号召群众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报告称：“袁毓明在整风开始以前，就对整风顾虑重重，生怕群众提意见会影响自己的职位。早在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以前，他就歪曲中央号召全党整风的精神，扬言这次整风的对象主要是没有参加过1942年整风的新党员，言外之意是他可以不整风。等到中央发布了整风指示，报社内部也因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讨论改进报纸工作而出现了不少意见，他的个人打算和患得患失的情绪就严重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袁毓明为了讨好群众，竟然发展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的目的是把群众提意见的锋芒转移到别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头上，同时用拉拢人的办法进行非组织的宗派活动。” 甚至于在6月1日匿名张贴小字报对几位党团员进行“威胁”。

报告称：此事被揭发后，整风领导小组曾对袁毓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并向中宣部和文化部党委作了汇报。因部党委考虑到运动当时处在紧张阶段，故没有马上给予袁党纪处分。[13]很显然，中宣部和文化部党委在这之后即开始寻找合适人选，最后选中了常芝青。

8月17日，在全社大会上，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正式宣布了对常芝青的任命。常接替袁毓明担任大公报社党组书记，并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几天之后，即8月21日，大公报整风领导小组就召集了全体干部大会听取袁毓明的检讨并进行揭发批判。对许多人的批判，常芝青特别提醒说，袁所犯错误主要不是政治生活上和日常生活上的衰退现象，“而是鸣放中的反党问题”。国际部主任随后发言结合了匈牙利事件中总理纳吉倒向反共派的事例，等于为袁反党问题的程度定了性。他说：如果说不久前报纸上批判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纳吉”，那么，“袁毓明就是‘大公报的纳吉’”。“纳吉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站在党的领导岗位上，在党对敌人斗争的紧急关头，卑鄙地背叛了党。”[14]

王芸生对袁毓明被撤换甚至批判，感到非常意外。他在发言中表示：“在杨永直同志调走后，我就依靠袁毓明，作为党在报社的领导人。谁想他竟是这样一个无原则、无立场的人，这样我同他商量决定的事情，就难免是错误的。”对于报社内有宗派问题，王说自己也是听朱启平讲的。如果像同志们揭发的那样，这件事完全是袁利用党的负责人身份搞的，那自己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了。因为，当自己听朱启平说×××他们斗争了袁毓明，还很气愤，“并且根据这个错误印象，向上级党提了意见，说大公报的党组织应该加强”。[15]

但在大家群起而攻袁的时候，王芸生只提了几点“不满意”。一是“认为他的能力不强”，是属于胡乔木说的那种“不编不写的领导人”。二是觉得袁生活上供给制作风，尤其是在工资级别问题上和把生活琐事都依赖公家的作风不好；三是听了大家的揭发，觉得袁有些事情的处理“有失原则和立场，不够做党在大公报的领导人”。[16]

8月27日，报社整风领导小组再开全社大会，批判袁毓明。袁首先再度进行了检讨。他在讲到党内人事矛盾的时候，竟意外地把王芸生也给牵扯了进来。他说：“×××同志在我眼里看来能力是不强的，因此就对他不尊重，不服气，他说的话，我是不愿意听的。由于我的态度傲慢，所以杨永直同志走了以后，使×××同志处于难堪的地位，有时他主持会议不好做决定，不能顺利地进行领导，工作上感到很棘手。不仅如此，我又好在背后议论他的长短……例如，我曾在王芸老面前散布过对他的不满情绪，王芸老也跟我讲过许多关于×××同志的事情。说他‘不学无术，横行霸道，刚愎自用’，‘过去他是跟范长江背行李的，因为现在额上刻了‘共产党’三个字，变成了大人物’。又说他是‘奴才相’等等。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党内外界限不分的问题，而且是内外夹攻地攻击了党。”

他进而又提到鸣放期间报社内不少老记者、老编辑都要求李纯青、徐盈、彭子冈等重回报社，参加领导工作的问题。说：“有一次王芸老找我谈，他说他要徐盈回来当副总编辑，叫刘克林也当副总编辑。我也看出他的意思，我说，如果徐盈同志来了，我可以‘让贤’，把总编辑的职位让给徐。现在看来，我说这话也丧失了立场。”[17]

袁毓明的话让王芸生非常被动。在袁的检讨结束后，王芸生不得不当场进行辩解。他说，袁的说法里面有两点是要澄清的：

“第一，他说他和我谈，说我骂×××同志，他检查当中提到的，有些不是我说的话。这几年，我和×××同志共事不圆满，我对他的印象不好。×××同志××××的事是袁毓明告诉我的，更增加我对×××同志的不满。我曾对袁批评×××同志‘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也提到×××同志与范长江同志的关系，但是没有挖苦×××说是替长江‘背行李’的，也没有说×××是‘奴才相’。我承认曾对袁毓明说过对×××同志的不满的话，但没有说过‘背行李’、‘奴才相’。希望整风领导小组会后和袁毓明核对事实。”

“第二，关于叫徐盈回报社的事，他说的大致正确，但我要作一些说明。我想要徐盈回报社，不是从整风鸣放开始，是从杨永直同志调走以后，就向中央宣传部反映：大公报领导力量减弱了，希望领导补充干部。当时是政协常委会开会时对张际春副部长说的。我是希望李纯青同志或徐盈回来。同时为袁毓明的级别问题，我也反映给中央宣传部，希望提到九级。对张际春副部长讲过以后，我又写信给他，也是谈增加领导力量和袁毓明级别的事。这说明，希望纯青同志和徐盈两人中来一个人，两年前永直同志调走时就进行请求了。这次鸣放时，我在文化部学习，知道报社内大字报要求杨刚、纯青、徐盈、子冈、萧乾五人回来。有一次袁毓明谈起，他说：‘芸老，群众提出要求，你就请他们回来吧。’我当时跟他说：‘杨刚同志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自从撞车以后，一直在休养，难以调来；萧乾政治××不好，不可调；调纯青、徐盈、子冈三人可以考虑。’袁表示可以让位，我说：‘不需要。纯青同志回来是副社长，徐盈虽然资格老，但行政能力并不怎么强，可以担任副总编辑，搞采访。’袁毓明今天谈的这一点大致正确，我特作一些补充说明。”[18]

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烧到王芸生，除了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彭子冈等人运动中受到冲击，他们所在单位找王芸生核对并调查情况，几度专门找到他以外，无论是大公报社整风领导小组，还是文化部党委，都没有找王芸生的麻烦。[19]但是，大公报社的记者、编辑队伍却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和削弱了。

据运动结束时报社党组的相关报告说明，此次反右中共有16人定为右派分子，即曹铭、余悦、朱启平、徐梅芬、萧离、萧凤、赵英达、冯隽民、徐文兰、单于越、尤在、吴永良、高汾、石文华、袁毓明、赵恩源。其中，原定曹铭留机关监督劳动，余悦送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朱启平、徐梅芬留用察看，萧离另行分配工作，余均处以行政降二至五级的处分，继续留用。后因1957年底1958年初搞机关精简，只留曹铭、徐梅芬、赵英达、萧凤等在报社，朱启平、萧离、高汾、徐文兰、吴永良、尤在、石文华、余悦八人于1958年3月24日“又感激又惭愧”地被“报名去（黑龙江省）密山国营农场参加劳动”了。王芸生也到会欢送，“勉励‘他们应该欢天喜地的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希望在劳动中跃进，最后回到人民和党的怀抱中来’”。[20]

另外，1957年反右运动中，顾国权、戈衍棣因历史反革命加右派问题被逮捕判刑。1958年2月24日及3月4、6日，郜莳夫、谭秉文、毛健吾、朱沛人等，也先后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逮捕。[21]

到1958年初，整个报社按报告说法，总共查出了“右派分子及重新清理的反坏分子共达三十人，调离干部十七人”。[22]合计起来200人左右的编辑、记者、经理队伍，变动了将近1/4。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有关反右期间王芸生的具体遭遇，以往的研究和介绍中讲得很少。人们一般都相信这样的说法，即王芸生因为运动期间在文化部学习，因此躲开了大鸣大放的过程，没有被人抓住小辫子。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出现了王芸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才过关的传说，而且十分流行。王芝琛的书里就这样写过。他并且说，毛泽东保护王芸生没有被打成右派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在重庆谈判后期，内战乌云密布天空，局部已闻内战枪声。比较敏感的王芸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因此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应暗示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最后由章士钊向毛当面提出。据知，此事成了毛泽东在1957年保王芸生不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

一个是整风大鸣大放时王芸生正好在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学习，纪律很严，不允许随便请假，因此中央召开的几次民主人士的大鸣大放座谈会，他都未能参加。因此，“他没有多少公开言论”。

一个是说反右运动开始后，“据知，当时要抓一个‘反苏类型’的全国性大右派，已经内定是王芸生”。幸亏“毛泽东认为当时只有三家全国性的党外报纸，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都已划为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右派了。是毛泽东让胡乔木打电话通知了中宣部长陆定一”。[23]

其实，上述说法都未必准确。首先，有关毛泽东提出“《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右派了”的这种传言，根本就是错的。因为王芸生当时的职务是《大公报》的社长，并非总编辑。《大公报》的总编辑袁毓明恰恰就在运动中被划成了右派。

其次，无论经验上，还是逻辑上，在中共历次重大政治运动的时候，像这种部办政治学习班都必定是要紧跟运动方向，不能有丝毫脱节的。不仅班内要按照运动的办法大鸣大放，本人必须要回单位参加或接受鸣放，像中央举行的这种民主人士座谈会，如果请到王芸生，也不存在因为哲学班纪律很严，不许请假，王无法参加的问题。且事实上，只要查一下相关报纸，就不难看到，王芸生在反右运动全面开展前至少参加了两三次这样的座谈会，也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不是“没有多少公开言论”，如他就在报上批评有的共产党干部有“宗派主义的味道”，批评今天的报纸“报喜不报忧”，宣传很片面等。[24]

再者，如前所述，还在整风运动期间，王芸生就回到报社参加了运动，并且参加了鸣放。6月以后他已经天天回报社办公来了。只是，他的言论一般还能谨守新闻工作的范围，无论是评价旧《大公报》，还是谈论办报方针，抑或分析整风、反右问题，大都中规中矩，没有逾出中共中央划定的尺度。而运动风向一变，他马上就公开表态支持共产党。包括对旧《大公报》的过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十分坚决彻底。

比如他在7月初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就借批评《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表达了要彻底否定了旧《大公报》的意思，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作总的否定。”像旧《大公报》，当年就掌握着一条原则，“只要拥护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因此，什么“文人论政”，还不是在为蒋介石服务？！[25]

他并且在7月中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明确表态要以毛泽东提出来的六项政治标准来作为办报标准和办报立场。强调：“报纸是有充分的政治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新中国的报纸，尤其是非党报纸，必须真正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26]

王芸生当然不是在运动中一点危险都没碰到过。

像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就有党员贴过大字报，在谴责部分老记者、老编辑右派言论的同时，主张要清算旧《大公报》过去反革命的历史罪行，其中就提到抗战胜利后反对共产党“另起炉灶”的社评等问题。而这个话题，几个月前毛泽东也刚好提到过。[27]报社党组稍加发挥，王芸生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而两任党组都没有推动这种揭发和批判，因此在大公报社并没有出现其他单位运动中出现过的情况，大家会因此一哄而起地跟着去批王芸生。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了。

另外，像前人指出过的，王芸生1956年发表在彭子冈主编的《旅行家》杂志上的一篇小散文，也曾经给他带来过麻烦。因为他在文章中说明日俄侵占旅顺的历史时，也提到苏军1945年占领旅顺，到1955年才撤退交还中国的情况，然后把旅顺1894年落入日本之手，到1955年苏军撤退交还的整个历史，笼统地说成是旅顺“惨痛的……六十年”，[28]这在《旅行家》杂志主编、前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成为批判对象之后，曾被新华社一则通讯拿出来当做“恶毒地破坏中苏友谊”的实例来批判了。[29]王芸生刚一得到消息，就赶忙写出一篇题为《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检讨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大公报》上，检讨自己不该在文章中把日俄占领旅顺与苏军解放旅顺两件事混为一谈，以至造成了读者的误解，承认这是自己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在作怪。他说：“我若是对苏联对日宣战并解放我国东北有足够的重视，我写这篇小文，叙述旅顺的历史，自然就会从1945年8月的解放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也自然会对苏军表示感谢的心情。”这说明：“解放八年多来，我虽然经过思想改造和许多学习，自以为有了一些进步，而旧的思想意识仍旧很浓重地潜伏在我的头脑里，稍不经心，就会流露出来。这篇《旅顺小记》的错误，就是一个可惊的例子。”[30]

有研究者认为，王芸生就是因此就被上面“内定”为“‘反苏类型’的全国性大右派”的。[31]但这也未必可信。当时因反苏问题公开被批判者在全国很多，民革副主席龙云，民盟副主席、中央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前《观察》杂志主编、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等名望和影响都比王芸生更大，他们自6月下旬以来就已经因为批评苏联的言论而成了报刊重点批判的对象了。[32]这也就是说当局当时并不缺少“‘反苏类型’的‘全国性大右派’”，根本不需要拿这样一篇仅个别词句措辞不慎容易引起误解的小散文把王芸生定成一种类型。毕竟，这时定右派固然要看历史，但却是以“现行”追历史。想要把王芸生打成右派，要找其“现行”很容易，打他一个“反苏类型”大右派，反倒是不容易了。

说当局未必“内定”打王芸生的右派，也可以看王芸生检讨文章发表前后政治活动的情况。在王文发表前，他一直频频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包括反右运动全面展开之后。如6月10日发表反击右派的长文；6月25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做批判右派发言；7月3日、5日、12日，8月2日或3日在新闻工作座谈和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批判右派发言等。固然，在新闻工作座谈会批判《大公报》前记者徐盈和彭子冈夫妇，以及《大公报》现记者朱启平和萧离、萧凤夫妇时，有人提到了《大公报》在国共内战期间的反苏社评，王芸生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但查《人民日报》对会议内容的报道即可发现，里面不仅没有提到王芸生所谓反苏的历史问题，而且王芸生还是作为对右派的批判者来报道的。[33]

王芸生在反右运动期间唯一没有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时间，是8月底到10月上旬这段时间。查王这段时间的主要活动是在报社参加揭批前任党组书记袁毓明和与新任党组书记部署中宣部交办的落实财经方针的各项工作。这是因为，新任党组书记常芝青是8月中旬后半期到报社的，揭批袁毓明是从8月下旬开始的，而部署落实中宣部办报方针的工作是从9月开始的。这一系列工作明显地都需要王芸生辅助新任党组书记，王也确实一直在报社具体参与运动和工作。9月过后，常芝青已经全面接手报社领导工作后，王芸生又频频作为政府相关方面的代表或负责人，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面了。[34]

实际上，中宣部8月中旬初正式决定用常芝青取代袁毓明之后，它要继续团结利用王芸生的统战方针就是很明确的了。也因此，陆定一才会在反右运动高潮之际，一反以往任命历任大公报社党组负责人的做法，破天荒地把王芸生叫到中宣部，亲自把常芝青介绍给王芸生，并且当着两个人的面具体重申了中共中央认定的《大公报》办报方针，还就下一步报社如何开展工作和他们进行了讨论。[35]陆定一这样做，不仅是意在表明中央对此时调常芝青主管大公报社问题很重视，更是意在提醒常芝青注意中央对团结利用王芸生问题的态度，亦即要求两人密切合作。

中宣部在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方式正式肯定王芸生的社长地位及其重要性，清楚地说明中共中央对王芸生在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表现基本上是满意的，因此特别希望能够发挥王芸生在办报方面的特长。因为，毛泽东刚刚肯定过《大公报》合并后的财经宣传工作，同时又对《大公报》现在过于专业化提出了批评。[36]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人能够揭发出什么重大问题与王有关，而像袁毓明等人提到的那些情况，以及新华社通讯中提到的《旅顺小记》一文，显然还引不起大公报社党组及其上级主管党委的重视，运动之火自然也就没有能够直接烧到王芸生身上。

我们在大体上厘清了王芸生并非“内定”右派，因毛泽东保护才脱险的传说之后，也就不免要讨论到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传说。这就是，在一些大公报人的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的，也是许多研究者或传记作者相信的，说反右运动一结束，上级党委就宣布王芸生不再参与大公报社编委工作，以便让他专心去搞“学术研究”的说法。王芝琛在他的书里也是这样写的。他说：“1957年‘反右’以后，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已称《大公报》为分管财经方面报道的‘党报’。报社编委会在会上宣布，并在社内书面传达，社长王芸生以后不参加编委，以便专心从事‘学术研究’。”[37]

报社编委会是由正副社长、正副总编辑和编辑办公室正副主任等组成的，如果王芸生作为社长真的曾被宣布不再担任编委，至少不会是在反右运动结束就发生的事情。因为，既然陆定一在8月13日召见王芸生和新任党组书记常芝青时具体向两人交代了中央对《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及其此后的主要工作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并没有不让王芸生参加报社工作的意图。事实上，只要我们注意到王芸生1958年春天公开发表的《我的个人规划》，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并不存在反右运动后即宣布王芸生不再担任报社工作的任何决定。他在《规划》中宣布：

（一）努力做报社的工作：

1.每月写三至四篇文章；2. 每星期做一次夜班工作（今晚开始）；3. 参加国际部的部分工作和财经部的私改宣传工作；4. 积极参加领导方面的工作；5. 争取每年一个月出门看花（指走马看花，意谓到外地考察——引注）。

（二）正常地参加人大代表工作、政治协商工作和必须参加的社会活动。

（三）积极参加社内外的整风运动。

（四）坚持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同时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五）尽可能地参加短时期的义务劳动。[38]

在1957年8月13日这次接见中，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两人谈到哪些需要他们共同努力、配合工作的问题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常芝青到任之后，特别是从9月开始，就逐步反映在大公报社的具体工作安排上来了。

9月初，针对整风期间争论不休的办报方针问题，按照王芸生和常芝青传达的陆定一的谈话内容，报社编委会据此制定了《大公报的编辑方针（草案）》，并公之于众。

《草案》称：“根据中央宣传部最近的指示，进一步明确大公报的编辑方针：‘大公报是一张以报道财政、经济、贸易为重点，并作国际问题宣传报道的全国性的政治性的国营报纸。’”编委会在传达时特别说明了中宣部在这方面的考虑和意见。称：为了进一步加强报纸在财经方面的宣传效力，“中央明确决定，今后我报关于财经方面的宣传和报道工作由国务院第五办公室领导。并继续和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八办公室联系”。报纸宣传报道的重点应放在五办领导下的财政部、商业部、城市服务部、粮食部、水产部、对外贸易部、供销合作总社、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工作上。同时注意宣传报道四办领导的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以及八办领导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工商联等方面的工作。“也应该注意联系农村工作和交通运输部门”，并“继续做国际问题宣传报道工作（包括配合外交斗争和对读者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并较多地注意日本问题”。[39]

至于说反右运动后中共中央开始把《大公报》视作分管财经方面报道的“党报”，这确是事实。[40]只是，这件事在陆定一和王芸生、常芝青两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陆的原话是说：今后“大公报不再是公私合营（性质的报纸）”，“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报纸”了。[41]故并不是在反右运动结束后，而是在反右运动进行过程中，中宣部就已经向王芸生宣布了这一改变。大公报社编委会的编辑方针《草案》里因此也已经明白地讲到了这一点。它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公报是一张以报道财政、经济、贸易为重点，并作国际问题宣传报道的全国性的政治性的国营报纸。”[42]

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说归说，做归做，《大公报》的国营资格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实现。反右运动过去一年多后，常芝青曾专门就这件事致函出版总署希望能够落实这件事。

其函称：“去年八月中央委派我到大公报之时，陆定一同志曾当着王芸生一起指示大公报不再是公私合营了，以后曾拟办理法律手续，请示过国务院文化部，因整风运动正在进行，说以后再说，结果拖到现在。”“大公报现在已经是党在财经工作方面的公开报纸，但据经理部反映，行政领导机关和有关机关如税务局等迄今仍视为公私合营企业，致编造业务上的各种计划等等都须按照公私合营的计划、报表办理，而全部利润上缴，则采取了利润上缴和缴纳一般捐税的形式。这不仅在工作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杂手续，而且弄得党与政府口径不一，既在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也对改进报纸工作本身有不好影响。”

常芝青解释道：目前“按公私股比例计私股只占百分之十七”，许多人的股票是否需要承认还大可研究。除了极个别人可以将原来股金合理退还外，其他持有旧大公报股票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劳力股，且现在如王芸生等大公报的人都已将自己的股份送交报社收回保管，不再持股，其他一些股东要么早就离开报社，要么散在国内，包括右派分子，“这类股票均无清理必要。解放十年来也从来没有计算、分发过股息和定息。真正投过资金的是吴鼎昌与张伯苓这些家伙，政府早已通知冻结”。几年以来，报社一直“都按照利润、所得税、营业税等形式全部上缴国库，从未分发过亦不应分发股息；报社一切开支亦均按国营企业列入国家预算，向国库支领，实际上早已体现国营企业性质”。

他并且否认报社还存在私方代理人一说，称：“过去曹谷冰、金诚夫二经理曾作过名义上的资方代理人，但早由本人申请并经党组织报请中央统战部批准摘掉资方的帽子。因此，根本也不存在所谓资方。”

据此，他强烈要求：“自明年起，将所有计划，报表的编制和利润的上缴，悉按国营企业办理。”进而找时间办理由原来的公私合营改为国营的法律手续。[43]

具体而言，《大公报》直到1959年以后才开始从公私合营到国营的实际变动过程，其“法律手续”到1960年以后才告大体完成。

王芸生什么时候不再参加报社编委会，亦即逐渐脱离报社具体业务指导工作了呢？这个问题目前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但他不能正常执行社长职务，无论是从编委会的角度，还是从社委会的角度，都是在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后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新发生的事情。只是到1955年杨永直调走后，袁毓明接任党组书记，因其个人作风和对业务的监管不那么强势，王芸生的作用才又比较多的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只要再来一个比较强势的党组书记，王芸生还是一样起不到正常社长的作用。而常芝青恰恰也是这种比较强势的领导人。

严格地说，常芝青平时在处理与王芸生的关系上从未发生过类似×××那样的问题。或者说，至少在形式上，常芝青对王芸生是尊重的。他的强势，一是其工作方法带来的；一是其内心里对吴鼎昌、张伯苓“这些家伙”的本能的阶级敌视造成的。

就工作方法来说，常芝青和此前历任党组书记都不同，他在管理报社工作方面的主动、勤奋和认真负责，是在其前任身上所未见过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报社内部通讯《大公报人》（其前身是《业务通讯》）上，常芝青出现的频率远比×××、杨永直和袁毓明主持工作时要高得多；他以党组书记或总编辑的名义给报社职工和记者们做的各种报告，以及以个人名义就报社工作问题写给中央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信件，更是远远多过前面的历任党组书记。自然，中央相关部门和领导人批转的，根据他的提议或要求，解决《大公报》诸问题的报告文件，也较之前多得多。反之，王芸生虽然还在大公报社上班，并且不时也还会出现在业务工作的会议中，会发表讲话和做报告等，但他出现在报社内部通讯上的次数明显的是越来越少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在《大公报人》上可以看到的王芸生最后一次给全社职工做报告，是在1957年年底。报道说明，王社长、常副社长参加了全社精简机构落实大会，王社长做了《和留下来的同志们谈谈心》的主题报告。因为会议主要部内容是动员没有能够被选派下放劳动锻炼的职工做好本职工作，王芸生的报告就是要给留在家里的同志打气，不要以为这次没能下去，就是党不重视自己，以后就没有锻炼提拔的机会了。他承认：“让知识分子下农村劳动，积肥、种田、搞水利，这样的事以前办得到吗？而现在的人争取下去，争先恐后；榜上无名，还闹情绪，我的头脑是估计不到这种形势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要求每一个留下来的职工都要相信党，不要怀疑党不重视自己，且“必须严重警惕任何对党不信任的思想萌芽”。因为他已超过55岁，已不属于可以申请下放锻炼的干部之列，故他也谈到了自己留下来工作的态度，说：“我们虽然年长了些，更要工作好，学习好。当然不能倚老卖老，陆定一同志对我说，人一过五十岁，就感觉自己快死了，就应该乘着活着的时候多给人民干好事。我很注意这几句话，很想认真这样做。并想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痛下工夫改造思想。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并且写了文章《论旧报人的改造》。可是实践如何呢？事实上我实在放松着自己……我每天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实在没作出什么工作来。现在趁着整改的机会，我愿意坐在较小的办公室里多干些事情。”[44]

目前所见王芸生最后一次在报社发表形势分析报告，是1959年5月他就3月中旬达赖喇嘛出逃中央宣布接管西藏事件写的分析文章。他依据中央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报告，从“一、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阶级斗争；二、印度干涉者的三种借口；三、西藏一定要改革；四、西藏改革的步骤；五、辟一些糊涂观念”几个角度，紧密配合党和政府当时的应变方针，对全社职工做了一次时事宣讲，也对报纸的形势宣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45]

可以证明直到1960年王芸生仍在大公报社继续从事业务工作的一个具体证明，是当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大跃进”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伟大祖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取得的丰硕建设成果，充满了“说不尽的喜悦和感激”。也因此，他再度下决心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并要具体地落实在业务工作上，“好好地再干十年”。他写道：

要改造，必须干；而且干了才能改。不干，等于死亡，还改什么？我过去有两个借口：一说，自己的年纪渐渐地大了，精力比较差了，可以少干些了。其实我虽年近六十，并不算老。以我的身体状况，至少还可以好好地再干十年。另一说，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不高，做事怕犯错误。其实这也是遁词。经过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大是大非已明，只要根据毛主席的六项政治标准办事，就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至于十个指头当中一两个指头的错误，那是完全可以改正的，用不着怕，也是做了才能改。从现在开始，我决心改，就决心干。凡是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我都干，都说，都写。[46]

从个别编辑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王芸生此后确实也还在报社做工作。他们提到，1963、1964年中共中央组织人写“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期间，康生还专门把王芸生找去，要王芸生组织几个笔杆子按中央部署写命题文章。其中的一位编辑就回忆道，王芸生“奉命不敢有违，回到报社与时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商定，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题，撰写文章。他亲自动手，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最后以唐代杜甫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结。由于写作匆忙，记忆有错，将‘名俱灭’误为‘名俱裂’。他事后赶忙更正，并一再检讨，成为一个小插曲”。“为写这篇‘反修’文章，报社编辑部抽调国际部主任张契尼和俞振基、徐洪烈、张颂甲四人集体合作。我们昼夜奋战，历经月余，几易其稿，又是一篇‘万言书’完成了。经康生审阅同意后见报，署名‘范秀珠’（反修组），是康生加上的。我们在挑灯夜战时，王芸生和常芝青几次前来慰问、打气，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47]

如果他们的回忆是可靠的，也就至少说明，哪怕到“文革”前夕，王芸生也还是继续在为报社做事情，有时还能起一点作用。

十四、亲手埋葬《大公报》

自1958年以后，常芝青越来越多地直接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包括与国务院相关办公室，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王芸生以往体现在民营《大公报》业务方面的那种特殊的“通天”的作用，完全用不着了。因此，常芝青一方面固然还在继续向中央表态，说明自己“对于王芸生，依然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一方面却早就在委婉地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认为对王芸生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他在1958年8月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就曲折地表达过这种意见。他写道：“对他的社会影响固然应当有适当的估计”，“他本人可能认为党大概低估了他的能力而难被重用”，“但对他在办好这张报纸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在我们看来）则是很有限度的”。[48]

就像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做检讨时讲的那样，他建国后一切忍耐、妥协和顺从，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至少能够保住“大公报”这块牌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张报纸充满感情，对报社前辈和同人有一份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张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报纸，是他一切社会政治地位的资本和全部事业的基础。然而，两报合并，改为财经报纸之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报纸完全国营并且党报化，王芸生早先的这一切想法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他与现在这张报纸也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即使在纯粹的业务上，他也没有多少作用可起。查1958年到1966年王芸生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职务头衔，除了1965年1月3日关于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的报道中被冠以过“《大公报》社社长”这一职务头衔外，其他将近212次报道都被冠以政协常委、新协副主席、无党派民主人士，抑或各团体负责人之类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王芸生自然不会，也不可能再去想要保护“大公报”这块牌子了。

从常芝青的角度看问题，不仅王芸生对报社来说是多余的，“大公报”这块牌子更是多余的。因为，不仅就财经党报来说旧《大公报》的名声、影响毫无价值，而且它还会成为完成党交给的宣传任务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因为，常芝青清楚地注意到基层党的干部对旧《大公报》，包括建国后到反右期间作为私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公报》，有着无法抹去的消极印象。因此，他曾再三向中央曲折地表达过想要废弃“大公报”这块旧牌子的想法。他多次提出：“旧大公报的传统及其影响（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作风的影响）……‘阴魂不散’”的问题，强调改造《大公报》的困难，说明利用《大公报》这块资产阶级报纸的老牌子办党的事业阻力重重的情况。

如1958年6月，李光诒代表报社党组在中央财贸部上海会议上作报告，就一反大公报人过去的自信，对《大公报》的过去做了大量批判和检讨，声称：“由于大公报是从一张旧报纸改组过来的，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是旧知识分子成堆。反右派以前报社党的组织力量又较薄弱，因而在去年整风初期，右派猖狂进攻之际，几乎为他们篡改了人民大公报的政治方向。那一时期，报社右派分子极为嚣张，曾经一度把报纸陷于风雨飘摇十分危险的境地。”仅仅是由于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委派现任党组书记常芝青同志担任副社长兼代总编辑，改组了报社党组”，“坚决反击并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揭露了潜藏在党组内部的右派分子前党组书记兼总编辑袁毓明”，《大公报》才被插上了红旗。[49]

1958年7月，报社党组为发行事致信全国各地县委第一书记，解释说明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试图让这些基层党的领导人明白，旧的《大公报》已经成为过去了。虽然以前的《大公报》一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建国后1957年又一度成为右派分子企图夺取的新闻界的主要阵地之一，但在中央委派现任党组书记常芝青同志担任副社长兼代总编辑，改组了报社党组之后，现在已经“从一张公私合营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改变成为一张国家财经机关报”。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在党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第五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报纸在财经工作的宣传报道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高，希望他们有所了解。

而他们看到的问题，每每都和《大公报》这块旧牌子的坏影响有关。1958年10月初，报社党组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发行情况时，集中抱怨的一个话题，还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不好。说：虽然“大公报已成为国家的也就是党的财经机关报了，省级领导机关对大公报的性质是了解的，但是越往下越不明了。特别是本报发行基础薄弱的地区和边远地区，仍然把它看做是资产阶级报纸”。如甘肃有些县委同志，竟把报社赠送给县委第一书记的报纸，“当做秘密文件，不准别人看”。[50]

常芝青本人甚至也曾直截了当地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过“大公报”这块牌子的问题。他认为，中央过去一直希望能够改造利用它来做党的财经宣传工具，是得不偿失的。他明确讲：我认为，“像大公报这样一个老报纸，解放以后把它保存下来，对它采取利用、改造的方针，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之前，把它作为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发展不断地加强着党的领导）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有害于进一步运用与发挥这张报纸的作用，也不利于对它进行彻底改造。这一点，我到职不久就有深切的感受。在整风的整个过程中，越来越证明的确是这样”。[51]

1958年11月下旬，为了了解报社的历史情况，常芝青曾要求党组成员撰写了一个专门供“党内参考”的《大公报概况》。此文全面分析说明了《大公报》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基本评价是：1925年以前的《大公报》“以华北军阀为背景，有亲日倾向，反对革命，批评军阀政治”。1925年以后的大公报，逐渐被蒋介石所收买，并受到蒋介石的资助，抗战开始后维护蒋政权，反对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看见蒋介石军事失败，即主张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大公报》长期以来联系的读者，主要是大知识分子、国民党上层官吏、大资本家。

文章称：解放后，《大公报》得以继续出版，但在群众中威信很低。党利用它来做宣传，联系它原来联系的读者，教育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是有必要，有作用的。过渡时期结束后，《大公报》联系旧资产阶级分子的使命也告结束，因此，在社会主义全面跃进的形势下，把它改造成一张名副其实的党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报纸，就是必然的。现在，《大公报》实行了以党组为核心组成编委会领导报纸编辑工作；社委会领导全社行政工作，社长是王芸生，副社长兼总编辑是党组书记常芝青。[52]

对于旧《大公报》遗留下来的“准老板阶级”的代表王芸生，《概况》中是这样说明的：

王芸生出生于贫困的市民家庭，没有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只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少时当过学徒——木匠，茶叶和洋行店员，共八年。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期间，他在天津一家洋行中，以店员身份参加革命，“写了文章，能讲话，干宣传工作”，后由天津到上海，加入国民党，并加入共产党。蒋介石叛变，他以共产党员身份，由上海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在天津做过一家报纸（《天津商报》？）的总编辑。因为，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自动登报声明脱党，永远不参加政治活动。张季鸾找他到大公报工作，任编辑，在这时期，他整理了中日关系的历史，在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因此出名，并把此项材料出书，印成六辑。蒋介石请他到庐山讲中日历史，就是因为他出版了这部书籍。

抗战开始时，王芸生在上海，积极主张抗日。大公报上海版停刊后，他到汉口，汉口失陷后，他到重庆，一九四一年，张季鸾在重庆死亡，他就代替张季鸾的地位。他在大公报工作已二十余年，没有离开过。

此人性情偏激、骄傲、肤浅、好出风头，真实学问有限，名浮于实，但他有一些新闻经验，有敏感，有文才。思想不成系统，随时变化，起初革命，后来反苏反共，跟张季鸾走，有国家主义的爱国情绪，曾接近过CC（陈立夫），歌颂过美国的民主，直到一九四八年，他的思想才发生苦闷和动摇。过去他的言论是有毒素的、反动的，主张过中间路线，反对过解放战争。

一九四八年终，由于党的工作，把他弄到香港，到了香港他才和我们靠近。经过很多次的剧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现在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的，现在他算是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他还是大公报的社长。但自解放以来，他对大公报已不能一意孤行，群众对他不好。因此，事实上，大公报已不是他在领导，而是党在领导。

王芸生现在参加工会，算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在地位上他是大公报第二流的老板之一。他怕当资本家，竭力声明不参加分红，愿把股票献出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预算委员会委员、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过去是华东行政委员、华北行政委员。解放后，他很努力，努力维持他的地位，工作积极，极力和党靠近。而内心是不太舒服的。[53]

参照这篇对过去的《大公报》和对王芸生充满否定和批判味道的历史说明，常芝青在1958年年终所做报告中甚至对红旗是不是已经插在了这个旧《大公报》上，也开始发出了严重质疑。用他的话来，旧《大公报》人还在，机构还在，要把红旗真正插上《大公报》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干部思想上只是基本上划清了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地主阶级的界线。但是，烙有旧大公报办报路线印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仍是恋恋不散”。故“从内部政治思想状况来说，它还没有完全具备办一张名副其实的国家机关报的条件”，旧《大公报》的阴魂还在，动不动就会死灰复燃。

他总结旧《大公报》的阴魂有五点，即：

（1）“旧大公报标榜的不党不卖，中间路线和文人办报、才子办报专家办报以至同人办报等办报思想，解放后，在新的政治思想条件下变为配合党的客卿办报思想。”

（2）“旧大公报哗众取宠的作风和文风，解放后变成为片面强调文字和编排技巧，进而强调大公报应该生活——琴棋书画，反映富有人情味的新闻。”

（3）“旧大公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风，表现为和党的离心状态，在右派进攻时变为排斥党的领导，强调独立思想。记者要求‘满天飞’，要求报社只发路费，别干涉行动。”

（4）“旧大公报的专家办报和才子办报的路线，解放后变形为依靠几个所谓‘高力干’（高级的得力的干部）办报，不依靠群众，轻视群众工作……

千方百计地恢复旧大公报的老才人（即所谓专家）的关系。”

（5）“在旧大公报办报路线的影响下，在构成人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形成‘个人奋斗，有本事要一套’的追求个人名位、自由竞争的人生观。”[54]

一直到1961年，常芝青都承认，自己对《大公报》的过去“不甚了了”，从“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但他强调“不甚了了”，目的在于说明，他来报社三年时间，中心只解决了报纸的政治方向问题。由于旧《大公报》遗留下来的种种遗毒和负面影响，具体如何办好这张报纸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55]

严格地说，尽管毛泽东个人一直认为“大公报”这块老牌子应该保存下去，至少可以成为印证新中国能够改造一切旧事物的重要凭据，[56]然而在多数中共干部的观念里，《大公报》这块牌子被摘掉被埋葬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让人意想不到的只是，从政治上给《大公报》盖上最后一块墓砖的，不是别人，正是1949年以后曾经在兹念兹地想要保住这块老牌子的王芸生。

1960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全国政协专门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及其他知名人士，把对旧中国方方面面的“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据此，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始广泛约稿，并创办了《文史资料选辑》这一连续出版物，发表这类回忆文章。王芸生是全国政协常委，曹谷冰是全国政协委员，把旧中国享誉中外的《大公报》历史记述下来，责无旁贷。只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芸生当年下决心全面交代、介绍旧《大公报》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想要从政治上彻底与这张旧报纸划清界限。因此，全面批判否定旧大公报历史的原则，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了。

因为方针确定，以往历次批判的基调都很清楚，故1960年当年，两人就利用工作之余很顺利地完成了《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上。

这一篇主要讲的是满族旗人英敛之在戊戌变法之后创办《大公报》的经过。文章的写法自然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观念入手，对人对事无不穿靴戴帽，对英敛之和初创阶段的《大公报》的定性更是上纲上线。但文章在详细介绍英敛之如何“保皇立宪”，如何依靠天主教，如何替帝国主义讲话，如何先亲法后亲日，坚持“崇洋抑华”等等外，也还多少肯定《大公报》从1902年创办，到1925年关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些进步意识”。[57]

写1925年以后的大公报史，则费了不少时间。这是因为，这段时间里两人几乎都是亲历者，如何在批判否定的同时，把自己的亲历亲见和个人作用影响说得恰到好处，是一件极费心思的事情。因此，这段历史讨论、撰写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直到1962年，才终于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至二十八辑上把文章发表了出来，题目叫《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和王芸生1949年6月发表的《大公报新生宣言》中的观点相比，此文大量增加了谴责、批判新记《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这三位创办人的内容，并对旧《大公报》的思想言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清算”。

文章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将自己的引路人和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开拓者，做了多少有些妖魔化的描述。其中吴鼎昌被抹得最黑，说他靠两任造币厂厂长和财政次长期间，通过向日本购铜得回佣，印币偷工减料，以及贪污贿款发了财，投资买下了《大公报》的；说他一辈子到处钻营，都是为了做官，经常见风使舵，“搔首弄姿，插标卖身”，“惯作幕后勾当，用尽聪明手段，以求名利双收，到头来却以战争罪犯结束了他一生的作官生涯”。对胡政之多少留有余地，只说他“是个文化商人”，用人、办报很有一套。但战后从蒋介石手里拿了二十万美元，就卖身投靠了蒋介石，最后灰溜溜地死在香港。对张季鸾虽肯定其抗战期间“总的方向是主张联苏抗日的”，但强调他因为“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政治立场上基本是反苏反共的，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俨然成了蒋介石幕中的谋士”，并且参加了蒋介石对日谋和的秘密活动。[58]

文章沿着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对《大公报》各个时期的思想言论进行了梳理和“清算”，用了大量篇幅。它首先批判新记《大公报》1926年重新续刊时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没有哪条真正做到过。继而历数其自1926年续刊后“反对革命”、“迎接叛变”、“坚决反苏”的表现，说它从一度摇摆，到1930年代全面倒向蒋介石，在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关头几乎都站在蒋一边，直到最后形成了以拥护蒋介石为原则的“国家中心”论。[59]

文章总的评价是：“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但是，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在过去二十几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地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它之如此，“吴胡张三人的阶级本质，决定了这个报的性质，这是总根……它属于大资产阶级，必然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在这个历史时期，一张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性的报纸，同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蒋介石搭上关系，乃是逻辑的必然。一般人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政学系机关报，其实它已超过了这种境界，而是直接为蒋介石的利益服务的了”。[60]

在谈到自己在旧《大公报》中的作用时，王芸生是这样解释的。他写道：自己的阶级出身不同于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经历过一些甘苦，应该去人民不远”，却因为“以后爬得高了，爬到资产阶级上层，就与人民大众有了距离”。也因为自身的这种矛盾性，以至在《大公报》中的表现也是矛盾的，既有反苏反共的一面，也有爱国反美的一面。而在过去二十多年新闻工作中，自己贩卖最多的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货色，甚至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充当过义务宣传员，实际上“是在为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工作了二十年”。“这一项大罪，只能由个人的自我改造来救赎。我们首先要从资产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还要进一步改造包括立场、观点、方法的世界观。”[61]

如此洋洋洒洒、全面而系统的一篇旧《大公报》批判书，更加彻底地否定了在新政权下继续利用“大公报”这块老牌子的价值。事情很清楚，如果旧的《大公报》本质上是如此反动，联系的对象也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在这个时候早已不复存在了。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意图利用“大公报”这块老牌子来联系这批人物，宣传和传递党的统战政策，也就毫无必要了。何况，自1953年开始，《大公报》已经变成了一张财经专业报纸，它的读者对象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新的读者群要看的只是党报，对报纸叫什么名字根本就不感兴趣，谁还会在意要不要保留《大公报》这个旧名称呢？

据说，王芸生临去世前曾经对自己用这篇“自我讨伐”式的文章，参与到对旧《大公报》，特别是对当年创办该报、提携自己的吴、胡、张三人的政治围剿中来，“万分悔恨”。[62]无论此说确否，他和曹谷冰对旧《大公报》所做的盖棺之论，毫无疑问成了压倒《大公报》这峰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1966年“文革”突然爆发时，《大公报》这个旧报名马上就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强烈指责。王芸生、曹谷冰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几年后众多激进年轻人要求彻底废弃“大公报”三个字的政治依据。

1966年9月10日，即“文革”爆发三个月后，《大公报》被迫宣告停刊。后改名为《前进报》继续出版。然而，由于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财经专业报纸也变得毫无用处，故改了名的《前进报》也难以维持下去。这一年12月31日，《前进报》也宣告停刊了。

说到底，“大公报”这块牌子能留到“文革”才被砸掉，纯粹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对这张与中共革命曾经息息相关的旧报纸存有某种好感，以及王芸生在1949年以后能够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始终坚持拥护共产党。只不过，真正的《大公报》，早在王芸生发表那篇“新生宣言”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三章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无论在政治界、思想界，还是就社会地位而言，潘光旦都不是那个时代中国风口浪尖上的标杆人物。民国年间，他在推介西方优生学及创建中国社会学研究基础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像多数经历了新旧时代转换，在旧中国曾经取得过相当学术地位或社会声望的学者文人一样，进入新中国以后，他的人生辉煌基本上走到了尽头。[63]如果说潘光旦的命运多少有些不同，那也仅仅在于，他所从事的专业在新中国建国后遭到废弃，以至被迫改行。改行后刚刚做出一点成绩，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从此再无建树。但是，在新旧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有过类似命运的，又何止一个潘光旦！

这里之所以要对潘光旦略作考察，首先是因为笔者奇怪于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的遭遇。偌大一个清华，百余教授，为什么要把潘光旦列为头号批判斗争对象，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潘光旦成特殊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历史问题”，这自然与新政权高度重视人的政治历史问题的政策方针有关。思想改造运动启动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各级党委下达过利用思想改造在学校中进行组织清理工作的通知。它明确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64]按照此前镇反运动规定，凡在国民党、三青团担任过区分部委员以上职务者，均属于“反动”的范畴，被称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后称之为“历史反革命分子”），[65]北京大学就是以历史上担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国民党教育部次长等职务的周炳琳作为斗争重点。清华教授中和周炳琳地位相当，在国民党或三青团担任过区分部委员以上者，也有多人，斗争重点照理是轮不到潘光旦的。因为潘不仅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还是中共主要盟友、联合政府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

当然，新政权也重视历史上“思想反动”的表现，因为思想反动就不仅仅关系到历史，而且可能会引发“现行”问题。如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中主要批判对象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三人，就是因为认定他们一贯“思想反动”，因而相信他们所有可疑的“现行”问题都与“反动”有关。潘光旦长期以来思想上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缺少交集，又编报编刊，多年从事政论时评工作，历史上有过可以被共产党人归为“思想反动”的言论是肯定的。不过，民国年间著名知识分子中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形成思想交集者原本不多，有过类似“反动言论”的，即使在清华也大有人在。况且，和不少后来转趋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潘早年纵然批评过共产党，他也同样经常批评国民党，这也是他后来会成为民盟重要成员的一个原因。何况，与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建国后还和美国人扯上关系不同，潘建国后并无类似“现行”，而且时常还表现得比较“进步”。一般说来，其历史上纵有过些许“反动言论”，照理也不至于坐到清华思想反动的头把交椅上去。

其次，除了上面的原因外，笔者尤其对近年来各种文章著作传播甚广的潘的四个“S”说深感兴趣。该说对今人解读处此大转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影响极大，帮助也大。但是，今人对此说的解读准确与否，却颇值得讨论。

这一说法始见于同为民盟成员的叶笃义的回忆。叶在叙述到潘光旦去世前的凄惨遭遇时提到：“‘文革’开始以后，我经常到他家去看他。他说他是以三个S应付当时形势。一是submit（服从），二是sustain（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由于得不到家人和医院的细心照看，潘仅因前列腺病（有称膀胱炎者）就走到了他所说的“第四个S，succumb（死亡）”。[66]从叶文的表述应该可以看出，潘当时是针对“文革”初期那种特殊氛围讲的这番话，其中的无可奈何和暗含抱怨，都和当时形势有关。今天的不少研究者简单地将潘的这段话理解成潘对自己1949年以来命运的总结，并且说潘“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67]这样一种解读是否符合叶和潘的原意，似可置疑。

可以进一步强化笔者这一疑问的证据，是潘光旦的学生、与潘相互扶助几十年甚至亲眼看着潘去世的费孝通的说法。他明确认为：潘至死都是恪守着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对建国后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始终“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68]费孝通对潘光旦思想状态的这种解读，是否准确，抑或是否毫无根据呢？

最后，潘光旦之所以值得专文考察，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即他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几个今天的研究者能够利用多方面资料来深入考察的对象之一。

当今研究新中国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或思想改造，最多的就是两种材料：一是各种运动小报当年刊登的个人的检讨交代和群众揭发批判材料；一是中共各种政策性文件。前者因政治情势所限，往往有过头不实之处，简单用来解读历史，难免发生偏颇；后者涉及的多是政治背景和运动大势，与影响个人思想变化的真实原因距离较远，很难用来考察个人思想变化的具体成因和切实经过。即使有些类似“特情”的眼线提供的当事人的某种说法或某个表现，也多半只是些只言片语或有特定背景的行为，未必能够拿来涵盖一般。潘光旦这一个案留下来的资料情况却不同。目前不仅保留有潘个人历史上的各种文章与运动中检讨交代的材料，保留有当年各种批判、揭发的材料，而且潘光旦在运动前及运动后的部分日记与书信，清华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期间部分上报材料和上级指导性文件，也都保存下来了。这就为今人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解潘光旦，以及研究了解潘光旦思想转变和被思想改造的具体原因及经过情形，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当然，要讨论和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首先还必须从潘光旦的“历史问题”说起。因为，潘光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批判者挖出了他的大量所谓“历史问题”，从而使对他的批判得以升温升级起来的。

有关潘光旦1949年前的经历，包括他的学术思想的历史，研究介绍的文章著作已经很多了，在这里自没有重复说明的必要。但是，和潘光旦1949年以后政治命运密切关联在一起，并形成某种因果联系的，却并非是潘光旦和许多学问人的专业历史，而是他的“政治”历史。这部分历史的介绍与说明，却还比较简单、零碎和不全面。[69]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二字是打了引号的。毕竟，潘光旦的主要工作，包括他生前死后对社会的主要影响与贡献，原本都与政治没有太大关系。他固然是因历史上的政治表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惹上了官司，但他的这些表现，说起来不过是一个学人，依据所学，利用报刊和著作，在民国年间就时政发出过一点声音罢了。尤其他又是一位优生学者或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其专业更多与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有关，也并不直接与政治发生联系。

一个非政治专业的学者，为何要去谈论政治，尤其还是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或许会被有些人看成是不务正业，但潘光旦自己专门讲过这方面的道理。他从历史、从现实，以及从情理上分析说：

第一，学者原本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就应当利用其所学的知识，负起监督和批评社会的一份责任。

第二，中国自孔孟以来的先哲们所以让人景仰，最关键的也恰恰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学术家、教育家，同时“也在他们是政论家，得其位则推行政治，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

第三，今日中国，政治动荡不已，战争连绵不断，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国家民族的命运危若累卵，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几个能够只埋头于自己的专业，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70]

实际上，当年像潘光旦一样，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强烈情感和关心，对时政发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批评议论或建议，参加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党派活动，试图在救国强国的问题上贡献一己之力的教授学人，比比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过不合，甚至反对共产革命理念的思想言论者，自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中唯独潘光旦的“历史问题”会被当做政治思想反动的标本，受到那样严厉的批判呢？为此，我们不能不先具体考察一下，看看潘光旦在1949年以前到底在“政治”上做过些什么。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潘光旦，1899年出身于乡绅书香之家，早年的家教与生活熏染，不可避免地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一些烙印。用深入研究过潘光旦生平思想的吕文浩的话来说，潘光旦从小“耳目所熏染的，大都是这个阶层感兴趣的问题，如政治体制的改良，新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等。他的思想意识和阶层品味也都在这些有形无形的生活细节中受到陶冶”。[71]

因为有这样的家传家教，再加上潘聪颖好学，故1913年14岁那年他就考入了美国人刚刚用庚款创办起来的清华学校。[72]因此，他转而由江苏省的宝山县北上京城，成了一名留美预备生。进入清华第二年，潘光旦就已经在发表短文了，16岁更是开始发表学术文章了。尽管一场意外夺去了他的一条腿，他因此不得不休学一年，但是，他回到课堂上之后，一样以门门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清华的学业。他的灵气和才气，甚至曾经得到国人公认的文章大家梁启超的高度赏识。梁评价潘光旦称：“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73]

潘光旦在校期间，恰好赶上五四运动时期。曾经与他同一届的清华同学罗隆基、闻一多等，在学生示威抗议活动中都是冲锋陷阵的角色，也多少涉猎了当时风云一时的新文化和新思潮。较他低一届的施晃、冀朝鼎等，也积极组织了“唯真学社”，甚至响应工读主义，组织了最赶时尚的“工读团”。以潘光旦当时的年龄、所处的环境，和他骄人的才气与文笔，他理当在这场运动中崭露头角。然而，无论是在学生抗议活动当中，还是在新思想传播的热潮中，潘光旦都没有值得一提的表现。就连当时最热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讲演，他听得也是一头雾水，杜威讲了五次，他就当场睡着了四次。[74]不难看出，他当时或者像他的同学梁实秋那样，虽然那个时候“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萧伯讷，罗素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但因“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只是扩充了眼界而已。[75]其生活及生长的环境，以及其个人的性情，都对社会政治问题提不起兴趣来，因此，他对政治理论方面的问题难有感触和感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潘光旦性格原本就温和中庸，而优裕的家境和规范的家教更助长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偏好。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读英文以外的经史子集之类的中国传统典籍，和收集他所爱好的家谱族谱等稀罕物去了。他虽然也参加了一些校内社团活动，却主要也是知识性的，与政治问题无涉。[76]

不过，潘光旦的性格里也有很固执和叫真的一面，他认为对的事情，往往会不顾后果坚持到底。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的1921年，也就是潘光旦将要毕业实现留美目标的前一年，一向以读书见长的他，就破天荒地表现了一回“政治”勇气，以至于让罗隆基、闻一多等一直坚持与校方，乃至和外交部抗争的同学吃惊不已。

原来，在头一年里，为了声援和支持北京八所高校教师抗议政府拖延教育经费的请愿行动，清华学生举行了一次同情罢课的活动。因罢课的时间，恰好在期末大考举行之际，学校当局不仅不同情学生，反而坚持如期大考，且规定不参加考试者不仅不得留美，而且视同退学，不给学籍。面对这种情况，罗隆基、闻一多所在的1921届和潘光旦所在的1922届同学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化。1921届一多半都为此放弃了罢考，只有三分之一，即26人拒考。[77]后美国人出面干预，要求罢考同学出具悔过书然后延期一年即可再考出洋，外交部做了决定，校方这才改变了原定方针。且因罗隆基、闻一多等拒不悔过，校方亦考虑到这一届未考试者人数众多，最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未再强求了。眼见上一届拒考被罚一年才能出洋，1922届没有参加上一年考试的同学大多都害了怕，因而主动向校方申请写了悔过书，取得了当年毕业赴美留学的资格。全级60多个同学，只有潘光旦等8人，甘冒牺牲出洋机会和丢掉学籍的危险，坚不悔过。[78]

潘光旦学习一向拔尖，从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且一心想赴美留学，他在这种情况下竟敢于带头抗拒校方的做法，这让一直坚持与校方抗争的1921届的罗隆基、闻一多等人非常感动。闻一多在给父母的信中甚至为此欢呼道：“今多数人见威压过甚，仍将出洋，置前言于不顾。独光旦君则愿力争，不得，则完全牺牲出洋。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圣哉！圣哉！我的朋友光旦！”[79]

潘光旦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为朋友两肋插刀般的仗义感，或基于何种政治原则的考虑，他只是不愿意委曲求全去向校方认错。好在，校方实际上也没有太过为难他们，只是由级长出面宣布革除了他们的“级籍”，而非“学籍”，用这种方式“表示遗憾”。学校最后还把他们几个与同届的其他同学一道，送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潘光旦1922年8月赴美，在美只读了四年。他攻读的大都是理科课程，先取得了美国常春藤学校之一，具有悠久历史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生物学学士学位，又取得了更加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遗传学的硕士学位。1926年夏他就返回了中国。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留学生开始大批留在美国的情况不同，这个时候留美做“白华”的中国人很少，多数中国留美学生都选择回国工作。[80]以清华生为例，闻一多1922年留美，1925年仅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即回国。晚一年到美国的梁实秋，也是仅三年，取得学士学位即回国。梁思成1923年留美， 1928年拿了硕士学位即回国，用了五年时间。罗隆基因为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拿到博士学位，算是留学时间稍长者，但也只读了六年即回国。

多数中国学生不留美国，除了美国当时移民及就业政策的限制很大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当年盛行种族歧视，黄种人，特别是在国内自视甚高的中国留学生常常会因此受到强烈的刺激。即使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上好的美国大学里面，这种受屈辱的现象也很容易见到。梁实秋就转述过两个让他们感情上很受伤害的例子：

一是同学陈长桐去学校旁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明白地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气不过，到法院去告了这家理发店，官司是赢了，但那位理发匠很无奈地告诉陈说：“你以后要理发，我可以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理，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种人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种人就不愿再来了。

二是他们那届大学毕业时，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的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这一年我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有六个，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成双作对地排在一起，结果是学校当局苦心安排让我们六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学生心里的滋味当然不会好受。个性张扬激烈者，如闻一多等，在美国多读一年都受不了。[81]

实际上，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哪怕是专门考入清华想要赴美的学生，不少人对自己民族的感情都是很强烈的。不到美国还感受不到自己国家的可爱，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反而会增强他们爱国的心理。闻一多刚到美国不久就告诉好朋友梁实秋说：“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你不是打算在美国只住二三年吗？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国帮我做点实在的事业。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82]

这是一批装了满脑袋的英美思想，心却依然很中国的年轻留美学人。[83]即使到四十年后，回忆起留美生活时，潘光旦表达的也是几乎同样的看法。他说：我在美国只念了四年，念完硕士即归国了。关键是感到美国的东西左不过是那一套，回国自己一样可念，因此觉得念多了没意思。何况，我们这些人看不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回国后，也再没有去美国，虽则有机会休假去美国，也没有去，也不想去”。[84]

但是，也正是这段留美的经历，使原本学生物学的潘光旦，不能不开始与现实的政治问题发生了某种关系，这也是事实。

潘光旦开始接触到政治问题，又是与他的同学罗隆基和闻一多有关。据潘光旦回忆，当时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社团，大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功利性。因为不满太多的中国留学生趋于功利，崇洋媚外，拉帮结派，在罗隆基、闻一多的倡议下，清华1921、1922、1923届一批志同道合的留美同学，于1924年夏正式成立了一个“大江会”。他们“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主义则怕”，[85]但他们想要改造中国现行政治的基本愿望却是一致的，因而也就此达成了基本一致的主张。这就是：

“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86]

从上面的三点主张中不难发现清华的这批留学生既厌恶美国文化，又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复杂心态。所谓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要积极提倡国家主义，明显和他们在美国感受到的种族歧视有关。所谓拥护人权、厉行自由民主，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迅速发展工业化，同样是比照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尺度设计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愿望。

大江会成立不久，就赶上国内接连发生上海五卅惨案和广州沙基惨案，反帝运动的迅猛爆发，使大江会和留美中国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清华的众多留美学生在这一波响应国内反帝运动，呼吁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华人宣传活动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大江会的主要发起人罗隆基不仅担任了1925年全美留学生代表会议的主席，还与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和领事郭秉文等一起，被邀请参加了美国民间召开的讨论中国反帝浪潮问题的瀑地会议。在美中国工商界也公推他回中国报告瀑地会议情况，委托他列席在国内召开的关税会议。[87]

大江会的另一位发起人闻一多，则当年即先行回到国内，一面接连发表有着浓烈爱国情绪的诗歌，强烈鼓吹用国家主义复兴中华文化；一面代表大江会与中国青年党李璜等人联合发起“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参与组织“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反俄援侨大会”，不惜与反对国家主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团体发生直接冲突。[88]

潘光旦在罗隆基、闻一多等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了大江会，虽然他从来不是大江会的骨干成员，也很少在美国中国留学生的各种会议中抛头露面，但当时的这种形势，都注定会对潘光旦的思想有所影响。

[1] 《正确地讨论我报的编辑方针——王芸生在六月十四日编辑部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大公报人》第14期，1957年6月17日。

[2] 《批判右派言论，深入开展整风——袁毓明在六月二十五日全体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大公报人》第17期，1957年6月27日。

[3] 《大公报五人小组就肃反问题答顾国权》（含附件一、二、三）；《顾国权的主要反动经历及活动》，《大公报人》第19期，1957年7月5日。

[4] 徐文兰：《令人伤心！》，《大公报人》第12期，1957年6月12日；史济舟、余元度：《顾国权的言论不是右派言论是什么？》，《大公报人》第17期，1957年6月27日；苏济生：《致徐文兰同志书》，《大公报人》第18期，1957年6月30日。

[5] 民盟大公报支部：《我们保证彻底查清民盟大公报支部的问题》，1957年6月29日，《大公报人》第18期，1957年6月30日。

[6] 《民盟大公报支部第四次整风会议情况》，《大公报人》第20期，1957年7月9日。

[7]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35页。

[8] 转见《决不容许右派分子反扑，赵恩源制造职权问题推卸罪责，同志们坚持说理，当场揭穿他的阴谋》，《大公报人》第36期，1957年9月10日。

[9] 《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坚决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整风领导小组向编、经两部同志的报告》，1957年10月30日，《大公报人》第50期，1957年11月1日。

[10] 中共大公报总支委员会：《关于×××同志××××事件的经过》，《大公报人》第7期，1957年5月30日。

[11] 袁毓明：《我的初步检讨》，《大公报人》第33期，1957年8月24日。

[12]《检讨与过关》（社论）；李光诒：《袁毓明严重地歪曲党内生活》，《大公报人》第34期，1957年8月28日。

[13] 《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和袁毓明斗争到底》，《大公报人》第30期，1957年8月17日。

[14] 常芝青：《要着重揭露和批判袁毓明的反党言行》；刘克林：《揭开袁毓明的反党宗派活动》，《大公报人》第32期，1957年8月22日。

[15] 王芸生：《我的一些感想》，《大公报人》第33期，1957年8月24日。

[16] 王芸生：《我的一些感想》，《大公报人》第33期，1957年8月24日。

[17] 袁毓明：《我的再次检讨》，《大公报人》第35期，1957年8月29日。

[18] 王芸生：《我要更正和说明一下》，《大公报人》第35期，1957年8月29日。

[19] 有不少文章或著作，包括王芝琛的书，都把李纯青1958年夏天因“严重政治问题”受到撤职处分的情况说成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说王芸生接受外调交代与李纯青的关系，是在1957年反右时，似不准确。实际上李纯青恰恰是在反右时受命担任台盟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出面主持了台盟整个反右运动的。

[20]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党和人民期待着右派分子的改造，高汾、萧离等八人去密山劳动》，《大公报人》第68期，1958年4月5日。

[21] 《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复辟阴谋》，《大公报人》第68期，1958年4月5日。

[22] 《大公报党组书记常芝青给李先念同志并中央信》，1958年8月1日，北档43/1/33/3。

[23]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117、216—217页。

[24] 王芸生：《荒唐的比喻》，《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0日；《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继续举行，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人民日报》1957年5月18日。

[25] 《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必须彻底揭露，新闻工作座谈会揭发“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恶毒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26] 《必须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27] 建国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到过这件事。反右运动开始前，即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还在党内会议上重提这件事，说：“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毛在这里提到的这篇社评的撰稿人和《大公报》负责人，都是王芸生。《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6页。

[28] 王芸生：《旅顺小记》，《旅行家》1956年第8期。

[29] 王文中提到新华社通讯的批评，但查《人民日报》等报纸未能查到此则通讯。

[30] 王芸生：《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别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大公报》1957年8月24日。注：王芝琛谈到王芸生被内定“反苏类型大右派”因《旅顺小记》而起，但提到引起非议的内容却和王芸生检讨文章中谈到的内容全然不同，说明王芝琛没有读到王芸生这篇检讨文章。见王芝琛：《王芸生缘何内定“反苏类型大右派”》，《文史精华》2002年第7期。另王鹏有文章专门讨论到《旅顺小记》一文及王芸生的检讨文章，但文中提到的王芸生发表文章的时间明显有误。见王鹏：《〈旅顺小记〉一文引出的麻烦》，《中国档案报》2004年1月2日。

[31] 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15页；见王芝琛：《王芸生缘何内定“反苏类型大右派”》，《文史精华》2002年第7期。

[32] 在著名右派中被追究“反苏”罪行的还有民盟常委刘王立明等人。另龙云对苏联的批评言论亦可参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

[33] 可参见1957年5—8月间《人民日报》相关版面的报道和文章。

[34] 可参见1957年10月下旬至12月底《人民日报》各版新闻或消息栏。

[35] 类似的做法仅见于1952年陆定一、胡乔木召集王芸生、×××等传达贯彻中央关于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时才有过。

[36] 毛泽东的原话是：“报纸有一些专业化也好，好像《大公报》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它，因为它登这一类的东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见《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37]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18—219页。

[38] 王芸生：《我的个人规划》，《大公报人》第67期，1958年3月27日。

[39] 《中央明确规定大公报的任务》并附《大公报的编辑方针（草案）》，《大公报人》第36期，1957年9月10日。

[40] 1958年中央有文件明确提到：“大公报是党在财经工作方面的公开报纸。”见《中共中央批转大公报党组关于大公报发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0月20日，北档43/1/26/1。

[41] 《常芝青致郭静同志并请转陈克寒同志信》，1958年12月9日，北档43/1/33/15—17。

[42] 《大公报的编辑方针（草案）》，《大公报人》第36期，1957年9月10日。

[43] 《常芝青致郭静并请转陈克寒同志信》，1958年12月9日，北档43/1/33/15—16。

[44] 王芸生：《和留下来的同志们谈谈心》，《大公报人》第57期，1957年12月27日。

[45] 王芸生：《西藏问题是一场阶级斗争》，《大公报人》第87期，1959年5月18日。

[46] 王芸生：《毛泽东思想万年青》，《人民日报》1960年4月6日。

[47] 张颂甲：《一代卓越的爱国报人——我所了解的王芸生先生》，《金融时报》2012年6月1日、8日。

[48] 《常芝青给李先念同志并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1日，北档43/1/33/1—4。

[49] 《李光诒代表大公报党组在中央财贸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6月，北档43/1/34/3—7。

[50] 《大公报党组致第一书记信》，1958年7月9日，《大公报党组关于大公报发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0月4日。

[51] 《常芝青给李先念同志并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1日，北档43/1/33/3。

[52] 《大公报概况（党内参考）》，1958年11月24日，北档43/1/97/27—30。

[53] 《大公报概况（党内参考）》，1958年11月24日，北档43/1/97/27—30。

[54] 《常芝青在全国财贸部门党的领导人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12月，北档43/1/34/46—52。

[55] 《常芝青同志对回报社实习记者的谈话纪要》，1961年3月28日，北档43/1/198/10—12。

[56] 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还当着常芝青的面在谈论新中国改造《大公报》和王芸生的成就，说：“《大公报》有六十二年的历史了。过去为满清皇帝服务过，替北洋军阀服务过，替蒋介石服务过，现在替人民服务。”“《大公报》的社长王芸生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他为蒋介石服务过，也为别人服务过，现在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6月23日。

[57]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0页。

[58]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33页。

[59]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一）》，《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08—277页。

[60]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完）》，《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06、214页。

[61]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完）》，《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第216—218页。

[62] 转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20页。

[63] 潘光旦在旧中国的30年里发表学术论文约130篇，发表各种书评200余篇，出版各种专著、译著、文集约20部。1949年以后，他只在最初两三年里发表了20篇左右应景文章和一个调查小册子。个别研究论文，如《周官中人口查计制度》一文虽发表于1949年，却成稿于解放前。潘建国以后仅仅在1956年发表过一篇导致自己被划为右派的关于土家族问题的调查报告。再有，就是1962年和1965年他在内部发表过两篇回忆文章，分别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和第七十一辑上。所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书稿，改革开放后得以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64] 《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1951年11月30日，注释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27页。

[65]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195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1—446页；《毛泽东转发饶漱石关于镇反中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报告的批语》，1951年4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215—216页；《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治界限的暂行规定》，1956年3月10日，上海档案馆藏档，J163/4/167/13—14；《司法工作会议文件：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审判工作经验初步总结》，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50/1/37/81—83。

[66]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205—206页。

[67] 王友琴：《1966—1976：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狱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中国信息中心制作（地点、时间不详），第462页。

[68] 转见李怀宇：《费孝通的后半生：从著名“右派”到学术泰斗》，《时代周报》2010年11月14日。

[69] 有关潘光旦的“政治”历史情况，目前最具体的叙述，当见吕文浩的相关著述，如《潘光旦图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及《1949年前后潘光旦政治思想转变初探》，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70] 潘光旦：《论学人论政》，转见《潘光旦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0—501页。

[71] 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72] 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于1911年4月29日，次年改称清华学校。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整理：《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171页。

[73] 转见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第2页。

[74]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87页。

[75] 梁实秋：《梁实秋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76] 参见吕文浩：《潘光旦图传》，第38—40页。

[77] 潘光旦回忆，1922届三分之二的同学虽然意图参加考试，但因受到学生纠察队的拦阻，也未能考成。照顾到这种情况，校方允许他们延缓半年即出洋去了。参见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103—104页。

[78] 参见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103—104页；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第199页。

[79] 转见闻黎明等编：《闻一多年谱长编》，1922年4月13日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80] 据潘光旦回忆，1920年代留在美国做白华的中国留学生，他知道的只有四五个人。见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107页。

[81] 见《梁实秋自传》，第108—109页。

[82] 转见《闻一多年谱长编》，1923年2月15日条，第212页。

[83] 见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84] 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第195页。

[85] 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第197页。

[86] 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年，第47页。

[87] 转见《校外新闻》，《清华周刊》第24卷第9号，1925年11月6日。

[88] 闻黎明：《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潘光旦1926年夏天回到上海，恰值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打响。国民党在苏联的援助下，与共产党合作，揭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旗号，用战争的方式来推翻北京的中央政府，除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外，苏联援助、国共合作以及战争夺权等等，在在与大江会及这时国内主张国家主义的派别格格不入。

一向对政治缺少兴趣的潘光旦这时没有很明确的政治信仰和主张，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好，以及他性格中固执、叫真的特点，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参加大江会的经历，则使他在这种形势下只能站到国家主义派别一边来。

因为与国家主义派合缘，潘光旦回国找工作显然多了一重便利。他甫一回国，即被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聘为教授，并且还担任了教务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是几年前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的张君劢创办的。而这个张君劢，不仅是国内这时国家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正在与青年党的李璜等合作创办国家主义的刊物，亟亟网罗人才。

然而，也因为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在政治上相对立，1927年3月国民党占领上海后不久，吴淞这个有着国家主义派背景的政治大学就被国民党市党部强行没收，潘光旦也因此失去了教职。[1]后经人介绍，他一度转入到东吴大学设在上海的法律学院，出任教授和预科主任的职务。不久后，因罗隆基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于有国家主义派背景的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任政治学系主任，潘光旦随即也转来光华大学，受聘为社会学系主任。一直到1934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潘光旦回清华任教，他将近八年时间都没有离开上海，也没有离开过国家主义派影响的政治圈子。

关于这个时候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及大江会的所谓国家主义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欧洲意大利、土耳其等国民族解放浪潮影响的结果，旨在强调国家独立、主权至上，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反抗外族侵略。对此，有学者曾做过很具体的分析和说明。[2]但是，不论张君劢、李璜、罗隆基，抑或闻一多等是怎样理解和宣传他们的国家主义主张的，长期学习和研究生物学与优生学的潘光旦，对国家主义及其政治理论的内涵，却很少认真研究和探讨。引导他倾向于赞同罗隆基、闻一多他们的“国家主义”或“民族国家主义”主张的，除了密切的同学关系的影响和朴素的爱国和救亡的民族情感外，多半只是因为他赞同高度重视国家民族利益这一原则，因为这一原则既符合他维护传统文化的愿望，也符合他由生物学和优生学训练所形成的一套优化遗传的民族进化观。不过，也因为他的救国或强国的理念是基于生物学和优生学原理的，因此，他这个时候对国家主义的同情，却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赞同国家主义的政治理念。

生物学最基本的理论就是生物进化论，即强调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任何生物，通过遗传发生进化，或变异，或淘汰，或形成新的物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建立在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的优生学观点，则相信从自然进化优胜劣汰的定律出发，人类完全可以通过干预包括自身在内的遗传方式来实现种族或民族的选择性优化。梁实秋说得很明白，潘光旦这时的优化遗传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认为：“让优秀的人多生子女，让庸劣的大众少生子女，种族才得健全。” [3]潘光旦自己也承认，他用来救国强国的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中华民族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强大起来，必须要多养成国家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为此，“就得鼓励所谓优秀分子早些结婚，多生些子女，来配合国家的需要”。[4]

由于他认识民族国家问题和考虑民族国家问题解决方法的角度不同，因此，他从没有把国家主义当成自身的一种政治信仰。他1926年夏天回国，1927年才开始公开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见解。从他一连几年的各种公开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种态度。

1927年5月1日，潘光旦受聘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他一上来就告诉读者：“世无百病皆治之良药，救国事业，当然非一种口号、一种主义，或一种特殊之社会举措所可独立骤几。”[5]他强调：“中国向无‘主义’这个名词”，凡是主义这样东西，都是从西洋引入的。这种外来的东西不仅必然存在着橘逾淮为枳的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人一知半解的问题。由于国人对西洋的语言、文化懂得有限，影响到国人对这种或那种主义能够理解者少，穿凿附会、囫囵吞枣、哗众取宠者多。如今仅凭这种一知半解的所谓“主义”，即一变而成一派人的政治主张，“其刊物之充塞，其宣传声浪之喧哗，已足使人目眩神迷，而使社会呈鼎沸之象”，进而更将此种一知半解的“主义”“成一条真理，一派信仰”，结果也就弄成了当今党同伐异的工具和武器。在他看来，在西洋，无论哪种主义，本来只是一个假定，是一派理论，一种理想，或是供少数人讨论的资料，“果何种主义与何派为最有学理之根据，则鲜有人能言之，亦鲜有人求能言之”，如何就能拿来做判定是非对错的依据了？[6]

基于此，他对所谓“国家主义”的理解也很简单。他说：今人之所谓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正确的解释，应该就是近年来国人力图自拔、重振家声的“欲望和决心的一个表现”。至于具体到如何自拔、如何重振，却不是这种“主义”所能解决，因为“只有决心是不够的，同时要有具体的方法”。什么是具体的方法呢？他举例说，比如，你想要让国人争气，第一就要让国人知道他们的列祖列宗做过些什么事业，有过什么贡献；第二要拿祖宗的作为和子孙的无用两相比较，让子孙们因自惭而自奋。如何才能让今天的国人知道祖宗们的作为如何呢？那就要加强国人对于国粹之保存和对于国故之研究了。[7]

可以肯定的是，年轻的潘光旦自信根本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重要措施，还是要借助于他所学的优生学的思路和办法。因此，批评各种主义，指出其空洞、抽象和国人理解上的偏颇，只是他用以传播、推广其优生理念和方法的必要前提。但是，要推广优生的理念，就不能不鼓吹、提倡一种和1920年代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各种思想主张明显不合的思维逻辑。表面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涉及优生问题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却极大地影响了他对当时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分野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

潘光旦的这个观点是怎样的呢？他就任《学灯》编辑伊始就借着讨论职业教育问题，委婉地表露了他的基本看法。

他提出：第一，今天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中国社会问题之解决，必须要提高民众的教育程度，因而极力提倡平民教育和义务教育。其实，与其提倡平民教育、义务教育，不如加强职业教育。因为“中国今日之社会问题，泰半一生计问题也”。“普通教育之所赐，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建言立议则不足，乱发意见则有余，与职业教育较，其实际教育效用不可同日语矣。”这里面的道理很明显：“职业教育家所实授者，不为空洞无物之智识，而为切实可靠之技能。”此等“先富后教，先仓廪后礼节之说，先民已具言之”。相反，过分强调教育普及，而不知道凡教育必须顾及受教育者的遗传与环境，必须区别其社会地位与程度，不懂得因材施教，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弄得不好，教育普及“其患且甚于教育不普及。此孔子所以有‘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言”也。

第二，提倡职业教育，切勿与教育平等、职业平等的观念相混淆。因为，简单地鼓吹教育平等、职业平等，亦有误人之虞。大学教育，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为谋生技能教育，两者内容和目的均不同。“研究院出身之教授，与职业学校卒业之工人……二种职业之不宜歧视，固当；然谓其社会价值相等，则大谬。职工之所为，教授能为之；而教授之所为，职工不能为之。换言之，一国人口之中，可为教授之原料少，而可为职工之原料多。多则价值不能不低降，此供求之原理有然，不可强改者也。”[8]

教育问题如此，在潘光旦看来，其他知识、主张及思想、主义的传授与传播自然也是一样。比如，他就伴随着五四运动及国民革命思潮而兴起的知识传播的大众化趋向分析说：近代以来许多思潮传播者，大多强调“非人人有正确之人生观与社会理想与充分之各种智识，不足以言社会进步。于是发为议论，著为政策，务使引车卖浆倒粪之流，得沾泽化”。以至学者每每以趋时媚俗为潮流，担心“非浅易之文不作，否则将无读众；非通俗之书不印行，否则将无买主”。他批评说，今天学者力图迎合大众的动机虽未必差，但对于国家民族而言，如此下去却只能造成“淫滥浅陋之病”，实非学问与文化增进之福也。[9]

为清楚地说明过度迎合大众之不妥，他特别讨论了当时社会上较为盛行的“普及识字”的主张。他指出：教育固然是近代社会进步的一大条件，但如果知识者只满足于教不识字的一般工农识字，不把辨别价值的原则深入地传授给受教育者，很难推动民族文化程度的提升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如在中国，简单地让一般工农认得几个字，势必会助长各种无聊甚至有害的读物泛滥起来，反而会导致社会道德日渐下降，甚至会帮助那些政治野心家增加大批可供蛊惑宣传的对象。尤其是“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不言而喻了”！[10]

在1927年国民革命运动高涨之际，把一般工人农民称之为“引车卖浆倒粪之流”，相信他们中多数缺少辨别是非利害的能力，简单地教其识字，过分提升其地位，不仅对社会进步无益，反而可能有害，这样一种观念显而易见是与当时主流政治思潮相背离的。他公开批评当时政治上流行的各种主义，造成大批工农不务正业，严重损害社会秩序，亦足以显示他这时对国民党也好，对共产党也好，均无好感；对汹涌澎湃的以工农商学兵等广大平民为主导的国民革命运动，颇难认同。

潘光旦与这个时候盛行的民众革命的主张和运动格格不入，当然是他借助优生学观点来观察社会的一种结果。但本质上，这又是和潘光旦受儒学“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之观念的影响和他自身的出身背景密不可分的。他从世间万物有差异，一直论述到人与人程度不齐、流品不一，不能强求一律；非要人人都来参与政治，社会非乱不可。称：

就人类自身而论，有性别，有年龄之别，有种族之别，更有智愚能鄙贤不肖之别。而智愚能鄙贤不肖之间，更有程度之不齐，流品之不一。自生而知之的上智至困而不学的下愚，中间可以分出许多等级来。这是程度上的不齐。社会分子里有画师呀，乐工呀，诗人呀，科学家呀，优伶呀，律师呀……这是流品的不一。[11]

人与人既然程度不齐、流品不一，智愚自难求同，社会的不同分工和等级，多半也只能取决于个人能力的长短，无法简单地抹杀其间的差异与不同。也因此，政治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来的。“政治工作在乎得人，而不在乎人多，并且似乎根本不宜乎人多，因为有政治才能的（人）决不会很多。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而竭力主张专家政治，也许便是此意。”特别是，像“主义这样东西，要是常在少数哲学家的口里，不吐出去，还闹不出什么大乱子来，至多宣告几次‘论战’罢了。但一旦要传到民众的耳目里，局面就可以立变”。

他因此批评说，十多年来，加入政治活动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大批普通群众变成主义的信徒之后，不仅党同伐异，而且社会冲突与不安反而愈演愈烈，“改革事业并不一天比一天良好”，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大批农民、工人、商贾，以及其他本在谋生而有职业的人，一旦“都抛弃了职业来营所谓政治工作”，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以及原有的安全自然会受到严重的破坏。[12]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潘光旦回国初的两三年里，虽然编辑过《学灯》，批评议论过与自己学问、知识和教师职业有关的一些思想主张，却很少直接针对时事政治问题或党派主张表露过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一方面和他从事编辑的报纸杂志的性质有关，如《学灯》等原本就是注重学术和教育问题的一种报纸副刊，不论谁来担任编辑工作，大都也只能在它的关注范围内发表言论。另一方面，也和那个时期的国内政治剧变的环境及背景有关。

从当时人的种种记述可知，在1926—1928年几年时间里，由于南北两个政权武力相向，战火遍燃全国，国民党内部亦冲突分裂，甚至发动血腥的“清党运动”，社会各界人士多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潘光旦早一步回到国内，并在上海安定下来，因此，逃离变乱和刚刚回到国内的清华同学，一度也多选择避往上海，与潘光旦相熟者就会先寄宿到潘家，找到适当的工作和住处再搬开。由于潘的人缘较好，大家又意气相投，结果就以潘家为中心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和学问。

1928年，经徐志摩提议，几个在上海的清华同学，即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余上沅、饶子离、刘英士等，一致同意创办一个刊物，定名为《新月》。刚从欧美日本访问回来的胡适及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罗隆基，亦先后加入到他们中间来了。如果说潘光旦等人这时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是精英主义者，崇尚思想上的“健康与尊严”，意欲发出自己的

声音。[13]但是，该刊关注的范围最初亦只限定在文学方面，并不涉及政治问题。

多数知识分子这时并不希望过早地表达他们对时政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正处在一个政权变动的过程中，且如胡适所说：这时“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14]和潘光旦一样在1926年留美归国，时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就确信：当时包括在北方的教师、学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支持并且寄希望于国民党。他写道：

1915年袁世凯失败，国家处于连年争战、破坏和混乱之中，军阀主义盛行。北京政府以及督军们统治下的各省政府当局颓败、腐化、贪污而且暴虐专制。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无法生活下去。他们无法忍受非常苛重的捐税和其他各种负担，所以人心思变。

国民党政权中的某些领袖人物，通过北伐以及随后的几年，显示出一种新的精神和新的努力志向，使人民看到一些希望。我个人对北伐战争所知不多，那时我刚开始在南开从事教育事业。但我从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朋友们那里听说，北伐武装力量已经有能力征服以吴佩孚和孙传芳为首的北方军阀，因为当地平民百姓支持北伐军队。北伐结束以后，国民党政权在南京建立起来，各界人士继续支持他们。据我所知，我们在华北的人，的确寄希望于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和几个朋友，包括蒋廷黻在内，从天津到南京旅行，我记得，我们刚刚一到，就多么急切地想看到那象征我们的新时代很可能到来的新国旗。[15]

这无疑也是包括潘光旦等在内的新月派知识分子此时心理状态的一种写照。然而也正如何廉、胡适等人随后的感觉一样，国民党新政权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把自己变成一种改革的力量。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知识分子，两年来一直在努力发现新政府之下点滴的“新气象”，但进入到1929年之后，他们终于发现，无论如何不能再沉默和等待了。

激怒新月派知识分子的，是国民党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力推一党专政和独裁措施。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和政府组织法，宣布由国民党“总揽”中华民国之政权。政府权力由国民党给予，人事由国民党安排，政策由国民党决定。[16]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更公开宣称国民党“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17]与会国民党代表更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张以党级党部意见作为判断革命反革命的法律依据，称凡“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份子”均属“反革命份子”。“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份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18]

明明不给自由、不承认民权和人权，4月20日，国民政府竟又发出一道所谓保障人权的命令，这种情况一方面极大地触怒了胡适、罗隆基等人，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们要求人权、主张宪政的口实和机会。

从1929年6月，即《新月》杂志二卷二期起，该刊一改不谈政治的旧例，开始公开讨论时政和批评起政府来了。胡适接连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走那条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文，罗隆基更是相继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论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什么是法治》、《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服从的危险》、《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等文。就连梁实秋，也接连发表了《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文与之配合。[19]他们公开批评当政的国民党、倡言人权、自由与宪政、批判国民党所继承模仿的苏俄专制制度等，极大地挑战了国民党的统治权威。

可想而知，在专制制度下放言抨击执政党，《新月》杂志及其同仁可能受到怎样的压迫。胡适最先受到了国民党舆论机器的广泛围攻，国民党政府并通过行政措施压迫胡辞去中国公学的校长职务，被迫离开了上海；罗隆基也因此被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察弄去局子里讯问了六个小时之久，进而国民政府教育部更迫令光华大学解除了罗的教职。《新月》杂志更是多次被查封和收缴，门市工作人员也遭受过被公安局扣押的处分。如此大的政治压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月派知识分子自身的分裂，参加创办《新月》杂志的骨干成员大都先后离开了上海，只有潘光旦在这场风波中毫发无损地继续留了下来。

罗隆基、梁实秋等都是潘光旦的好友，胡适也和大家意气相投，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并无重大分歧。而且，潘光旦正是从胡适、罗隆基开始发表第一批公开谈论人权、批评政府的文章的二卷二期起，和梁实秋、叶公超等人一同出任《新月》编辑的。可想而知潘是积极支持胡、罗他们的做法的。在二卷十期上胡适也讲过，潘光旦一直在积极参与新月派内部的讨论，并且分工撰写相关的文章。胡适写道：

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之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讨论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发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论才丁两旺》（《新月》二卷四号），如罗隆基先生的《论人权》（《新月》二卷五号），都是用讨论的文字改作的。

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20]

实际上，他们还在1928年底就在设想要再办一个发表政治观点和思想理论文章的周刊或旬刊，连刊名都想好了，叫《平论》。他们还为此组织了一个带有聚餐会性质的“平社”，每周聚餐，交流观点和讨论编辑事宜。潘光旦也在其中，他并按照杂志同仁的约定，将大家1929—1931年集体讨论完成的部分文章结集成书，编成《中国问题》的论集，交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

这个集子不仅收入了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也收入了罗隆基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两篇都是集中反映新月派政治观点的重要政论文章。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被列为这本书的首篇，潘光旦在引言中特别说明，此文所言代表了“大家”“比较公认的根本态度”。

这种根本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包括潘光旦在内，新月派骨干成员在1930年4月12日夜共同讨论通过的如下基本观点：

第一，中国目前首先要争取的，是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要达此目的，最主要的障碍，或必须要铲除的敌人，一是“贫穷”，二是“疾病”，三是“愚昧”，四是“贪污”，五是“扰乱”。

第二，要解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祸害，只有一条路或一种方法，即“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据此，他们明确表示不赞同如下两种做法：

第一，盲目地拿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悬为革命的对象。他们相信，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都是上述五大祸害造成的。“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

第二，盲目地煽动和使用激进暴力的革命改造方法。在他们看来，“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最终只能是以暴易暴，“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21]

潘光旦在引言中明确表示赞同胡适文中的观点，称：不论这本集子中的文章相互间有无观点冲突甚而至于彼此抵消的地方，“至少有一点是大家可以公同认可的，即中国应走循序演进的一条路。我们决没有什么终南捷径，可以‘一蹴骤几’富强的境界”。[22]

值得注意的是，潘光旦基本赞同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政治观点，但他在这段时间里却没有就人权、自由等政治性话题发表过任何言论。他后来回忆时说过：“我在《新月》上是不写政治文章的，因为我自以为是外行，我只写些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稿子，包括所谓优生问题在内。”[23]他在《新月》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德日民族性相肖说》，然后是长篇连载的译作：《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开始讨论人权问题后，他接连发表的是《说才丁两旺》、《姓、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优生的出路》、《优生婚姻与法律》以及《一本有趣的年谱》等文章。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他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这多半也是潘光旦在这场引起很大风波的人权问题讨论中丝毫没有受到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其实也是新月派或平社聚会过程中大家尊重各家所长，共同商定大的方针后具体分工的一种结果。用胡适的话来说，也唯有这样才容易使文章更具说服力和更显专业水准。他在1929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就记述了当天平社聚会划分各自文章题目的情况，他尤其肯定了潘光旦的研究所具有的价值。他写道：

我们决定从各方面讨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从种族上”，他从数量质量等等方面看，认中国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险，数量并不增加，而质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据很可靠，见解很透辟，条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论文都能保持这样高的标准，平社的组织可算一大成功了。[24]

[1] 转见吕文浩：《潘光旦图传》，第70页。

[2] 闻黎明：《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 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转见《梁实秋杂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4] 潘光旦：《我的检讨》，1952年10月26日，北档215/13/413/4—20。

[5]潘光旦：《谈职业教育》，《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7年5月8日。参见《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6] 参见潘光旦：《近年来之知识介绍》、《尚同与尚异》、《中国今日之社会科学教育》等，《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9、65、71页。

[7] 潘光旦：《中国人与国故学》，《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27页。

[8] 潘光旦：《谈职业教育》，《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7年5月8日。参见《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17—18页。

[9] 潘光旦：《近年来之知识介绍》，《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9页。

[10] 潘光旦：《普及识字？》，《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29页。

[11] 潘光旦：《尚同与尚异》，《潘光旦文集》第2卷，64页。

[12] 潘光旦：《释“读书不忘政治”》、《尚同与尚异》，《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31—32、65页。

[13] 参见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314—317页；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253—254页。

[14]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15] 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97—298页。

[16]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1929年3月2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57—659页。

[17]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1929年3月2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59页。

[18] 转见胡适《致王宠惠（稿）》附件（1929年3月26日），耿云志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9—510页。

[19] 分见《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4（5）月；第2卷第3号，1929年5（6）月；第2卷第4号，1929年6（8）月；第2卷第5号，1929年7（10）月；第2卷第6-7号，1929年9（12）月；第2卷第8号，1929年10月（1930年1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1930年5月）；第2卷第11号，1930年1（5）月；第3卷第1号，1930年2(8)月；第3卷第4号，1930年12月；第3卷第5—6号，1931年3月；第3卷第7号，1931年5月；第3卷第8号，1931年5月；第3卷第10号，1931年8月；第3卷第10卷，1931年8月；第3卷第11号，1931年9月。注：有括号者，括号内年月为实际出版时间。

[20] 见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实际出版期应为1930年4月）。

[21]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

[22] 潘光旦：《〈中国问题〉引言》，转见《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84页。

[23] 《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摘要）》，1952年3月17日，清华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宣传组编：《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6页。

[2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1929年5月16日、26日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0—421、424页。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新月》杂志在政府当局的压迫下，作者各奔东西，迅速衰落，以至被迫停刊。在此期间，为模仿中华职业教育社刊物《生活》周刊争取读者，扩大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该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曾找到潘，邀请他主编一类似《生活》周刊那样的刊物。[1]潘最初没有答应。

1931年初，罗隆基被逼离开了光华大学，潘光旦亦受牵连被迫离去。不久，他在中国公学的兼职也受胡适离职和人权论辩风波的影响，无法继续做下去了。这不能不使潘光旦生活上发生困难。随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上海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的舆论压迫有所放松，潘光旦于是接受了余的提议，在青年会的资助下，开始创办一个新的周刊。因为把读者群锁定在青年的身上，故取了“华年”这样一个名字。

1932年4月16日，《华年》周刊一卷一号正式推出。为办好《华年》，潘光旦一连几年可谓全力以赴。他后来曾说过：办《华年》时，“从编辑写稿到出版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的太太说我头发就是在这个时候秃的”。[2]

《生活》周刊每期仅十页，大概七八篇文字，矮小精悍，其最具特色的一个栏目，也以短小辛辣著称，名为“小言论”。潘光旦学《生活》周刊，也以文章短小为特色，但因为教会在商界的关系较多，因此《华年》每期广告也多，以至文字量不大，但每期版面数却超出《生活》一倍。不过，周刊毕竟要靠文字取胜，因此，潘光旦在《华年》上也搞了一个类似《生活》“小言论”那样的评论栏目，全靠自己操刀上阵，叫做“长短论”。

为了让自己的这些小评论和社会新闻及舆论焦点能够保持同步，并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他不能不开始关注和研究那些他原本并不擅长的各种时事政治问题，包括政府的政策主张和国内各派人物的政治观点。而他此前参与《新月》杂志话题讨论和编辑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思想政治理论的熏陶，这时明显地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用他后来的话来说，自己的“一些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反独裁政权的看法”，就是在参加办《新月》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的”。[3]

因为受到胡适、罗隆基等人的人权、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权之力，对于言论者竟施以政治压迫，连同并未直接参与论辩的自己，竟也身受其害。这种经历，不可避免地使潘光旦对国民党及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开始抱以某种抵触和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自然会在他的“长短论”中逐渐显示出来。

《华年》创刊伊始，潘光旦就借着批评国难会议的话题，曲折地批评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策。他认为：政府开所谓国难会议，把讨论的“言论范围仅仅限于御侮、救灾、绥靖三个题目，而对于数年来海内喁喁属望的开放党禁和实行民治问题反置之不闻不问”，甚或“强迫大家守口如瓶，莫提片言只字”，此举实不啻在制造精神的国难。[4]

潘光旦这时不再单纯地从优生的角度来谈论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承认，中国今天的问题许多固然与他所关心的民族人才的生育问题有关，但“由于人为者亦半”。而人为原因中最大者，“莫过于这个试验五年，而根本失败的‘党治’”，和“吾国数年来所行的‘党化教育’”。莫过于国民党讲的是宪政，搞的是“训政”，实际上军人到处横暴肆虐，各地政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将军们手中，中国还远“没有兜出军政时期的圈子”。[5]

为了推动政治的改良，潘光旦像胡适、罗隆基等在《新月》杂志时那样，也利用《华年》的“长短评”要求自由、民主，批评一党独裁和思想管制，和胡适、罗隆基等在北方的《独立评论》、《益世报》等遥相呼应。[6]他甚至借着谈论陈独秀等案件的机会，对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严重质疑。

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是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租界被捕的，几天后以危害民国罪移送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军法司监狱看押，进而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次年4月开审，章士钊以律师身份为陈独秀做了无罪辩护，明确认为：不能因言定罪，更不能因反对国民党、反对政府，定为危害民国罪。

潘光旦明确表示支持章士钊的辩护理由，他并进一步指出：在欧美宪政各国，包括在日本，法律规定用暴动或革命的方法来推翻政府，构成犯罪，是有前提的。即在它们那里，人民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如投票，来推翻旧政府，选择新政府。“假使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容许人民以合法的手段（如宪政国家的不信任票之类）推翻政府的话，那末暴动一类的行动，自应予以严厉的惩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民因得不到选择政府的合法权利，也就不能不总是诉诸暴动或革命。比如，“国民党的北伐，我们叫做革命，然衡之法理，本身就是一种暴动的非法手段。但以当时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人民没有推翻它的合法手段，所以才取非法手段，事成之后，也就为天下所共谅”。

既然国民党过去反对北洋政府不构成叛国罪，那么，今天国民党也不应该加陈独秀以叛国之罪。因为，今天的国民党并不比北洋政府好多少，甚至可能做得更差。他写道：

现在国民党当政了六七年，农村是完全破产了，人民的生计，是日益困迫了，贪官污吏不减于往昔，压迫舆论摧残异己，较之北洋军阀时代有过之无不及；苛捐杂税有增而无减；监察弹劾，有类于演剧；对内敌则雷厉风行，治之务严；对外敌苟且因循，得过且过；从客观的非国民党的方面来看，可说没有一点是胜于北洋军阀时代的。这是逼迫不满意现政府的人趋向极端的一点。以国民党藉武力取得政权的成例来论，也是不应骤然加陈独秀以背国的罪名。

他据此更大胆提出，不独对陈独秀案当如此看，“对于共产党也应如此”，因为逻辑上共产党造反也是现存制度不合理逼出来的。[7]

潘光旦这时同情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和这个时候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不能不受到自身经验、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的影响，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这时在《华年》周刊上谈论共产党问题，很大程度上其实还是在旁敲侧击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

以《华年》周刊二卷二号刊登的吴耀宗的一篇专论为例，我们即不难看出他们这时是如何看待共产党问题，和如何看待共产党问题背后的国民党问题的。

吴耀宗时任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为基督教“三自”运动领导人，这个时候是这份青年会资助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文章中先是依据《大公报》记者对政府军占领的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写下了这样一段感受：“记者目睹民众生活之惨苦，居无室，食无粮，少壮者征发为军，老弱供应奔走，妇女则执慰劳欢迎之役。犹以为未尽，复破坏家族制度，抹杀伦常，父子称同志，兄弟若路人，夫妇结合名曰自由，实则受伪官府之支配。二人同居，禁止夜谈；偶语者弃市。借口肃反，肆意杀戮，故居常人人自危，朝夕莫保。凡伪政治保卫局所在地，被杀之无辜，动辄以千百数，尸骸堆积一隅，称为万人坑，而死者固十之九不知其罪之所由得也。甚者：朝令掘土为坑，名曰‘筑工事’，晚即将其人活埋于中，谓为‘没收’，其待民众之惨酷也若此。豪绅地主固在不赦，知识份子亦所必杀。种种情形，殊出意料之外。”

他解释说：“这样的记载，我们从前不是没有看见过，但从前我们总是疑信参半，恐怕它是反对者过甚其词的宣传，现在我们似乎不能不信这些纪载的真实性了。”

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记载就能够解释一切。他马上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称：“为什么共产党用那样残酷的手段，经过多少次屠杀的惨剧，到现在还能号召一部份的人，保持它相当的势力？”[8]

同样把共产党势力壮大蔓延的根源指向国民党无能和腐败的文章，也见之于《华年》其他一些文章。如有一位湘西人士撰写的通讯，就用亲身体验讲述了国民党是怎样“官逼民反”的。他写道：

湘黔边界这几年闹红军，四处蔓延，是有原因的。

湘西一向来是×统领闭关自守的地方。一二十年从没有过一回人事上的转变。一二十年的一贯愚民弱民的政策，把湘西的人民弄成了半死的状态。鼓励种烟、抽懒税，这是他发明的新法！一二十年没有设立过一个像样的中等学校，一个粗具规模的医院，就连一个仅有的乡村师范，也终归于停办。而相反的，却造成了几十万种烟的和吸烟的罪犯。这，贵州当然也是一样。

这里像没有天日似的，容收着这样一群的罪犯。他们只整天的忍受着吏卒们的敲诈和官长们的刮削，在某一时期，“警备队”这几个字，曾经变成了家庭中间恐吓小孩子的工具。

匪一天天的蔓延了，情形也一天天的严重了。我的故乡因为贫瘠的缘故，匪们从没有光降过，但因为剿匪军队的屯集，以致米涨到三四十串一斗。有钱的人也只有粗糙的米吃，中等的家庭只配吃杂粮，而穷人却只好吃“鹅儿长”，吃“观音土”了！当时也曾经发起过赈灾，贫穷的人们却已经没有了受赈的福分！忍得住饿的早已倒在野外伸长了两腿，忍不住的却已不由自主的流为匪类！

为什么政府剿了几年都不解决问题？除了上面的原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政府的官兵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的。湘黔边到处是高山，山上山下地爬起来很辛苦，结果，政府军到了这里，上士以上的都要农民用轿子抬着走，不抬就打。而且，没有兵，匪才敢来；匪去了之后，兵这才跟在后面尾追。匪来了固然要抄家，兵来了也一样会倒行逆施！兵来的时候，每餐先得替他们煮了饭才能够自己煮饭。而且村庄的贫贱他们不管，每到一个地方，则该地方的人都有纳贡“柴、米、盐、耙耙、草鞋”五件东西的义务。一二十年来就是这样！匪来了还可以躲在洞里，而兵来了却反寻不出一个走避的场所……

长此以往，湘西、贵州的百姓对于匪反不及像对兵那样怕得厉害，甚至形成了“宁愿匪杀，不愿兵扎”的普遍心理。[9]

基于上述情况，他们的看法很清楚：共产党的问题其实多半是现今这个政府的无能和腐败造成的。一方面它把许多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一方面共产党残酷，各地反共暴力一样残酷，两者半斤八两，比不出好坏。因此，共产党便剿不胜剿。

他们也由此得出结论：政府今天的武力消灭政策是不能成功的。“共产党有它的理想，也有过它相当的成就。它的所以产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制度有根本的弱点。”只要社会本身的问题存在一日，“共产党便一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此，第一，政府应该首先从制度上找到各种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源，并加以解决；第二，理当在合法的范围内“允许共产党公开的活动”，“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包括允许他们合法地尝试执政掌权。“否则，他们无路可走，自必诉诸种种非法的手段。”[10]

不过，批评、抱怨、反感、不满……都不意味着潘光旦等人想要否定，甚至想要推翻这个不民主的一党政府。正如朱光潜1949年后公开检讨的那样，这个时候多数知识分子固然“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但它到底是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大家“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大家“总还要希望它好”。因此他们批评归批评，至多也就是站在承认其合法性的角度要求它有所改变而已，并不会设想从根基上去否定它。[11]

这里，决定着多数知识分子和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角色和他们对这一角色的强烈认同感。

自隋唐以来，中国就一直在通过科举的方式，从读书人中选拔经国济世的人才。“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也是读书人一生最高的追求，是要能够从完善个人道德操行做起，养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成为有贡献于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潘光旦这批知识分子，恰好经历了科举制度停废，读书变成单纯的知识学习，与经世之学、仕禄之途逐渐脱钩的过程。但他们毕竟是受着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经世学风不可避免地在他们这代知识分子的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对优生学的痴迷，更强化了潘光旦的这种精英意识，使他深信，中华民族的复兴非要知识精英起作用不能成功。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可是，中国的读书人要想实现如此抱负，在科举年代离不开皇帝，在民国时期也离不开政府。何况，近代社会落后国家知识分子无论从自身地位，还是从情感上，都更依赖于国家民族的存在，从爱国、救国的角度，也在在需要有政府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尤其是自辛亥以来，中国受了太多无政府和分裂离乱的苦，不论什么政府，北京政府也好，南京政府也好，只要能有效维持社会稳定运行，多数知识分子通常也都不会根本反对。而系统地学过社会学，主张用优生学的办法复兴民族的潘光旦，对于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自然又看得更重。

潘光旦为《华年》周刊拟定的中心主张，就是“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他认为，和世界先进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尚在成长之期，未来中国的希望全在青年人（“少壮”）的身上。要使青年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首先要马上重建“民族秩序”，进而要推动“民族进步”。他借用传统典籍《中庸》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来表达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即是“中、和、位、育”。具体说来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达到中和的境界，则人人得各安其所，万物得各遂其生。问题是这种秩序的重建和进步的取得，包括人才的生育、培养，在在需要时间，少则三十、五十年，多则上百年，没有一个稳定、统一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想象的。[12]

当然，潘光旦能够寄希望于这个政府，也还是有他的政治标准的。

这时，决定着潘光旦政治倾向的，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他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和宪政制度；一是他认同自然万物的发展生长要各顺其适、循序渐进，不可敕移橘栽、躐等争遽的观点。因此，不论潘光旦从学理的角度怎样看共产党暴力革命的客观原因，他都不可能赞同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政治理想。他在感情上“同情”陈独秀，学理上不认同对陈独秀的判罪理由，多半因为陈根本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有言论，并无行动。当同为共产党人的廖承志、李默农（李少石）被捕时，他就明显地没有多少同情的心理了。当他发现国民党中委何香凝等利用特权影响国民党高层法外施恩颇见效果时，就接连撰文痛加批评，要求政府依法行事。[13]

潘光旦对共产党的看法，无疑是和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相联系的。和当时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共产主义主张和制度，都没有好感。他并且相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是一丘之貉，故在《华年》周刊上，凡批判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多半都会同时扯上苏联的共产制度。[14]也因此，无论共产革命的蔓延，是否和国民党统治的无能与腐败成因果关系，他也都还是会站在官方舆论的立场上来看待政府对中共的军事围剿。在《华年》周刊上，经常都可以读到有关政府“剿共”军事问题的报道与介绍。作者既会为“剿共”军事的挫折而沮丧，更会为“剿共”军事的成功而鼓舞。[15]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潘光旦在1934年8月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邀请，由上海前往北平，受聘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但他很长一段时间依旧在主编着《华年》，每期包写短评，还经常撰写长篇，其忙碌可知。

潘光旦到北平后不久，就赶上了华北事变。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亲日分子被暗杀，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天津向中国河北省政府武装示威；6月，中方接连与日本方面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被迫承诺从河北及察哈尔撤退中国军队，取消国民党机构；10月22日，日本特务机关策动冀东香河等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11月25日，原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领衔公开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各县“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南京国民政府一面通缉殷汝耕，否认冀东伪政权，一面再度对日妥协，同意成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因此基本丧失，平津及华北各省由此沦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严重危险。[16]

在平津及冀东持续升温的严重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11月27日，清华的学生首先就已经鼓噪起来了。12月9日，在北平学联的组织下，清华的众多学生，与同在西郊的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先后步行赶到北平城的西直门，要求进城示威。这一天城外的学生虽然被关在城门外，未能入城，但16日北平学联不顾各校校长联名劝告，再度发动示威游行。这一次清华的学生终于进到城内，和十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起在天桥广场举行了抗议集会。

潘光旦主编的《华年》在反对政府妥协退让、主张抵抗的问题上，一直是走在上海报刊舆论的前列的。华北事变开始后，其态度更加明显。何梅、秦土协定达成不久，天津《大公报》发表丁文江的文章，以苏俄革命之初被迫签订《布雷斯特和约》，割地赔款换取政权稳固，成功地渡过了危机的例子，来说明政府今日只要能保住西南地区做最后的复兴基地，暂时的退让未必不可。《华年》随即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反对。潘光旦亦发表短评，尖锐批评“国内的第一流学者，竟发表主张退让的言论，真使人叹中国不亡，天无理了”。[17]

正是因为潘光旦有这种态度，因此，北平“一二·九运动”一爆发，《华年》周刊马上就给出了高度肯定的评价。潘光旦在短评中公开表示：“北平的学生不避艰苦不辞牺牲而起来了，这种忠勇的精神，应该会使每一个尚有天良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热血沸腾，发生异常的感动。”“这次的学生运动，实在是代表着全民族争取解放的一种正义的呐喊，是人民反抗运动的一个开端。”面对眼下的形势，“无论在政府方面或人民方面，应该同样认清华北的局面是一种危局，自治运动不过是领土分割的一个步骤，除非用全国的力量以化全国为焦土的决心死里求生，决无别的出路……这个时候说话已经是多余的事，现在是起而行的时候了”。[18]

1936年1月7日，潘光旦经梅贻琦推荐，被学校聘为教务长。此前，他几乎从来没有和国民党人及其政府机构打过交道，担任教务长之后，和国民党及政府机构的接触自然多了起来。潘做教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教育部的安排，和梅贻琦及全国各校校长及学生代表三百余人一起去南京蒋介石那里集体“聆训”。[19]同时，北平国民党学生乘机组织了“献剑团”，他还受命带领清华大学的四个国民党同学，在南京参与了向蒋介石献剑致敬的仪式。

这次的经历并没有改变潘光旦对国民党的批评态度。

2月11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告国人书》，扬言许多所谓救国团体，实则背后是共产党，阴谋颠覆政府。随即，南京政府发布《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北平当局很快在全市高校展开了逮捕行动。潘光旦利用《华年》周刊公开发表了批评的意见，他坚持认为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斗争是正义的，政府应加爱护。学生中固有“抱政治色彩的分子”，甚或“反动分子”在幕后起不好作用，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把整个学生运动便视为危害秩序的暴乱行为”。[20]他断言，学生的激愤，根本上在于政府自“九一八”以来根本无法赢得民众的信任，怪不得学生运动。如果政府想要挫败共产党的阴谋，就“要以事实战胜共产党，不必‘先给以一个恶名词，然后再绞死它’”。[21]

但与此同时，教务长工作本身，却不可避免地使他开始陷到一种两难的境地。从学校的利益出发，在校长的领导下，作为教务处长，他不能不开始出面维持校园秩序和推动学生复课。就在这个时候，正好发生了清华大逮捕事件，一下子把潘光旦推到了左派学生的对立面。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学校与北平学联无法就复课事达成妥协，清华大学没有举行考试即于1月5日提前放假。2月1日，学校开学，并同意给学生三周时间进行复习。但学生救国会仍不接受，并扬言学校如不同意将集体拒绝补考。不得已，学校将此一问题提交教授会讨论。19日下午，清华大学教授开会讨论，学生救国会主席黄诚[22]等得到消息，聚集数百学生在校内先游行一周，然后将开会地点科学馆围堵起来，高呼口号。他们明确提出：“为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和生活，要求免考。”

潘光旦作为教务长不能不出面处理这一情况。但他虽极力劝说学生代表，却未能奏效。黄诚等见和潘光旦谈不出所以然，遂带领学生强行冲入会场，逼迫教授们当场改变决定，实行免考。[23]此举激起全校74位教授强烈反感，以教授会主席张奚若为首，当即愤而宣布辞职。第二天，有68位教授签名辞职宣言即刊布于天津《大公报》上。[24]

当晚，学生会亦意识到问题严重，因而公开声明误会。但21日，教授们已拒绝上课了。梅贻琦这时不在北平，得知消息后一面紧急来电安抚众教授，一面马上动身从南京赶回。潘初次面对这种情况，无力解决，颇感悲观。他公开告诉记者，此事只能等待梅校长返校处理。[25]

学生救国会的粗暴行径不可避免地使不少希望好好学习的学生倒向了国民党同学一边。他们随即组成了“护校团”，要求校方严惩救国会，并要求清华学生会退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北平学联。同时，他们并向北平地方法院提出控告，控告清华救国会负责人黄诚等12人任意散发传单，诬蔑护校团成员为汉奸，毁坏名誉。[26]

23日下午，梅贻琦回到清华。次日即召集全校学生训话，潘光旦和秘书长沈履陪同梅步入大礼堂，受到全体学生热烈鼓掌欢迎，充分显示了梅的威望和学生对平息冲突的强烈期望。梅贻琦明确表示，部分学生包围教授会，要求免考，不仅严重失礼，而且破坏学校纲纪。救国团所提免考要求和所谓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均断为不可。救国会黄诚等人“本应立即开除学籍，姑念该生等事后已知深自引咎，特每人记大过二次，以资儆戒”。[27]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清华左翼学生与校方冲突的同时，北平当局亦乘机开始分批到各校逮捕有共产党背景的学生领袖和鼓动示威的左翼教师。29日，北平警察局来到清华大学按国民党学生提供的名单进行逮捕。北平学联和清华大学中共党团骨干蒋南翔、姚依林等均被抓获。只因警察来的人手不够，清华学生会救国会的数百名学生在黄诚等率领下群起而攻，把蒋、姚等又抢了出来。

愤怒的学生随即烧了几个国民党学生宿舍里的东西，同时还把怒火发泄到了教务处长潘光旦的身上。成群的学生冲进校警室，围住正在那里代表校方和警察便衣交涉的潘光旦，痛斥他与警察密谋串通诱捕学生。正当激愤的学生对残疾的潘光旦推推搡搡的时候，闻讯赶来的梅贻琦大声呵斥，才把潘解救了出来。[28]

潘光旦会被学生认为与军警有勾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几天前左派学生李孝芳怀疑同宿舍的国民党学生纪云秀在悄悄制作左派学生的黑名单。消息传开后，救国会的学生愤而开会决定要将她逐出学校。潘光旦得知后，马上把她藏到一个教授家里躲起来，然后连夜把她送出了学校。左派学生对潘光旦的做法本来就极为愤慨，现在更相信军警就是按照这个纪云秀绘制的左派学生骨干宿舍位置图来抓人的。[29]

潘光旦来清华不过一年多，做教务长也才不过一个月多，他和国民党学生接触的机会更少，更何况他是社会学系教授，纪云秀是地理学系学生，平时亦无来往，因此，他出面保护纪安全离校，在他不过是基于教务长职责，想要避免学生中间发生意外伤害罢了。有关这一点，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钱伟长也讲到过相反的例子。

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是左派学生，这段时间闹得较凶，潘是教务长，不止一次地找过他们谈话。但谈归谈，“完了之后，他总把我留下，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对外头不要宣传，我们是做缓冲的人。’他说：‘我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了两名学生会主席，也都是开除之前先把他们安排妥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应付南京”。[30]

潘光旦代表学校开除学生会主席黄诚等人的事发生在1936年6月。在此之前，由于陕北红军东渡黄河攻入山西，扬言到河北抗日，日本人搞了一个《华北防共协定》，意图迫使这时负责在冀察绥靖公署主持军政的宋哲元接受和签署。双方从3月中旬开始就此进行接触，一个月后正式谈判，谈至5月初，宋哲元始终不能接受日方的部分条件，再加上陕北红军高调发表《回师通电》，撤回了黄河以西，此一谈判遂不了了之。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机关报，巴黎《救国时报》5月15日却刊出《日宋联合剿共军事协定》条文，中共地下党组织马上策动平津学生通过罢课向当局示威。[31]此一罢课行动随即引来冀察绥靖公署下令取缔各校学生团体，从而又引发学生团体更大反弹，罢课行动进一步扩大。

由于学校受到冀察绥靖公署的强大压力，潘光旦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多次找当时黄诚、陈元等学生领袖谈话，要求他们劝告学生马上复课，均不得结果。6月13日，清华部分学生仍旧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抗议大游行。

15日，教务处按冀察绥靖公署要求贴出取缔华北各校学生团体的命令，同时宣告18日照常举行学期大考。但次日黄诚、陈元等召开救国会学生大会决定继续罢课，并发表了反对取缔学生团体的宣言。他们不仅决定无限期停课，而且组织纠察队拦阻18日按学校要求前去考试的同学进入考场，致使考试无法举行。眼看无法避免风潮扩大，为防止再发生大逮捕的情况，梅贻琦和潘光旦等商量决定再度宣布提前放假。

得知校方要提前放假的消息后，黄诚等又一次前往教务处质问潘光旦。此前，潘光旦就已经告诫过黄诚等人说：“公安局又来传讯了”，希望他们几人尽快离校。实际上，近一年来夹在当局和激进学生团体中间焦头烂额的校方对黄诚、陈元等学生领袖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了。即便如此，潘仍希望做他们的工作。他再度提出，如果他们能带动学生复课并参考，或还有经过教授会改变校方决定的可能。但他的这一要求不可能被黄诚等接受。教务处第二天即公布了校方的提前放假决定。

决定公布后，鉴于黄诚等2月份刚受过记大过两次的处分，这次又不听劝告再三带头违抗学校纪律，梅贻琦与潘光旦开会决定再做纪律处分。

6月28日，教务处贴出布告，宣布将已经受到记大过处分的学生救国会骨干陈元、黄诚、吴承明、刘毓珩四人除名，同时对另外13名同学给予记大过两次的处分。为阻止学生会、救国会、民先队等各种学生团体继续利用学校提供的场地和便利，组织抗议活动，经校方决定，由潘光旦代表学校，以教务处的名义，明令解散了学校中所有课外活动团体，收回了此前学校提供的一切活动场所和资料图书便利。对左翼学生负责编辑的《清华周刊》，也明确规定文章必须写明作者的真名实姓预先抄送教务处审查，否则将予以处分。[32]

不难看出，在思想上原本充分肯定和支持北平学生抗日行动的潘光旦，作为清华教务长却不得不执行职务，而保护学校整体利益和爱护、支持学生无法兼顾的结果，是他在众多清华左派学生的眼里明显地成了压制学生运动的校方代表。[33]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1935年华北事变所造成的民族存亡的危机感，1936年上半年清华左翼学运所造成的学生与政府，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对一向性格温和中庸的潘光旦形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这种冲击明显地在1936年春夏以后潘光旦的思想言论和政治倾向上显现了出来。最重要的两点迹象就是：第一，潘光旦在这一年夏秋之交加入了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二，《华年》“长短论”对学运、内战和对政府与共产党关系的问题上，态度发生了变化。

中国国家社会党，又称国社党，由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人于北平秘密发起筹备，1932年4月16日秘密成立，并发行《再生》周刊。[34]1934年7月在天津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组成，并秘密在北平设总部，在天津、上海等设有分部。[35]

该党成立，一方面是基于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厌恶，一方面是基于对共产党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主张影响之恐惧，主张“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本位之立场”，政治上要求厉行民主，以集民众之智慧，经济上反对走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提倡计划经济政策”，以统合公私经济发挥国家建设之全力。该党并承认人的智力和教育有高低，兴趣分工有不同，不同党派群体利益各异，故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强调应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参政的多元化，使专家即知识精英多承担国家治理的责任，以减少党派对政权的操纵与利用。[36]

国社党的骨干多是潘光旦的朋友、同学，或过去大江会的成员。其主要创办者张君劢是他的同乡，父辈还有世交，回国后也是最早帮助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和他政治上的引路人罗隆基也是国社党早期的创办者之一。他最好的一位同学好友梁实秋早他一年来到北平，也加入了国社党。况且，国社党的政治理念在不少地方也与他复兴民族的想法很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到北平没有理由不再度和他们结合在一起。

潘光旦1934年夏到北平后，就常和张君劢、罗隆基、梁实秋见面，张君劢也不止一次动员他加入国社党，但他最初却没有动心。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是他对政治原本并不十分在行和热心，且一直反对学生入党，自己自然不想卷到党派政治当中去，何况该党这时还是一个秘密组织。第二是他到清华后工作负担加重了许多，除了他的专业研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外，教学、校务的工作都相当繁杂，他还得兼顾朋友的稿约，同时还不能完全放弃上海《华年》周刊的编辑和撰稿。因此，他也确实分身乏术，顾不过来。

但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特别是1936年他在学校所经历的种种困境，使他的想法明显地发生了改变。

潘光旦办的《华年》周刊，除了国际关系的话题外，就是他自己较熟悉的民族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几乎从不正面讨论民主政治和宪政理论之类的大问题。即使有讲民主、批专制的文章，内容也多是在批德、意、苏的制度和政策。[37]潘光旦每期也会做几篇几百字的时评，和同时刊行的《独立评论》、《再生》、《国闻周报》、《国讯》、《大众生活》、《自由评论》及《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上的言论相比，其分量、深度、尖锐性和敏感度，都远逊一筹。但这并不妨碍他有自己的观点。

比如，1933年3月初，梁实秋在《大公报》撰文讨论青年思想左倾危险的问题，主张政府应该通过给予青年充分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和学术自由，来解决这一问题。

对此，潘光旦就很快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青年思想左倾，并不纯粹是因为当局压迫和某种主义宣传的结果。当局的容忍，至多能让青年的逆反得到一些缓和，却解决不了青年逆反的情绪。青年所以会产生反抗心理，根本问题还在社会本身，也唯有社会本身出了问题，某种主义的宣传才能得乘其间。因此，光讲自由是没有用的，“人类文化的进步有两个主要的要素，一是自由，二是公平”。“没有了公平，自由是真的站得稳的么？”[38]

又如，1933年4月12日，罗隆基主笔的天津《益世报》发表言论，批评蒋介石“匪未剿清前，绝对不言抗日”的演说，主张政府应“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39]

同样的话题，《华年》周刊随后发表的评论却调和两者说：大家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双方都没有认清‘先后’的意义”。假若作“缓急”讲，理论上即有双管齐下的问题。文章用汪精卫的病为例，称：“汪院长本来有糖尿症，最近又患背痈，糖尿病好比内乱，背痈好比是外患，医生说糖尿症容易引起痈疽，不错，但我们绝不能说因为须治本安内的缘故，把背痈搁在一边吧。”[40]

一直到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潘光旦虽然备受冲击，基本观点上却还是站在学运的一边，不赞同胡适，以及自己的好友梁实秋的观点。

如梁实秋在1935年底就公开撰文表示担心学生运动会受到“少数人操纵”，届时学运不仅无助于民主自由的取得和民族统一的实现，反而会成为削弱国家力量的“恶化的群众运动”。[41]

对此罗隆基并不同意，他到1936年3月还以《万般有罪，爱国无罪》为题，明确表示：“想操纵想利用智识阶级与青年学生者，固有人在。倘认智识阶级与青年学生都能为人操纵利用，都肯做人爪牙工具，又未免过分轻视了他们。”[42]潘光旦的《华年》周刊很快公开响应了罗隆基的说法，它并且明确认为：学生运动即使有转趋极端的倾向，多半也是政府不能满足学生最低限度愿望，且施以压迫造成的。“无论如何学生中间绝没有组织颠覆政府的企图。”[43]

无论是肯定学生运动的正当性，还是否认学生有颠覆政府企图，对潘光旦来说，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反对政府用学生运动阴谋破坏为借口，继续对日妥协和对内独裁的错误政策。但应对清华学潮的经历也使他越来越清楚，“政府的一时不能见谅于学生”，也并非毫无理由。[44]当年5月底两广地方势力发起的以抗日为名的反蒋事变，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种意识，他对学运的观点也由此而明显有所改变。1936年6月，针对两广事变所引发的国内统一问题的讨论，《华年》周刊首次以时评的方式，正式系统而全面地表明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文章表示：

我们第一个根本观点，认为无论采取任何方式的内讧，本质上就是国力的毁损，减弱抵抗的力量，替敌人的侵略做开路的工夫。

我们的第二个根本观点，认为无论就实际上说或从法理上说，只要南京政府有一线的抗敌的希望，就应该不计代价的维持它，不特维持它，而且应该加强它的抗敌的地位。一个人尽管对南京政府的不满是怎样的深，无论如何，他不能否认，这个距理想甚远的政府，是国内最强有力的真正可资凭藉的抗敌力量。人民可以用种种的方式去推动这一个机构向较近理想的一端前进，决不能因为距理想甚远因而就一举把它毁了……

我们的第三个根本的观点，是对于近来所盛传的联合战线的一点的……在国家的危殆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境地之时，执政的国民党在道德上没有权利可以积极排斥和消极拒绝他人或他党派的合作，因为党的生命比个人长，而国家的生命又比政党的生命长。但联合阵线这一个概括的原则，必然包括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国民党仍不失为国内有组织的最大势力，忽视［这一］事实而放言高论，结果是不会有任何成就可言的……

我们第四个根本观点，是关于共产党的。我们认为既然主张各党派的联合，无论在道德上、在事实上就不能拒绝他们的合作。今日谁都不能否认共产党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实际力量。无视共产党之实际势力，正如无视国民党之仍为国内有组织之最大势力，犯同样的错误。它既然客观地存在着，因之，我们认为应该给共产党以法律地位。但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武装组织，所谓“红军”也者，认为必须解散。如果不能自动解散，便须强制加以消灭。任何政府不能让另一种颠覆自己的武装组织存在，同时任何政府有扑灭颠覆政府的任何武装组织的权利。[45]

蒋介石南京政府有效解决两广事变之后，潘光旦等人更加相信：“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要的条件。无论何种代价何种牺牲，都必须求其实现。但阻碍完成统一的人物或势力，都必须加以彻底的扫除。”[46]因此，他们一改过去批评“剿共”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的说法，开始明确反对任何“以剿共为不可容忍之内战等的议论”，说：“一个国家，无论其政体如何，在国内只能容忍一个军事系统，换言之武力应为国家或政府所专有，在常态之下，这一种武力的作用，在于国家主权及领土的防御。在不容异党存在的独裁制的苏俄和意、德固然不必说了，就在多党制的英、美、法，政党尽可以林立，军队系统却也只有一个，而且只许有一个。政党可以轮流上台，在上台之时可以合法的支配军队，但决不能在军事系统之外另行培植自己的武力，如果有，那就等于对国家的叛逆。同样，一个在野的政党，只有诉诸人民推翻政府，决不能公开招兵买马，造成一种武装力量，来与当局对抗……要一个政府容忍另一种以推翻其本身为目标之军事势力的存在，在我们是不可设想的事。”[47]

也正因为如此，眼看日本入侵危险愈益加深，蒋介石南京政府一步步成就了国家统一，对日态度也渐趋强硬，潘光旦也越发对政府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他们因此开始对北平的激进学生为何硬要反对和破坏政府的权威地位感到难以理解。

1936年11月，在日本人的策动下，分裂势力伪蒙古军政府试图用武力驱赶驻守在绥远的中国军队。得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援助，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指派傅作义为总指挥，率晋绥主力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并乘胜于11月24日收复了被伪军占领的国民政府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

对于这一作战及其胜利，国内各派及舆论几乎一致欢呼并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清华学生救国会却对南京政府的抗战诚意公开发出质疑。他们负责编辑的《清华周刊》，虽然受到校方的监督，却还是拐弯抹角地发表质疑的言论。而清华学生救国会又受北平学联领导，学联更是尖锐指责政府对绥远抗战有意延误，且组织不力。为此，北平学联更不惜在百灵庙战役进行的同时，发动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向南京政府举行示威。[48]

紧接着，得知绥远战役再告停止，北平学联又发动全市学生大游行，抗议政府再度妥协。而得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一举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后，北平学联则马上开会通电公开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所提要求。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在北平的众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华年》周刊这时的态度也表现得很激烈。它撰文尖锐批评道：

绥战发生以后，中央政府虽遣派军队运至绥东前线，且绥军的军火军械都由中央接济，然而北平的左倾分子领导的学生救国联却尽力宣传中央抗敌的无诚意，中央军并没有开到前线，甚至丧心病狂的挑拨绥军与中央军的恶感，说中央军的开绥目的不利于绥军。百灵庙大庙的克服［复］，学联并无热烈的表示。但一至蒋介石先生被劫持于西安，全国惶惶，人心震惧之际，学联却立刻兴高彩［采］烈开会通电，响应张学良的八项要求。胡适之先生因为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主张讨伐西安的叛逆，学联居然露出狰狞的面目向胡先生警告，宣言将以最后手段对付。

《华年》周刊为此破天荒地在两期里用了数千字来讨论这个“共产党问题”。他们明确认为，共产党“始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与我们民族的存亡强弱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它的严重，倒不在于那几万势穷力蹙的残匪，真正的危险，乃在于它各种外围团体（过去的社会科学作家联盟、争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等，今日的各种救国会、所谓联合阵线、人民阵线等等）的活跃，在于它的深入于一般青年，尤其是学生之中的偏激思想。北平的学生，自去年学生运动发动以来，就有一大部分受此类所谓左倾分子的领导；这批的学生，本身大抵是极优秀的、敏感、富于热血、疾恶如仇、不热中［衷］于权利［力］，但正唯如此，一旦受了麻醉或催眠以后，他们的倒行逆施，便无所不用其极。

时评完全改变了此前对共产党问题的那种学理式的分析方法，公开表示了对于共产党在感情上的厌恶和反对。他们甚至写道：“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就对外而言，只是苏联用以推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它的作用，与傅［溥］仪、殷汝耕可谓异曲而同工。”就对内而言，“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经成为纯粹军事冒险的机会主义者的集团，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一个政党所应该有的伦理基础”。既如此，“在这种状态之下，一个有良知的人民能够赞成容共或联共么”？

他们的结论是：第一，“在建国的过程中，我们第一的要求是统一，为了统一，就必须消灭此类割据的土匪组织的畸形势力”；第二，“我们不反对与共产党合作，但必须共产党本身成为真正的政党以后，必须它放弃了重视苏俄的利益甚于中国的利益以后，必须它把畸形组织解散以后”。[49]

自1935年以后，潘光旦已经不在上海，因此他未必需要为这个时候《华年》周刊上发表的所有的时评言论负责。但是，他去北平教书后并没有脱离周刊的工作，仍是《华年》的股东和合作者，[50]一直参与编辑事务，并继续大力供稿，包括坚持办“优生副刊”等。故上述“我们的根本观点”，和周刊继续不署名的以“我们”的名义发表的时评，显然也是有他意见在内的。

况且，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还不仅仅表现在他主办的这份周刊上，同时也反映在了他处理清华学潮的态度上。

身为教务长，潘光旦这一年被学生此起彼伏的集会、示威、游行、罢课和内部冲突早就弄得焦头烂额了。他越来越看出来，从北平学联，到清华学生会、救国会及民先队等，左翼学生团体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对抗南京政府上面了。他并且对左翼学生把《清华周刊》当成传播北平学联激进主张和宣扬苏联成就的工具，深为不满。周刊在绥远事件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以及宣扬北平学生向政府示威和罢课的行动，尤其让潘光旦不能忍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了全国各界，北平各大学校长和教授纷纷集会，并通电要求张、杨“悬崖勒马”，恢复蒋委员长自由。清华大学教授会特别在16日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罪恶昭著，应请政府迅予讨伐。[51]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清华周刊》主编王瑶却在事变发生后发表《西安事变》为题的时评，不仅不谴责张、杨，而且还拐弯抹角地为张、杨辩护，反对南京中央的讨伐行动。[52]王瑶的做法明显地激怒了潘光旦。因为潘光旦和清华教授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震惊之余，无不为中国可能再度陷入内战深渊和引来日本入侵而焦虑万分，他自然无法容忍在他管理下的《清华周刊》发表如此态度的文字。为此，他亲自找到王瑶，严厉要求王改变态度。王随后不得不另发时评，顺应教授会的提法，批评张的做法“是一个违法的越轨行动”，并表示张学良应当“释放蒋委员长回京”。[53]

12月25日，西安事变终告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经洛阳回京。然而，就在当晚，清华学生间竟又发生了一场群殴事件。

据不满左翼学生会的历史系学生何炳棣回忆，起因是他当晚闯到学生会办公室，抢走张学良等津贴民先队四百元的收据一张，他们几人又去搜查了平斋左翼同学的宿舍。因为西安事变在出乎北平学联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左翼学生当晚正处在“惶惑”和“沮丧”之中。这种情况下，被右翼学生抢去他们与张学良串通的证据，自然引发了左翼学生的狂怒，马上就和兴高采烈的右翼学生打了起来，因而“造成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殴”。[54]

据左翼学生李孝芳回忆，当晚，“国民党学生刘安义等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救国会，看守住大门和电话，对着救国会主席王达人同志拍桌子大骂，大喊要打，并且翻箱倒柜地把救国会的文件一抢而光，然后刘安义等三十多人又跑到平斋搜查了两位进步同学的宿舍。……那些特务学生们又举行了火把游行，还把清华周刊在体育馆前面全部烧光”。[55]

不论双方谁的说法更准确，当晚潘光旦确实赶到了现场，并带领教务处职员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一混乱场面平息了下来。尽管事情是右翼学生挑起的，但梅贻琦和潘光旦显然更反感一直在制造学潮的救国会等激进学生团体。故两天后，教务处张贴出来的纪律处罚是：解散清华学生救国会，取消民先队，对救国会委员等11人各记大过一次或二次，其中救国会委员华道一等还被开除了学籍。而右翼学生中却只有何炳棣、刘安义被各记大过二次和一次。[56]

除此之外，鉴于《清华周刊》接连发表出轨言论，校方难以掌控，半个多月后，校长办公处还进一步发出通告，决定将已经有22年历史的《清华周刊》“即日起停止出版”。[57]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因梅贻琦校长等刚好应中央政府之邀，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离校，潘光旦、沈履、叶企孙等负起了处理校务的责任。由于战争没有马上打起来，故开始时潘光旦特地告诉梅贻琦不必担心，其电称：“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58]但几天后，注意到此次冲突不似过去的各种局部摩擦，平津危在旦夕，故他再电梅贻琦时，已经有点沉不住气了，急迫地要求梅绕道太原、大同返回北平。其电称：“和平望绝，战机已迫，盼急设法绕道正太平绥反［返］校”。[59]

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进而向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撤退西苑驻兵，四十八小时内撤走北平驻兵。次日中午，叶企孙召集各系负责人，提议大家进北平城暂避。得知消息后，潘光旦复召集各系负责人谈话，明确主张为学校不致混乱计，大家不要都躲到城里去。[60]

29日，北平沦陷，清华师生被迫开始分批离平。8月下旬，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这才有了去处。潘光旦是和第三批南下的师生于9月14日离开北平，经过十三天，才辗转抵达目的地长沙。随后，因南京陷落，复受命迁校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下师生，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正式开学。潘光旦自此在昆明一待就是八年时间，直到1946年“李闻案”后才离开昆明。

面对国土受到外敌蹂躏，国家民族命悬一线的情势，潘光旦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更加坚定地站在了依靠和拥护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虽然，他并没有像国社党主席张君劢那样，公开批评共产党不该另搞一套，要求共产党服从政府的政令、军令，把军队的指挥权“托之于蒋先生手中”；[61]也没有放弃其固有的人才培养的观念，仍旧坚持反对把宣传灌输强加到教育上来的做法，[62]但他不再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政府统一政令、军令，相信战争期间政权必须一统的态度，和国社党抗战开始后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在抗战期间，潘光旦对国民党的政策也有种种不满之处，但基于抗战的现实，他多半并不公开站出来反对。在整个抗战期间，潘光旦公开和官方发生的一次争论，也是官方对他一篇文章不点名的批评所引起来的。

那是在1940年上半年，他基于一贯的思想，发文阐述“宣传不是教育”的观点，指出硬把宣传的办法拿来向学生进行灌输，只能使学生完全丧失理智的判断力，沦为政治的工具。对此，《中央日报》和国民党中宣部长分别发表社论和文章进行批评。潘光旦因此不得不撰文加以辩驳。他说明，自己对国民党及其党义并无成见，甚至充分肯定三民主义的贡献，问题是，学校教师不能因为这一点就都成了三民主义的宣传家，要对国民党三民主义宣传不力承担责任。何况，这世上也还没有任何一派的思想、学说、主义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只能当成宗教来膜拜和宣传了。而且，今天的国人，只要“爱国家、爱民族、拥护国民政府、支持抗战建国的国策”就够了，也并不需要人人都去信仰三民主义。[63]

事实上，潘光旦长期以来都是主张思想独立，反对政治宣传的。他这时曾专门翻译过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尔杜斯·赫胥黎的一本书，取名《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现代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人们从孩提时起，就会陷入政治宣传的天罗地网之中。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要努力让青少年明白，一切报纸、广播、电影给我们的信息，都必须要加以质疑。但是，这并不妨碍潘光旦及其所在的西南联大的众多教授一致拥护国民政府，甚至在很多问题上站在政府的一边。

以潘光旦积极投稿的《今日评论》周刊为例，该刊的主办者钱端升是联大教授，虽然有国民党员的背景，却倾向于自由主义。因而该刊的作者，也基本上都是联大教授和其他政治诉求差异不大的主张宪政民主的撰稿人。该刊一方面拥护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宪政。即使是始终公开坚持多党政治理念和民主宪政诉求的罗隆基，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就再三公开宣称：“国民党在今日宜于当权，绝无问题。”中国今日各党派“不仅不应存丝毫夺取国民党政权的野心，并且应竭诚赞助蒋先生的成功”。[64]

抗战期间，潘光旦基本上没有主办过刊物，因而也很少发表时评一类的文章。包括在1939—1940年间《今日评论》上教授们热烈讨论宪法草案和一党多党问题的时候，因为专业较远的关系，他也没有就这方面的话题直接发表过言论。但遇到重大政治事件时，他也还是会曲折地表达出他的看法的。

比如，1941年1月中旬，顾祝同的第三战区聚歼新四军军部数千人，造成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许多非国民党的社会名流和知名学人都公开通电，深表“惊骇”和“遗憾”，《今日评论》则坚持拥护政府观点，称：

抗战以来，无论国民党党外或党内，所有党派都宣告拥护三民主义和宣言拥护抗战到底。全国所有的人，除了汪逆汉奸以外，没有一个人敢反对政府或反对国策的。每人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抗战求全；每人都只有一个希望，即抗战胜利。这种全国一致的现象，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鲜有的。我们今后必需［须］保持这种团结的情况，然后我们才能有光明的前途。然而，我们同时也不能允许团结的口号给分散力量者所利用。倘使有人口谈团结，而事实上作违反军纪，破坏团结的行为，则我们主张政府是要伸张法纪的。[65]

目前我们所一致期望的，只是素来效忠抗战的中共同胞，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翻［幡］然放弃破坏统一的行动，服从军令，严守纪律，共同努力以求最后胜利。在国事现阶段上，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我们只得在不妨军事范围以内，逐渐企求政治问题之合理解决。以武力从事政争，根本不是政党活动，而是军阀的惯技［伎］。在此时尤当力求避免，因为任何形式的内战，都足以破坏我们抗战的使命。[66]

对皖南事变国共之是非问题，潘光旦没有直接的评论，但他在不久后讨论青年学生对国家政令的态度时，很明白地表明了他在这类事情上的看法。

他明确认为，学生不能因为政府的规定不合自己的利益，就动辄抵制。政府的政令军令纵使有不合理之处，作为学生或国民，都有遵守的义务。因为，这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他写道：“一个人可以不赞成一种政令，但不赞成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妨碍他的遵守的行为，反过来说，遵守的行为也并不一定会埋没他的不赞成的态度。天下的事理，既不容易有斩钉截铁的是非，社会的举措，又不容易有黑白分明的利弊，则一种政令之出，我们势不能取一种求全责备的态度，而说一定要如何如何的合理，如何如何的有利无弊，我们才肯降心相从。真要如此的话，势必至于政令不能出国门一步。那时，不要说统一谈不到，连国家的组织也将根本无法维持了。”

他进而举出皖南事变后许多青年学生在校园里激烈谴责新四军时的态度，提醒他们，既然他们反感新四军违抗军令政令，他们自己就更应该严于律己。他说：“不久以前，在所谓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大学里很大一部分的忠公体国的青年，或在壁报上，或在座谈会里，或在朋友谈话之间，发表了不少义愤填膺的议论，最大的目的是在统一，在谴责违反军令与政令从而破坏统一的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大学青年们只须稍稍的平心静气，反躬自问，一定要觉得爽然若失。”[67]

基于此种心理，再加上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再表现出高度推崇的态度，在某些方面也和潘光旦主张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他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身不免也还抱有相当期望。直到1943年，他的这种期望依旧时隐时现。

如国民党这时召开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就撰文表示衷心赞赏，称：大会发表的宣言“我读了之后很兴奋，很感动。他可以证明近年来青年的志气并不消沉，思想并不混乱，很多朋友的过虑是不对的”，在“读了这篇郑重的宣言以后，也不难纠正过来”。他希望的只是，大家能够更积极地负起责任，主动地去引导历史前行。[68]

蒋介石这一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引起众多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反感。闻一多就明确讲，他过去对蒋一直抱有好感，此书出版后，他的看法才开始大变。因为，“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69]

同样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潘光旦却全无这种感觉。他甚至从中看出与自己观点上相同之处。在撰文讨论中国人习性中“无组织、不守法”，即“散漫、放纵”，却以为“自由”的情况时，他专门引述了蒋的这本书，称：“最近我们都读到当轴颁布下来的一本极端重要的新书：《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也讨论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似乎书中先讨论到的那一种自由，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自由，就是散漫与放纵，而后来讨论到的那一种是真自由。我对于这两节讨论都极赞同。”

他只是希望蒋能于再版时把真假两种自由稍加区别，把假的加上引号，说：“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得更分明，而读这本书的国民更进一步的知所适从了。”[70]

很显然，无论是和闻一多，还是和罗隆基等清华出身的老同学比，潘光旦这时在政治上都是更倾向于与这个他未必满意的中央政府进行合作的。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潘光旦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自然是因为他的自由民主的原则立场。有关政治民主的话题，因为不是他的理论擅长，他谈得不多。但是，有关自由和学术、教育，以及和人的关系，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也介绍了许多西方的学说和经验。他之所以再三表示反对政府的训政乃至训育的政策方法，特别反对在学校设训导处，反对把党义宣传引入教学，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也正因为如此，他自然不满意国民党坚持一党政治，限制民主自由的现状。当他的老朋友罗隆基加入新组建的民主政团同盟，邀请他参加时，他马上便欣然响应了。

民主政团同盟的形成，是1939—1940年大后方一度兴起的民主宪政运动推动的结果。由于国民党当局很快拒绝了各派人士“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诉求，随后爆发的皖南事变进一步使他们深切感受到，非有中间势力的介入和政治的改进，国共两党的矛盾冲突难免会把中国引向一个内战的局面。皖南事变后，在帮助国民党当局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过程中，各中间党派领袖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们联合起来的作用，故他们很快密切协商并组织了起来。用罗隆基的话来说：当时大家都“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这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在重庆的一些党派的领袖和一些民主人士就商议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间派的集团，以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结果就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71]

换言之，就在潘光旦依旧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观点，基于拥护政府、维护统一的角度来看待皖南事变的时候，同为国社党领导人的张君劢、罗隆基等人，却和其他中间党派秘密筹划组织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第三种力量的组织。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行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人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双方并由此开始了密切的协商与互动。

1941年3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职教社黄炎培为主席（不久由张澜接任）、青年党左舜生任总书记，解放行动委员会章伯钧任组织部长，国社党罗隆基任宣传部长。

1942年冬，罗隆基来到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创建民盟地方组织。各党派合同组织一个机构，又是老友罗隆基主导，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为目标，潘光旦自然积极协助。次年5月，民主政团同盟第一个地方组织，即昆明支部正式成立。罗隆基、周新民、潘大逵、潘光旦、唐筱蓂为支部委员，罗为主任委员，周任组织员，潘大逵任宣传，潘光旦任总务，杨怡士任秘书。罗再去重庆后潘光旦还接任过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楚图南继任。支部还办有《民主周刊》，潘光旦是首任杂志社社长，后为闻一多，再后为潘大逵。[72]

不过，潘光旦虽然是民主政团同盟云南支部的骨干，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但是，他与支部中人在个别关键性问题上却并不十分协调合拍。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苏联，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与民盟走得最近的共产党的问题。

严格地说，潘光旦对苏联的看法和对苏联制度在中国复制的担心，最初还是从胡适、罗隆基等人那里来的。那是他回国后开始参与办《新月》杂志时候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德、意法西斯制度出现，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公开主张实行政治专制制度的国家。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胡适、罗隆基等经常在《新月》上发表对苏俄制度的批判文章，并借此抨击国民党的一党政治。

比如，他们强调：“近代各国的宪法中，第一件事就是明文规定国民自由和保障这种自由的方法。”但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欧美各国所取得的这种自由，在现今的俄国却完全没有。在俄国，“国中不许有批评或反对政府的报纸”；人民没有集会、结社的权利，更绝对没有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见的可能；甚至就连研究和讨论学术的自由也没有，任何教员或职员若对现行的制度表示怀疑或不满意，或在学术上抱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多半都要立刻被政府革职；而“凡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受嫌疑的人，国家就可以捉拿”，判决的权力，更是完全握在警察机关的手里。[73]

再比如，罗隆基在一篇题为《我们需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的文章中即借着批评苏联政治制度的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其文称：国民党坚持“以党建国”、“党在国上”，说是总理的遗教。但孙中山的这个思想却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而苏联的这种制度根本就是独裁制度。独裁制度下不仅没有国民的自由权可言，也没有长治久安可言。因为只要是独裁，就有反独裁的反抗。并且，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 “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74]

办《新月》时，潘光旦并没有评论过苏联的政治制度问题。但因为他同样坚信自由民主，相信人必须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接受教育，因此，当德、意法西斯先后上台后，他不仅极端反感德、意的法西斯专制，而且也开始显示出他对苏联式专制制度的厌恶。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一方面要痛斥国家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又情极的亟欲把中国推上同样可怖、同样否认自由与人权的共产主义的光明之境”？事实上，“自由不能在纳粹主义的德意志立足，但也决不能在共产主义的苏联立足。如果真为自由为民主着想，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应该受同样的排斥”。[75]

到了1936年，潘光旦已经明确地开始把德、意、苏相提并论了。他曾形象地说明了专制制度的可怖：“一位国社党人在无线电播音台上叫希脱拉万岁，于是数十万数百万的国社党徒便自然而然地伸起他们的右臂来；墨索里尼说各人应为国家慷慨输将，于是有人心悦意服地把自己的曾宣誓永不脱除的结婚戒指都脱卸下来，献给祖国；史太林说每一个苏维埃的青年都应该为国而死，于是赤色的臣民都以可贵的诚意来作牺牲生命的准备了。”

他指出，这就是集权国家利用“现代宣传术”所制造出来的可怕情景。“这种宣传的功夫，在收其利的某个人和某一政党，自然是值得欣忭，怪可矜夸的事，但它对于近代文明却就给了一个大大的威胁：它排除了生活中的理性要素，完全受着兽性的冲动所垄断。” [76]

即使在抗战爆发，苏联成为中国主要援助国的情况下，性格固执的潘光旦还是不改对苏联政治制度的公开反对态度。他本质上并不特别了解罗隆基等人一直在公开辩论的民主宪政问题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但他坚持相信，把苏联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无论对国家社会的进步，还是对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是最严重的一种危害。而国民党当局的许多所作所为，包括把政治灌输和党团组织强加给学校等，就是在步德、意和苏专制政治的后尘。

在抗战开始的几年里，要想在报刊上把援助国苏联与德、意法西斯相提并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潘光旦还是坚持这样去做，虽然他会在方式上有所妥协。

比如，1940年，他专门译介了一位美国记者的访苏观感给国人。这位美国记者的看法是：苏联的文化已经进入一个恐怖的专制时代了，“真正的文化”、“真正的理智的自由”，“在目前的俄国，这些东西是想不得的，不可能的，除非一个人愿意自召杀身之祸”。在今日之苏联，人的生命只是制造历史的原料，在苏联的领袖们看来，“为了维护真正的信仰，我们即使不免在这信仰的祭坛前面牺牲任何数量的生命，也是值得的”。“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凡是本来没有阶级和无须斗争的场合，他们会用人工的方法教它有，教它成为必须。”

潘光旦译后附文解释说，他并不完全相信这位记者观察到的都是准确的，他所以要把这位记者的观感介绍过来，关键在于今天宣传苏联各方面成绩的书太多了，以至“我们青年中间，有不少钦佩苏俄的新试验的人”，他们实在应该看看这一类讲苏俄负面情况的书。他的理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处处以宣传替代教育，而以偏蔽为能事的世界里，只有“把两方面的作品参证着看，而自己加以折中，也许事实的真相离此折中不远”。[77]

同样的情况，当他加入了民盟之后，由于民盟中，特别是云南支部中一些骨干与中共关系较为密切，对苏联颇多好感，因此，他对苏联的批评也不能不注意留有余地。而且，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美、苏三大国结为盟国，并肩作战了。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将各方面的作品参证着看，自己加以折中的他，也不能不同意，英美的民主制度也存在自身的问题，苏联的集权体制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他就不能不承认，苏联通过社会主义的集权方式的确使国家变得空前强大，以至于有了抵抗德、意法西斯的巨大能量，远非中国可比，而民主国家如英美者，事实上也都不能不采取了一部分近乎社会主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苏联的批评自然也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但是，坚持认为专制制度不可能有利于民族改良和社会进步的潘光旦还是不看好苏联。1944年以后他文章中突出的改变，只是不再简单地把苏联与德、意、日极权政制相提并论了。他承认：“二十多年来的苏俄的经验，无论当政治革命看，或当社会改造看，大体上是一个强大的成功。”而他不承认：“苏俄的成功的果，是完全由于马列主义的因。”在他看来，苏联在国家工业化上的成功恰恰与是得益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种种修正。[78]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观点无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苏联基于马克思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抹杀个人人格和个性的集体主义的政制，绝不是一种健全的、理想的政制。他这时所以愿意对苏联抱以某种期望，仅仅是因为许多西方学者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解释说，苏联以往的种种残酷做法，实在是由于政权初成，内外威胁太大，遂“不能不消极的力求意志的统一”，这才造成“牺牲之大，毁灭之多”。问题是，随着战争结束，内外威胁减少，斯大林与其党员真的能够“归政于民”吗？他显然不那么乐观。[79]

在1944年以后，民盟已经越来越接近中共了，盟内左翼成员自然也越来越多，甚至就连过去和潘光旦同样不满苏联的罗隆基，这时也都开始公开撰文表示“敬佩苏联革命后二十余年来惊人的成就”了。他声称：中国“对苏联不止绝无丝毫恶感，且确有殷切求友的诚意”，“愿研究愿学习并且愿就其可以实施于中国者加以采择”。[80]因此，潘光旦对苏联的这种批评态度，在民盟内部日陷孤立。当他1946年不再担任云南支部的负责人之后，尤其是离开昆明后，民盟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就再也不愿登他的文章了。他很清楚，这是因为，后来的主编，从闻一多，到杜迈之，到孟南、赵沨，都不想发表他这类动辄批评苏联的文章。[81]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1944年春夏，国民党在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架的作战中丧城失地，一溃千里，日本人从河南黄河以北，一气打到贵州省，差点儿就打到了陪都重庆。眼看国民党统治力虚弱，却仍旧坚持一党专政，9月15日，中共中央授命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了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实行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此举得到了民主同盟的响应。

10月10日，民盟昆明支部主办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闻一多、楚图南、吴晗、李公朴、罗隆基等慷慨陈词，痛诋国民政府之无能腐败，会议通过的罗隆基起草、闻一多润色誊录的宣言，痛陈当今之中国，“外则强寇深入，二十余省土地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内则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敌人无攻不克，我则每战必溃”。称：“今日彻底改革的要图，首先应由专权在位的国民党立即宣布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其次，“立即召集国是会议，组成全民政府”。[82]

1945年元旦，迫于内外压力，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承诺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对此，各界均持怀疑态度。3月12日，民盟云南支部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等与昆明文化界342人联名发表了《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搪塞粉饰，“固执一党独裁的成见”，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取消言论出版登记检查制度，释放全国政治犯，切实保障人民身体、思想、言论、出版、演剧、集会、结社、居住、旅行、通信等等自由”；“立即邀约全国各在野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自推选的代表，而后会同各政党代表，共同推定社会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并重行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筹备召集真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实行宪政”；“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83]

由于对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政策强烈不满，潘光旦这段时间也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不仅接连与同仁联名发表各种文电和告国民书等，而且积极参加云南支部组织的各种讲演、集会和游行，并被推举为云南支部的财务委员。[84]他公开提出：现在最需要各中间党派团结合作，以诚相见。因此，他公开号召大学教授站出来，在此关键时刻，不要找借口不问政治。因为，“我们第一要做人，第二要做国民，第三才谈得上做事业。如今大家只讲做事业，做专家，守岗位，却没有做成一个国民。这种等于鸵鸟，把头藏起来，就以为万无一失，未免自欺欺人”。[85]

但是，随着抗战胜利，形势却变得更复杂了。国共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罗隆基、潘光旦等固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基本上赞同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但又不愿完全接受共产党的一切纲领，而要独树一帜，在国、共两党之间标榜第三条路线，以便能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阵容”。[86]罗隆基公开撰文主张：中国不应走英美苏的旧路，应“在英美与苏联的道路中寻找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应该“让人民先有政治的自由平等……再用这样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以进行工业化……用政治的民主近［进］到经济的民主”。[87]

罗隆基和潘光旦这时的基本看法，都是想把民盟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中间势力。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掌权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共产党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各党派则更无立足之余地。” [88]而李公朴、闻一多等，却更倾向于延安共产党的观点。因为对罗隆基主持的《民主周刊》上的某些言论难以接受，他们甚至另外去创办了一个叫《民主增刊》的半月刊。他们并且积极参与了背后有中共背景的民主青年同盟的各项活动，该组织明确拒绝按照罗隆基等人的要求从属于民盟云南支部和修改宗旨。[89]

潘光旦和罗隆基这时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1945年底1946年初，他接连发表文章，也是两面出击，委婉批评国共两党及领袖太过“我执”，不能做到“毋我”。他认为：“当今和平的最大障碍在人人不肯毋我。” “我”有大小，但都是“私”。“一家之私、一乡之私、少数人共同利害之私，与一己之私又有多大分别呢？……一党之私和一己之私还不是一样的没有多大分别么？”即使是所谓主义、理想，说起来也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东西。就像西洋史上的宗教战争，名义上是为教义、为耶稣而战，实际上还不是各派把教义与“我”化为一体，以至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近代的政治党派多少都已沾染上宗教在此方面的不良的臭味，不能毋我的臭味。此种臭味一日存在，大规模的战争尽管暂时不发生，两个政治党派也尽管可以谈判，可以往还酬酢，两个以上的政党也尽管可以举行协商会议，实际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还是不可能。”[90]

他主张，如果大家真是为中国的问题着想，党派之间，尤其是国共两党非“消除我执”不可。这就是：“只要提出的解决方法合理可行，无论是谁提出，我都可以赞同，初不必发诸自我，或发诸自我党我派的其他代表。”即所谓“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因为，“只要耕耘步步有着落，收获是不会没有着落的”。[91]

当然，希望归希望，罗隆基、潘光旦等也不纯是书生一个。他们很清楚国共两党再谈，也难有和平结果。反倒是，不论哪一党胜了，其他党派更无发言之可能。因此他们“希望两党互相争持，不战不和，继续目前之局势，各党派始有抬头之机会”。[92]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仅对反蒋的云南王龙云非常重视，而且也很想以昆明为民盟的发展基地，尽快将各种力量结合成有别于国共的第三种势力。龙云也十分看重民盟的作用，不仅全力支持民盟的活动，而且还把潘光旦等聘为省政府的顾问。

9月中旬，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迫害有《新华日报》昆明版之称的《扫荡报》编辑记者，多数被迫辞职并逃亡，并有四名记者失踪。因为罗隆基这时赴重庆任职，潘光旦便领衔联合昆明文化界人士致函龙云，公开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行径，要求龙云“严密查究并设法驱逐此类特务人员出境”。而龙云也鼎力相助，动用他手下的军警威迫国民党特务系统放人。[93]

但是，战后国际、国内都取得了较为稳固基础的蒋介石，为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收复沦陷区，自然不会听任龙云在他背后另树异帜。他利用美苏干预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谈，民盟骨干也都集中到重庆去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于10月初毅然用武力强夺了龙云的权力，将其逼离了昆明。

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了云南，民盟云南支部及几年来一直十分活跃的昆明学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压制。国民党军政当局给民盟及昆明激进学生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一二·一惨案”。

1945年10月中下旬，先后前往重庆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云南支部骨干成员潘光旦、潘大逵、曾昭抡、吴晗、周新民、冯素陶、辛志超、李公朴、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后回到昆明。11月中旬，民盟中央公开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内战。云南支部随即像以往一样，公开做出响应，并着手组织大规模的反内战讲演，并联合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两校学生会，于11月25日晚在西南联大广场举行集会讲演。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军政当局做出了强硬的反应，不仅出动军队包围了会场，鸣枪威胁，而且派党部特务人员到现场进行破坏，和尾随袭击讲演人。两校学生会随即做出罢课决定，以示抗议。而国民党当局转而大打出手，动用党部、特务和军官大队学员，手持棍棒，于12月1日公然打入学校，并且投掷手榴弹，导致4名学生死亡和数十学生受伤。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自然引起了昆明高校师生共愤，不仅学生更大规模地罢课和示威，联大许多教师也纷纷采取了同情学生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又一次不得不面对和十年前一样的麻烦。

11月25日学生集会招致当局压制时，联大三常委中傅斯年、梅贻琦恰巧都不在昆明。27日学生宣布罢课，故次日的校务会议即由校常委叶企孙主持。会议决定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应对之策。29日，教授会召开，教授们一致赞同对军政当局25日行为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但同时出于维护学校教学秩序和避免发生更大范围对抗的角度考虑，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和叶企孙一道，引导会议通过了劝告学生即日复课的决定。[94]当天，叶企孙、潘光旦等即召集全校学生训话，代表校方和教授会，恳切地表达了要求学生停止罢课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讲话，并未能达到目的。

12月1日，即惨案发生当晚，叶再度紧急召开校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分电教育部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请速派军政大员彻查处理，并拟派代表三人赴渝接洽。次日一早，叶再度召集教授会，一方面汇报了11月29日召集学生训话、未能成功的情况，一方面介绍了日前暴徒袭击学校、造成学生死伤和校务会议昨晚的决定。会上，闻一多、张奚若等强烈要求全体教授以罢教声援学生，抗议暴行，叶企孙表示反对，会议为此激辩了六个多小时，“空气紧张，且几濒分裂”，最后表决，赞成停课者61票，赞成罢课者19票，故决定“延缓讨论”罢课问题，仍采取法律解决。唯对学生可能举行抬棺游行，引发进一步对抗和伤亡的危险，教授们均表示担忧，潘等均赞同由叶企孙向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游行”。[95]

潘光旦是支持教授会停课7天的决定的，在12月6日昆明市各大中学老师罢教宣言上，他也签了名。[96]但是，12月4日傅斯年受命回昆明协助处理学潮后，蒋介石又以解散联大、云大、中法三校为威胁，叶企孙、潘光旦等均以学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转而努力配合，力劝学生早日复课，避免逼成破局。[97]此一努力，因为得到了闻一多等教授的理解，说服了罢课的学生组织，最终总算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下来。

潘光旦后来曾经讲过当时的矛盾心态，说：“以教务长职位而论，即使我赞成学生运动，我也不便于表现出来。”因为觉得国民党愈来愈不像话了，因此感情上他是同情学生的，认为学生运动有搞一搞的必要。“但如果搞得厉害了，我又怕学校要关门，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对于我也是有些避风港的作用。如果民主垮台，公私都有损失。”因此，“罢课我是赞成的，但能发也要能收，宁愿收了再发，不要旷日持久，使学校终于无法维持”。[98]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潘光旦对“一二·一事件”的矛盾态度，与强烈同情学生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闻一多等人，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两人少年时代即在一起，又是清华同学，又是留美同学，又都是“大江会”会员，如今又是同事，同为民盟云南支部的成员，还同住一院，但是，自1944年闻一多开始关心政治，思想趋于激进后，双方在观点上渐渐拉开了距离。[99]1945年6月24日，潘光旦在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讨论会上主讲《英美民主与苏联民主的比较，与中国应有的民主》问题，坚持此前的观点，主张中国应该在英美的政治民主而经济不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而政治不民主之间，走出一条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经济民主的新路来。闻一多当场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谓不偏不倚不过是一种敷衍的态度，说：“潘先生是一个生物学家（科学家），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有敷衍的态度，他缺乏主观的改造的认识。”[100]

说潘光旦的主张，缺乏主观改造的认识，意在敷衍，当然不准确，但是，潘光旦政治上的完美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也确乎与他温良敦厚却执拗自尊的性格有些关系。在这方面，不要说热情奔放的诗人闻一多，就是对潘光旦影响最大的罗隆基，因为性格张扬，咄咄逼人，虽然理论上力主改良，却一样容易转向激进。1945年8月15日晚，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三校学生自治会为庆祝战胜而举办的时事晚会上，罗隆基只被学生问道“假如人家不要联合政府，我们怎么办”时，他就愤然答复道：“如果我们所要求的联合政府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只有革命！”次年5月，罗隆基代表民盟就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四平、长春后，拒不执行谈判诺言，继续军事进攻问题答记者问，对有记者问：民盟为什么要做共产党的尾巴？罗当场答道：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尾巴好。[101]足以见罗虽主张改良，其忍耐却是有底线的，而潘光旦这时无论如何讲不出这样的话来。

1946年初，由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亲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了双方停战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昆明学界对和平民主的前景充满希望，因而对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昆明的施政强烈不满，再三要求政府还政于民，彻底改组政府，取消特务组织，实现军队国家化，现役军人不得充公任行政官吏。潘光旦在一系列代电、宣言、呼吁书中都有签名。他并且牵头与闻一多、费孝通、吴晗一起致书马歇尔，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中国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102]而他这时还接连撰文批评国民党“所谓国定教育”，就是党定教科书，向学生强行灌输党功丰伟、领袖万能、国家至上的宣传资料，严重违背教育的宗旨。[103]因此，即使他观点调和，主张只要对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利，且办法合理可行，不论是谁的主张，大家都应取赞同和协作的态度。[104]然而在国民党人的眼里，他与闻一多、罗隆基等并无两样。

潘光旦执著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使他无法与闻一多等人真正站到一起去。比如，闻一多这时是苏联的热烈拥护者，而潘光旦就毫不掩饰自己反感苏联。1946年2月中旬，当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曝光，苏军在东北拆走机器、抢劫奸淫等等消息不胫而走，国民党暗中组织发动反苏示威游行时，潘光旦也义愤填膺，与西南联大11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斥责苏军暴行，要求苏军撤出东北。他并不是不知道身为民盟骨干，在反苏宣言上签名是会受到盟内同志批评的。但是，他想的是：“外人常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我不爱听这话，我要表示一下，民盟不是共产党的尾巴，至少不完全是。”[105]

在这一年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做序中，他依旧把苏联集体主义与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泛系”（即法西斯）主义、英美的个人主义相提并论，依旧既批评苏联的集体主义，也批评英美的个人主义。他宣称：“就目下的形势来说，苏联的集体主义和英美的个人主义也许正酝酿着一次更新奇广大的奴役、战争、与死亡来，亦未可知。”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国过分注意个人的自由，苏联过于着重集体的管制。”而“泛系、纳粹的国家，只知国家的集体，抹杀个人的自由……亏是已经吃定了的，表面上好像此种亏是外力教他们吃的，有些强制，有些早熟，但终究是理想的偏颇与不健全所招致的，终究是自作之孽”。[106]

自从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中国政治一方面显示出和平民主的某些新希望，一方面却日渐走向暴力化。面对国民党特务日益横行无忌的情况，潘光旦纵然没有闻一多、李公朴等人那样激进，但也同样要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刺身亡。有关云南军政当局秘密部署暗杀名单的消息瞬间广为流传，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传言说首批要杀的名单上四人之中就有闻一多和潘光旦。13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被查封，民盟赵沨脱险逃至闻一多家。晚上刚刚躺下，潘光旦夫人就突然发现有人攀上后窗，探头向屋里张望，以至于惊叫起来。白天，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院里更是不断有特务晃来晃去。

15日傍晚，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也被特务刺杀身亡。当晚，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领事人员紧急驾车到潘光旦、费孝通等民盟云南支部成员家中，将他们分别接进领事馆暂避风险。后经美国大使馆派出一秘来昆，与云南省主席卢汉会谈，达成协议，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出面，派员将潘光旦、费孝通等人送离昆明。潘光旦7月31日在教育部参事刘英士陪同下飞抵重庆，8月2日再转去南京，被临时安排寄寓苏州浒墅关，避祸至10月清华复校回到北平，此次历险才算告一段落。

李闻惨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是极其强烈的。但是，它对知识分子的触动并不一样。有些原来一直和政治不沾边儿的教授学者，因此这件事情变得激愤起来，开始痛骂国民党。[107]也有人因为深陷于风暴中心，大恸之后反而变得谨慎起来了。潘光旦后来曾经讲过，李闻后让他反思很多。他当然厌恶国民党的专制残暴，但以他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国民党在政治上再专制、凶残，他也不会考虑躲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他同时又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并且很重视生活的人，以他的身体条件和对家庭的牵挂，他也不可能转去做地下工作。[108]更重要的是，李公朴、闻一多的激烈态度和国民党的专制残暴碰撞冲突的结果，使他开始反过来检讨自己，在批评政府时是否做到了推己及人和保持客观理性。随着国内政治斗争越来越明显地走向选边站，他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反省不可避免地把他更进一步推到中间道路的立场去了。

1947年11月，民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勒令解散。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的重要成员召开三中全会，公开宣告重新开始活动，并声言从此拒绝一切“中立”、“中间”道路的幻想，与中共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实现新中国而奋斗。[109]

民盟三中全会的这一政治宣示，明显地与潘光旦这时认定的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不合。罗隆基等在上海的民盟中委，也不满意三中全会的一些提法，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组织内表示异议，想要通过组织手段解决不同意见。[110]潘光旦则采取了1946年2月在反苏声明上签字时的态度，不顾民盟同志的劝阻，加入了公开主张中间路线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及其《新路》周刊社，固执地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的独立个性。因为这种情况，他也毫不避讳地定期给国民党人主持的《周论》写起文章来了。[111]

《新路》、《周论》创刊伊始，就开始谈论“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问题，[112]潘光旦对此其实也颇有同感。在此期间，苏联驻北平领事曾经向他发出晚宴邀请，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样，因为不赞同民盟公开与美国为敌的态度，他也拒绝了在所有反美反蒋的宣言上签名。甚至于，因为罗隆基站在民盟的立场上对抗国民党，在上海被软禁，带信给他，希望他到上海时去聚聚，他答应了，也去了上海，却没有去看罗。当闻一多的家属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前，想把闻一多的骨灰罐子寄放到他担任馆长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里，他也没有同意。

1948年以后，潘光旦多半只是参加新路杂志社同仁的联合署名。如反对政府“滥用职权”查封报刊，要求“还我言论自由”的签名；[113]针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扶日声明，要求美国政府改正扶日政策的签名；[114]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无门，建议使用大学毕业生参加政府组织的无政治意图的人口调查工作的签名；[115]建议立法院立法防止并制裁独占企业（即垄断企业）的签名等。[116]

当然，潘光旦基本的政治理念没有丝毫改变。他依旧从自由的角度，想要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因此，他根本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所谓“主义”，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他这时发表文章再度解释说，一切观念或方法一旦变成“主义”，势必趋于武断，变成教条，亦即被偶像化。对194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的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激烈抨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宣言”，他评论道：“大凡激烈抨击一种东西的人，自己必有另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要打倒别人的偶像的人，自己必另有其偶像，自己必受此偶像的支配，自己必也不自由。我可以想像［象］，这一班参加大会的人，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由思想者，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民主生活者，自己是大禹皋陶一般的圣人，自己的信仰是天经地义，别人与其信仰才成为洪水猛兽，否则又何至于如是其深恶痛绝呢？”在他看来：“共产与社会主义，从个人主义的立场看，是洪水猛兽；个人主义，从共产与社会主义的立场看，又何尝不是？惟其彼此以洪水猛兽相视，我们的世界才演成了今日的局面。”[117]

由上不难看出，1949年以前的潘光旦从来就不是一位政治活动家，甚至也谈不到在政治上有多少独立的见解。他在政治上的种种意见，多半是基于其自身的生活生长环境和民族主义本能，受到周围朋友的思想影响，包括出于贯彻所学的优生学理论的需要，而生而发的。但作为带有较深传统文化痕迹的一位性情温和又颇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的好恶也是十分明显，且和共产党人希望的很不一致。要想上纲上线，说潘思想上一贯“反苏反共拥蒋亲美”，[118]肯定能找出大把的证据来。但是，除了最后一两年时间外，潘光旦到底是民盟的骨干之一，也曾长期站在批评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斗争第一线。纵使他在1947年以后与民盟左转的方针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比起众多有着国民党员身份的教授们，他批评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到底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1948年11月南京政府派专机来接运北平知名人士南下，潘光旦根本就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他之会成为1952年清华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典型斗争对象，显然还有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中共进入北平之前，就对各主要大学的情况做过一些调查研究。进城之后，更进一步综合各种信息，对各大学的情况及其改造途径，做过专门的研究。从北平军管会所属相关部门对清华大学情况最初的分析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新中国建国开始阶段，在清华大学，潘光旦完全算不上是什么重点人物。该报告对清华大学管理层的认定是“封建的官僚统治”，说所谓“教授治校”完全有名无实，“一切权力掌握在围绕于梅贻琦周围的几个封建集团手里”。几个集团分别为：元老派、党团分子、华社帮派集团、新路派，另外还有和梅关系较近的陈福田集团，以及汤佩松集团等。

元老派的主要代表是：叶企孙、陈岱荪、霍秉权、沈履、周培源、张子高、黄子卿、戴芳澜、李继侗、马约翰等。

国民党及三青团党团分子一派人的主要代表是：冯友兰、雷海宗、吴泽霖、戴世光、赵凤歧、刘崇宏、邵循正、孙毓棠、孟昭英、张印堂、敦福堂、苏汝江、曾炳钧等。

华社帮派集团的主要代表是：张维、黄眉、夏振寰、王遵明等工学院年轻教授。

新路派的主要代表是：吴景超、刘大中、徐毓枏、赵人儁等。

可以肯定，在报告人看来，这里面最反动的，无疑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教授们。“元老派比较正统，阶级观念强，政治性弱；华社功利心和市侩气重；新路派则是官僚资本主义在学校的反映。这些集团相互勾结，相互排斥，但站在统治学校的立场上，他们的利益又完全一致。他们形成了清华的上层，多数教授是个别的游离分子，讲助和职员的地位更是低低在下。于是，清华积久就养成了阶级森严和少数人握有特权决定学校大计的不民主的和封建官僚的习气。”“新文化在清华园里仍然是一片沙漠。”除极个别的例子外，“凡是思想进步，在国内具有学术声望的学者，都是无缘跨进清华大门的”。[119]

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中提到的人名中，潘光旦完全没有挂上号。如果从“集团”的角度来看，潘光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的教务长，照理可以列入“元老派”，但“元老派”列了十人之多，没有考虑到他。他或许也可以被列入所谓“新路派”，但身为民盟重要成员的他，充其量也只能是所谓“新路派”里的边缘人物，因此报告人也没有提到他。

最主要的是，共产党这时才刚刚进城，在所谓各派教授中间，他们最担心的，毫无疑问也不会是潘光旦等人，一定是那占全校教授近半数的国民党人，尤其是那些明明有着国民党、三青团骨干身份，却没有跟国民党南撤的那些大教授。

这个时候北平两所最重要的国立大学中，即使是留下没走的国民党教授的数量也还很多，有些过去在国民党政权或国民党组织中都担任过较重要的职务。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就曾担任过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西语系主任朱光潜则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清华大学这时接替已经南下的校长梅贻琦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校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也担任过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分部执委。历史系主任、《周论》杂志主编雷海宗，则是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分部执委。历史系教授孙毓棠则是区分部候补执委。

在抗战以及战后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教授中许多人政治上相当活跃。其中如冯友兰一向热心政治，经常向蒋介石献计献策；朱光潜一直公开批评宣扬阶级斗争的左翼文艺思想，以至于郭沫若1948年初在他向“反动文艺”三个代表人物宣战的文章中，第二个点的就是朱光潜的名字。[120]随之撰文围攻朱光潜的邵荃麟、蔡仪等左翼文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把朱光潜斥之为国民党“四大家族奴才总管”和“御用文人”，“杀人不见血”。[121]而朱光潜也毫不含糊地坚持他的观点，“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批评共产党“假民主的名号，作反民主精神的行动”；说中国现在许多做政治斗争的人“不是寻求光明而在玩火”；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分子”；等等。[122]直到1948年秋天，他还和一批多数后来都南撤了的教授们一起，公开肯定政府的“宪政”措施，号召抵制“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宣称：“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123]

不过，事实证明，这些国民党籍的教授，其实并不可怕。他们之选择留下来而不跟国民党南撤，多少其实就已经有了梁启超那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思想准备了。而客观上，刚进城的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所作所为，比起国民党来，也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中共建国伊始，冯友兰、朱光潜等人就相继开始做自我批评，并表态愿意追随共产党了。

最早表达拥护共产党诚意的是冯友兰，还在1949年6月，他就撰文称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十·一”建国庆典刚过，他更写信给毛泽东，称颂毛和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他进而自贬：“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分力量，并且在对日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说，都于革命有阻碍。”因此，他表示不仅愿意接受各方面对他的批评，而且愿意“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124]

冯友兰给毛泽东承认自己错误的信毕竟还是私信，而一个半月后，朱光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就大不同了。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就赫然写明是《自我检讨》，这对于从未经历过延安整风之类的政治运动，一向自视甚高的非共产党的学者教授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朱光潜在文章中解释说，抗战期间加入国民党，实在是因为出于无奈，“参加了我不愿意参加的一个政党”。战后胡乱发表政论，也是报纸杂志的朋友们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章”。因为总是幻想中国好，认为必须要政府好，因而始终用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态度去谈政府的问题，没有革命的意识。自己观念的改变，是因为北京解放以后，被“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意识到从辛亥革命以来，绕了许多弯子，“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而读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和《毛泽东选集》，终于明白“共产党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论上所应走而在事实上所必走的一条大路”。因此，他表示，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努力学习，纠正身上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成为新社会中一个有用的人。[125]

从毛泽东给冯友兰的回信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其实并不相信这些国民党籍教授的表态与检讨。毛泽东的话讲得很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26]又是“像你这样的人”，又是“如能实践”，又是“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冯的这种表态颇不以为然。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国民党人的政策从来就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讲：蒋介石有大有小，“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127]正是依据这种原则，中共建国后共捕获国民党省军级以上高级战犯544名，近半数因“全国知名”，最后多教育释放；而“没有全国意义”的地方性战犯，审问无价值后，相当部分就以“血债累累，罪恶极大，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按反革命分子论刑杀掉了。[128]

对有国民党籍的教授们，虽然中共中央不会用对战犯的方法，或放或杀，但策略手法也是大同小异。对全国知名，甚至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学者教授，如冯友兰者，再不喜欢，也只会免除其各项领导权力，形式上还是会尽量保护，不过分打击。对在学界有些地位，但影响不是很大的学者教授，则会分别问题轻重，予以不同程度的惩罚，但也会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主动认罪投降者，给予优待；认罪迟缓被动者，惩罚的力度即会大些。

因此，冯友兰在清华教授中属于担任国民党职务最高者，但由于其人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新政府除了免去他清华大学校委会委员、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等职务外，并没有对他施以政治上的惩罚措施，反而有意给予他一些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机会，包括在还不允许其他国民党籍教授去参加土改的时候，就批准他们夫妇到北京近郊参加土改工作；也包括利用他来扩大新中国对外统战的影响力，让他参加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赴印度、缅甸去访问。[129]而对其他具有国民党骨干分子身份的教授们，态度就大不相同了。

中共自进入城市后即实行了所谓反动党团登记制度，凡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团部委员者，即属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必须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周炳琳、朱光潜、雷海宗等教授不仅要向公安局登记反动党团身份，而且分别被处以了刑事管制的处分。管制期间不能从事教学等工作，必须定期向相关部门报告思想，交代问题，而且不得离开居住地。但是，由于朱光潜最早主动登报检讨自己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他的管制时间被大大缩短，只被管制了八个月。雷海宗的管制时间就长达一年。像北京大学国民党籍教授贺麟，因曾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上书蒋介石为文化“剿共”献策，受蒋接见八次之多，建国后又没有及时主动表示反省认罪，他所受的管制处分就长达两年以上。[130]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1949年12月下旬至1950年1月底，清华大学总支部负责人联名报告教授情况时说明，文法学院思想进步、观点正确、受同学欢迎的教授只有四人，即王亚南、李广田、张奚若、盛澄华。积极努力在教学上力求改进者十五人，首推费孝通、吴景超、孙毓棠等。而“怀疑、抗拒改造者十六人”，报告举出的头号代表人物，就是潘光旦，并称其为“民盟的右派”，国民党籍教授雷海宗反在其次了。[131]

1950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汇报高等院校教授思想动态时，特别表扬了北大、清华的吴景超、金岳霖等人，说他们“以前是中间及落后分子”，现在则“积极转变，在各项工作中力求表现”。报告并且特别提到，北大、清华教授中“以前反动的，（现在正）积极表示进步，如朱光潜、冯友兰，公开发表文章自我检讨，冯最近并参加了京郊土改工作”。[132]不难看出，国民党籍教授朱光潜、冯友兰等人的主动检讨，公开认错，明显地开始得到了从学校总支部到北京市委等相关机构的认可与肯定。

换言之，过去被认为是最反动的几位教授，如今反而成了积极表示进步者，原来至多只是中间分子的潘光旦反而逐渐成为中共党组织认定的，比较突出的“怀疑、抗拒改造者”了。颇为吊诡的是，1949年8月29日晚，费孝通还传达华北高教会有意解除冯友兰、雷海宗之行政职务，请潘代为出面向冯、雷转达，[133]不数月后，潘在中共党组织内部政治排队中，却已经落到冯、雷一样，甚至更差的位置上去了。

这种变化的发生，再明显不过，是和新政权眼中教授们的政治表现“好”“坏”分不开的。而潘光旦之所以会被渐渐划到表现“坏”的教授群中，无疑也是和他政治上态度相对消极和表现出较多抵触情绪有关的。

中共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开始全面控制清华大学的，到1949年12月下旬，恰好是一年左右时间。在这一年里，潘光旦在政治上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潘光旦曾经不得不对这段时间的政治表现当众进行过检讨。除去这些检讨里被迫使用的种种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语言可以忽略不计外，检讨中交代的一些情况，还是很可用来了解潘这段时间的思想状态的。

他第一次检讨时说的是，因为解放前盲目走着中间路线，“包括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放任思想、无原则的调和和团结思想等等，所构成的一大包袱在内……全部带到了解放以后”。再加上以前一直主张大学要致力于“通才教育”，对解放以后的教育方针和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不理解，以至于“我对于新事物没有积极的虚心体会，不但没有，并且还在不少的方面存着几分抗拒的心理”。[134]

他在第三次检讨时对此解释说，在1949年冬天以前，“我对一切新的东西、新的变革的态度是冷淡的，沉默的与旁观的”。“社会系同人中，特别是我以前的学生，都替我着急，劝我‘动动’、‘说说话’，我说：‘你们不要急，让我慢慢的学习。’其实这是搪塞的话。”“许多集会，无论在校内校外，只要不指定我参加的，或没约我参加的，我大都没有参加。”原因是感觉党对自己的态度是冷淡的，并且认为民盟一些领导人在排挤自己。比如，“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北京解放后不久，城里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请教师们吃饭，学校里被邀的人很多，但没有我，我心里很不痛快了一阵的”。当年民盟商量政协代表名单，完全没有和他通气，不找他参加，也让他“心里一直嘀咕，不服气”，因而对民盟的事更加不过问，不关心。[135]

在第五次检讨中他更进一步说明了他这段时间的内心里的想法，称：“我把党看作一个专政的党，把党的领导看做党的专政，把统战看作所以掩饰党的专政的一种做法。要团结大家是有的，要大家拥护新的政权，是有的，但大家怕未必能当家作主。因此，对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起初，大约有一年，我认为可以取消。一九四九年冬天救国会的自动宣布解散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想法。后来，领导党方面不断的鼓励各民主党派，不但要继续维持，并且要巩固扩大，我知道我的猜测错了。但我还在冷眼旁观，在揣摩领导党的做法，还是把领导党的许多举动作为一种手段来看。于是，对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我又有了‘陪衬’、‘镶边’与‘跑龙套’的看法。我认为政协与共同纲领，名为协商，名为共同，实际上是党完全作主，别的党派只是从旁画诺而已。后来政府成立，中央与地方各级都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并且很多做了某些部门的正首长，而党员反有做他们的副手，我又认为他们的职权未必相称，实权大概是在副手里，而干部有事请示，大概也是向副的而不向正的。换言之，我认为这些都是属于统战方面的做法。在生活待遇方面，党员要比一般干部少许多，那是我知道的，并且一向认为可敬可佩，并且曾为此抱不平。不平的是，比起他们来，民主人士与一般的业务人员未免太无功受禄了。但就在这里，我也认为多少还是统战的一种做法，就是，自我牺牲的精神之中，有些苦肉计的成分！……政府成立之初，我觉得一部分民主党派中人颇有‘弹冠相庆’的神情。因此，我瞧不起有些民主人士，觉得民主人士这名词可笑，有一时外间传着几句话，说：党员无学有术，教授有学无术，民主人士不学无术。我认为说得很中肯，也帮着传。”[136]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清华大学党组织曾经不止一次地披露过教师们揭发潘光旦在中共建国前后一段时间里的所谓“反动言论”。这些言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潘光旦确实存在过第四次检讨中交代的那种思想状态。只不过，在这些言论中更明显的，是潘光旦基于他对自由的本能的理解，反感共产党表现出来的违反自由意志、强制一律的宗教色彩。

比如，有人揭发说，潘曾公开讲：“共产党的做法，极像中世纪的天主教，绝不容许异教徒，坦白是忏悔，党员是牧师，马列主义是圣经，对马列主义是信仰问题。”其实，“马列主义不过是许多学派中的一派”。

有人揭发说，1949年清华大学解聘“反动教授”、战犯张群的女婿刘毓棠时，潘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应该继续聘用刘毓棠以争取张群。刘被辞退后，潘亲自为刘送行，并对不理解的教师说：“别人打落水狗，我要救落水狗。”潘说：“共产党主张斗争，主张矛盾，社会没有矛盾就不能进步，他们时时在找矛盾，总要找一个斗争的对象。”说：“解放后的热闹，不过像新年的热闹一样，没有多大意义。”“革命刚成功，个人没有自由，将来还是会有自由的。”说：现在“著作言论没有自由，报纸杂志的话全是一样的，应让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真理愈辩愈明，学术才可以发展”。说：“有些人上台讲得有声有色，好像真是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一样，我看他们是在装假做戏，我是做不来戏的。”[137]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话无论讲在怎样的背景下，也无论它们在转述过程中有过怎样的扭曲，无疑都是潘光旦意图坚持自由意志的一种内心反映。他长期以来一直把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的政党政治比做西方中世纪黑暗历史上的宗教狂热，因而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他当年批评苏联，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强调其走上了“宗教化”的绝路。[138]

潘光旦原本就喜欢高谈阔论和开玩笑，1949年以后仍旧像1949年以前那样，动辄拿政治性话题随便议论或开玩笑，自然会“祸从口出”，弄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结果。如清华大学党组织即早就在注意潘的一些所谓落后言论了。在1950年初到1951年初的中共党内通报中，就不止一次地反映过潘光旦看似不满的说法。比如，说有教授写文章宣传共产党比国民党民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可以畅所欲言，潘光旦却声称：“共产党还不是先甜后苦，以后就会越来越没有自由了。”有教授劝他要出来表表态，给《人民日报》写写文章，他却回答道：“现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许多是应应景的，千篇一律。我懒得写这种文章，我这个人就是爱别出心裁，现在只好少写。”[139]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查潘光旦这一时期的日记，可知以他的性格和观念，对新政权及其新中国，他其实还是抱着一种顺应时势的态度来适应的，并没有明显的抵触心理。经过“文革”后残存下来的潘光旦建国后的日记，目前只有1949年8月13日至1950年3月6日和1961—1965年这两部分。而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这一部分日记，恰好可以用来一探他这一时期的心态和思想的情况。

比较这段时间的日记与民国年间的日记体例及内容，可知潘在1949年8月后并未因形势变化改变记事方法，刻意回避某些可能敏感的问题。每日从早到晚的大小事，他一般都会记下来，对有些引发思考的问题，也会随笔简略记下自己的想法或议论。故从日记内容看，至少从停顿两年于8月13日重又恢复记日记起，他的心情以及生活，均属正常。8月13日日记就显露出一种相对轻松、自信的心态。此则日记基本内容如下：

晨雇三轮车入城，以包日计。先至东厂胡同太平胡同一号同盟总部由政府所拨新屋，探住北京饭店同人已迁来未。至北京饭店，初访李达兄，约其来清华兼课，值其卧病，允愈后再考虑。看努生，促其函上海丁惠康兄商捐赠或贱让台湾高山族文物与清华一事，将交梦家带沪面洽。饭后再至太平胡同，出席同盟临工会第廿二次会。出，至北河沿看景汉，告以本学年内此间不能约其重任全时教授。知渠近以接受辅仁之全时聘任，工作自无问题。惟辅仁整个之前途似不可知耳。返校已在八时以后。荦群来，见告参加训练之经验。枕上阅报及《参考消息》。续阅M. Mead之《性别与性情》。今日为余五十生朝，本拟约少数友人小叙，值穟儿应清华入学试，云颇为之紧张，须展期为之矣。闻穟儿应国、英、算三场情形尚好。[140]

由这一天的日记可知，潘光旦这时的生活还较惬意，与民盟部分人的关系也较密切，对校务颇有承担，在校内也有一定地位和权利。他仍旧和过去一样，对国内外时事极为关注，只是他每天重要的国际方面的消息来源，是中共内部发行的综合各种外报消息的《参考消息》。多半因为这时各种政治报告和时事政策传达很多，国内信息传播渠道亦多，他对党报之类确较少关注。

逐日查阅潘光旦这一时期的日记可知，他这时参加校外活动，包括民盟工作确实很少，但他对学校工作却是比较热心负责的。对于所见不多的几位中共各级领导人，他也较多正面的肯定。[141]对新政府号召展开的各项政治活动，他通常都是无条件参加的。像在8月23日日记中，他在记述了当天工作情形后，就特别记述了夜里参加的教职联会的事情。称：“夜出席教职联筹委会常委会之临时会，商讨同人对美国八月五日所发表之白皮书应有之反应，通过宣言文件两种。”他不仅赞成且签名，而且对美国政府白皮书对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表示的希望亦在内心里也表示排斥。他写道：“美政府对有此种哲学之知识人士犹存三分幻想，殊不知此乃一自相矛盾之名词，民主者承认个人，而否认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者决不民主；此种哲学既不存在，此种人士亦不存在，故云幻想。”他并已经在考虑，“得间当为文一斥其妄”。[142]

潘光旦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发表过任何与时事或政治沾边儿的文章，就连学术文章也极少写。从他留下的遗稿可知，他并非因思想抗拒不想写。1949年8月，1950年3月，他都动手写过政论文章，只是都没有写成功。这是因为，他一向习惯了以往论政的出发点及其思路，要写出适应新政权所需要的文字，确有相当困难。但他也并不因此就认为自己政治上消极。其日记中也记述过他对这种议论的反应和内心想法，称：

同人有以余应更较积极相劝勉者，余自问固未尝消极，于才力上能做之事或岗位上应做之事尤尔，至实际之政治工作则余自省不甚相宜，人亦知我而不相强，恐亦不能以消极目之。至若干城中团体活动之所以未曾参加，则事实为主其事者不来约我，或有人欲约我而更有人靳我，非我不肯参加。[143]

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潘光旦一年以来最为耿耿于怀的，还是政治上的那种“落落”感。对于这种情况，他周围的好朋友也颇为他抱不平。[144]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来自民盟内部若干有党派背景的“朋比”之辈有意无意的排挤。不让他进入政协，则是近一年来在政治上受冷落的关键。潘光旦在日记中明确写道：“余之未能列名政协，此即为主要原因。”[145]读过宋云彬日记者当能了解，当时条件下各党派及各界人物，为争取取得政协代表资格活动竞争有如何激烈。[146]其所谓城中团体各种活动，实为主其事者不来约，或有人欲约而有人排挤云云，反映出来的正是他对民盟内部一部分权力者如此行为的无奈。

当然，潘光旦与新社会的隔膜，也并非全是民盟高层内讧的结果。事实上，他也确实与这个新社会有些格格不入。像新政权不再纪念孔子，就让他颇以为憾。[147]收到观察社寄来版税，“知《政学罪言》与《优生原理》各售出四十余册”，也会让他马上产生幻想，称：“前者于今日通行之政治理论，后者于行将流行之生物哲学，均有评论，余将以二书之流行程度觇前途学术自由之境界。”[148]对共产党进城后学校里铺天盖地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他认为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当听到陈毅来校讲，学生应以实学之培植为主时，他就深以为同调，马上在日记中称：“当此群情沉于团体学习之日，尤不可谓非空谷足音矣。”他显然希望，“今日人人必须学习政治，反应意见”的做法将成为过去，新政府成立后“可望趋于常态”。[149]对共产党在候补党员转正仪式上须“历途其家世与个人生平，政治意识之革新过程，生活各方面之自我检讨”及他人无所顾忌的“评论”，他则十分反感。谓此不过基督教耶稣会、牛津派等教派假手外群之压力的一种方法，且是“最下”之法。说：“就某数种之人格类型而言，其效甚著，最著者为内心一部分矛盾之解除；惟就另一部分之人格类型言，则未始不为一种无情之打击，使发生更大之自馁感，使其更不易于人前抬头。”[150]对每周固定的政治学习制度，以及各种造势表态的大会小会，他虽从不公开反对，并坚持出席，内心里却最难适应，日记中也颇多批评。他认为，这已经成新政权的一套仪式，“少数人导演，较大之少数人表演，更大之少数人跑龙套，而绝大之多数观场”，且讲话者必定是“满口马列八股”。[151]

对诸般新事物、新现象、新做法，难以习惯，又不能像过去那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除学校外，又得不到外界重视；眼看过去许多友人，甚至是同事、学生，如今纷纷成为新政府的座上宾，诸多和潘光旦处境相近者自不免对那些出入于北京饭店的民主党派领袖或社会名流颇多批评和讥讽。[152]这种心态，无疑也是让多年来总是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自诩的潘光旦倍感寂寥的重要原因。直至开国庆典后，他仍是这种心态。当有人问他，值此新国初建之时，他有何志愿时，他竟多少有些负气地回答说：“愿以教读终老。”[153]

和新政权之间的严重疏离感，自然使他对这个新国家的意义也不易理解。其8月29日日记提到为民盟及友人代拟挽联纪念冯玉祥的情况。他拟联三则，除称赞冯将军，表示哀悼之外，主要文字集中表现了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贬斥。而对新政权，他仅表示希望能“鼎新革故，善政无疆”，实质性的评价只有“国家匡合”四个字。[154]

因为相信新政权的根本贡献只在“国家匡合”，未来能否少做表面文章，趋于常态，力行善政，尚待观察，因此，他对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自然也就毫无胡风、李慎之，乃至于徐铸成等人那种兴奋的感觉。他按照学校的安排，跟随系里同仁、同学从西郊到城里天安门广场跑了一整天，却只有一种“局促难安”、“单调和厌倦”的感受。其在日记写道：

六时半起，七时许至大操场集合，系中师生眷属同为二小队，队各六人，旁行者提五角星红灯，出南门时云（潘光旦妻子——引者注）亦加入。八时许搭车至西直门，复整队步行，至新街口，同人、同学恐余等太吃力，为雇三轮至端王府夹道北大工学院小憩，又搭车至西单迤东某胡同口，舍车归队。十二时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天安两门之间，原有银杏等树又被清除，殊觉可惜，然非此不能成为广场也。场中整队来集之单位已甚众，闻多至二十万人，每人只得两三尺隙地，除起立与席地坐外，无回旋可能。三时准时开会，主席坛报告略可闻见，但不清晰，扩音布置尚欠周密，坛上人众及坛下阅兵，则均渺不可接。自四时至八时，除时坐时立观看人头攒动与旗旌飘飏外，一无所见。只五时许有飞机小队绕场三匝，入晚有连珠花炮迸发，为略破单调与厌倦。余坐多于立，更不免坐井观天之感。云之光景略同。好在所携食品不多，且知所以量入为出，竟日未尝发生便溺之需要，否则更将不堪耳。八时始出场，作提灯游行。清华人数特多，仪仗队尤整饬，过天安门前时，似曾受当局特达之措意，稍稍弥补在场时局促难安之情态。队伍至长安街南长街口时，余与云及其它三四同人即退出……徇同学意，先搭客车返校，亦已十一时许矣。大队返清华园则在午夜二时以后。[155]

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潘光旦常常会在同事及友人私下的议论和交谈中流露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情绪，是很难避免的。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刚刚消极地表示准备“教读终老”的潘光旦，几天后竟意外地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他只是想要了解报上公布的新政府各院、委、部、署之人选，想不到却在政务院之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42人的名单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大出意料”。[156]他对随后前来祝贺的同人说：这简直是“冷锅里炒出热栗子来了”。据他后来说：正是中央政府的这一任命，才让“自己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多少好转”，因此自己在政治上也才逐渐又积极了起来。[157]

其实，如前所述，潘光旦此前也并非不想积极，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想积极也积极不起来。成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之后，他的社会活动渐渐多了起来，人自然也相对兴奋起来，包括对民盟的组织发展问题也开始上心了。从罗隆基的信中即不难看出，1950年以后他已经经常和罗隆基、张东荪、曾昭抡等在一起，商量探讨如何大力发展民盟组织的思路和办法了。[158]

在这方面，他最感到难掌握的，就是共产党那一套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味的语言。为此，他一直在努力读书看报，想要加快自己知识结构补充与更新。但相对于他来说，这个过程显然是相当缓慢的。直到1949年年底，他才开始学会了中共的一些政治术语，包括用毛泽东用过的“四面八方”和“胜利负担”等用语作联，写出了诸如“万众一心，挑起胜利担子；四面八方，摆开建设滩头”；“独学何如共学？新年定胜旧年！”、“妖氛南窜馀双岛；恩泽东来满一年”之类的新式祝词。[159]

潘光旦最早意识到自己以往的知识结构和政治才能无法适应新形势和新社会，是在1949年8月间。如前所述，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承认对华政策失败，但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是丢失中国大陆的关键所在，同时寄希望于“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160]对此，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一连发表了几篇措辞尖刻犀利的政论文，一方面痛斥美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一方面警告那些口头上拥护、骨子里还要看一看的知识分子不要被美帝国主义所欺骗，宣称这些 “头脑中尚残存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对美国存着幻想”、“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人，“就是艾奇逊白皮书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或所谓“自由主义者”。[161]

对此，作为毛泽东文中所称“先进的人们”之一部，潘光旦所在的民主同盟迅速发表文章“斥责”“美帝白皮书”。其“文字遒劲”，潘光旦一看就认定是罗隆基的手笔。作为民盟清华大学支部负责人，潘光旦也一度尝试响应中共，表明立场。他也早已有一自觉相当成熟的腹稿。然而，当他动起笔来却很快发现，无论是用过去所学的中学，还是西学的知识，他都无法像毛泽东那样，或像罗隆基那样，痛快淋漓地讲出一番义正词严的大道理来。

潘光旦开篇就坦言：“我是一个一向喜欢讨论民主，讨论自由思想，讨论个人人格一类题目的人”，因此理当就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和服膺这种“主义”的人谈谈自己的看法。但真的谈起来，他就回到了此前一贯的论理的方式上去了。他首先在名词上下工夫，然后再从学理上做分析，所谈基本上还是他过去在《读自由主义宣言》等文章中反复谈到过的那些观点。即从名词上看“民主个人主义”根本就是自相矛盾，不成为一个名词，理由是民主承认个人而否认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主张个人至上，决不民主。进而再从学理上说明，把个人抬高到“主义”的程度，便成了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主义和放纵散漫的自由主义，这种主义者实际上是被物欲所支配，既不自由，也不可能民主云云。[162]照此逻辑，批评批评美国国务院还可以，要跟着毛泽东去批评那些服膺这种主义的中国人，就难乎哉了。因为依此逻辑，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163]如此一来，潘光旦这篇表态文章仅仅开了个头，便写不下去了。

早已习惯了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发表政见的潘光旦，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落伍的现象。为了要适应和跟上新社会的步伐，他不得不开始去读一点报上的政策文章，尤其是去阅读他过去一向以为是“教条”的中共的各种理论读物，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恩格斯及毛泽东的著作等。而一旦读起这些“教条”来，他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现了自己的差距所在。

初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即承认，该书理论说明“条理简洁，词旨明达”，一些论点“亦甚平允”，个别内容甚至“大可作社会思想史讲授时之开场白”。[164]续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更是用心至多，且做了详细的读书札记。而读毛泽东那些形象生动、极具中国味道的文章，他也深受触动，说是因为“他的文章与中国旧日的文章好像一样，也叫我感到钦佩”。[165]

潘光旦是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儒学功底最深厚的学者之一。也因为他的学养多在儒学方面，读马列理论时，也难免会把二者比较并糅合起来。像他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借助的就是儒学的久穷变通之理。他甚至认为，二者“无何不同”。“所异者，马氏者为一革命哲学，强调变；儒家则常变并论。”[166]

开始时，他对这些书中的有些观念和提法还颇不习惯。如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对该书中称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精要的陈述为“天才之陈述”，他就觉得很难接受。然而半年之后，即到1950年5月以后，他却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认可了这类说法，包括集体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他也开始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了。他这时公开说：马列的理论的构成，一半是马、列的天才，另一半也是二三千年来西洋学术文化的精髓。精髓的来源不一，以大学生的程度是不妨对这些来源做进一步的问津的；马列主义是不断要求进步的，一切要进步，主义自身也要进步，马克思去世了六七十年，列宁也已去世了二十多年，这许多年头里所累积而可以使马列主义更趋于发扬的新资料也复不少，大学青年有权利也有能力吸取这种资料，我也认为是不成问题的。”[167]

潘光旦思想的某种转变，最突出地表现在他1950年5月中旬以后公开发表的批判美帝国主义和高度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上。

潘光旦公开发表系列反美文章，有《美国心理的诊断——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说》、《美国——一团错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民主”国家的一笔法西斯账——美国反犹太运动略史》、《老无所终的美国——论美国生活方式的一斑》、《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等。和他以前诸多政论文比起来，他这时的文章一改以往的学究气，不再纠缠于各种名词的辨析和沉湎于冗长的理论说教。他开始注重从现实生活中进行举证，开始学着毛泽东的文字风格，嬉笑怒骂之外，多用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旧小说中的名词、故事和更贴近人们生活的容易理解的形容方式。

比如，他在解释美国这种国家何以总是习惯强加于人时，就突出地强调了两国宗教信仰，特别是由此所造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举例说：同样讲恕道，儒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则是“己所欲，施于人”。因此，像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这种人，就是基督教传统的一个产物。他们总是习惯自以为是，非要把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像梁武帝在同泰寺所举行的无遮大会一般，不断地向外布施。只不过，梁武帝布施的是养人的东西，艾奇逊一班人布施的却是杀人的东西；梁武帝的布施是让人家自动领取的，艾奇逊所布施的物品却要由他们硬送上人家的门，送到了还要人家出收条，消耗了还要人家报细账。更出奇的是，还要硬说人家是自愿的、自发的、自主的。[168]这种行文的方式和批判的手法，明显地使潘光旦与共产党走得更近了。

潘这时公开发表的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系列文章，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村调查》及《实践论》等文章著作的某些影响。他在《调查与实践》一文中对毛泽东阶级分析观点表示了全盘肯定。他一反过去激烈批判主观性而强调客观性的思想方式，明确认为：马克思、列宁以前的以及非马克思列宁的社会科学也重调查，但是它们所重视的只是“调查什么”和“怎样调查”，却不知道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为什么要调查”和“为谁而调查”的问题。他指出，凡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调查，其实都只能被统治阶级玩弄于股掌之上。只有在主观上站稳了阶级立场，为了工农阶级的翻身做调查，才能使调查工作真正服务于人民和社会。

这个时候，潘光旦显然已经掌握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那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所做的调查考察工作为什么是最成功的，在他看来，关键就是毛泽东的调查工作是真正从工农阶级的利益角度出发的，是为工农翻身而做的。他写道：“解放战争的成功便是铁的证据。这两三年来的种种国防与建设的着着胜利更不断的在提供这种证据，并且越来越多。”[169]

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潘光旦利用1951年初深入到苏南地区去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也针对“江南无封建”的说法，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的工作，并先后发表了《谁说“江南无封建”？》、《苏南封建势力的几个特点》、《苏南农村两种租佃制度的分析》、《从“义田”进一步看苏南农村的封建势力》、《土地改革必须是一系列的激烈斗争》、《枯树鲜花朵朵开》等文章，集成《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的小册子，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所强调的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的土地改革运动鼓与呼。[170]过去那个强调“超然”、强调“客观”、强调“独立”的潘光旦这时已经不见了。

1951年6月底，即中共诞生三十周年前夕，也是潘光旦亲身经历新社会两年之后，他在政治上的转变已经变得相当彻底了。在写给《光明日报》的庆祝中共诞生三十周年的文章中，他不仅前所未有地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宣称共产党的成功最主要的无疑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正确，而且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因为思想上是另外一套自由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东西，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共产党的评论是矛盾的和不通的。

他写道：自己所以会根本转变，是因为“解放以来，学习的机会多了，自我批评的机会也多了，共产党员所表现的思想与行动表里如一的事例更是触处［目］而是，随时可以发人深省。我对于我当日自己的矛盾，自更了然了”。如今自己已经认识到：“思想与行动是分不开的；唯有正确的思想，才会产生健全的行动。而健全的集体行动更必需有正确的思想领导做先决条件。”他断言，我们不仅必须自己弄懂这番道理，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弄清楚，帮所有的中国青年，当代的，以至于未来世代的，弄清楚”。只要人人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人人照着这道理做去，中国就必然会走向更大的成功，并且使这些成功持久、巩固和扩大起来。[171]

以潘光旦一贯执著，甚至是相当固执的性格，他的这种表态，理应是发自内心的。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是潘光旦在新中国建国后思想发生转变，政治上又逐渐重新开始活跃起来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这段时间也恰恰是中共大举发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和三反运动，以及全面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否定改良主义，在思想上奠定革命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重要历史时期。针对在意识形态宣传、控制上关系重大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发出的战斗信息也非常清楚，即“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172]

什么是共产党认同的新教育呢？那就是苏联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针。苏联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针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教育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换言之，苏式教育着眼于“专”，即要把每一个受教育者培养成适合于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它恰好与清华大学“通才教育”的传统南辕北辙。而这个传统，又恰恰是前校长梅贻琦和一直担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多年共同推动、坚持所形成的。潘光旦并且在许多文章中都再三再四地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在育人，而非片面地制造专才或技术家。现代社会需要专门人才，但人毕竟不是蚂蚁，蚂蚁的分工是本能，人的发展却有无限可能性。如果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那样掌握一种能力，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的社会，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变成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173]

实际上，中共接管人员刚一进入平津两市，就已经在积极准备“改革与合并”旧学校了。1949年3月10日，北平市委甚至向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合并北平各院校为四校两院的计划，打算以北大为中心，合并其他各校法律、政治、经济、文学等院系，专办社会科学和文学；以清华为中心，合并各校理、工院系，专办理工学院。只是因为中共中央要求“必须照顾到群众条件是否成熟，逐步分别处理”，高校调整合并工作才没有被很快推上议事日程。[174]但是，中共中央从1949年进城伊始，就经由中央宣传部和华北高教会在按部就班地主导课程改革与院系调整工作，一要“使我们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二要“防止青年遭受反动思想的毒害”。故“某些不应该开的课程停开了，某些不应该设立的系停办了，某些不应该进行的‘研究工作’停止了”。[175]涉及清华大学文法两院，就有个别系在此过程中被停办。

中共进城之初，就特别重视要“废除反动课程”。在3月10日中共北平市委的请示中，就明确提出了对待高校现有课程的基本原则，一是“内容反动，必须根本否定者”；二是“内容基本可以采用，但其思想体系、思想方法与教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系统，理论与实践有若干脱节，将来必须加以改造或改良者”；三是“内容介乎上述二者之间者”。而在“内容反动，必须根本否定者”项下，就已明白宣布：“以法学院或法律系课程为代表，政治系、社会系等基本属于这一类”。[176]多半是考虑到法律、政治、社会三系部停办涉及面太大，故教育部不仅采取了渐进的办法，而且最初也仅仅停办了法学系。在清华，社会学系教授们一度虽因风闻颇感紧张，后来看到并无其事，而且还把文学院下面的人类学系并入到社会学系里来，[177]故法学系的夭折，包括毗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被分解为民族学和劳动两系等情况，似乎没有怎么触动到潘光旦等社会学系教授们的神经。

1949年12月，根据教育部的工作安排，清华大学制定了今后工作方针，决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178]当月下旬，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更公开提出将“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79]从潘光旦日记看，他这段时间正与罗隆基、张东荪等为民盟内部争执不断奔波于城里城外，对这些情况几乎没有给予关注，对教育部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钱俊瑞的印象还不错，称其“所言均通达平实，大部与余平日所主张者略同”。[180]因此，他还在积极配合做好校务委员会分配给他的主持课程改革的工作。[181]以至于听钱俊瑞报告会议精神及今后方针，“同人有为之惶惑者”，他似乎也没有多少危机感。[182]

当然，由于高教会1949年颁布的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方案，没有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把社会学单独分系列举，只做了原则性的指示，[183]因而早就在社会学系教授中引发了一些猜测。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后，多数社会学系的教授还希望能够尽早把社会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确定并巩固下来。因此，1950年1月22日，清华、燕京两校社会学同仁齐集于潘光旦家中，“谈今后课程与社会学系在大学教育中之地位，决定推林耀华、翦伯赞、雷洁琼、费孝通、吴景超与余六人为委员会，负责：一、研究课程之大体一致；二、与辅仁大学联系，约其亦推三人加入此委员会；三、与教育部洽谈”。29日，辅仁大学李景汉、魏重庆来，大家再聚会于林耀华家，还一致“获有成议，推［费］孝通拟草”。[184]

直到3月6日潘光旦这一年日记中断时为止，没有迹象显示费孝通拟就方案，三校社会系教授集会通过，并与教育部就社会学系在大学教育中之地位有过洽谈。但是，3月20日，费孝通以个人名义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学系怎样改造”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有认为这个学系可能就要被取消了”这一疑问。而他论证社会学系不应当取消的基本理由，正是来自三校教授的上述集会和讨论。他介绍说，教授们都很清楚，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相当部分研究对象重合，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系还能不能单独存在的问题，清华、燕京、辅仁三校教授代表有过“共同讨论”，初步结论就是：今后不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及哲学，共同基础都是马列主义。如果社会学系不宜单独存在，其他各系完全分别独立的情况也是不宜维持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成立一个社会科学院，将现有各系统统纳入其中，现代社会学系开设的“社会发展史”、“社会调查研究”等课程，可以作为该院基础课程。而在成立社会科学院的条件暂未齐备，其他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系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学系亦无先予以取消的需要，正可以用来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185]

但这个时候再来论证这些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5月1日，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明确提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离开这个方针，我们就会出偏差，就会犯错误。”[186]5月9日，钱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作报告，更具体提出：新中国高等教育“首先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包括长远的与目前的、直接和间接的需要），必须为此而实行具体的适当的专门化的教育，培养上述的高级建设人才，而决不可采取‘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孤芳自赏’，与国家建设的需要脱节的方针”。所有“‘应用得不满意的’、‘不灵验的’、‘靠不住的’理论”，特别是旧的甚至是反动的理论，“我们就应该抛弃它们”。[187]

不幸的是，潘光旦等人引以为自豪的社会学的理论，更不用说潘本人热衷于研究介绍的优生学的理论，恰恰都被苏联人认为是旧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教育部请来的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捷也夫的内部报告很快就在报纸上披露出来了。他说得明白：“什么叫作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一种科学。它如果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那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任务。社会学这一个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应该有两种思想并存，我们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唯物论之间，只能取其一。”[188]

显然，潘光旦在5月下旬已经听到这些说法了。他很不高兴，在社会学同仁聚会时公开讲：“这些事情的基本原则是党对我们不信任，以为我们做不了什么。”而让更多的教授感到吃惊的是，这时教育部以及中央相关部门还在酝酿合并在京各大学文法学院。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听到此讯马上就“纷纷议论，波动很大”。[189]

潘光旦这个时候刚刚发表了两篇政论文章，一篇批评美国内政外交如何不自由、不民主，一篇高度肯定4月13日通过的新婚姻法如何优于旧中国，优于资本主义，简洁、恰当，合乎情理。[190]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站在新政权的立场上发声，也是他思想观念开始与新政权合拍的明显表现。然而，一旦相信自己已经容纳到这个新社会中来了，他过去那种不平则鸣的心态又开始起作用了。对于新政府在教育改革上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心理，他这时也开始接连通过发表文章、会议发言，强烈表达看法。

他提出：“有些朋友可能对原有的大学还是不够放心，特别是在思想和理论的传授上担心教授们学习不够，怕他们在理论上出漏子，贻误了下一代的青年。”他明言：这种不放心是不必要的。“大学的师生，经过一年多的政治学习以后，对于马列主义虽未必能搞通，但相当的把握是有了的。有了把握，便知所以选择，便知所以批判。选择与批判的介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好比“种牛痘”，种过以后，可以不出天花。何况马列主义是发展的，这几十年来社会科学里面累积的可使马列主义更趋发展的新资料不少，大学青年也需要吸取这种资料。因此，他明确认为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目前没有大事更张的必要。加强专科大学，与发展综合大学，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这话自然马上就被反映了上去。[191]

中共中央部分相关机构领导人这时对高校教师对院系调整问题的不满程度，明显估计不足。因而，教育部恰好选在这个时候召开了全国首次高等教育会议，试图加快院系调整步伐，进一步推动教育体制向生产建设事业的需要靠拢。一些领导人在会前和会上的说法，明显地和与会的教授代表的想法距离太大，以至于教授们，尤其是文法学院的教授们自觉深受刺激。清华总支会后提交的综合报告就反映说：“一般教授对此次会议是不满的。”“关于课程改革。中文系及外文系一些教授对陆定一、胡乔木二同志主张中文系训练秘书人材，外文系着重语言翻译很表不满。”“关于院系合并。许多教授都反对合并，觉得‘大学总得是个大学’。” [192]

民盟为此专门在《光明日报》举行了座谈会，请教授们发表意见。潘光旦参加了座谈，大家明显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实际主持教育部工作的钱俊瑞，认为许多问题的出现都和钱有关。但所有与会教授大体上都对会议的结果还比较满意。这是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快做出了指示，并且亲自到会安抚了大家。

会议召开过半时，钱俊瑞在会议党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明确讲，全国227所高校，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学校只占15%，学生数只占21%，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我们在文化部门的“人民解放军”还太少。“所以目前我们还只能打游击战而不能打阵地战。也就是说，首先肯定旧的高等教育是要改的，但力量既然有限，就必须慢慢改，不能性急，不能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譬如关于大学院系调整归并问题，我们说是‘易地为良’（指调整有好处），人家都说‘勿动为大’（不愿调整）。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以少动为妙。在这次会议上，不要要求过高，能改进一点就是好的。”[193]

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亲来会场，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恩来并根据毛泽东上述指示发表了讲话，明确表示中央不会急于求成，教育改革必须要听取教授们的意见，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都要从长计议，条件成熟时才会做。潘光旦说，肯定是毛主席拍了板。钱也传达了毛的意见，毛说：“对于旧教育有一点好的均不应任意操作，课程改革、院系调整应有步骤来作。”因此，他兴奋地表示说：“马恩列斯毛中，毛主席气量最大，列宁次之，马克思最小。至于钱俊瑞就太狭窄了。”这件事让他颇为感慨，以至于在会上说：“解放之初共产党来势很凶，都不敢做声，现在看看不过如此，就什么话都说了，而且也非说不可了。”[194]

[1] 《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其宗旨是基于“职业教育”精神，“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其关怀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近似，但发行数量这时已达数万份，影响很大。

[2] 转见余瑞璜：《你不是一开始就“反蒋”，而是一开始就反共的！》，《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5页。

[3] 《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摘要）》，1952年3月17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6页。

[4] 编者：《国难会议所暗示的真国难》，《华年》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16日；无署名：《夜长梦多的军政时期》，《华年》第2卷第9期。

[5] 孙斯鸣：《谈谈中国的政治人才》，《华年》第1卷第3期，1932年4月30日。

[6] 无署名：《夜长梦多的军政时期》，《华年》第2卷第9期，1933年3月4日；无署名：《宪法与宪政》，《华年》第3卷第29期，1934年7月21日；无署名：《对言论自由的呼吁》，《华年》第3卷第50期，1934年12月10日；潘光旦：《训政何以必须结束？》，《华年》第4卷第40期，1935年10月11日；等等。

[7] 《章士钊为陈独秀的辩护词》，《华年》第2卷第17期，1933年4月29日；尚民：《由陈独秀案说起》，《华年》第2卷第19期，1933年5月13日。

[8] 吴耀宗：《今后共产党的问题》，《华年》第2卷第2期，1933年1月14日。

[9] 向何依：《流转在湘黔边境的人民（通讯）》，《华年》第5卷第12期，1935年3月28日。

[10] 吴耀宗：《今后共产党的问题》，《华年》第2卷第2期，1933年1月14日；尚民：《由陈独秀案说起》，《华年》第2卷第19期，1933年5月13日。

[11] 参见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12] 编者：《“华年”解——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华年》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16日；（潘）光旦《忘本的教育》，《华年》第2卷第43期，1933年10月28日。并见《潘光旦文集》第8卷，第434—435、554—557页。潘光旦：《民族的根本问题》，《华年》第5卷第10期，1936年3月14日。并见《潘光旦文集》第9卷，第238—241页。

[13] 廖承志是何香凝的儿子，李默农是何的女婿。见潘光旦：《法制程度的一个测验》，《华年》第2卷第14期，1933年4月8日。并见《潘光旦文集》第8卷，第511—514页；编者：《“法律不外人情”》，《华年》第3卷第12期，1934年3月24日。

[14] 编者：《宪法与宪政》，《华年》第3卷第29期，1934年7月21日；诸青来：《什么叫民主》，《华年》第4卷第7期，1935年2月23日；编者：《现代的宣传术》，《华年》第5卷第34期，1936年8月29日；等等。

[15] 竹虚：《匪区的一斑（修水通信）》，《华年》第2卷第7期，1933年2月18日；编者：《“剿匪已入最后阶段”》，《华年》第3卷第46期，1934年11月17日；向何依：《流转在湘黔边境的人民（通讯）》，《华年》第5卷第12期，1935年3月28日；等等。

[16] 参见何立波：《“华北自治运动”中的冀东伪政权》，《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四十九期，2006年4月。

[17] 邓启：《读〈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请教丁文江先生》，《华年》第4卷第32期，1935年8月17日；编者：《退让到何处去？》，《华年》第4卷第35期，1935年9月7日。

[18] 《学生运动的再起》；《多余的话》，《华年》第4卷第49期，1935年12月13日；《已成强弩之末的学生运动》，《华年》第5卷第1期，1936年1月11日。

[19]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5—186页。

[20] 编者：《全国一致的意志》，《华年》第5卷第8期，1936年2月29日。

[21] 编者：《对于中宣部告国人书的意见》，《华年》第5卷第6期，1936年2月15日。

[22] 黄诚这时的身份，有说是学生会主席，也有说是学生会干事会主席的。

[23]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14页；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187—188页。

[24] 《清华大学又起波澜》，天津《大公报》1936年2月20日，转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188页。

[25] 《清华昨停课》，天津《大公报》1936年2月21日，转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189页。

[26] 《清华学生暗斗甚烈》，天津《大公报》1936年2月23日，转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189—190页。

[27]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191—192页。

[28] 参见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70页；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人物》，2007年第9期。

[29] 李孝芳：《一二·九时代的潘先生难道真的是“不偏不倚”“左右为难”吗？》，清华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宣传组编：《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17—18页。

[30] 转见李凌：《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轶事》，《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31] 参见常凯：《〈华北防共协定〉考》，《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

[32] 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下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3页；李孝芳：《一二·九时代的潘先生难道真的是“不偏不倚”“左右为难”吗？》，《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7—18页。

[33] 直到许多年以后，像当年清华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仍旧认为许多压制学生的事情是潘光旦做的，与梅贻琦关系不大。如他在回忆中就讲：左派学生当时所以怀疑潘光旦，就是因为1936年“校军训教官早已撤走，校长梅贻琦不过问此种事”。《姚依林百夕谈》，第70页。

[34] 杨永乾：《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第81页。

[35] 《中国国家社会党简史》，《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页。

[36] 《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并见《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中国民主社会党》，第40—79页。

[37] 如诸青来：《什么叫民主》，《华年》第4卷第7期，1935年2月23日。

[38] 编者：《再论青年思想问题》，《华年》第4卷第9期，1935年3月9日。

[39] 《“清共以前绝不言抗日”》，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2日。

[40] 《能近取譬》，《华年》第2卷第16期，1933年4月22日。

[41] 梁实秋：《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1935年12月23日，《自由评论》第6期，1935年12月27日。

[42] 努生（罗隆基）：《万般有罪，爱国无罪！》，《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

[43] 编者：《学潮的结束》，《华年》第5卷第15期，1936年4月18日。

[44] 编者：《学潮的结束》，《华年》第5卷第15期，1936年4月18日。

[45] 编者：《我们的根本观点》，《华年》第5卷第23期，1936年6月13日。两个月后，《华年》进一步修正了他们关于共产党武装组织出路问题的看法，在解散之后，并提出“或缴出来”的提议。编者：《联合战线》，《华年》第5卷第30期，1936年8月1日。

[46] 编者：《统一与自由》，《华年》第5卷第47期，1936年12月5日。

[47] 《剿匪与内战》，《华年》第5卷第46期，1936年11月21日。

[48]古顿：《绥远局势严重》，《清华周刊》第45卷第4期，1936年11月22日；达忱：《绥远抗战前途》；苏仁：《北平市学生总罢课》，《清华周刊》第45卷第5期，1936年11月29日。

[49] 编者：《共产党问题》，《华年》第6卷第3期，1937年1月23日；编者：《联共问题》，《华年》第6卷第6期，1937年1月30日。

[50] 《华年》周刊原是青年会全国协会出资编印的，但自1933年7月起青年会不再资助，故由潘光旦和几位负责作稿与发行的朋友大家出钱接办。相关情况的说明可见《回顾与展望》，《华年》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6日。

[51] 《平各大学当局昨午二次集会，决分电劝告张学良》，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17日，转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208—209页。

[52] 齐肃：《西安事变》，《清华周刊》第45卷第7期，1936年12月16日。

[53] 古顿：《陕变仍未解决》，《清华周刊》第45卷第8期，1936年12月23日。

[54]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86页。

[55] 李孝芳：《一二·九时代的潘先生难道真的是“不偏不倚”“左右为难”吗？》，《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8页。

[56] 《清华大学志》（下册），第674页。

[57] 《清华大学志》（下册），第675页。

[58] 《潘光旦、沈履急电梅校长》，1937年7月1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59] 《潘光旦、沈履急电梅校长》，1937年7月1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第2页。

[60] 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台北：商务的书馆，1979年，第9页。

[61] 见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62] 参见吕文浩：《潘光旦图传》，第140—142页。

[63] 《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301—306页。

[64] 罗隆基：《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下），《今日评论》第4卷第25期，1940年12月22日。

[65] 《这一周》，《今日评论》第5卷第8期，1941年3月2日。

[66] 《这一周》，《今日评论》第5卷第10期，1941年3月16日。

[67] 《三论青年志虑的问题》，《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339页。

[68] 《所谓“历史的巨轮”》，《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315页。

[69] 《闻一多年谱长编》，1942年条、1943年3月22日条，第655、662页。

[70] 潘光旦：《散漫、放纵与“自由”》，《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32—233页。

[71] 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也有同样的说明：“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1941）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张澜：《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1945年2月26日，龙显昭主编：《张澜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07页。

[72] 参见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96—198页；潘大逵：《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22—123页；《清华大学志》下册，第688—689页。

[73] 黄肇年：《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新月》第2卷第6—7号，1929年9月10日。

[74] 罗隆基：《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第2卷第12号，1930年2月10日。

[75] 编者：《思想的危机》，《华年》第6卷第7期，1937年3月1日。

[76] 编者：《现代的宣传术》，《华年》第5卷第34期，1936年8月29日。

[77] 潘光旦：《苏俄政治与人才淘汰——〈出勤在乌托邦中〉一书的读后感》，《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172、176页。

[78] 潘光旦：《正视苏联》，《自由论坛周刊》第19期，1945年3月10日。并见《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8页。

[79] 潘光旦：《个人、社会与民治》，《民主周刊》第1卷第4期，1944年11月30日。并见《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468—469页。

[80] 罗隆基：《中苏人民的友谊》，《民主周刊》第1卷第26期，1945年6月23日。

[81]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在三反中的情况》，1952年3月，北档215/13/430/3。

[82] 《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1944年10月10日，《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71—772页。

[83] 转见《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解放日报》1945年5月11日。

[84] 民盟昆明支部于1944年11月改组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楚图南、吴晗、杨怡士为执行委员，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周新民任组织委员，李公朴任宣传委员，吴晗任青年委员，潘光旦任财务委员，杨怡士任秘书处主任。支部有盟员44人。《闻一多年谱长编》，1944年11月条，第787—788页。

[85] 《就社会现状求实现民主应先举办之事——本刊第十二次座谈》，《宪政月刊》第16号，1945年4月25日。

[86] 潘大逵：《我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活动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第83页。

[87] 罗隆基：《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民主周刊》第1卷第2期，1944年12月16日。

[88] 转见《罗隆基一贯亲美崇蒋仇共，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中发现了新材料》，《人民日报》1957年8月9日。

[89] 张光年：《怀念李公朴同志》，转见方伯仲编：《李公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1—272页。

[90] 潘光旦：《毋我斯和平统一》，1945年，见《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255—257页。

[91] 潘光旦：《所望于政治协商会议者——“不问收获，但问耕耘”》，1946年，《政学罪言》，第248—253页。

[92] 转见《罗隆基一贯亲美崇蒋仇共，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中发现了新材料》，《人民日报》1957年8月9日。

[93] 《昆明文化界潘光旦等为高紫瑜等人被侮陷绑架事致龙云函稿》，1945年9月，转见《闻一多年谱长编》，1945年9月13日条，第898—900页。

[94] 《三十四年度第二次会议》，1945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0—551页。

[95] 《三十四年度第三次会议》，1945年12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第552—553页。并见朱自清日记，季镇淮：《闻朱年谱》，第163页，转见《闻一多年谱长编》，1945年12月2日条，第933页。

[96] 转见《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育罢教育宣言》，1945年12月6日，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7—170页。

[97] 《闻一多年谱长编》，1945年12月15日条，第945页。

[98] 《潘光旦先生第三次检讨（摘要）》，1952年3月17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7页。

[99] 《潘光旦先生第三次检讨（摘要）》，1952年3月17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7—8页。

[100] 转见《闻一多年谱长编》，1945年6月24日条，第861—862页。

[101] 转见《闻一多年谱长编》，1945年8月15日条、1946年6月16日条，第888、1044—1045页。

[102] 转见《闻一多年谱长编》，1946年1月13日条，第957—968页。

[103] 潘光旦：《学与政与党——政学关系三论之一》，1946年3月，见《政学罪言》，第198页。

[104] 潘光旦：《所望于政治协商会议者——“不问收获，但问耕耘”》，1946年，见《政学罪言》，第353页。

[105] 《潘光旦先生第三次检讨（摘要）》，1952年3月17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8页；《闻一多年谱长编》，1946年2月22日条，第990页。

[106] 《派与汇——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1946年，《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103页。

[107] 如西南联大经济学教授陈达，因亲眼看到闻一多死去，变得“愤怒得很”！见全慰天：《记陈达教授》，《观察》第2卷第8期，1947年4月19日。

[108] 1947年春有人写过专文介绍潘光旦的人文思想，其中特别描写了在潘家看到的情况。文称“美如仙境的新林园景把书房里陪衬得异样平和、异样雅致。写字台上的陈设考研［究］而富于风趣。点缀在那套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宝的两旁，那黝紫色的，给雕刻得像棵小树样的台灯，那淡蓝色的小石狮子，那乳白色的小鸟蛋儿……都可以间接地说明它们底主人有独立特行的个性”。余才友：《潘光旦底人文思想》，《观察》第3卷第17期，1947年12月20日。

[109]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375—376、392—393、395页。

[110] 转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58—59页；《民盟反右派斗争有新进展》，《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111] 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背景，当年即有人介绍说：北方的吴景超和南方的钱昌照，都是这个研究会的主要发起者。吴有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做官的背景，钱是宋子文系统的人。会员中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陶孟和、政府官员孙越琦和邵力子。说：《周论》是国民党吴某出钱，雷海宗主编的；《新路》由钱昌照出钱，萧乾主编。说这都是“由美国国务院‘设计’，司徒雷登、魏德迈等‘导演’，宋子文、邵力子、钱昌照等‘帮助导演’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鼓吹手。裴仁：《“新第三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时与文》第2卷第23期，1948年3月19日；胡光：《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在香港》，《国讯》第456期，1948年4月2日。

[112] 樊际昌、周连墀、李涛、毛子水、王聿修、沈寯淇、刘豁轩、陈友松、张佛泉、朱光潜、倪逢吉、齐泮林、胡先骕、王云槐、崔书琴、张起钧：《中国的出路》，《独立时论》1948年9月10日；《读〈中国的出路〉》（社论），《周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9月17日。

[113] 刘大中、徐毓枏、潘光旦、赵人儁、戴世光、吴景超：《还我言论自由》，《新路》第1卷第4期，1948年6月5日。

[114] 徐毓枏、戴世光、刘大中、赵人儁、吴景超、陈达、潘光旦、邵循正：《忠告美国政府》，《新路》第1卷第8期，1948年7月3日。

[115] 刘大中、赵人儁、潘光旦、戴世光、王成组、邵循正、吴景超、周先庚：《一个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具体建议》，《新路》第1卷第10期，1948年7月31日。

[116] 刘大中、吴景超、赵人儁、邵循正、戴世光、潘光旦：《制裁独占的立法》，《新路》第1卷第22期，1948年10月9日。

[117] 潘光旦：《读〈自由主义宣言〉》，《观察》第4卷第3期，1948年3月13日。

[118] 转见《潘光旦先生解放前的反动言论摘录》（编者按），《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1页。

[119] 《关于清华大学情况分析和改造途径的报告》，1949年1月26日，北档1/6/171。

[120] 另外两人，第一个是沈从文，第三个是萧乾。见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第一辑，1948年3月10日。

[121] 荃麟：《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1948年5月1日；蔡仪：《论朱光潜》，《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44页。

[122] 朱光潜：《学潮的事后检讨》（《独立时论集》第一集，1947年6月），《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香港民国日报》，1947年12月22日），《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分别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3—256、303—306、479—482页。

[123] 樊际昌、周连墀、李涛、毛子水、王聿修、沈寯淇、刘豁轩、陈友松、张佛泉、朱光潜、倪逢吉、齐泮林、胡先骕、王云槐、崔书琴、张起钧：《中国的出路》，《周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9月17日。

[124] 冯友兰：《致毛泽东》，1949年10月5日，《三松堂全集》第1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6页。

[125] 朱光潜：《自我检讨》，《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5—538页。

[126] 《毛泽东复信》，1949年10月13日，《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637页。

[12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7页。

[128] 见《罗瑞卿关于处理目前在押战犯问题的意见》，1953年5月8日。

[129] 见田文军：《冯友兰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1—232页。

[130] 转见陈徒手：《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幸运》，《文史参考》2012年第10期。

[131] 《清华总支彭珮云、何东昌反映的教授与学生关系情况》，1949年12月23日，《清华支部对校长问题的意见》，1950年1月31日，北档1/10/480、1/16/171。

[132] 北京市委会：《关于北京市教授思想动态综合情况的报告》，1950年2月24日，北档215/13/949/1—6。

[133] 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29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134] 《潘光旦先生的第一次检讨（摘要）》，1952年1月13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3页。

[135] 《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摘要）》，1952年3月8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9页。

[136] 《我的检讨》，1952年10月26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30页。

[137]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编印：《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1952年3月24日，北档42/1/138。

[138] 潘光旦：《政治必须主义么？——政学关系三论之三》，1946年，见《政学罪言》，第220—229页。

[139] 北京市委会：《关于北京市教授思想动态综合情况的报告》，1950年2月24日；《关于目前北京市各大学教师思想情况的一些材料》，1951年。

[140] 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13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87页。

[141] 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28日”、“10月3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1、302页。

[142] 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23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89—290页。

[143] 潘光旦日记，“1949年9月10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5页。

[144] 潘光旦日记，“1949年9月27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0页。

[145] 潘光旦日记，“1949年12月6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21页。

[146] 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137—154页。

[147] 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27日” 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1页。

[148] 潘光旦日记，“1949年9月8日” 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4页。

[149] 潘光旦日记，“1949年10月3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2页。

[150] 潘光旦日记，“1949年10月7日” 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12页。

[151] 潘光旦日记，“1949年12月4日” 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20页。

[152] 可参见《北京市委情况汇报第3号》，1950年2月24日；［美］德克·博迪著，洪菁耘等译：《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第213—214页。

[153] 潘光旦日记，“1949年10月20日” 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7页。

[154] 批蒋的文字如：“杀敌一篑犹亏，自坏长城，造祸总由他，且伫看舆榇牵羊，独夫有日。”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29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1页。

[155] 潘光旦日记，“1949年10月1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1页。

[156] 潘光旦日记，“1949年10月20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7页。

[157]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编印：《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1952年3月24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9页。

[158] 罗函称：“最近与东荪、光旦、昭抡兄等多次详谈，均认为我辈应在全国范围内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开展，此固友党希望民盟今后之前途，同时亦为我辈在盟中站稳脚步之唯一办法……最近我们商量，拟乘暑假之便，由东荪、光旦、昭抡三位来沪一行，与沪上诸友商量盟务发展计划，并就近商讨如何整顿沪、宁、苏等地盟务。”“罗隆基致赵文璧函”，1950年8月2日，转见《好险恶毒辣的阴谋，看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内幕》，《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

[159] 潘光旦日记，“1949年12月29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28页。

[160]《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41页。

[161]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人民日报》1949年8月15、19日。

[162] 潘光旦：《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和服膺这种“主义”的人》，1949年8月30日未完成稿，《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369—371页。潘在《读〈自由主义宣言〉》一文中详细辨析了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应有之意，宣称：凡将自由或民主“主义”化者，都不免走上武断、教条的道路，而使自由、民主失去其本意。参见潘光旦：《读〈自由主义宣言〉》，1948年3月13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159—168页。

[163] 潘在日记中称：“此种人士亦不存在。”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23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0页。

[164] 潘光旦日记，“1949年9月25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7页。

[165] 《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9页。

[166] 潘光旦日记，“1949年11月1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10页。

[167] 潘光旦：《课改与院系调整应“稳步前进”，综合大学可促进理论与实际真正配合》，1950年6月1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405页。

[168] 潘光旦：《美国心理的诊断——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说》，《观察》第6卷第14期，1950年5月16日。

[169] 潘光旦：《调查与实践》，1951年10月13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476—479页。

[170] 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1952年），见《潘光旦文集》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21页。

[171]潘光旦：《巩固扩大中国人民的胜利——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年》，1951年6月30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467—468页。

[172]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编，第5页。

[173]潘光旦：《再论宣传不是教育》，1945年，《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402—403页；潘光旦：《论教育的更张》、《工业化与人格》，1948年10月9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267—285、323—329页。

[174] 《中央宣传部关于十二月及一月工作情况向毛泽东的报告》，194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799—800页；《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1949年3月10日，陈大白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175] 转见于光远：《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发言集》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9页。

[176]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1949年3月10日，陈大白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177] 见齐家莹编：《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2—373页。

[178] 见《校务委员会今后工作方针》，1949年12月5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8—129页。

[179]此次会议召开于1949年12月23—31日。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1949年12月31日，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6日。

[180] 潘光旦日记，“1949年11月30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19页。

[181] 潘光旦日记，“1949年12月3、14、18、19日”条，“1950年1月8、10、11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20、323、325、331、332页。

[182] 潘光旦日记，“1950年1月14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32页。

[183]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1950年8月，教育部则明文规定：社会学系的任务是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见《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编：《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学院各系》，北京：光明日报社，1950年，第15页。

[184] 潘光旦日记，“1950年1月22日、29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33、335页。

[185] 费孝通：《社会学系怎样改造》，1950年3月7日，《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50年3月20日。另见《费孝通文集》第6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9—44页。

[186]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人民教育》创刊号，1950年5月1日。

[187] 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5月9日，刘志鹏等编：《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教学卷）》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5、270页。

[188] 公望：《苏联专家阿尔辛捷也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0年6月8日。

[189] 《北大清华教授对文法学院合并问题反映》，1950年7月27日。

[190] 潘光旦：《美国心理的诊断——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说》，《观察》第6卷第14期，1950年5月16日；潘光旦：《论〈婚姻法〉》，《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391—403页。

[191] 潘光旦：《课改与院系调整应“稳步前进”，综合大学可促进理论与实际真正配合》，1950年6月1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404—405页。

[192] 《清华五月份教授情况综合报告》，1950年6月10日。

[193] 《钱俊瑞传达毛主席及少奇同志对高教政策的指示》，1950年6月5日。

[194] 《清华大学五月份教授情况综合报告》，1950年6月10日。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教改风波刚过，潘光旦和全慰天等就去到太湖地区参加土改，并将他们的见闻写成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出来。自从1950年5月中旬起，潘光旦重又恢复了他在民国期间在论政议政的那种活力，到1951年底，他在报刊上就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而且都是立场鲜明、政治正确的。很明显，他在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使他接连在清华大学党总支的政治排队中再没有被列入落后的名单中。1951年8月清华党总支汇报宣称：“清华共有教授一四一人，中间的有五十余人，落后的四十余人，共占全部教授数三分之二强。”汇报中列举的仍存在着崇美、亲美、恐美思想的教授，和在土改问题上持怀疑态度的教授，以及对镇压反革命问题存在“仁慈”观点的教授中，都没有潘光旦的名字。[1]10月，清华党部支的汇报中虽然又一次提到了潘光旦的名字，但只是提到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问题，说他解放初讲过：“共产党是先松后紧，要统治思想。”现在不讲了，现在说的是：“今天写文章，内容最好大家一样。过去我总喜欢写新奇的，今后只好少写了。”清华支部认为，潘光旦的这种思想，“妨害了批评的开展”。[2]

潘光旦政治上的表现，看来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1951年的10月，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特地走下主席台到台下座位上看望身有残疾的潘光旦，并与之交谈。这一情况也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这个时候的潘光旦已经跟上了形势，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

但是，也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公开宣布了那个很快导致潘光旦堕入政治深渊的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决定。他宣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

就在毛泽东宣布这一决定之前，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专程到北京大学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一篇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长篇报告。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用亲身经历说明了从阶级出身、阶级成分和旧社会的社会政治环境，看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自己过去也曾有过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坐在台下的教授们不少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所感动。同为清华教授的金岳霖等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象到，“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他说：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了不起的大事”。其他一些与会教师也表示：“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4]

同在会场中的潘光旦，因为思想情绪和过去不同，显然也一样受到了触动。此前，1949年12月10日他也听过类似的报告，报告人是钱俊瑞，也大讲一番个人经历及其不得不改造的过程。当时潘光旦全无触动，他的感觉是：“大致均中肯綮，但亦不无渲染，有若宗教信徒劝人入道之口吻。”[5]近两年之后再听周恩来的自我检讨，因为心态不同、观念改变，心情和感受也大不同了。不仅如此，结合前一段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学校里正在开展的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在“对外分清敌友”的学习过程中，潘光旦也自动仿照周恩来的样子，公开发表文章，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做了深入的“自我检讨”。

他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认识、接触美国的全过程，详细说明了自己不同时期对美国的看法，认为自己对“整个的美国”没有多少好感，“崇美的心理我自认为更说不上”，“恐美心理的问题不大，比较容易克服”。只是因为清华代理校长当年嫌自己残疾反对选派自己去美国，美国女教师为自己打抱不平，使留学愿望得以实现，以及1946年李闻惨案发生后，昆明美国领事馆马上把自己等接到领馆里躲避等几件事情，自己会有一些亲美心理。而“经历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建设的步步成功，参加了一连串的发人深省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抗美援朝与反文化侵略，学习了美国侵华史，最近更学习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之后”，“这些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思想，无论多少，是无疑的已经基本上扫清了”。“美帝国主义绝对的不是友人，而是敌人，也已经是昭然若揭”。这也是自己能够写出一系列反美文章的重要思想基础。

但是，他承认，如果认真地从“亲美、崇美、恐美”三个方面来检查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自己实际上对美国总是仇视不起来。为什么呢？他转而开始学着从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的角度对自己做解剖，说：“我的所以仇美仇不起来，乃至仇许多别的坏东西也仇不起来，是一个十足的阶级立场的问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他因此详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和长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长期受到中国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环境影响的情况。说明自己因为做过基督教徒，因此对耶稣“博爱”的言行印象深刻；因为对传统“旧学”的偏好，因此对儒家“以直报怨”的主张深以为然；因为受美国教育多年，因此自由主义思想浓厚。这些都使自己“主张一切兼容并包”，无原则地赞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团结”。“不但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并且根本反对站在阶级立场说话，认为阶级是一大宗偏见的厉阶，和种族、宗教、国家之类属于同一范畴”，以致敌我不分，一贯“以为不动感情、无多爱憎、直道待人，方是美德”。

他的结论是，自己之所以仇美仇不起来，根本上就是因为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没有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由于长期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榨取，人民是仇美的，我如真体验到人民的仇美，我又何能不仇美呢？”他最后坦言：因为自己的这种思想和历史，“我一时还不能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肯定的”。但经过学习，认识了人民，相信了人民的力量，因此“我多少已经站进人民立场”。“我相信，我如果再努力学习一下，把人民的休戚利害作为我的休戚利害，而把一己的休戚利害搁过一边，仇美的情感是一定会日益滋长起来的。这也是肯定的。”[6]

和此后运动期间迫于政治压力进行的检讨不同，这时没有人给潘光旦以压力。周恩来报告后，清华各系按校学习分委会的要求，通过“漫谈”的方式来推动自我批评，不少教师在小组座谈中以周恩来的方式检讨了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潘光旦的检讨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小组学习会上多次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最让他深有感触的，显然是学校思想学习运动中关于“认识美帝”的话题讨论，其中一个话题：“仇美仇不起，原因何在？”在社会学系的讨论中，教师们几乎一致同意，“这是立场转变的问题”。但是，怎样才能转变立场呢？潘光旦在发言中即提到：“只有将我们个人的感情和工人阶级的感情打成一片，才能建立仇美的情绪。”[7]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将个人的感情和工人阶级的感情打成一片。他的文章即是针对自己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主动梳理、思考，并投诸笔端的结果。能够严格依照中共的阶级分析方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教育背景和历史经历等等，与阶级立场联系起来，痛贬自己的过去，勇于承认自己政治能够反美，感情上却恨不起来，虽然并未找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来，但这也足以显示出潘光旦这时思想的变化又有新的发展，紧跟形势的决心和勇气也相当大。以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再加上有民盟骨干的历史和政务院文教委员的身份，他无论如何不会对即将到来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心之处。他怎么都想不到，不过几个月后，他竟会因为“政治历史问题”而成了斗争的对象。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严格地说，以潘光旦1950年下半年以来的政治表现，无论是北京市，还是清华大学，最初也并没有把他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运动还处在思想学习阶段，正在准备转向思想改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的1951年底，清华大学党总支向市委主管部门汇报了校内各主要教授的思想情况。介绍到潘光旦时，基本是正面的介绍，并且对他的转变还有所肯定，完全没有批评的口吻。汇报只是说：“潘光旦在教师学习运动开始时表现不够积极，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大，新旧思想可调和，在整个学习气氛的带动下，经过个别动员后，比较积极起来，在小组会上对其过去的政治态度及思想体系做了初步检讨，他开始时分析自己思想的根源：一是市镇小商人、小市民出身，有中间性；二是秃顶断腿，自惭形秽，凡事求己，与人无争；三是自己能够出人头地，是遗传的缘故，祖上三代做大官，故认为人穷是遗传不好，努力不够。”谈到历史上的问题，如1948年参加《新路》，说潘光旦“承认”“是被反动派利用了”。同时又强调：“当时情况不同，不能要求过高。”说经过小组会讨论，他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说：“看到了三大运动的成就，共产党工农干部的艰苦，看到大家都在学习，认为自己也应要决心改造。”承认过去政治上坚持中间路线，参加《新路》错了，是为反动派在“呐喊”，为蒋介石争取中间分子。说：“他批判了自由主义，表示要学习集体主义；批判了旧遗传学，说‘过去认为地主多是方面大耳，生来有福气，土改以后全完蛋了，看来也不见得比农民优秀’。”说他比较诚恳地提出了许多思想问题，希望大家讨论，帮助他解决。称：“群众反映他的态度诚恳老实，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汇报称：

社会系开了三次会讨论他的问题，对他的各种思想均有些批评，但不能深入。讨论中未解决的问题有：

一、关于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的问题，过去他认为共产党“控制思想”，强调集体与通性而不重视个性之发展，个人无真正自由。今天他承认个人在集体中是有充分自由的，学习会上可以自由争论，党也要大家批评提意见，在内部可以自由争论，但因为敌人还存在，不宜公开争论。但他仍认为学术要得到真正的发展，还是要‘百家争鸣’，不能从阶级观点上看问题。

二、坚持中庸与辩证法是调和的。他说：“共产党的政策纠左纠右就合于中庸之道”，“中庸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进步思想，凡一个超脱了灭亡的阶级，就可以看得远，创造进步思想。马克思超脱了资产阶级，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庸也是超脱了奴隶主而创造的”。

三、主张贤人政治。他说：“毛主席是贤人，内圣外王，天天为老百姓着想，群众是片面不完全的人，必须有一批贤人专门搜集大家的意见为大家办事，才能成功。”又说：“过去虽也有贤人，但太少，所以失败。”

汇报总结说：“他的思想开始波动了，许多问题有昨是今非之感。但对思想改造，希望慢慢来。他说：‘资产阶级文化我都涉猎过，要放弃这整体系，不是一天可达到的，感到自己接受另一套全新的有困难。’说‘我今天是旧瓶装新酒，要慢慢来，你们不要要求太快，以后会有一天变成新瓶子的。批判要慢慢深入，报上那种三言两语的批判是没有作用的’。”[8]

不难看出，运动之初，潘光旦其实并没有成为清华大学的重点斗争对象。而他自己也仍旧是人家说的那种“牛皮筋”式的脾气：不温不火、不急不恼，非自己想明白，否则别人谁说都没用的倔强性格。用他的话来说：“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私下里，他依然表现得轻松、自信，并没有特别重视这场运动。学校组织运动领导机构——校节约检查委员会，要求民盟出一人参加时，他想都没有想，就随便找了一位盟员去加入了。在学习讨论阶段，他还对一位教师说：“你批评那么多干嘛？以后可就没什么可批评的了。”他甚至私下里还半开玩笑讽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称：这对多数人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是和宗教仪式里的忏悔一样的，痛哭流涕一场，以后照样犯错误”。[9]因此，他对自己的第一次检讨，也明显地没有特别当回事儿。他只是以校图书馆馆长的身份，着重检讨了这时同学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归因于他对自己所担任的这一工作不够负责任。比如过分依赖“三元老”（三个股主任）；对同学提出清除反动书籍的主张表示抗拒，认为这等于焚书坑儒；对“反动”的《字林西报》不愿停订，认为还有参考价值；对传统黄色书籍，完全没有想到其腐蚀作用，一任自由流通。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还是因为自己缺少阶级观点，相信大学必须无所不包，兼容并蓄，以实行“通才教育”。结果“就是敌我不分，把各种反动的以及腐朽的东西，也兼收并蓄了进来”。[10]

这个时候，大概还很少人真正明白这场思想改造运动背后的政治目的所在。包括学校党的组织机构，运动之初也都认为运动的目就是要帮助那些教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加速思想改造呢。因此，不仅潘光旦等被改造者敢于光明正大地要求运动的领导者“不要要求太快”，“慢慢来”，就是学校党组织在事实上也承认思想改造急不得。因为，毛泽东就再三讲过，思想问题、教改问题，都要慢慢改，不能性急。

这场起源于学习运动的思想改造运动变成为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彭真于1951年11月3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一个是时任团中央书记，兼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工作组组长的蒋南翔关于组织大学生参加运动的提议。

彭在11月3日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提出，国民党过去在教职员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中发展了大量的反动党团员和反动党团所利用的外围组织，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学校并受过日伪反动统治者的控制和毒害，建国以后我们对教育部门，特别是学校内部教职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曾被反革命威迫利用过的分子，还未进行系统的清理，因此，多数学校思想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就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而言，此次运动只能是初步的，故学习运动告一段落后，就应该着眼于利用这一运动结合进行“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着手清理反革命分子”和“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以便使全国学校“逐步取得与保持革命的纯洁性”。[11]此一指示稿经毛泽东批准，于11月30日作为中央正式指示印发，从而成为指导整个思想改造运动的基本方针。[12]

从1951年秋季开始的思想学习运动，始终是局限在学校教师范围内的。在开始转向思想改造运动之际，蒋南翔提议让大学生参加到运动中来，很容易把教师之间原本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农村土改斗地主式的群众斗争。尤其是这场运动又以清查、检举反革命分子，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为主要斗争任务，故北京市相关机构马上就提出，应考虑用同学的学习推动教员的学习，并“为学校中进行‘清理中层’作准备”。[13]

由上可知，这场思想改造运动酝酿发动之初，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运动除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外，根本上是在借机进行政治审查和组织清理工作。即使是清华党总支及领导学习运动的分委会，在组织运动、选择运动突破口以及树立典型等问题上，也全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准备。潘光旦之所以会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运动的重点斗争对象，并非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潘光旦最早一次做检讨，是1月15日，当时是民盟清华区分部正式开始思想改造运动，身为区分部主委的潘光旦理当头一个检讨。而作为清华校务委员和校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在清华大学并没有被安排在最早一批检讨。他在学校第一次做检讨的时间已经是1952年1月31日，同时检讨的还有钱伟长、陈新民两位教授。由于一般群众关注的热情还在清华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叶企孙、周培源等第一批检讨的校级领导人身上，许多人对他的问题还不了解，负责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也不大掌握他的材料，因此理论上应该比较容易通过。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听众的斗争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当场质问、提意见已经变得很踊跃，故想一次通过也几无可能。而且，如果态度上给大家再留下不诚恳、不用心的印象，那就肯定会被围攻。

潘光旦这次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就事论事的态度当即就受到了与会者的激烈批评。大会下来后，民盟清华区分部也开会帮助他分析问题，他也不得不进一步做了检讨。几天后，在2月2日晚召开的学校大会上，各学习小组一致要求潘光旦必须再做检讨，尤其要深刻检查他几乎连提都没有提到的建国以前的思想政治活动的情况。[14]

会上会下学生和教师反馈出来的种种情况都显示，潘光旦因为两度担任教务长，和长年主编杂志，写过大量政论文章，其历史较许多教师要复杂。而中共中央11月30日关于思想改造运动要着眼于组织清理的指示，更要求工作组必须严格审查每一名教师以前的政治历史。因此，潘光旦第一次检讨避重就轻的态度，马上就引起了负责清华大学运动领导工作的工作组和节约检查委员会的高度重视。潘光旦的历史问题，很快就成了工作组布置积极分子和党团骨干着手核查的一个目标。

考虑到第一次检讨内容太过应付，潘光旦很快就表示希望马上再做第二次检讨。因此，2月3日晚，根据潘光旦的要求，他被安排在全校大会上再做第二次检讨。这次检讨的准备时间虽然比较仓促，但潘自认为比较认真。他交代了历史上的种种问题，上纲上线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在准备检讨的过程中，甚至还修改了早就准备发表的《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一文的校样，特地加写了一段文字，对自己一年前还在为之极力辩护的社会学学科和相关理论的重要性，也予以了批判。他写道：自己所学的进化论，包括优生学在内，都不过是“一堆所谓‘渐变’的改良主义的教条”；自己目前所从事的社会学，“更是替资产阶级撑腰的一大堆浮词臆说”。[15]

不过，据校直接负责运动指导工作的节约检查委员会评价说，潘光旦这次只是“开始接触了他的思想问题，对于过去的各种思想与政治活动作了一些交代”，但群众仍旧极不满意。因为他强调过去自己一贯走的是“中间路线”，1934—1937年在清华做教务长时，对学生运动一般一概不管，而且还拒绝过国民党的干涉。1940年加入民盟之后，和中共地下党固然没有思想上的联系，但在政治上则是合作关系。在西南联大期间，虽然相信蒋政权必须打倒，但对好友闻一多那样不顾一切、牺牲自己“总觉得过于轻易”，因此总是劝说闻一多“冷静一些，拿鸡蛋来打石头是犯不着的”。在他看来，闻一多所以会那样激烈，“一半是由于他的诗人的热情，一半是由于他的家庭与经济环境，激得他走上这一条路”。因此，当李闻案后，自己的做法就是“躲避危险，不能坚持斗争，不懂得革命”，以至于把出手相助的美国人看成急难时的朋友，完全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这种心理，尤其是一直跟着欧美思想家，把集体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相信苏联的集体主义与德国法西斯的集体主义实为一丘之貉，还影响到自己和民盟的关系。当中共在1947年公开批判中间路线之后，民盟亦发表声明放弃中间路线，而自己却坚持中间立场，甚至参加了积极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新路》杂志组织的活动，“一度成为反动势力的不自觉的帮凶”。当然，在解放后，他相信自己在行动上已经与共产党合流了，思想上的抗拒也只剩某种“暗流”。“暗流的分量是在逐渐减少，但减少得不快，随时随地必然会冒些出来，于是形成了种种严重错误。”[16]

潘光旦的这次检讨还是没有能被通过。这一方面是因为潘光旦在清华工作的历史太久了，他的言论又常常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很容易成为争论或攻击的靶子，师生们可以提出的疑问太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特别是工作组已经根据中共高层运动领导机关的安排，内定了深入批判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借此敲打民盟右翼的方针，[17]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弄清楚他的政治历史“问题”。潘光旦第二次检讨后一些师生揭发出来的情况，已经清楚显示出他这方面问题确实很多，像他坚持要把《字林西报》摆在图书馆重要的位置上，却拒绝将新民主主义论等书放在醒目的架子上；上课时指定同学参考《圣经》来读马克思的著作，说“马克思是犹太人，所以才从圣经上找到共产主义”，云云，都让工作组觉得潘太过反动、嚣张。[18]潘光旦对自己始终站在“中间”立场上的辩解，也引起了工作组的极大反感；他关于建国后思想立场已经逐渐转到人民一边来，只是有时仍有“暗流”涌动的说法，更是成了会议组织者非要追究到底不可的重要疑点。

对潘光旦第二次检讨，会议组织者事先其实是做好了一定的部署的，但会下群众一下子提出来一百多条问题，还是有些让人意外。大多数提问者其实对潘光旦的历史情况并不了解，因此所提问题多半还都是针对潘的态度而发，认为潘仍旧是在为自己的过去做辩护，很不老实。[19]但和潘熟悉的那些教师和同学的批评就有很强的杀伤力了。华罗庚在发言中直言潘口头上批评了自己的优生学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看法。说他私下里仍旧常常强调优生学还是有用的，至少将来阶级消灭了是有用的。丁则良也发言证明华罗庚的看法，指出：潘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缺少斗争性，以他对优生学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丁则良说：“两个月以前，我们在一处开一个讨论会，会上谈到优生学的问题，他说：‘解放后我不搞优生学了，不过马列主义是讲衣食住行，讲production的，即物物生产，而优生学是讲男女，讲reproduction，即人种的生产的。’我不同意他这谬论，他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双方辩论很激烈。当时他的态度很不自然，有点生气。从这里，我看到他的战斗性很强，不过是为反动的优生学而战斗。”[20]

一位电机系同学潘德恒则当众揭发称：1948年8月19日北京军警大举搜集清华校园时，进步同学向潘提出把同学们办的纪念“一二·一运动”的图书馆中的资料移到大图书馆去，潘以那是些小册子当场拒绝。以后，同学们又要求把其中五千多册马列主义书籍放到大图书馆，潘又借口这些书太破，不好放进去为由婉拒。后来还是经同学们力争，才装订了其中的一千多册放了进去。1950年初，同学们要求清除图书馆中的反动书籍，潘说：“你量太小了，假使你潘德恒有本领订出一个标准的话，我就照办。我是文教委员，从未听过要撤除反动书籍的事，你们这样演变下去，要形成焚书坑儒了。”同学们再要求时，他就说：“空气中什么细菌都有，就没见人人都病。可见身体抵抗力强就不会得病，反动书籍也是这样。”

潘光旦此前所发表的政论文，这时也开始引起了一些与会教师的注意。如有教授就提出：潘在1948年9月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从几个世运选手拒绝返国说起》一文，明明是匈牙利几个运动员到英国参加运动会叛逃，“甘心为帝国主义作爪牙”，潘却把他们说成是“皎皎之辈”，说他们是“渴望自由”，“认为英国是最自由民主的国家”，这明显是站在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上诬蔑苏联及其人民民主国家，充分说明“他的反动思想是一贯具有战斗性的”。[21]

两次检讨没有通过，无疑带给潘光旦极大的思想压力。他一方面在私下里认为这是有人打击报复，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检讨有些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把进步一面说得太多了，所以别人不满意？”[22]尤其是第二次检讨正值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热火朝天之际，学生和教师中间的积极分子情绪十分激昂，揭发、检举、批判斗争，大会小会不一而足。潘光旦的问题更是被上纲上线，甚至有被从“历史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的严重危险。在张奚若、金岳霖几位教授先后登门相劝或当面严加批评之后，他又两三度在系、馆、哲学小组会和民盟支部范围内进行检讨。一些人的批评疾言厉色，甚至当面斥责说：“潘不是暗流，实际上他是用‘自由主义’来对抗共产党的。在清华领导民盟也是如此，盟员都像吴晗那样，他领导谁？所以要发展一些落后分子以树立自己势力，使自己不致孤立。”[23]在民盟会上，潘在检讨时甚至当场哭了起来，但他想要取得运动组织者的谅解的前景仍然非常不乐观。

在北京市委1952年2月底报给华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也已经把对潘光旦的斗争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加以说明了。这份充满了胜利喜悦的报告写道：学生群众一起来，一些行政领导和教授就“不得不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臭架子，进行自我检讨”。“北大的汤用彤、马大猷、罗常培、钱端升，清华的叶企孙、周培源、潘光旦、钱伟长……都在群众面前检讨了自己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自私自利思想，或崇美、亲美思想。检讨好的，群众让他们过关；检讨不深刻的，群众就不让他们过关。潘光旦已检讨了五次，并且哭了一场，仍未过关”。“经过这一番斗争，大学里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被一般教授和学生们崇拜为偶像的所谓名校长、名教授如叶企孙、陆志韦、潘光旦等都倒下去了……许多学生很幽默地说：在三反斗争中，我们的旗帜倒了！”[24]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1952年3月，中共中央就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具体策略发出指示称：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要特别依靠学生群众，“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具体办法应实行“人人过关”，即“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在此基础上，可采取“分层过关”的策略，即“（一）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二）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三）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四）直到最后每校总有极少数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25]

与此同时，周恩来这时也注意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发展到学生群起批判教师，各种历史问题均被上纲上线，教授们过关极为困难的情况，故致函中宣部长陆定一，要他立即召开相关会议，向负责干部说明：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能过急。在北大、清华要马上制止急躁情绪，除少数人外，过去的事情坦白交代了，就可以过关，思想问题不可能一次得到彻底解决。[26]

一方面，中共中央规定了分层分批让多数教师过关，重点批判少数人，只处理极少数人的策略；另一方面，陆定一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北大、清华领导层打了招呼，因此，两校工作组随后也陆续开始安排众多教师分批检讨“过关”。清华大学副教务长费孝通在3月8日的全校大会上公开检讨之后，就被很快宣布已得到了群众的认可，顺利过关了。

费孝通曾经做过潘光旦的学生，以后长期在一起工作，并合作研究，两人久已成莫逆之交。1946年“李闻惨案”后与潘光旦一起躲进美国领事馆，后来又一起转经重庆飞往南京，再一起到浒墅关暂避的，也是费孝通。费孝通1940年代后半期也和潘一起，写过不少观点相同的政论文章，费孝通都能够通过，本已开始绝望的潘光旦，又不免感到了些许希望。

费孝通的检讨着重检查了自己的历史，上纲上线，毫不留情。比如，他这样讲自己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说：

我从进了教会学校起，就中了留学英美的毒素，靠分数来开辟前途，曾因考得不好下决心不讲恋爱。当时对日本侵略东北，我是不关心的。大学毕业后，为了一鸣惊人，未立刻出洋，先到广西瑶山去做调查研究。在英国我立志要取得所谓国际地位。回国后，野心愈来愈大，接受中英庚款作研究，我搞的是有关中国的社会分析，对帝国主义是很有用的。

我丧失民族立场，先后应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联络处的邀请出国访问，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在外国话中国，在中国讲外国，内心想和胡适之争一日之长。访英回来，英国有一世界主义组织要我参加，其中有爱因斯坦、加仑比，还有胡适，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以与世界名流并列为荣，毫无政治立场。

解放前我认为美国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力量可以通过国会发生作用的，一直到解放前半年，还是认为美国政策对中国有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美帝是会反对蒋政权的，我又以为我在美国人民中有影响，我可以起作用，使他们认识蒋介石的法西斯本质。我主观上要求美国改变政策，停止当时的内战（事实上是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向人民的进攻），实行旧民主，就是中间路线的实现，也就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政治幻想，一直到解放后才明白，这个路线的结果是会使我们投降美帝，成为美国殖民地，才认识到我们过去的政治路线是反动的，是危害国家危害民族的。解放前，我根据这种错误的认识，行动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最突出的是闻一多先生被刺后，我和许多朋友避到昆明领事馆，这个行动正给美帝戴上一个虚伪的面具，迷惑了群众，把敌人作为朋友，这个损失远过于少数几个民主人士的性命。我为了自己的性命而牺牲了更多人民的鲜血。[27]

注意到费孝通的检讨，全面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几乎不讲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本来就认为自己过去可能是自我辩护太多了的潘光旦，在第三次全校检讨稿中也照猫画虎，把自己的历史翻出来一件事一件事地查，所有事都往阶级立场问题上扯，全面自我批判，甚至宣称自己在政治上一贯是“反对革命，维持反动统治的路线，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间路线”的；“在思想上始终一贯地站在反动的一面”；在行动上从来都是“有可有不可的，凡是可以的，都是反动的，不可以的，都是进步的”。[28]

潘光旦第三次检讨的时间是1952年3月17日。他把自己的历史表现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1年加入民盟以前；第二个阶段是从加入民盟到清华复员；第三个阶段是从清华复员到1949年解放；第四个阶段是解放以后。

他详细地说明了1926年夏天到张君劢的政治大学任教，并担任教务长，1935年前后加入了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的情况。

讲述了1927年政治大学结束，他先后参与《新月》杂志的编辑并主编了《华年》杂志的情况。介绍了自己1934年进入清华，1935年冬开始做教务长，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反对罢课、罢考，以行政权力干涉学生运动的过程。

提到了1937年以后开始在文章里批评苏联，主张自由主义，即使在1941年加入民盟后仍旧坚持批评的立场，直到1946年2月在国民党人发动的反苏宣言上签名，不惜和民盟同志发生冲突的情况。

他也讲到了1945年“一二·一运动”期间自己敷衍、躲避与两面派的态度，既觉得该回击一下国民党，又怕学校关门，想要用教务长的权力尽量控制学生，因此和闻一多、吴晗等民盟骨干意见不合的情况。

他也说明了国共决战时刻自己所以疏远民盟，加入公开主张“中间路线”的《新路》杂志社及其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原因。

他最后说明了解放以后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称1949年冬天以前对一切新的东西、新的变革，态度都是冷淡的、沉默的与旁观的；1949年冬天以后因为政治上受到了重视，表现才开始积极一些了。[29]

但是，潘光旦毕竟是潘光旦，其自傲的性格和对进一步深挖历史的恐惧，使他总是不愿触及历史上那些说不清楚的事情，在检讨中总是无法不拐弯抹角地强调自己当年所言所行的种种理由。

比如，他主动承认自己1935年前后曾经一度参加了国社党，却着重强调这是因为赞同张君劢反蒋，与张又是同乡，两代有世交的缘故。

他说自己1927年搞《新月》，以后编《华年》，虽然觉得革命可怕，不赞同共产党，但思想上因为受到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始终是反独裁、反蒋和反国民党的。[30]

他说自己1934年开始在清华做教务长时，学校里革命力量与反动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左右为难。但从职责的角度，他虽无例外地反对一切罢课、罢考等妨碍课业的活动，但严格掌握着一条原则，即只要不违反校规，不打乱学校秩序，就听之任之。

针对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他则辩解说，当时以为“这是国民党喊出的口号”，认为“国民党自己不争气，把中国政治搞得一团糟，却硬把责任向外国人与老祖宗身上一推”。

对于许多人提出他反苏的问题，他解释说，1937年以后自己所以会在一些文章中陆续有批评苏联的言论，也是因为自己有自由主义立场，相信苏联是集体主义，限制个人自由的发展。这也是他当时不赞成中共的原因所在。他常常会在文章中批评几句苏联，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这一看法。1946年2月他之所以会不顾民盟组织的反对，坚持在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苏宣言上签名，也是因为一来有狭隘爱国思想，二来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别人越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就越想要表现一下自己的特立独行。

至于回北平后，参加《新路》和在《周论》等“反动刊物”上写文章，他认为也是一样的原因，一是因为思想上合拍，二是不愿意个人自由受到中共的牵制或民盟的干涉。

谈到对学生们所关心的他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的立场问题时，他解释说，以自己教务长的身份，即使赞成学生运动，也不便表现出来。同时，自己也确实觉得国民党太不像话了，问题是搞得太厉害了，弄到联大关门，少了一个民主堡垒，于公于私都有损失。因此，“罢课我是赞成的，但（认为要）能发也要能收，宁愿收了再发，不要旷日持久，使学校终于无法维持”。

他的检讨总体上是强调：自己过去“思想情况是把蒋介石看作历史上的专制暴君一流。把国民党看作历史上的奸臣、外戚、太监所结成的狐群狗党一样，而自己呢？想发生一点历史上御史大夫口诛笔伐的作用，想发扬一点所谓清议”。但他同时又很直率地表示：“假如反动派不叫我离开学校，相反的给我一些好处，如提倡优生学，或让我主持一个研究机关，我就会不但不反对它，并且还会拥护它。”他的结论是说：“我这种‘反’法，只是一种同属于一个阶级——统治阶级——的争吵，我只是在讨厌蒋匪帮，骂蒋匪帮，骂蒋匪帮没出息，而没有把他看作不同阶级的敌人。” [31]

潘光旦这次检讨长达近三个小时。在这次检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段内容，是他承认“李闻惨案”对他在中国革命大决战最后关头的政治表现，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他说明：得知“李闻惨案”后，他很害怕，但“有我那种思想情况的人，是不会考虑到解放区去的，我个人的情形又无法转入地下，于是只有力求所以自安之道的一法”。从美国领事馆出来后，不仅马上听从教育部安排转去南京，躲到浒墅关去。回到北平后依旧心有余悸，不仅更不敢靠拢中共，连对民盟的工作都不再积极。相反，去积极参加了以第三条路线面目出现的《新路》杂志及其领导机关——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各种活动，给自己上一层保护色。在此期间，为了安全，对国民党不仅很少再批评，而且“推却了苏联领事的吃饭”；“拒绝在反美反蒋的宣言上签名”；“罗隆基在上海被蒋匪软禁，我到上海答应去看他，而终于未去”；“闻一多的家属进入解放区之前，想把闻一多同志的骨灰罐子寄放在清华图书馆里，我没有同意”；1948年“八一九大搜查之前，我拒绝‘一二·一’图书馆把书送到大图书馆”，甚至“把我一向自以拿稳了的反国民党的立场也抛弃了”。 [32]

也正是这一段推心置腹的坦白，引发了与会者更多的反感。有人当场质问：“连把闻一多先生的骨灰放到图书馆里这件事你都拒绝，你不是说他是你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吗？你这种丝毫没人性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有人痛斥潘：“你怕反动派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你为什么就不怕人民说：‘你是国民党的帮凶’呢？”有人当场举例驳斥潘：“你当时在上海主编的《华年》……里面的社评文章乃至漫画，都是露骨的反共言论。例如‘共匪如何奸淫烧杀，如何恐怖’。有一篇社论叫《剿匪已入最后阶段》，还有一些通讯如‘向赤都瑞金进军’、‘匪区的一斑’、‘剿共声中的贵州’等等，里面尽是一些‘共祸’、‘赤匪’的字眼，你说你看到国民党所杀革命青年而痛恨，这不是当面撒谎吗？”[33]

实际上，潘光旦这时被认定的“历史问题”太多了：加入过反动的国社党；战后又签名于反苏宣言；积极参与集中了众多“反共”学人的《新路》杂志社暨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活动；政论文中有大量“反苏反共”言论；几度用行政权力妨碍甚至压迫学生运动，甚至与这时被内定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张东荪关系密切；等等。

不仅如此，潘的态度也大成问题。据揭发，潘对“忠诚老实交（待）清”活动私下里颇多微词，态度倨傲，表现出对检讨自己的问题怀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特别是工作组，根本不可能让他过关。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还在潘光旦第三次检讨之前，运动组织者们就已经全面查阅和整理过潘过去所编的杂志和所发表的文章了。因此，会后马上就印发了《潘光旦先生解放前的反动言论摘录》，摘章断句地列举出了大量潘光旦早年发表过的所谓“反苏反共拥蒋亲美”的各种言论。其中有“替国民党助威叫嚣把廖承志同志‘按法惩处’”，有鼓吹“安内攘外，双管齐下”，有“对蒋匪政令‘于遵行之余对政令作积极的批评’，‘对施政的人作善意的提醒’”，有“大力为蒋匪动员‘知识青年从军’”鼓吹叫好，等等，从而更加凸显出了潘政治历史上的反动。[34]

潘光旦的问题明显升级了，而且正在变成了全市高校思想改造运动斗争的重点人物。因为，就在潘第三次检讨之后，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竟然编印了《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看样子还想要编《摘要（二）》，甚至编《摘要（三）》。其中将潘的反动言论直截了当地划分为“反共”、“反苏”、“拥蒋”、“亲美”和“解放后的反动言论”五大类。

关于“反共”，《摘要》找到了潘光旦主编《华年》杂志上刊登的，政治倾向极端明显的《匪区通讯》、《匪区的一斑》、《剿共声中的贵州》之类的通讯，并说杂志的社论皆由潘执笔，因此，像《法制程度的一个测验》、《剿匪已入最后阶段》、《安内攘外，双管齐下》等文，更可证明当时的潘是站在反共立场上的。

关于“反苏”，《摘录》也找到了潘自1940年以来发表的四篇文章，说明他不仅污蔑苏联为极权统治，“没有了天理与人理”，而且攻击苏联政治是宗教化的，意识形态更是宗教化的，连政治也是宗教化的。

至于“拥蒋”，《摘录》其实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它唯一可以找到的一篇潘谈及蒋介石的文章，就是1943年潘评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一段文字。在该文中，潘明明是在借机批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对自由的批评性看法，《摘录》却只节录了潘文开篇的一段话，就断言潘“称颂”该书“极端重要”，说自己“极端赞同”，云云。

至于“亲美”，《摘录》也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它举出的证据是潘光旦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肯定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民族特性观察所得的评论。明明潘只是翻译了这位传教士的著作，《摘要》却说潘是在“引用美帝国主义分子明恩溥对中国民族的污蔑”；明明明恩溥对中国民族特性的归纳有肯定、有批评，《摘要》却认为明恩溥的归纳全是负面的，是污蔑。[35]

《摘录》搜集的潘光旦“解放后的反动言论”较多，只是有些是1949年底以前潘光旦对新政权不理解时讲的，有些不仅不反动，而且还很“进步”。只是潘在私下里讲话常常讲些大实话，这时的共产党干部接受不了而已。

比如说“共产党主张斗争，主张矛盾，社会没有矛盾就不能进步，他们时时在找矛盾，总要找一个斗争的对象”。

比如说：“说历史方面吧，我们有专学历史的，说科学方面吧，我们有专学科学的。他们的观点比我们的正确，但是他们那一套不能讲一学期，开一门课五六个钟头就讲完了。”

比如说：“毛主席好，因为他讲话没有架子，比周恩来刘少奇好。”[36]

被学校编印《×××反动言论摘录》，潘光旦在清华大学是第1号，就连有国民党党团骨干背景的冯友兰、雷海宗等，都还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更严重的是，清华大学运动组织者编印他的“反动材料”，标题上毕竟还称潘为“先生”，而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编的《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干脆连“先生”两个字也取消了。这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就是一个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我矛盾的分水岭性质的讯号了。

基于上述种种讯号，民盟清华大学区分部的盟员们对潘光旦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3月19日，区分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名曰给潘光旦“提意见”，实为落井下石。

到会盟员四十多人，会议开了六个小时之久。除少数人外，与会者几乎一致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认为潘光旦与反动派关系密切，一贯站在反动立场，亲美反苏。如说：“潘本人是研究系，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他弟弟在张家璈处当秘书，潘本人编北洋报纸，北洋军阀并入浙江财阀后，潘又去编《华年》，董事长是孔祥熙。”说：“潘是封建出身的知识分子，卖身投靠到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他对中国人民政权的看法同美帝的看法是一样的，在反苏联宣言上签名，说是怕作共产党的尾巴，但签了名就不怕作蒋介石的尾巴？”

二是认为潘发展民盟有私人企图，在盟内搞宗派。如说：“潘发展盟员以总部文教委员会委员为饵，如沈履，尚未入盟即已聘为文教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是张东荪，潘同张东荪是什么关系，应该交代。”说：“张东荪发生这样大的问题，而我们都不知道，送来新燕京被潘光旦给扣下了，我们不愿作你们私人的走狗了！”说：“拉人入盟，然后再拉进张东荪的小圈子，简直想把民盟变质，潘弟在香港做生意，现在还经常寄大笔钱来，是否与反动派有关应说明。”[37]

经过一系列有组织的准备和动员，节约检查委员会进一步于3月29日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组织发动学生教师对潘光旦的第三次检讨进行揭发批判，以狠杀潘光旦的所谓“傲气”。发言者根据安排，分别就潘的不同检讨侧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斥责，而火力最猛之处，无疑还是那些让潘永远也解释不清楚的“历史问题”。

有人揭发：“一二·九运动”时，潘光旦与陶希圣、杨立奎同被人称为北京三大反动头子，蓄意开除进步学生，破坏压制运动，包庇袒护特务学生，与反动派关系密切。

有人揭发：“四九年清华解聘反动教授、战犯张群女婿刘毓棠时，潘不同意，表示应该聘刘毓棠以争取张群。后亲自为刘送行，并说：……‘假进步不如真落后，落后的有骨气。’”

有人揭发：潘“解放后在民盟内部用私人拉拢、利诱、欺骗等方法发展盟员，培植自己势力，三反后包庇张东荪、包庇贪污分子”。

有人揭发：潘“一贯污蔑妇女、敌视妇女解放运动，说‘女人不是人，女人是女人’。‘按照生理学，女人和男人应分为两类’，‘妇女解放以后的社会是不伦不类，男不男，女不女，男无业，女无家’”。[38]

会上正式发言的有十三人，有教授、讲师和同学。物理系教授余瑞璜着重从潘自己所编杂志和所写文章的相关内容，批驳潘关于自己一贯反蒋的说辞。航空学院教授宁晃着重揭发批判潘“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否认潘在对美认识和感情上已经彻底改造思想。地理系讲师李孝芳则集中火力揭发了潘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对清华学运的“压制”与“迫害”，强调潘并非如他所说是左右为难，秉公办事，而是利用行政权力，又是查封学生的进步刊物，又是检查封闭学生的进步团体，并且以破坏学校秩序为名，公然开除进步学生。最为吊诡之处，是有教授发言把潘光旦建国前后所写的反美文章，竟然也说成是“站在美国立场讲话”。称：潘光旦“解放前曾联名与人在反动刊物发表《忠告美国政府》一文，污蔑反美扶日运动，文中暗示要求美国援助蒋匪的反苏反共，解放后仍在《光明日报》发表《美国——一个错误》一文，站在美国立场讲话，把美国侵朝战争说成是一个错误，认为朝鲜战争是北朝鲜打了美国一闷棍，劝告美国应休息、静养、反省、检讨，否则弄得不好，会断送了前途等”。[39]

4月5日，民盟清华大学分部根据校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安排，再度召开全体盟员大会，进一步对潘光旦轮番轰炸。会议从晚八点一直开到夜里一点多，与会四十多盟员有三十九人都对潘进行了揭发批判，有些人还两度发言，长篇大论。潘光旦因为已经清楚最后可能的后果，因此会议一开始他就先大包大揽，承认错误，说自己不能领导，要求民盟市支部撤销自己的区分部主委职务云云。他的这一态度，再度被与会者视为傲慢的表现，斥之为“釜底抽薪先发制人”之策，因而极其不满，反使全场火药味更加浓烈。会议的基本结论是：潘光旦在盟中一贯立场反动，亲美反苏，并大搞任人唯亲，宗派主义，与此次运动中被揭发出来，且已经定性为有“里通外国”的严重“政治问题”的张东荪等打得火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40]

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民盟北京市支部随即正式通知清华区分部：“接受清华盟员的要求，撤除潘光旦同志清华民盟区委及主委的职务。”[41]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还在3月19日民盟区分部大会上，当所有人都在慷慨激昂地揭发、批判潘光旦的时候，同为民盟盟员，时任主管文科的副教务长，还是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费孝通却顶风与多数与会者唱起了反调。他在发言中几乎是毫不避讳地为潘光旦的一些所谓“历史问题”在竭力进行辩解。

比如，有人认为潘光旦要走第三道路，和民盟一直是两条心，当初加入民盟就是别有用心。费孝通解释说：潘加入民盟是国社党的关系，因为他当时是国社党的成员，国社党最初是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当时的政治搞不好，潘光旦认为关键是国共之争，所以他才坚持想走第三条路。

有人谴责潘光旦反共拥蒋，费孝通解释说：潘从来都是反蒋的，他并不反共。如当年在昆明就同反蒋的龙云有关系，而且同时也与共产党的华岗有往来，即可证明。

有人批判潘一贯反苏，费孝通也帮着解释说：潘反对的其实是集体主义，认为集体主义势必走向法西斯主义，苏联是集体主义，因而才会反苏，潘并非直接反苏。

有人斥责潘光旦一贯利用民盟，对民盟只有破坏，没有贡献。费孝通辩解说，潘对民盟是有贡献的，如联络上层，争取捐款等，都做了很多工作。潘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的力量，从不做群众工作，但这是方法上的错误。

有人指责潘光旦抗战胜利后在反苏宣言上签名的事，费孝通解释说，这是因为潘光旦当时对民盟中一些人过于激进的观点和做法一直不满意，因此才这样做的。

对于有人指责潘光旦在李、闻惨案发生后逃去美国领事馆是因为怕死，费孝通也辩解说，潘事件发生后并没有马上想到自己，他甚至直接去找过当时昆明的警备司令，如果潘不走，肯定会上国民党的黑名单。

对有人批评潘建国后对党和国家不满，费孝通的看法是，潘光旦思想上有进步包袱，北平解放后他认为他应该入选新政协，却因民盟内部不团结，没有推他，他不满意，影响了他的情绪。

在4月5日的会议上，听到许多揭发批判把潘的问题与张东荪的问题相联系，费孝通也不以为然，在发言中代潘光旦进行了辩解。他说：“与张东荪不同，潘主要是思想问题，应帮助他进行思想改造，撤职则是处分问题，要看其行动，故应慎重考虑。”

费孝通为潘光旦辩解，不可避免地惹祸上身。两次大会的会场上都引发与会者群起而攻。有人揭发说：潘有思想包袱，潘每次思想斗争激烈的时候，费孝通都会去安慰他，“这是因为费同潘的思想体系一样的缘故”。有人当场指责费孝通提议改组区委会以代替撤销潘光旦职务的办法，是想给潘光旦留面子；还有人质疑这次潘光旦先发制人的办法是否又是费孝通给出的主意？

费孝通解释说，自己在民盟总部开会时确曾提议改组，但提的是要改组自己负责的总部文委会，并改选各大学区分部，目的是要加强对思想改造工作的领导，并没有说过改选清华区分部的事。

对费孝通的解释，与会者很少有人接受。有人当场斥责费说：“潘光旦几次检讨不好原来是有人给他拉后腿，这人就是费孝通。”有人厉声质问说：“费孝通帮助张东荪作检讨，又包庇潘光旦，和张、潘很熟，一定知道他们搞小宗派，但又不揭发，是否自己也在小宗派之内？”许多人提出说，费孝通本人的检讨虽已通过，但思想还是这样糊涂，应该让他再作检讨，不能马虎过关。

在与会者的强大压力下，据会议记录者记录称：费孝通面对多数人的群起而攻，被迫停止了发言，坐在一边，“面色极为难堪，低头不发一语”。[42]

在那样一种群情偏激亢奋的场合下，在那样一种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出风险几何的阵式中，要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同事、老师公开进行辩护，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有的近乎天真的傻气。就像他日后在讲潘光旦时说过的那样，他说：我这一代人在做人问题上要个面子。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他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上。这一点很难做到。[43]不难发现，费孝通这个时候恰恰也是像潘光旦那样想的。即他这时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对自己了，而是在想，这个时候如果不说话，自己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其实，无论是在抗战结束后，还是在中共建国前后，费孝通在政治观点上和潘光旦始终都是有距离的。即使在学术上，他也并不完全赞同潘光旦的一些看法。但是，在西南联大期间费孝通与潘光旦同在一校、一系，朝夕相处，并且同为民盟服务的经历，使他对潘光旦的学问及人品极为钦佩，在内心里始终把潘光旦视为尊敬的师长。因此，看到1949年以后，自己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潘光旦却闷闷不乐，费一直在替潘打抱不平，总是想方设法想帮潘走出困境。[44]潘光旦的境况刚刚好转不过一年多时间，如今一下子又陷入到如此严重的政治漩涡之中，他不能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才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替潘辩解，以便帮助潘能够有所解脱。

这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底不同于日后的反右运动，费孝通没有因为替潘光旦辩护问题而遭受怎样的冲击。但他仗义执言的性格，无疑还是给党的相关部门留下了极为不佳的印象。当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时，他就难逃一劫了。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在1952年3月29日大会之后，清华大学各位教授很快陆续过了“关”。特别是在毛泽东4月21日批示“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45]之后，清华的冯友兰、雷海宗等人也都一一顺利过关了。他们的审查结论大同小异：过去一贯反动，解放后愿意悔过，运动中能老实交代，建议免予处分，云云。[46] 7月30日，北京大学最后一块硬骨头，北京高校中担任国民党党务、政权和文教方面职务最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度抗拒最坚决的北大教授周炳琳，也在第四次检讨之后，通过全校大会被宣布过关。燕京大学三大问题人物，即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陆志韦也于8月11日通过了检讨。如此一来，潘光旦反而成了北京几大高校里拖得最久，问题始终不能解决的少数几个典型人物之一了。

过不了关，对于潘光旦既是压力，也是解脱。特别是4月以后校节约检查委员会把他在三次大会上的检讨和与会者揭发批判的文字摘要印成小册子加以散发后，他更是有了一种破罐破摔的心理。据反映，他的想法是：“我的学习，我的觉悟，我的政治水平，反正只到这样一个程度，一下子也是急不来的。大家又把我怎样？”无论怎样，反正处分也处分了，检讨一时也做不好，“能告一段结束，就告一段结束”吧。因此，学校不催，他也不急，读书看报，日子照过。有时有人问起了，他就推托说：领导上已经有了结论了，我的检讨不知耗费了同志们多少时间，还是不要再劳师动众了。[47]

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说，潘光旦这时其实和大多数教授们一样，已经彻底相信“思想非变不行”了，相信“原罪”在身，非承担不可了。[48]为了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他这时把自己珍藏的《政学罪言》等各种被认为有“问题”的政论文集，一把火统统烧掉了，每天读的东西，也大都变成了报纸和《干部必读》之类的学习材料。

但是，潘光旦的所谓“历史问题”，到底与张东荪不同，就其文字方面的所谓“反动”，也比不上周炳琳、雷海宗等人，大批国民党籍教授都已经过关解脱了，继续拖着民盟潘光旦的问题不解决，清华大学诸多老教授也开始着急了。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已正式就在高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清理组织工作做出指示。指示明确提出：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以及“具体了解高等学校教师的政治情况与人事情况，以打好在学校中进行清理‘中层’工作和进行教育改革的基础”。运动中应该将教师分为四类分别处理：“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以后始予过关；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即使是“具有严重政治问题或思想十分反动不能过关的教师”，处理办法也应视各人具体情况、社会地位、检讨程度、业务能力等等条件，分别考虑决定。此类教师的处理，凡“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及全国著名之教授的处理，应经中央批准”。部分仍可留校教书，但决不能让其继续担任校内各种行政领导职务。[49]

依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潘光旦显然是第四类人物，即占百分之二的“具有严重政治问题或思想十分反动不能过关的教师”。但潘光旦的社会地位、业务能力及具体情况，又属于可以上报中央，作出适当处理，继续教书的全国著名教授。有此指示精神，随着运动基本结束，院系调整工作展开，费孝通、金岳霖、吴景超等教授即开始积极活动，一再向节约检查委员会提出尽快解决潘光旦的问题。尤其是7月间确定解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决定费孝通及潘光旦都调去民族学院工作之后，费孝通更是强烈要求学校无论如何不应让潘光旦背个包袱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

7月30日，学校党总支专门安排潘光旦去北大参加了周炳琳的全校检讨大会，让他看到周痛哭流涕、子女表态、师生肯定，最后顺利过关的场面。之后，党总支又再通过社会系讲师刘世海从侧面向潘提出应学周炳琳再做检讨的建议。在了解到潘有所心动之后，党总支一面专门借调了已经是中共党员的潘的女儿潘乃穆回家做潘的思想工作，一面组织了包括社会系年青教师和民盟积极分子在内的专门工作组，分头找潘个别谈或小会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潘讨论，直到说服潘为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潘光旦终于被说服再写检讨了。

潘光旦这次花了很长时间，一页一页地检查他过去的各种文章，包括把他珍藏的全套《华年》杂志拿出来仔细翻阅。然后一边写，一边分节送给金岳霖、吴景超、雷海宗、周一良等教授看，尽管他对不少意见未必能完全接受，但基于此前的教训，也不能不按照大家的意见一点一点地修改。最后，潘终于写出了一篇三万多字，多数教授都表示基本肯定的检讨书。学校党总支随即组织了工作小组会议，根据潘的检讨书又预先组织教授、讲师和学生代表给潘提意见，与会者因为都知道这次是过关会，因此大家也基本上都对潘的检讨予以了肯定，只是在个别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如钱伟长说：“他对过去惋惜口吻多，新生力量不够，决心看不出。”冯友兰等说他的检讨平铺直叙，对国民党的关系说得不清楚，缺乏具体分析。[50]

1952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召开了以文法学院师生为主的数百人的大会，听取潘光旦的检讨。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李乐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及市委负责高校工作的负责人，连同清华大学主管副校长刘仙洲以及清华大学党总支及校务委员会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

潘光旦一上来首先承认说，自己过去检讨不好，主要还是因为“怕摸到我自己的疮疤，还是想遮掩过去”。比如自己过去研究优生学，“是根据了美帝诬蔑我们民族的许多资料来搞”的，建国后还想做辅仁大学的董事，这些都是丧失民族立场的问题，自己却都没有意识，也没有谈到。另外，自己思想上还有些包袱，如有旧学问的包袱，总是自以为很有一套，总以为自己是进步的。因此，对错误，自己也承认了一些，但说我是全盘错了，无一是处，就很不服气。结果是自己的检讨，“一面承认了些我的毛病，一面却把我自以为毛病不大的地方或自以为没有毛病的地方表示给同志们看，妄想同志们得一个印象，我这个人虽然不好，还不至于太不好”。[51]

他接着再度具体讲述了加入国社党、办《华年》杂志、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以及与民盟的关系等问题的具体经过情形，着重举例说明了自己过去文章中“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的种种言论，说自己“是一贯的反对革命的”，包括对学生运动一直是采取“压制破坏”态度的。

对于解放后“思想暗流”的问题，他更坦言：“我把党看作一个专政的党，把党的领导看作党的专政，把统战看作所以掩饰党的专政的一种做法，要团结大家是有的，要大家拥护新的政权，是有的，但大家怕未必能当家作主。因此，对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起初，大约有一年，我认为可以取消。一九四九年冬天救国会的自动宣布解散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想法。后来，领导党方面不断的鼓励各民主党派，不但要继续维持，并且要巩固扩大，我知道我的猜测错了。但我还在冷眼旁观，在揣摩领导党的做法，还是把领导党的许多举动作为一种手段来看。”“后来政府成立，中央与地方各级都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并且很多做了某些部门的正首长，而党员反有做他们的副手，我又认为他们的职权未必相称，实权大概是在副手里，而干部有事请示，大概也是向副的而不向正的。换言之，我认为这些都是属于统战方面的做法。”这影响到“我对于党所领导的各大运动，起初是决不可能心悦诚服的接受的”。比如抵制院系调整运动，对“三反运动”最初毫不重视等都是如此。即使是赞同土改，也是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相信这对人才涌现有好处。支持镇反，想的也是“杀人的人应该偿命”和“颠覆的应该受到镇压”，而不是阶级斗争。他的结语是：“伟大的三反运动拯救了我，给了我一个最后觉醒与自新的机会。我决心改造我自己，我争取站进人民的队伍里来，同大家一样的，全心全意跟着党与毛主席走。”[52]

听了潘光旦的检讨，费孝通首先发言表示欢迎，同时检讨自己说：潘先生的思想改造过程所以相当长，也相当艰苦，除了他自身的认识问题以外，“我必须承认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犯了错误，在我负责帮助潘先生的思想改造的时期，我犯了错误，没有坚持斗争，帮助潘先生去端正检讨的态度。以致使潘先生的思想改造走了一段弯路，和拖延了一个时期”。但他肯定说：潘先生的思想改造过程虽长，但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今后我和潘先生还是一个机关，一条战线上工作，因此，我愿意在这里保证，我一定要更好更负责地和潘先生一起互相勉励，一道求进步。”

和北京大学周炳琳、燕京大学陆志韦等重点人物的过关会一样，潘光旦的一对儿女也被安排到会上来发言。他们称：“解放以后，我们和父亲在许多问题的意见上是敌对的。”“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常常发生争论。”我们十分痛苦，他也十分苦闷。“父亲能够从这样反动落后的情况下转变过来，现在家庭才显得有了生气。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就是他自己也比以前愉快多了。”“我们热烈的希望父亲能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和自己的反动落后思想继续进行斗争。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地站到人民立场上来。”

金岳霖的发言也讲了大致相同的话。看到潘的检查历时十个月终于通过，他显得颇为动容，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来没有一次看见过这么多的同志，这样长期耐心地帮助他一个人进步，这对我说是一个崭新的教育，毛主席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改造，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

清华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在总结发言中代表组织表态，欢迎潘光旦的“进步”。但对潘这样的重点对象和“顽固分子”，作为一级组织的代表，周的讲话依旧留有了相当的余地。他指出：“潘先生是太落在时代的后面了。潘先生仍然缺乏对人民热烈的感情，对新中国浓厚的感情。像潘先生这样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的人，必须认识到，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受到大家欢迎，但还须作极大的努力，才能赶上祖国的需要。”[53]

知道自己的检讨过了关，潘光旦如释重负，并不无感激之意。他在最后表示：“第一，我感谢三反运动终于教我初步的认清楚了我的错误……第二，三反运动是党和毛主席大力倡导的，我感谢党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热爱和对知识思想改造的极度殷切的期望……第三，我要向大家保证，我要尽我最大的主观努力，在今后的学习中、工作中，结合着刚才许多同志对我提的意见，继续不断地和腐朽与反动的思想残余作毫不留情的斗争，从而建立起我的革命的人生观来。”[54]

当李乐光、吴晗、刘仙洲等人先后与潘光旦含笑握手之后，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也算是划下了一个句号。但是，对运动中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的各种形式的监督，从此更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从相关的汇报资料看，至少在1952年年底时，党的方面对潘光旦过关后的表现大体还是满意的。他们在关于潘光旦问题的报告中肯定地说：“潘光旦过关后，工作较前积极，情绪较为安定，对政治学习也自觉地去参加。”“对民族学院交给他整理少数民族史的任务，也很认真做，说自己至少还可以当个字典用。”当然，他们对潘光旦私下里仍旧抱屈，不承认自己有意抗拒党的领导一点是不接受的，说：“可见潘的转变仍是有限的，对过去错误认识得还很不够深刻。”[55]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潘光旦内心里确实对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批评不服气，只是，他并不是因为对运动及其批评中的上纲上线内心不满，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1949年以后真心是在跟着共产党走，他对说他建国以后一直与共产党两条心，还有点难以接受。用他的话来说：“我过去一直是很跟着党走的，现在当然更要跟党走。”[56]毕竟，就像费孝通早他两年就体会到的：身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到“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的在我面前展开”，只“觉得自己百无是处”，“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57]只是，无论他对自己的政治态度有多自信，在经历过这样一场让人撕心裂肺的政治运动的煎熬之后，他再没有勇气去碰那些政论文章了。

1953年以后，开始在民族学院工作的潘光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的工作上去了。除了民族学院交给他的民族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以外，他不久还接受了国家民委交给的湘西土家民族识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任务。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他在1954年12月还得以入选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且担任了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副组长。1956年2月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度连任民盟中央常委。可以说，1952年以后三四年的时间里，和此前相比，他在新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不降反升了。

形势与身份、地位的变化，都使潘光旦的心情渐渐又好了起来。他又变得像过去一样对研究和工作充满了热情。但是，他始终还是尽量与政治敏感话题保持着距离。像费孝通基于民盟文教委员会的工作，从1953年开始陆续举办上层知识分子座谈会，他虽然也会在私下里给费孝通提供一些资料或建议，却一直没有参过相关的会议，更不用说在会上发言了。

潘光旦1953年之后主要研究和工作精力都放在了国家民委交给的湘西土家民族识别问题上去了。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潘光旦等人不但两度深入交通不便的湘西山区进行实地调查，多次提交各种研究报告，而且潘光旦本人还依据对古书历史记载的爬梳与分析，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专著《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不仅认定湘西土家是一个单一民族，而且认为土家族就是古书记载中曾经活跃在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的古代巴人的后裔。[58]

关于土家民族识别问题，从一开始在湖南地方和中央部门之间就存在矛盾。特别是在湖南省已经把湘西划定为苗族自治州，并且在1952年正式建州，湖南地方领导人中吸收了一定数量的苗族干部以后，湖南省委及湘西州委不愿意把占湘西苗族自治州约半数的土家人作为不同于苗族的另一个民族单独划出来，然而，中央统战部及中央民委却基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原则，倾向于土家是汉族和苗族以外的另一个民族的观点。卷入这样一种争论，实际上不亚于卷入一场政治漩涡中，对力图远离政治的潘光旦其实十分不利。但是，因为过分相信“中央”的权威、意志和作用，他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地位和可能受到的冲击，无疑发生了某种误判。

由于潘光旦在研究上认定土家为单一民族，在调查中听取了众多土家干部和民众的意见，他的感情上也不可避免地站到了希望得到民族承认，和希望能像苗族一样划州或划县自治的土家人的一边。他明确认为，中共中央既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土家人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自身的民族诉求。“他们自己既认为应该属于少数民族的范畴，同时又与苗族不同，而在以苗族为名的自治州境以内，他们的人数实际上并不少于苗族”，故“1952年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成立对‘土家’人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再加上1952年，土家人也曾享受到过一次作为少数民族减免农业税的优惠待遇，但1953年以后只因他们的民族成分没有确定下来，不仅减免被取消，而且县区政府还要土家人在填表和登记时，不要填“土家”，一律改填“汉人”，这对土家人的民族要求来说，更是“构成一个‘火上浇油’似的刺激”。以至于1954年普选登记时，在不少县区凡主持登记者要求土家人填民族成分为“汉人”的时候，都不免会发生一场纠纷。[59]

在1956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潘光旦明确认为，土家人的民族要求提出和因各种刺激渐渐发酵已有五六年时间，由于省和自治州的各级领导人对土家问题存有错误看法，以至于从省到州，始终没有像中央政府那样重视过土家人的民族诉求。土家族人口最多的龙山县，当地干部反映，“省与州的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去过”，甚至不曾向下面要过有关土家民族问题的材料。这方面，土家人口少得多的邻省湖北就做得要好得多。他并通过举例说明，尖锐批评湖南省及州的领导干部不仅“自己不下去调查了解”，还“对中央与别处发动的这种工作不予应有的支持，乃至事前或多方劝阻，事后啧有烦言”。如省某领导就直言批评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不该去土家聚居区做土家语言的记音；湘西自治州秘书长当面质问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受命前往调查土家民族问题的研究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调查‘土家’？”

潘光旦很清楚，湖南省及自治州的领导人所以不愿意解决土家民族识别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情感因素及其利益关系的牵制，要想基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服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办法是依靠中央来做工作。为此，他甚至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央必须对湖南省与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有关领导同志进行教育与说服工作”，并建议称：“须要说服他们的不外如下很简要的两点：第一，不要再从感情出发来看问题，要从事实出发。怕苗族吃亏的心情不能说是错，但不应让这种心情阻碍‘土家’问题的解决，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对‘土家’固然有好处，对苗家，也只可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第二，为此，一面必须多多地与‘土家’群众接触，倾听他们的意见，一面把这问题上已有的科学研究的结果，尽管还不多不深，虚心地体会一下，同时拿它来和从群众接触所得互相印证。这样，才可以指望把他们的主观主义扭转过来，从而导致问题的终于解决。”[60]

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基本确定土家为单一民族。12月8日，湖南省委接受了中央的意见，上报了《关于请示批准土家为一个民族的报告》。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570号电，正式批准确定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的意见。至此，潘光旦等人在这三年多来与湖南地方党政之间围绕着土家民族识别问题的争论，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长期和土家人接触、交流，和研究土家历史的过程，使潘光旦在事实上对土家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心理。因此，他并没有就此停止为土家人“鼓与呼”。相反，在1957年初全国文艺、学术各界响应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并且开始积极投入帮助共产党整风，以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他又进一步卷入到直接涉及地方利害关系的土家民族自治的问题上去了。

本来，在7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潘光旦个人固然表达了希望看到土家民族将来能够划区自治的某种愿望，他的基本态度还是尊重现实。对于在土家民族地位问题解决后，是单独自治，还是和现有的湘西苗族自治州联合，他明确认为其实是各有利弊的，说“合有合的好处，分有分的便利”。[61]但是，中央正式确定土家民族地位后，在同为政协委员，本身就是土家人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向达教授的极力推动和影响下，潘光旦的看法明显地发生了改变。

1957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光明日报》正式发布了认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消息。18日，潘光旦与向达就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联名发言，明确提出：“在湖南成立‘土家’自治区域，与早已成立了的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分合关系，是必须郑重考虑的。”“能合，固然好，但也不要勉强；勉强合，不如分。”而“我们认为，分也许比合更为适当”。当然，“湖南省境以内‘土家’区域自治应先行成立……至于湖北与四川境内的，则不妨稍缓一些”。因为，湖南湘西地区土、苗两族历史上的矛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解放只有得七八年，至今也还继续的存在”。几年来拖延承认土家为单一民族的过程，“把历史上早已存在的隔阂又加添了几分”，且“既邀承认，终必自治”。[62]

潘光旦和向达发表上述联合发言时，离毛泽东发起大规模反右运动只有两个月时间了。原本，潘光旦等极力帮助土家人寻求单一民族地位，已经惹得一些人很不高兴，但在中央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土家族民族地位得以确定，地方上一些领导干部再不高兴，大概也奈何不了他。然而，就高层政治运作的惯例来说，中央拒绝湖南省地方意见，坚持认定土家的民族地位，根本上也只是服从于当时正在全国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贯彻实行民族自治政策的客观需要，此一目的基本达到后，即会尽可能尊重湖南省地方党政的处理意见，以减少新的民族识别对原有权力和利益格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潘光旦等完全不了解高层政治运作的这种规律，不仅想不到要照顾湖南省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情绪和顾虑，而且还书生气地利用政协会议的场合，公开要求中央和湖南省党政部门要允许湘西苗族自治州内的土家族划区自治，甚至还主张稍后湖北、川东与湘西交界处的土家族聚居区域也应并入这一土家族自治范围，成立一个跨省的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再加上土家族积极主张自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随后广泛翻印，并向各土家族聚居地区散发二人的发言，这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刺激了湖南地方本来就反对承认土家民族地位的一批干部，同时也违逆了中央高层解决这一问题的初衷。[63]

两个月后，反右运动轰起，潘光旦会再度成为斗争对象，可想而知。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罗隆基对思想改造之后潘光旦在政治上的表现有过一个评价，说他一下子变成了“揭开了盖子也不说话”的人。[64]但是，我们从潘光旦在土家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态度，特别是1957年3月观点主张的变化中，还是可以清楚看出，他和相当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双百方针”的影响，特别是整风运动大背景的刺激下，其实也是说了话的。按照后来划右派分子的情况来看，无论潘光旦有没有在参与土家族民族识别工作中惹过麻烦，只要他在1957年春天给共产党提过意见，哪怕不是那么明显地具有批评的性质，以他的身份和过去的历史，也是非被划为右派不可的。

在整风运动中潘光旦有没有给党提过意见呢？虽然提得很委婉，但确实有提。

如1957年3月27日，他就在民盟工作会议上就民盟如何响应共产党再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提出过意见。他很委婉地指出，过去共产党也不是没有让民主党派发挥过监督作用，问题是那种“监督”都发生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出来之后，变成了马后炮，最好还是能够把这种监督放到前面来。他说：“监督分二部分，政策出来前，可先拿出来让大家交换意见。现在我们会后提意见，是作治疗工作，而不是做预防工作。”[65]

1957年4月，他在回答《文汇报》记者关于共产党已经再三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家讲话，为什么讲话的人还是那么少时，也委婉地提到他的看法。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去运动中有些简单化的处理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使他们背上了思想包袱；二是很多知识分子还不习惯，甚至还不熟悉这样的气氛，因此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经过浇水、施肥、剪枝，自我培养，等到气候成熟了，自然也就可以放出花来了。[66]

同样，他在其他场合也多次委婉地重提他一直以来的一些学术观点，甚至是政治观点。如在一次讨论增产节约的会议上，有人提出潘光旦过去研究的优生学对人口节育是不是有帮助，可不可以拿出来争鸣？他当场表示说优生学是用于改进人口质量的，“现在仅仅还是提出人口数量的问题，还未到时机，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进一步讨论人口质量问题的”。[67]在另一次讨论“双百方针”的会上，他也再度拿出了他过去一直强调过的一个观点，即人们不能因为害怕出天花就连牛痘都不敢种了，马列主义是发展的，多了解和熟悉别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观点，只会有助于马列主义的发展。他借着毛泽东讲多病与不病的辩证关系，公开讲：“疾病是健康的砺石”，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属于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理论学说，实际上“如果没有了它们，就等于没有了反面的东西，也就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发展。有了它们，在我们已经具备的条件之下，结果反而可以促进我们的健康，增加我们的生产，充实我们的真理”。他最后还别有意味地补了一句：除非有人不这样看问题，认为“真理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是不发展的，今后也不会有所发展——那就又当别论了”。[68]

在民族学院内部，他也有言论被批判者抓住不放。比如他在整风后期就给学院领导提过意见，说学院领导外行太多，九个院长“有人搭台，无人唱戏”，许多工作都是“一个个架子搭起来作装饰品，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他在研究部的小组会上解释“百家争鸣鸣不起来”，说是“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不赞成，中下级干部更不用提了”，认为“百家争鸣至少还需要十年，起码要十年以后才有可能，那时共产党才能培养出一些人来争鸣。” [69]

当然，潘光旦这一次成为斗争对象，和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大不同了。在民族学院，头号斗争对象是他的学生费孝通，时任学院副院长、民盟常委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在民盟，头号斗争目标是时任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章伯钧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在学术界，主要斗争对象是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陈达、陈振汉、陈梦家、向达、雷海宗、荣孟源等。除了在民族学院自己的院刊上，在全国人大、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的各种座谈会，以及中央级报刊上刊发的各种批判文章或发言中，潘光旦三个字几乎上不了标题。此亦足以见他这次无论在各方面都算不上重点的批判和斗争对象了。

潘光旦之所以注定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土家族问题上的书生气，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各种场合的揭发、批判会上，凡提到潘光旦者，无不把这一点列为其最主要的罪行，宣称：“右派分子潘光旦打着‘学者’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招牌，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到处煽风点火，是章罗联盟的重要阴谋活动之一。”说“他在1956年夏天，以‘视察’土家问题为幌子，到湘西在苗族和土家的关系、土家人民内部的关系、土家与党的关系、省与苗族自治州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拨和破坏活动”。如“到处散布说：关于肯定土家是一个单一民族问题，可供作出决定的科学资料和土家人民经过他的手送给中央的信已经不少了，为什么问题还悬而未决呢？主要是省、州、县的党政领导‘不重视’，‘压制’土家人民的要求，并且‘阻挠’民族专家下来调查”。说他“在中央正式宣布土家是单一民族前，就擅自把我院内部刊物《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土家专号）》多份，送给土家知识分子，扩大影响，加强他们由于民族成分一时不能肯定而对党的不满情绪”。甚至把并非潘光旦做的事情也安到他的头上，说他“和土家族败类彭泊、田心桃等勾结起来，发动土家族群众甚至小学生签名来搞‘千封书、万封信’运动，还策谋组织请愿团到北京请愿，以搞大民主的办法来要挟中央”等。[70]

除了土家族的问题以外，潘光旦这一次注定要被打成右派，也是因为他的民盟身份，以及与民盟的关系。据反右运动结束后民盟中央统计，仅在1957年反右运动过程中，民盟组织中被揪出的右派分子，就有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59人（含候补中央委员1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35%。各省、市委主委、副主委30人，各县（市）分部主委74人，分别占省、市和县主委、副主委和分部主委总人数的30%、32%。[71]按照中共中央内定的5%的打击比例计算，民盟被打击清理的比例数之高，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共中央组织反右斗争，在政治上重点打击和清理的一个对象，就是民盟。在这次反右斗争中被中共中央认定为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案，就是民盟两大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组织的所谓“章罗同盟”。而这个所谓“同盟”的定性，纯粹是基于毛泽东个人的一种判断和分析得来的。毛泽东显然认为，章、罗利用了当时交由民盟经管的国内两大报纸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极其恶劣。这两大报纸，一个是《光明日报》，在民盟内部是由章伯钧分工领导，兼社长，储安平为新任主编；一个是《文汇报》，民盟内部分工是由罗隆基指导，具体由副总编辑、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负责。在毛泽东看来，这两个报纸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最坏，因而可以坐实章、罗两人是相互勾结，阴谋共同向党发难的。反右运动发起后，毛泽东在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就明白地为民盟在整风运动中的作用，特别是章、罗问题定了性。他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72]

在所谓“章罗同盟”以及民盟的问题上，潘光旦都逃不了干系。一方面，他虽然很少参加民盟中央的活动，参加也几乎不大发言，却仍然是挂名的民盟“骨干”，因为他还是民盟中央常委。另一方面，这次民盟中有三个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其中两个都是他的挚友。一个是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影响着他的罗隆基，一个是情同手足的学生费孝通。毛泽东公开认定“章罗同盟”的罪名后，同为民盟中央常委的闵刚侯不但马上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揭发”了费孝通在6月6日章伯钧主持的一个教授座谈会上的恶毒发言，而且在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宣告说：“罗隆基的小集团包括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潘光旦赫然被列在第二位，比费孝通还要靠前。[73]故批潘光旦挑拨民族关系，批者也一定会把它和“章罗同盟”的阴谋联系在一起。

当然，硬把潘光旦和“章罗同盟”扯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是霸王硬上弓的一种批判手段，能举出的例证几乎没有。查反右运动期间各类揭发、声讨和批判的讲话与文章，包括能够把潘光旦和罗隆基具体扯在一起的证据都非常薄弱。无非是说“他和罗隆基有着四十多年的关系”，并硬说过去“罗隆基对外发表的文章和发言，几乎都先给潘光旦过目和征求过意见”。对此，潘光旦也最不服气。他还是那个脾气，检讨归检讨，上纲上线也不难，但不实的指责他就是不认账。他在批判大会上就公开讲：自己对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阴谋活动，确实“起了帮腔、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说我一贯的是罗隆基的‘亲信’，这话我不辩，不是‘亲信’，我不用辩，是‘亲信’，辩也无用，有着四十多年的关系，不是‘亲信’也像是‘亲信’，辩也辩不清。不过‘是’与‘像’，终究不是一回事”。[74]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和与罗隆基的关系问题相比，潘光旦与费孝通的关系就不大容易解释得清楚了。毕竟，两人的关系太过密切了，师生、朋友、同事，而且是上下级，工作、生活常常形影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事情只有你知我知。

按照各种“揭发”批判材料中所举的事例可知，他被指责为参与费孝通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最多的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参与了费孝通组织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二是参与了费孝通组织的以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目的相关报告的材料搜集和编撰工作。

所谓参与费孝通组织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揭发”批判者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的反动的社会学‘著作等身’，解放前社会学系的主任当过七、八年，‘桃李满天下’，而且还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杰出的’门生费孝通。这回右派分子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总阴谋中，潘光旦已经换来了‘老头子是社会学之家的家长’的称号”，说“他和这回事仅仅只有薄薄的缘分，他只‘埋头’在土家族问题的历史研究上，这能够骗谁”？[75]

潘光旦向来好客，自回国之后，他的家里总是朋友聚会，甚至是借宿之处，就连建国后定期的小组学习活动，也在他家举行。社会学同行之间常常来他家串门聊天、商量事情，即使在1952年之后，也是常事。所以说朋友之间称潘光旦的家为“社会学之家”，说潘是“社会学之家的家长”，也未必不属实。在这种情况下，从1957年1月吴景超公开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到2月费孝通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到4月在京社会学家就重新开展社会学会研究问题进行座谈，再到6月正式成立中科院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研究计划在中国全面恢复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教学工作，[76]说潘光旦始终不曾参与其间，也确实不大可能。

事实上，在潘家私下的聚会不算，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公开举办的一些社会学工作者的座谈和相关工作，潘光旦至少也曾出席或参与过几次。如：1957年开春他就参加过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组织的与参加过国际社会学第三次会议的波兰科学院的奥尔格尔德·魏得志有关如何看待社会学的座谈；当年6月9日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因不在京未能出席，但会议仍决定由他和吴文藻、雷洁琼、林耀华等负责草拟高等学校社会学系的教学计划，以备提请中宣部、高教部考虑决定。[77]因为这种问题确实说不清楚，因此也就有人能够气势汹汹地在批判大会上当着面斥问说：“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章罗联盟阴谋的组成部分，潘光旦这个罗隆基的亲信分子，也是‘通天教主’式的人物，难道你们之间还有谁能瞒得过你吗？为什么你都不谈？”[78]

所谓参与费孝通组织的以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目的相关报告的材料搜集和编辑工作，同样也是一件说不明白的事情。这件事指的是1955年费孝通主持民盟文教委员会调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工作情况，后经中央统战部授权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整理出较为系统的材料，提供给了统战部，形成了反映当时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存在“六不”问题[79]的相关报告，后直接影响到1956年初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与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善。

到了反右运动期间，这件事情却成了费孝通最大的一桩罪行。批判者对此事的叙事变成为：“费孝通在1955年10月间向民盟中央建议采用串连方法，了解知识分子问题。他根据在北京进行的五六次串连的情况，写成了两篇综合汇报，歪曲地反映了党与非党关系、肃反的后果等等。他把自己的腐臭的思想和意图偷偷地渗入其中，构成一幅黯淡的图画，用个别好像是很客观实际的‘例子’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他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召开后，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后，自以为可以“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于是到处视察去发现对民盟“有作用”、“有力量”，敢于“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和对党实行“监督”的“人才”，意图组织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同时，帮助章、罗制定了新的积极准备向党进攻的路线。正是在这样一条政治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1957年2月以来，“各地民盟组织领导层中的右派分子和盟员中的右派分子（即章罗联盟的反动分子）毫无例外地利用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脱离或力图脱离当地党组织的领导”。[80]

毫无疑问，潘光旦没有直接参与费孝通在民盟文教委员会名义下组织的具体工作，但是，他对费孝通的调查及其报告的观点是赞同的，也是支持的。有“揭发”者甚至声称：“费孝通搞的知识分子‘六不’的材料的发明人就是潘光旦。这个‘六不’是潘光旦在收集了反党资料之后，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最后考虑成熟提出来，再为费孝通加以提炼加工而成的。”[81]有批判者咬定潘光旦多次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和以为民族学院办事为名，帮助费孝通到江浙、上海一带“收集反党材料”，一个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潘光旦从江浙回京后，多次讲过当地一些知识分子生活困难的情况，说：“南方江、浙一带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讲师太苦了，教授能享到的权利，他们却没有，但他们的年纪多半在中年以上，子女又多，有些讲师根本连饭也吃不饱。”[82]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潘光旦究竟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但他确曾帮助费孝通前往上海、江苏访问过高级知识分子，听取和了解他们的意见。[83]潘光旦自己拒不承认，那么，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费孝通的坦白交代和检讨认罪，就成为可以为潘光旦定罪的几乎是唯一的重要根据了。

但是，费孝通自从6月17日开始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开始沉痛地检讨自己开始，以后接连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民盟中央扩大会议上，以及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民族学院等各种场合反复检讨，甚至于认罪，对自己上纲上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包括极力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却始终坚持不谈潘光旦起过什么作用。在几次检讨中，上纲上线最高，列举各种“罪行”最多的要算是7月13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检讨发言了。在这篇事后公开发表时题为《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中，他坦然承认：“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我是在章罗联盟的指使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做下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了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但他还是没有具体提及潘光旦的问题。

他的检讨从十四个方面作了认罪说明：

一是说1955年下半年开始以民盟文教委员会的资格开始召集有关知识分子座谈会，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犯了五点错误：（1）鼓励落后和反动思想在组织里露头，不加批判，得到滋长和蔓延；（2）影响中间分子；（3）很少邀请进步分子参加，隔离和孤立了进步势力；（4）不通过正规的组织生活来进行工作而采取直接由领导同志自由挑选名单，进行座谈，给野心分子利用合法组织，串联落后分子，搞阴谋活动的机会；（5）搜集了落后和反动意见，作为片面估计知识分子情况的根据，在盟的领导层中造成错觉，提供野心分子所需要的宣传资料，打动了他们利用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他们政治资本的企图。他说这实际上是执行了章罗联盟“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方针。

二是1955年底去南京、苏州、杭州视察，了解知识分子问题，向地方民盟组织推广了上述的串联活动，发生了不良影响。

三是为1956年罗隆基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长篇发言，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意见。

四是受章、罗委托起草了民盟第二届代表大会的盟务工作报告，报告中为右派利用的几点，他当时是支持的。

五是盟代表大会后去西南调研，采取错误的工作方法，片面地反映了落后分子的意见，这些人现在大多已暴露是右派分子。

六是在成都和昆明，在盟内发表了对“互相监督”的理解与看法，并搜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向党和政府反映，在盟内外都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情况下，对这些人所指出的意见不作批判，反而把其中落后和反动的东西向社会或党公开提出，不就使盟成了一个代表这些落后和反动分子的政治组织了吗？

七是“今年二月，我在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极端荒谬的反党论调……我当时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由于两个盖子没有揭开。这两个盖子实质上是：学术上没有开放唯心主义，政治上没有开放资产阶级民主。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说明我对‘百家争鸣’、‘互相监督’两个方针的错误理解，暴露了我深藏心底，没有批判和改造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这两个问题……”

八是1957年2月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

九是在1957年3月民盟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后盟员主要要提高业务水平，意在抗拒或削弱改造，这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基本方针。

十是在上海《文汇报》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及在《争鸣》月刊上，公开主张对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予以恢复，“这是资产阶级复辟思想的反映”。

十一是在江苏调查期间，“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在所写的报道中，不但没有阶级分析，而且以强调缺点来掩盖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就。在某些建议中，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 “我的农村调查可以证明，不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实际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我提出恢复旧社会科学的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反动的政治要求。”

十二是在苏州和无锡同盟员座谈时提倡“大鸣大放”、“鼓动他们大胆开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章罗阴谋在这些地方点火”。

十三是1957年6月初从江苏回到北京后参加了一系列讨论会，其中在学校党委制小组的讨论中“提出了削弱党的领导的主张”。6月6日，在与文汇报记者谈话中说：“这次整风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都来挑起国家这个担子，把它挑到社会主义去？这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的话，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同工。”

十四是1957年6月5日找到章伯钧门上，6月6日参加文化俱乐部的会议，都发表了时局紧张、对党不信任、同情肃反分子等言论。6月8日又附和了章伯钧对《人民日报》社论完全荒谬的谰言。6月10日又被章伯钧叫去，同意到盟中央座谈会上去发言，为他退却打掩护。[84]

在这次大会当中批判者的火力虽然很强，许多质问都涉及所谓阴谋集团和潘光旦等人的作用问题，尤其是在随后举行的民族学院的批判大会上，这类质问更多、更直接，但费孝通基本上都顶住了，没有具体交代，更不曾揭发过潘光旦。也因此，各种会议上提出的有关潘光旦幕后作用的疑问，到底也没有能够落实。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看过各种各样的“揭发”批判潘光旦的发言和文章，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同行、同事的“揭发”批判，都比不过学生们的“揭发”批判来得凶猛和致命。

潘光旦所在的民族学院，是清华、燕京、辅仁、中山各校社会学系解散后，各校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连同北平研究院史学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调来的部分专家云集之地。这些教授学者多集中在学院的研究部，有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翦伯赞、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翁独健、王钟翰、冯家昇、闻宥、程溯洛、马学良、傅乐焕、李森、贾敬颜等近二十位之多。费孝通任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部工作，也在研究部兼职。研究部主任为曾任燕京大学最后一任代校长的翁独健教授担任。研究部下设西北研究室（室主任冯家昇）、东北内蒙研究室（室主任翁独健兼）、西南研究室（室主任翦伯赞）、藏族研究室（室主任林耀华）、中东南研究室（室主任潘光旦）、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室主任吴文藻）、图书资料室（室主任汪明瑀）以及文物室（室主任杨成志）。1956年，研究部分出部分人员组建了民族学院历史系；1957年初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

虽然知识分子扎堆，但是，在反右运动的“揭发”批判中除个别教授外，多数教授都表现得比较消沉，整个民族学院研究部近二十位知名教授学者，迄今能看到公开发言揭发批判者仅一两人而已。即使是个别教授的声讨发言，一般也是上纲上线多，真正能够落实的属于揭发性的材料多半也是组织上提供的。[85]但学生辈的“揭发”，内容往往就相当充实，而且针针见血了。

在民族学院研究部里，可以称之为潘光旦、费孝通的学生者有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陈凤贤、王辅仁、王晓义、吴恒、黄淑娉、朱宁等十余人。这些人有的当时是研究生，有的是青年教师。在学院党团组织的推动下，他们中有些人最终站了出来，充当了“揭发”批判自己老师的排头兵。其中吴恒代表民族学院十九名同学的揭发发言，最值得一读。他声称：

我代表中央民族学院十九个同志在这里发言。我们这十九个人是在以前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等九个大学的社会学系毕业或肄业的，虽然学校不同，学习的年限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学毒害的对象。作为受害者，我们要控诉！我们要揭发！现在右派分子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个政治阴谋，我们不仅在政治上必须彻底打垮这个阴谋，我们还要在学术上揭穿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虚伪性和反科学性！

他在慷慨激昂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所谓阴谋问题之后，马上得出结论称：

社会学教授绝大多数都是不学无术，在学术上是真空管，在思想上却是满脑子的反动毒素。社会学教授上课的时候满口洋话，但是，他们写起汉字却别字连篇……费孝通在讲课时就是一贯天南地北，胡说一通，见飞机说飞机，见汽车说汽车，没有可说时就只好扯家常，谈谈他的老婆、女儿了。他讲课的态度极不严肃，东摇西摆，有时一屁股坐在讲台上，就这样开起他的话匣……

具体到民族学院第一代社会学者的重要代表潘光旦，他先是借着人口问题举出经济学家陈达解放前关于中国人口太多，必须要控制人口的所谓“谬论”，转而批判潘光旦的优生说，声称：

陈达认为中国人口最好只要二亿人，剩下来的（人）怎么办呢？就由潘光旦出来想办法。潘光旦的办法就是所谓‘优生’的办法。潘光旦在课堂上经常对学生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意思就是说，人种是由遗传所决定的。他认为，所谓‘上层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等等，在遗传上是好种，应该多生子女；所谓‘下层社会’，即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在遗传上是坏种，应该少生，最好是不生子女……他认为现在人口发展趋势像一座金字塔，潘光旦认为‘上层社会’生的子女少，越‘上层’越少；‘下层社会’生的子女多，越‘下层’越多。这样受了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就必然地造成了世界文化与世界人种的危机。右派分子潘光旦仇视工农群众是由来已久的，他居然这样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社会危机归结为劳动人民生育子女过多的结果，其荒谬绝伦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他介绍的情况，潘光旦在课堂上宣传的，主要就是“所谓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反动论点”。“说白种人特别是白种雅利安人最优秀，黄种人次之，黑种人又次之，混合人种最为低劣。”“说帝国主义白种人侵略其他人种是起着开发这些‘落后地区’的作用。”他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

吴恒进而斥责潘光旦“丧失了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说“他实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标准洋奴”。他重提思想改造运动中早就批判过的事情，说：“潘光旦在其所著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卫生》一书中，就极尽了诬蔑、丑化我国和我国人民之能事。他宣传美帝国主义特务Smith极端污辱我国的说法，并且把这种说法整章整段地抄录在这一本书中。在本书第二篇就是采用下列这样污辱性的标题，如什么没有神经的中国人咧，有私无公的中国人咧，无恻隐之心的中国人咧，尔虞我诈的中国人咧，爱脸皮的中国人咧等等。”说：“潘光旦还嫌这样污蔑我们中国不够，特别还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竭力地为这个特务吹嘘，说什么这个特务对中国有‘彻底的研究’，他的说法并不是走马看花、捕风捉影，说什么这个特务对我们的恶毒诬蔑是对我们中国人的‘逼真的写照’！”

吴恒发言中列举的事实，不少都是旧事重提。但他同时也列举了一些同学新近回忆起来的情况，比如说：

潘光旦还利用上课的机会，散布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言论。他在课堂上对社会系学生说：“马列主义只是一家之言，你们不要一往情深，入了迷！”又无耻地污蔑说：“共产党好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共产党员是牧师，马列主义是圣经，人民是上帝，坦白和忏悔差不多！”他要社会系学生不要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说什么光看这一类书籍是搞不出学问来的！

潘光旦还指定一些反动著作，当做教材。他把反动透顶的苏洛金（Sorokin）的著作“当代社会学说”当做上课用的教材（苏洛金是一个白俄贵族，十月革命后逃到美国，一贯进行诬蔑马列主义的宣传，他诬蔑说马列主义是宗教，唯物史观是经济武断论等等）……当时清华大学就有个别学生受到潘光旦这种反动透顶的言论的毒害。[86]

吴恒的“揭发”批判火力虽然够猛，证据也够多，但却因其列举的主要罪证仍局限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的内容和水平上，故还并不足以让潘光旦的“罪行”一一落到实处，进而导致问题一步步升级。

但无论如何，潘光旦的右派分子帽子是早已被扣上了。虽然，正式经由中共中央批准决定，事实上拖到了1957年12月。据李维汉讲：“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人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予处分。”一个月之后，即1958年1月，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有关部门进一步选择了比较突出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处理参照标准，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并转发各地参考。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予处分。李维汉讲，因为各地照此标准行事，以至“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数用非所长”。[87]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等有四五位教授被定性为“右派分子”。他们不幸中的万幸是均只受到停职、降薪的处分，然后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之后人即得以回到原单位“留用”，虽不能教书和发表文章，到底还能从事一些整理资料、编辑辞典和集体翻译之类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因为身为全国著名教授，都在中央统战部挂着号，因此都幸运地免除了被开除公职、送到偏远地区劳改农场或劳动教养场所监督劳动，弄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无论是重点人物费孝通，还是次要对象潘光旦，这次没有沦为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讲的那失去公职的“半数”和被送劳教的“相当多数”，一方面是得益于中共统大不统小的统战政策；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二人早有印象，知道他们的情况。毛尤其对费孝通1949年1月西柏坡之行和建国后的政治表现，颇具好感，故视他们为“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在费孝通疲于到处检讨认罪期间，毛泽东就曾专门派车把他接到中南海，当面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并说什么“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过多少帽子啊……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李维汉随后也专门请费孝通吃饭，以示关心。[88]

有关这次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在随后举行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也曾间接地讲到过。他说：“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89]

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持这样一种态度，潘光旦的政协委员资格一直被保留着，他和费孝通的民盟中央常委虽然被免掉了，但中央委员的名义也还保留着。由于身为右派分子，费孝通不再适合继续担任人大委员，统战部很快就把他安排进了全国政协，和潘光旦一样成了政协委员。因此，他们每年仍旧可以享受到去全国各地考察、观光的待遇。

一年多后，即1959年8月，毛泽东即提出应该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以便教育其他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让他们感到有前途”。毛泽东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所有这些人真的已经“改好”了。用他的话来说，“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90]

据此，经过“中央审批”，潘光旦和费孝通在这一年12月5日都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即得以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91]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关于潘光旦被摘帽的经过，没有见到相关资料说明。据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教授位子上被打成“右派”的启功回忆，关于摘帽，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郑重的手续。因此，他当年是“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还是右派分子。只是称谓变了，过去叫（现行）“右派分子”，现在叫“摘帽右派”。因此，其他因被打成右派而取消的待遇或免除的职衔，一概照旧。[92]这也就是说，潘光旦虽然很快摘帽，政治身份上自我感觉大大改善，但待遇方面并未改变。

潘光旦是一个所谓“牛皮筋”式的人物，性格倔强，凡事易认死理，不易转圜。然而，当他的思想转变过来之后，他也同样会转变得很彻底，甚至会自觉地融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之中，时时处处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来思考和认识一切。

从1961年1月1日潘光旦再度恢复记日记一点即可看出，他的心态已经重新调整好，准备要回归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了。由日记可知，研究部同事每周二、四有讨论时事等问题的“神仙会”两次，周三、六要参加盟中央学习会两次，周一、五小组要参加《毛选》学习会两次，有时周日民盟中央还有联组学习座谈会，隔周多半还会有各种专题报告或文件传达，然后即会有为期一段时间的各种分组讨论会。在如此紧锣密鼓的学习讨论中，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的思想亦明显地一步步转向“革命化”。

像1961年2月7日“神仙会”上潘光旦就围绕“对困难之态度”，大谈旧知识分子的所谓“涵养”问题和处世哲学中的“逆来顺受”、“知足不辱”等，并“极言其反知识、反斗争、取消矛盾、取消革命的危险性”。9、10日，“神仙会”再谈面对困难的态度，有人说知识分子之生活今不如昔，他即当场表示不能同意。“谓生活不能专看食之一面，且即就食一端而论，今亦比昔更有保证、更合理、更符合于健康需要也”，且“今昔制度本质根本不同，显然今高于昔”。如果按资产阶级生活标准看问题、谈高低，这种认识更是应该先从思想上加以改变不可。[93]

读潘光旦1961—1965年的日记，正如吕文浩所言：“我们在潘光旦的晚期日记里看到的形象是：政治态度认真、积极，常常反省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自身不足，极少表现自己过去一贯的思想方法，有些言论‘左’的程度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94]

如1962年3月6日，在政协委员参访座谈会上，章乃器发言耗时较多，颇多抱怨，潘光旦在日记中愤然曰：章“对1957年反右期间向其批判之人大肆人身攻击，其意显然欲借座谈机会泄‘愤’、报‘仇’，以至翻案。右派中尚有如此分子，虽不难理解，亦大足惊人”。[95]

又如1962年9月29日，在政协听老友罗隆基谈国际形势，他在日记中批评道：“其观察国际形势犹不免受旧观点之影响，往往倾向于为人‘设身处地’。究其所以，则关键仍在对五七年之经过尚未能完全心气和平；于其过去错误，虽亦承认，然总谓他人帮助不足，同情不足。其所以为国际喜作‘设身处地’之论者，正所以表示亦欲他人为其本人‘设身处地’耳。此其思想情况发展之终极，为不革命、为不改造，其为去修正主义之立场亦几希矣。”[96]

在进一步受到各种形势教育、学习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信、参观农村四清社教运动之后，潘光旦的思想进步更让人刮目相看。他自己亦深感得意。如1964年6月21日他在盟中央学习小组会上谈“我对阶级的认识”，前来参加会议的李维汉夸奖潘的“发言甚好”，并肯定潘终于“攻破了自己的堡垒”。[97]事后，潘光旦在给女儿潘乃谷的家信里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内心非常满足。信称：这次学习会因参加者率为各民主党派中较能自觉改造之辈，再加上领导都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底摸得烂熟的人，因此收获比较显著。途中总结时，自己作了一次关于对阶级认识的比较系统的发言，回京后又在民盟中央学习联组会、政协学习交流大会、民盟北京市委学习联组会上先后谈了三次，受到大家欢迎。“在盟中央的学习联组会上，李部长自己要求出席听取发言，末了表示意见，专提到我，同意我的许多看法，并说我‘终于攻破了自己的堡垒’，我听了自是得到鼓励。”[98]

这样，潘光旦在政治学习和政治觉悟上也就变得更来越自信和自如了。以至于在此后的多次民盟学习会上，他不仅发言越来越多，而且也不止一次地因发言内容正确和有相当深度，受到了与会者交口称赞。[99]

潘光旦和共产党新社会日渐交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正是他从思想改造运动时的“重点帮助对象”逐渐变成为知识分子的“改造标兵”[100]的过程。这种改造的成功，无疑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国以来一直在希望和努力的目标，照理说随时监督着潘光旦等人的各级党政部门，特别是统战机关，应有相应的积极评价和进一步信任潘光旦，使之更加振奋的政策表示，然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看不到任何这类尝试的影子。恰恰相反，就在潘光旦全力以赴地自觉融入新社会的几乎同时，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进一步对准了自己党内和政府内。换言之，1950年代导致潘光旦等人两度成为斗争对象的现实政治环境，不仅没有向相反的方向改变，而且还愈演愈烈，弄得草木皆兵，以至于不得不靠更大规模的全国性“肃反”来解决问题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包括运动初始即风靡于市的出身论、成分论及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口号，其实都是毛泽东式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思维与政策的合乎逻辑的或曰必然的发展结果。历史上非党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在党的信任之中。包括从来被视为中共同路人，身居北京市副市长高位，且早已加入共产党的吴晗，在运动还没有大规模轰起之前都成了要被组织上监视的对象，又何况像潘光旦这种曾两度因为反动罪行被斗被批的摘帽右派分子呢。

潘光旦很不幸，他没有能够像费孝通那样扛过“文革”最初，也是最混乱、最残酷血腥的几年。还在运动之初就因为被批斗、抄家、监督劳动一病不起，再加上在医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在家也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条件，终于在1967年6月10日凄然去世，年仅六十八岁。

但潘光旦又是幸运的。即使不比那些在劳教中苦苦挣扎，甚至已经大批死去的普通右派知识分子，就是比“文革”初期那些因为种种无法理解、不堪忍受的原因走上自杀之路，如那些曾经为民盟成员或曾经的同事，吴晗、储安平、蒋恩荫、陈梦家、翦伯赞、傅洛焕等，他的死至少没有受到精神的痛苦煎熬。亲眼看着潘光旦离开的费孝通说：“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101]

费孝通认为，潘光旦始终能够平静对待人生坎坷，包括自己虽备受不公正的待遇，对毛泽东却“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根本上是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想法，知道事情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不应该怪他”。他总结潘光旦所以会有如此胸怀，根本上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凡事懂得“推己及人”。[102]

实际上，这个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也就是潘光旦1962年9月29日日记中所批评的罗隆基的那个凡事“往往倾向于为人‘设身处地’”的思想方法，它恰恰也是潘光旦思想改造过程中一直想要设法攻破的那个“反动的调和论”的思想堡垒。从1961年，一直到1964年，我们都能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看到他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用他的话来说：“自己有此问题，听别人发言中也无往不射击［涉及］这问题，即调和论或反矛盾论的思想与思想方法。”而这种“反动的调和论思想是深入到生活的一切方面与角落的，是个大题目，必须在认识上首先予以清除”。否则，继续照此旧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逆来顺受”、“知足不辱”，“为人‘设身处地’”，势必会走到“反斗争、取消矛盾、取消革命的危险”地步，到时候恐怕去修正主义不远矣。[103]

显而易见的是，潘光旦不仅没有能够“清除”这一思想，至死都还是在用这种思想方法来看人、看事、看问题的。而最为吊诡的是，正是因为潘光旦深受这种推己及人、凡事为人设身处地的思想方法的影响，才能够通过共产党的种种作为，感受到自己过去知识的落伍与无用，从而逐渐尊重毛泽东、相信共产党；哪怕毛泽东把事情搞得很糟，他也能处处从好的方面去设想、去理解。如果他真的把这种思想方法清除掉了，凡事只从结果看问题，坚持不妥协的斗争立场或反抗的态度，他又如何能够平静地接受反右，更遑论接受“文革”呢？

由此可知，潘光旦幸亏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否则，他也一定会走上精神痛苦的自杀之路。

六、结语

综合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潘光旦在美国读的是生物学本科，又拿了遗传学硕士，回国后主要从事的是优生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在社会上比较多的有影响的著作则是编辑报纸杂志时撰写时评政论性文章的结集。另外，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务长、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且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参与社会上的，如国社党，特别是民主同盟的各项政治活动。正是因为他长期参与政治活动，并致力于民盟工作，因而得以成为民盟中央常委。也因为他从事的工作内容较广、较杂，政治方面的知名度、代表性及政治理论方面的造诣都有限，因此，中共建国前夕他虽为民盟骨干之一，却未能被推举为政协代表和委员，仅在新政府成立后被宣布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

中共建国初，因为统战及建立联合政府的现实需要，对民主党派重要成员和全国知名的知识分子一概采取了团结利用的政策。潘光旦自然在团结利用的范围内，这对其整个后半生的命运都产生了极大的保护性作用。但是，潘光旦与新政权的结合程度，不仅不如他担任民盟副主席的老同学罗隆基，而且也不如在民盟中地位不如他的学生费孝通，显然是另有原因的。这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他历史上的政治表现与二人，尤其是与费孝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抗战后期民盟成员基本上转向联苏联共之后，他却始终坚持政治上反苏的态度；战后国共内战进行到最后关头，又脱离民盟一边倒的政治路线，加入到主张“中间道路”的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这些都使中共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对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由此可知，思想改造运动到来后，潘光旦会受到重点批判，其实是有原因的。但另一个层面的原因，可能更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共统战部门内定的，通过重点批判潘光旦，以达到从侧面“敲打”民盟党内右翼分子，如罗隆基等人的政治部署。[104]当时基于团结民盟，保持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原因，中共中央虽明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道路”，甚至与美国人一直保持接触，但因为罗时任民盟副主席、政务院委员和森林工业部部长，不便在这时予以清算和打击，因而与罗隆基一向关系密切，历史上政治观点一直深受罗影响，同是民盟骨干，但地位影响小得多的潘光旦，就被内定为用来敲山震虎的对象了。

当然，事实证明，像罗隆基这种受过系统的英美政治学理论教育，对民主宪政不仅充满期待，而且有深入研究的人，靠旁敲侧击使之放弃政治理想追求，是完全不现实的。几年后，新政权基础稳固，不再需要罗隆基等人装点门面，罗隆基等又坚持右翼立场不变，直接针对罗等人的清算和打击便翩然而至了。这时，潘光旦虽然也难免再被捎带上，却明显地成为陪绑，戴个“帽子”，再给摘掉，政治待遇照给，然后“养起来”[105]了事。

比起罗隆基，学自然科学出身，性情温和，习惯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潘光旦，其思想的转变速度及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实际上，还在1949年底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之后，潘光旦对新政权的态度就已经由抵触逐渐向接受和理解的方面转化了。1950—1951年，虽然学习起来极端困难，他却明显地努力想要模仿共产党的思想语言，试图重新拾起评论时政的笔杆子。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的打击，使他彻底放弃了涉足政治言论的幻想，但在一遍一遍的检讨，大会小会的批判，朋友同事乃至家人子女反复劝说下，他的旧思想、旧观念不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越来越能够体会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用心，因而明确了“跟党走”的基本信念。也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潘光旦打成“右派分子”，实在是冤哉枉也。因此，他内心里未必服气。只是，和建国初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内心里再委屈，到底还是学会了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亦即把儒家的修身之道自觉地转化成了共产党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方法。即使是对“文化大革命”，就像费孝通说的，哪怕他心里认为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也会抱着推己及人的心态，认为那不是毛泽东的本意，相信事情还会好起来，相信自己还有学得不深、做得不好的地方。因此，说他对后来的“文革”是抱着三个S，即submit（服从）、sustain（支撑）、survive（生存）的态度在应对，或许是可信的；说他从来都是用三个S的态度来应对整个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中国，怕不见得准确。

其实，联系到改革开放后晚年的梁漱溟仍旧对毛泽东的成就称赞不已，再想想我们所认识的父执辈中人当年有多少也曾和潘光旦一样待人、处世和顺应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理解他们，真的不可能吗？

余 论

一

在本书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应该要对本书书名谈论的那个很大的话题，即“书生与政治”问题稍做一些讨论了。对于1949年前后以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为代表的留在大陆的大批知识分子的转变问题，我用“忍不住的关怀”做了一个画龙点睛式的归纳，并且在前言中简单概述了近代以来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忍不住”要来“关怀”政治的原因和理由。但是，在具体勾画了三个个案的来龙去脉之后，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对政治的这种“忍不住的关怀”，何以到了1949年以后竟戛然而止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强迫造成的，为什么多数人大都或被动、或主动地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观念，一度真诚相信中央远比自己想得周到，做得好？

本书考察研究的三个个案，侧重在解读今人所关注的所谓“叛国”（张东荪）、“投降”（王芸生）和“四S”（潘光旦）问题，除潘光旦外，对他们1949年以后思想认识上变化的原因没能专节加以介绍和说明。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讲述过自己思想认识变化的原因，限于篇幅，这里只引述时任北京大学化工系教授的傅鹰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部分相关言论，以便读者对此可以有更进一步的直观了解。

傅鹰，1902年生，父亲做过北洋政府驻外官员，因而他很小就生活在北京，17岁考入刚建立不久的由美国基督教联合会资助的燕京大学，三年后即赴美深造，先就读于密执安大学化学系，继而于1928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傅学成后第二年即离美回国，先后在几所大学担任过教职。1944年又举家赴美，夫妇均得以执教于密执安大学，事业有成，生活安定。然而，1949年共产党建国后，傅鹰夫妇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生活，于1950年10月又举家回国，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

无论出身、教育，还是经历，傅鹰都和共产党不是一路人。而他的性格又很耿直，即使经历了1950年代上半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他也一直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受到了改造。1957年4月底整风运动期间，给共产党提意见，他就曾直言表示讨厌所谓“思想改造”，反对什么事情都讲马列。他发言称：“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有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106]

傅鹰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得到过“改造”，但他并不否认自己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三反运动（在高校同时亦是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曾花了很长时间讲述他在各个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具体到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看法的改变，他是这么说的：

对党的认识。

对政治上的许多问题我有很深的偏见，认为党全是自私自利的组织。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例如，我认为共产党之所以得民心，是因为他的政策与人民利益符合。国民党为什么不能执行同样的政策？比如共产党实行土改，为甚么国民党就不能实行？解放军能打仗是因为官兵平等，士兵没有欺压老百姓的行为，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回国以后，看见新中国许多伟大成就，只觉得共产党聪明有办法，只知道共产党有成绩，但不知道成绩是从何而来。

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疑问：资产阶级思想是自私自利的，政党也都是自私的，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当然也是自私自利的团体。为什么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党会反对自私自利的思想呢？想来想去，只有否认共产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党。但是这个答案与我三十年来对于政党的观念是相冲突的。我不甘心承认我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我需要证据。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是我需要的第一个证据。当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披露之后，我想共产党开始腐化了，连久经锻炼的二十年的老党员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还有什么说的。这些事已可以证明我对政党的看法是正确的。三反运动才开始的时候，报上说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了，我们应该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看后，心里就想，共产党真是聪明，知道党已经腐化了，就提出资产阶级来转移目标。可是共产党虽然聪明，我也不傻，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种花招只瞒得了一般的群众，却瞒不了我，心里头还有点得意。

后来报上又陆续的暴露了许多贪污案件，披露之时凡是与党员有关的，人民日报会特别指出某某违法的人是党员，连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也不例外。我看了之后觉得奇怪，倘若提出资产阶级为的是转移目标，就应当专注意不法的资本家，牵涉到党员时应当只说姓名轻轻的一笔带过去，何必特别标明违法人员的党籍呢？此时我想起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内常有对党员的严厉批评，倘若共产党和从前的其他政党一样，专为党员谋利益，为什么在人民面前自失威信？这些事说明共产党对党员毫无回护之意。可是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人总是自私自利的，他若加入一个组织，一定想从这个组织得到好处。一种好处是到了出了事的时候，组织就利用势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尽力设法为他遮盖。国民党和美国的政党不就是如此么？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不照顾党员呢？党是党员组成的，不照顾党员不就是不照顾党么？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是合乎逻辑的，那就是共产党不是一帮自私自利的人所组成的。得了这个结论之后，我不但对党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而且也将我一贯相信的“人性恶”的学说打得摇摇欲坠了。不过我对于我所得的结论还不满意，因为这个结论是用负乘负等于正的方法得来的。我还需要正面的理由。

追求这个理由使我为难了好几天，直到唐牧之同志报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英勇事迹，才得到了。听他们报告时，我流了许多眼泪，最使我感动的是他说志愿军的心中只有祖国而无个人，只有忘我的精神，而无自私自利的打算。听后，我才恍然大悟。志愿军是党所训练的，只有一个丝毫不自私自利的党，才能训练出这些忘我英雄。对于党的认识明确了之后，其他的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人性恶的哲学彻底打倒了，国际主义也明了了，对苏联的怀疑也消除了。……从前李琬同志要我提到共产党时应当说我们的党，我说不好意思自己往脸上贴金，现在我可以很自然的说我们的党了。不但是三反运动，就是将来再有什么运动，我也可以死心塌地的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了。

对政府的认识。

我每次读到刘少奇同志的《人的阶级性》时，我的反应是这样的。……我想他之所以如此说，是要为共产党建立一个统治的理论。因为共产党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员自然是属于无产阶级，所以就将好的特性都算在无产阶级账上。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群众相信共产党员都是好的，共产党应当是领导的政党，应当掌握统治权。这种理论的功用是和封建时代的君主受命于王，应当统治万民的理论完全一样的。不过共产党的理论比老的理论高明得多而已。我觉得无论说得多么好听，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是统治阶级，其余的人，包括我在内，是被统治阶级。直到一个多月以前，这还是我对于我们的政府的态度。虽然我的爱国心战胜了我的自私自利靠研究向上爬的心，而回到祖国来，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回来。在理智上我拥护人民政府，可是在感情上我并不拥护。在将回国时，我想我是技术人员，而且在我的自高自大的意识中，我还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以我的本行（表面化学）为标准，在共产党员中还找不出一个赶得上我的。因此在共产党还没有培养出一批技术上赶得上我的共产党员时，政府对于我只好采取容忍的态度，正如一个人只有一匹跑得快的劣马，就只好暂时不管它的劣性，而好好的喂养它。等到党内的人材够了之时，我就要被淘汰了。但是，那时我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我对政府也是采取容忍的态度，我一向认为政府是一件不可少的坏制度，而我自己又不是政府，所以对于一切政府的估计只有极坏、不很坏、还过得去、还好几种，而没极好的那一种。在那时我对于人民政府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大军渡长江时，将英国兵船打了个稀烂，而且打了之后并不向英国道歉，反而将英国痛痛快快地责备了一顿，出了我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点怨气。不过那时我还想，英国现在已经走向下坡路了，所以解放军才敢打落水狗，倘若那只船不是英国的而是美国的，恐怕未必挨揍。……抗美援朝开始之后，我们的志愿军将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打得落花流水，我有生以来也没有那么兴奋过。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劣势装备的军队能够打败一个优势装备的军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志愿军能够有超人的勇气，而美帝的军队却正相反。修治淮河的伟大成就，使我惊奇，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能够成功。土地改革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解决了几千年来应当解决而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我虽然心里拥护这个政策，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这个奇迹才会实现。这一连串的不明白说明了我对于我们的政府没有认识，只觉得我们的政府好，而不明白为什么好。……只将它看成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政府，而不能消除我心里的那一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鸿沟，只觉得这个政府虽然好，终究是统治者，无论如何我总是被统治者。一个被统治者自然不会全心全意的拥护统治者，结果是以第三者自居。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我是我。

……现在我才知道我们的政府与以往的政府不是在自私自利的成份上有多少的分别，而是自私自利与大公无私的分别。这就是说，不是程度上的分别，而是本质上的分别。在几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压迫剥削人民为目的的政府，在上面所说的一连串的事实，还有许多我没有提到的事实，那一件不是我所热烈希望的？专作我所希望的事情，政府怎么能说是“统治”我？我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观念，到现在就完全破产了。我对政府的认识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自然也就完全改变了。现在我不但在理论上拥护我们的政府，在感情上也拥护我们的政府。从前我以第三者自居，现在看起来真是荒谬，真是愚蠢。从前我和人家谈到政府时虽然口里也说“我们的政府”，心里却总有点不自然。对党员说“我们的政府”，心里却说“你们的政府”。现在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对什么人说我们的政府时，“我们”这两个字完全代表我的意思。不但没有什么不自然的现象，而且觉得非常亲切。对于一个三十年来一提到政府就感觉厌恶的人，这样转变可以说是奇迹。在三反运动中的许多收获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107]

傅鹰的这番话，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想法。[108]直到1957年，傅鹰也没有改变上述看法。他虽然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及其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他对共产党干部的批评也非常尖锐，[109]但有一点是认定了的，即跟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国家民族是有希望的。用他的话来说，“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他并且重申他思想转变的理由所在，说：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110]

因为爱国，谁能把国家弄好，就拥护谁，这正是当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潘光旦也好，王芸生也好，当年所以留大陆，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留下来以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直至认同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这一条。只要国家比过去好了、强大了，至于共产党的主义怎么样，下面的干部怎么样，自己的处境怎么样，就都在其次了。包括张东荪，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抛弃自己参与创立的民社党，转向原先不赞同的共产党，为的是国家好；做了共产党政府里的官，意见没人听，就不惜冒险暗中靠自己去疏通美国这条线，根本上还是为了国家想。

二

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种种——个人权利也好，理想主张也好，道德伦理也好——放在次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会表现出所谓软弱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和1949年这个时间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这种情况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以来的历史，几乎是如影相随的。只是在不同政治制度、社会条件和形势背景下，这种“软弱”的表现方式及其程度，以及涉及的面向与范围会有所不同罢了。以下不妨略举三例读者比较熟悉的情况以证明之。

一例为早期思想启蒙者严复和梁启超。中国最早引入西方人权、自由思想的，是著名翻译家严复。还在1900年前后几年里，他就翻译了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孟德斯鸠等人的多部名著，并依据其中的观点提出：“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111]他宣称：西方国家强大的关键，一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二在“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再加上其“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因而才能有今日之强。[112]故在他看来，“国者，斯民之公产也”；[113]国家强大首在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114]

与此几乎同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一度大力引介和鼓吹自由、民主思想。声称：“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今日欲使国民皆智而富，“舍自由无他道矣”。要自由，即“不能受制于专制民贼之下”，必须兴民权，开民智，而“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115]他据此声称：“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116]

而不过几年时间，注意到国家有被列强瓜分之险，又有因革命陷于变乱之危，二人便先后改变了原先的观念和宣传，反而维护并主张起专制来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声称：“中国号称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117]“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118]“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119]以国人发展程度之落后，“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言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120]

另一例是中国最早结营的自由主义同仁杂志《独立评论》的作者们。其中最有名者自然是胡适，其他著名者亦都是英美留学归国的大学者，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教授；有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吴景超；有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钱端升，等。这些多年接受英美政治熏陶和理论训练的教授学者，回国后也多半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主张民主宪政，甚至不同程度上批评过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压迫人权。但是，该杂志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32年5月，已经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的东北三省刚刚于3月上旬被宣告另立为所谓“满洲国”[121]；上海守军发起的“一·二八”抗战也刚刚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失去了在上海的驻兵权；日本关东军又开始紧锣密鼓在准备夺取热河和进取山海关了。当此危难关头，中国人自己却内讧不止，共产党在江西苏区根据地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公开与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分庭抗礼，广东等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则继续着种种旨在推翻蒋介石南京政府，取而代之的政治军事行动……

面对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独立评论》同仁之间围绕着未来阶段中国的政治出路问题，看法上明显发生了分化。1933年底，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带头发动福建事变，准备联合国内各反蒋势力，另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消息传来，蒋廷黻首先按捺不住，接连撰文提出：民主宪政再好，在今日中国都“绝不能行”。“我认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即中国必须先建立起一个具有专制之力的独裁政府，用更大的武力“取缔内战及内乱”，以便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渡过眼前的危机。[122]吴景超撰文响应蒋的主张，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问题。”现在必须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方针，彻底消除各地军阀和共产党的割据状态，“国家统一之后，一切的建设计划，才能实行。”[123]丁文江也公开支持蒋、吴，明确提出现在应当“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称：中国人大多数连字都不识，“要四万万个阿斗自己领导自己，新的国家是永久建设不起来”的。在中国，“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国难当头，“除去了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呢？”[124]

专门研究欧美政治的钱端升走得更远，他甚至不赞成简单地提倡“新式独裁”，他从学理及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得出结论称：现代欧美及苏、德、意发展的政治潮流都证明，民主政治不如极权政治。特别是“民治尚未实现的国家，尽可向极权主义的道上走去。欲实现极权主义固是不易，但凭空建筑民治，其困难更大”。故“就吾国的需要而言，我以为我们应努力培植一个极权国家，以图立足于世界之上。我们不必抄袭民治的陈义，以自陷于无力量的低下地位”。[125]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胡适的。胡适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民主政治的希冀，即使在1930年代《独立评论》同仁发生的那场关于民主与专制问题的持续争论中，他也是站在主张自由民主一边的。但是，和其他人一样，一遇到他认为会影响到政府稳固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他的自由主义一定会打折扣。最典型的就是随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之后，因誓称“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126]他不能不在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高压下，改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态度，这和雷震、殷海光等人坚持争自由、争民主的不妥协态度，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胡适早年没有认同于蒋介石政府的时候，用耿云志的话来说，他“争自由的勇气极高，言辞相当尖锐，没有特别强调容忍的意思，更没有说过容忍比自由还重要的话”。[127]胡适的态度是从1932年见蒋以后变化的，因为逐渐开始相信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他也越来越决心要做这位“天才”“领袖”的“诤友”了。[128]他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话，已经是1948年前后的事了。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败象毕露，政策却越走越极端，他多半希望能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而他二度再提“容忍”，更是因为1959年雷震等在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府间的冲突已达白热化，他担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激烈批评，会造成反动，最终又会影响到他对外努力在维系的台湾政权的正面形象，故而再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出面劝说这些知识分子应有容忍的雅量，以求能调和双方的矛盾。[129]

胡适为维护政府及国家的颜面，不惜委曲求全的态度，在1950年代初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他在美国，始终坚称台湾已经迈入了“自由世界”。1954年，胡适应蒋介石邀请回台参加二届“国大”，在明知政府公开打压自己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和发行人雷震的情况下，他不仅担任大会主席为蒋介石继任“总统”捧场，而且当着《自由中国》同仁的面称赞“台湾的言论自由”。[130]被迫辞职去美的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因遭莫须有的贪污指控，忿然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揭露台湾实为一“警察国家”。胡适知道后，不仅去信斥责吴这样做是“污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而且也在美国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标题就叫“How Free Is Formosa？”，全面介绍台湾政治上如何自由。[131]

同样的情况，对于《自由中国》杂志的办刊方针，胡适在主张用各种方式推进台湾当局开放言禁和党禁的同时，又明确反对《自由中国》同仁批评政府的所谓“国策”和军队等方面的问题，要求把批评尽量限制在当局允许的范围内，讲蒋介石听得进的意见。[132]为此，他在1959年《自由中国》与当政者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再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求《自由中国》的同仁做出妥协，来争取得到当政者的谅解。[133]1960年，蒋介石公然违“宪”三选“总统”，胡虽然表示反对，并婉拒出任大会主席，但为不背弃在道义上支持蒋政府的承诺，仍旧出席了推举蒋连任的三届“国大”。不料，蒋连任成功后，很快就乘着胡适赴美参加会议，下令抄了《自由中国》杂志社，并以“颠覆政府”、“知谍不报”等罪名，用军事法庭将发行人雷震判刑10年。[134]对此，胡适虽痛心不已，却依旧不敢公开站出来向蒋抗争。不仅如此，在公开场合下，他还是坚持讲政府的好话，处处想要帮着政府挽回一些政治上的颜面。[135]

应当如何看待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政治上的这种种表现？对胡适有深切了解的唐德刚就是从“软弱”的角度评论的。他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让人“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136]但是，1930年以前的胡适为何就敢抗争呢？归根到底，这恐怕还是因为胡适背负了一个太大的政治包袱，即国家前途。还在1933年底福建事变发生时，他就公开表达过他的这种态度。他写道：“必须要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它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它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抗着‘人权’的招牌来作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137]

国家是需要一个政府来代表的，找到一个对国家未来前途有利的好政府，是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很显然，从1930年代以后，胡适认定了蒋介石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寄希望的政府。故对胡适不得不屈从于蒋政府的原因，余英时在一篇文章中就曾做过一个归纳，即：这是因为，胡适当年认定“（蒋介石）政府不是任何个人的，而是属于大家的，政府若垮了，大家都无处可去”。[138]

把自己对国家的希望乃至个人命运同政府绑在一起，再正直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被迫矮化自己的人格。读1933年胡适给汪精卫信中所谓：我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39]比较1952年王芸生解释他选择向共产党新政权“投降”的理由，是基于古训“良臣择主而仕”，决心改换阵营，来做新政权的诤臣策士[140]云云，可知他们的想法几乎如出一辙。

坦言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具特点之处，是他们急于求成的制度选择和多变的政府选择。任何研究过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道路选择问题的历史学者，想来都能看出这其中吊诡的现象。即一方面，正是他们向国人传播了大量西方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无论他们内心里多么渴望个性自由、和平改良、民主宪政，一旦国家民族出现危难，抑或中国可能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往往会本能地转向他们原本在观念上不认同，但现实上可能更容易帮助国家民族改变现状的任何方法或政府。若依据马克斯·韦伯责任伦理比心志伦理更重要的观点[141]，他们的选择似乎也未必就错。

也因为自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四分五裂，知识分子各自所秉持的“道统”不同，对国家民族问题及其前途的判断、看法不同，遂导致他们对救国、建国的方法、制度，以及对选择何种政府也差别甚大。认同方法A者，不认同方法B；认同甲制度者，不认同乙制度；认同此政府者，不认同彼政府，结果必定出现各走各路、投营效力，对此软对彼硬的情况。即使同一主义者，态度、选择常常也会因对国家利益轻重缓急的看法差异而两样。如陈仪深在《国共斗争下的自由主义（1941—1949）》一文中考察过的胡适、张君劢和储安平，这三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49年时就一个附“国”，一个追“共”，一个飘零海外，各奔了东西。爱国之心不变，只是对政府的看法全然不同。[142]足以见，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只用“软弱”二字未必能解释得清楚。

三

多年前，对亚洲，不用说，对中国情况更是毫无了解的马克·里拉，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他注意的不是那些生活在所谓“铁幕”背后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的转变，他尚能够理解，知道有些不得不的原因。他奇怪的是类似中国近代以来严复、梁启超、蒋廷黻、丁文江，乃至于胡适这样的，并未处于危险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书写的欧洲知识分子，为什么也“在为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否认暴政和西方自由社会的本质区别”？[143]

马克·里拉在列举了欧洲几位著名的大学者令人叹息甚至是不耻的政治表现后，给读者讲了一个“叙拉古”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图一直梦想参与政治生活，并想要成帝王师以建构“哲学家—王”之治。尽管雅典的一切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但到了公元前368年，一个居住在西西里岛叙拉古城邦的叫迪恩的崇拜者来信，给了他一次这样的机会。迪恩恳切邀请他前去辅佐并教导那里年轻的新君主戴奥尼素学习哲学，他虽犹豫再三，还是抵抗不了这一可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巨大诱惑，决定乘船前往。结果，这个戴奥尼素不仅没有用心学习哲学，而且还流放了迪恩，柏拉图不得不黯然返回了雅典。几年后，经不住迪恩再三来信说明戴奥尼素这回确有学习哲学的要求，柏拉图又怀抱希望前往叙拉古，这次却发现这个年轻君主变得更加狂妄，完全不可救药了。至此，柏拉图才算是彻底放弃了做帝王师、立“哲学家—王”的念头。

马克·里拉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很简单，在他看来，“在欧洲历史上，难以找到另一个世纪比20世纪更能激发思考着的心灵的激情并将其带入政治灾难。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第三世界主义——许多主义都源于对暴政的仇恨，所有的主义都能怂恿可憎的暴君，使得知识分子对暴君的犯罪视而不见”。如果像柏拉图这样睿智的思想家都无法抗拒“叙拉古的诱惑”，今天的知识分子就更难不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浪潮所吸引了。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内心中往往存在着某种强烈的欲望，而亲暴政思想“原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柏拉图能够看出这种欲望的可怕，保持了冷静与从容，没有助纣为虐，但20世纪种种意识形态很容易“投合某些知识分子的自负和不加掩饰的野心”，使他们服从于某一理念，并激发起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激情，他们却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用健全的智识”来“控制内心的暴君”。[144]

应当指出，“叙拉古的诱惑”从来都是存在的，但柏拉图没有助纣为虐多半却是偶然的。20世纪的研究者，从R. H. 格罗斯曼到卡尔·波普尔，很多人都意识到柏拉图那个由“哲学家—王”统治的“理想国”的设想，按照今人的标准来看，不仅极端专制主义，而且既不“公正”也不“正义”。即使照马克·里拉的叙述，柏拉图所以会两度离开叙拉古，也不是因为“健全的智识”，而是戴奥尼素并不需要他和他的哲学来改造叙拉古的统治方法。如果照卡尔·波普尔的解读，这个叙拉古的故事反而还证明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可怕。波普尔甚至认为，这个戴奥尼素正是“按柏拉图的学说行事的”。戴奥素尼是个暴君，但有史书记载，他杀人时是很痛苦的，因为他“在内心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145]无论如何，柏拉图此行如果真能当上所谓“哲学家—王”，实施他所设计的“理想国”的种种措施的话，人们应该没有理由相信他的所谓“健全的智识”能够阻止这个理想的国家用暴力和专制来统治其内部的人民。

把20世纪一波又一波暴力、专制的此起彼伏，归结为我们内心某个角落里“暴君”的作用，怕是过于简单化的一种看法。更合理的解释，似乎还应该在更早出版的朱利安·班达那本书里去找。他的书名就叫“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本书出版的时间，还在上个世纪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阶级主义的鼓噪正甚嚣尘上。朱利安·班达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批评说，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责任和使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理应成为人格自由价值的承担者，理应是社会正义和真理的追求者，理应是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的政治理想的守护者，但是，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却都变成了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阶级主义者，变成了集体权利至高无上的辩护者。[146]和马克·里拉不同，他并不认为问题的关键在知识分子的内心和灵魂。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再版此书时已经就此得出了更明白的结论。他指出：虽然很遗憾，但这却是一个事实，即这些理应“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以会背叛自己的使命，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族国家”。[147]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概念，更是一个现代事物，但是，把个人置于这类庞然大物之下，强调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148]，把对家族、部落、族群、国家的忠诚与牺牲当成衡量个人道德品行的标尺，却并非是20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情况。换言之，如果说存在着“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一现象的话，那既不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特产，也不是20世纪以后才有的状况。读一下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写的《理想国》，那里面几乎每一条主张都是对现代人权、自由、平等观念的否定。他想象中最“公正”也是最“正义”的理想国家和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必须交由天性至善的哲学家及其智者来统治；计划生育，“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依照命定的安排，“各做各的事”；统治者有理由做一切事情，被统治者则不仅必须绝对爱国、绝对诚实，而且必须“像狗一样……听命于统治者”。因为这样才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149]

卡尔·波普尔的概括大概是最经典的了。他写道：

这里我们看到了，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国家利益。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只要是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服务于它的行为是道德的；威胁它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善就是为我们的集团、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150]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理念论经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等哲学家的发挥，可以说奠定了西方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理性主义传统。以重视理性著称的柏拉图竟会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如此直白地主张专制、暴力和不平等，这不免让人有些不解。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他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就不奇怪了。

柏拉图活着的那几十年，恰好是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三十人僭主集体垮台、雅典民主制实施，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500人议会处死的混乱时代。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智识优越感的柏拉图，对把城邦国家的命运交给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所谓公民来投票决定的方法，深恶痛绝。[151]他倾向于构建一个不变的理念的世界，用专制的方法来统摄现实生活中被感性支配的混沌世界，恰恰也是其理性思考的逻辑结果。

哲学家的柏拉图所以会想去构建那样一种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理想国”，又是和受到他自身经验与知识所影响的个人眼界相联系的。他生活的古希腊，社会进化才从部落文化发展到城邦社会，解决内部或外部冲突的办法基本是暴力的。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生产方式，包括战争方式都还相当落后，生产工具及战争兵器也还处在从青铜器到铁器的过渡期，在频繁的战争中采取的也是密集的集体队列群体对抗的方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都极其有限。由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十分特殊，个人生存严重依赖于群体的存在，“就像儿童对其家庭和住家的体验一样”[152]，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希腊人还只能靠小国寡民的城邦制维系他们那个群体的生存方式，个体权利意识及平等观念很难生成并发生影响，整体主义、专制主义、赤裸裸的阶级观念，更容易大行其道。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包括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几乎都认同奴隶制，相信城邦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政治哲学中整体主义的思想如出一辙，盖出于此。

如果我们对古希腊思想家及其政治理想选择可以做如此了解的话，那么，我们理当相信，处在不同历史时期，自居于不同历史环境或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不同的人——尤其是他们当中思想着的知识分子——认识社会问题的眼界，也一样会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环境、条件的影响与局限。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社会依靠落后农业和手工业维持大众生计的时间表延续了太长的时间，用依迪丝·汉密尔顿的话来说：那个时代，“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任何公共利益都可能要求个人献出他们的生命，甚至为了获得更好的收成，就要用他们的鲜血去肥沃土地”。在绝大多数地方，“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才出现了一些改变的迹象”。[153]注意到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民仍旧远离现代生活，多数国家边远偏僻乡村的人们仍旧生活在农业社会中，越是后发国家，知识分子的眼界越受环境局限，我们或不难理解，自柏拉图以来两千年之久，即使是到了最近几百年，人类思想观念的变化不能不是极其缓慢而艰难的。

如何判断一个社会真正发生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大转变？美国作家安·兰德有过一个略显极端的说法。她写道：“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行动的个人。集体主义是野蛮人的原则。野蛮人的生存是公有的，受到其部落法规的约束。文明是把人从其他人那里解放出来的过程。”[154]

简单地把集体主义一棍子打倒，视之为野蛮社会的标志，无疑并不可取。从历史学的角度，无论是就血亲、部落、城邦，还是就民族、国家，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的存在或生成，总是特定历史阶段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下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土壤、条件与客观需要，反映了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因果联系。[155]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其历史作用只能历史地看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安·兰德的这一说法不论多么过激，却包含着某些历史唯物论的影子。因为，就像马克思以及梅因等人讲过的，个人地位、权利和自由的逐渐改善，尤其人对物、人对人以及对集体的依赖性的改变，本身就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

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也谈到“集体”，但他所看中的“集体”和柏拉图主张的“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的那种忽视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整体主义意识形态所重视的实为整体的集体，并不相同。他主张的其实是一种“共同体”，亦即个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所谓“集体”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个人并不存在，人不过是物及其社会关系的隶属物。他主张的共同体，是人已经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之后，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并且是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进行的联合。这种联合体不会变成所谓的民族国家，转化成个人自由的桎梏和对立物，相反，只有充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带来联合体的自由发展。[156]在这里，个人权利及意志的自由是马克思衡量所谓“集体”是真是假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当今知识界用以评判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尺度，已经越来越多地不是看作为整体或集体的国家、民族的强弱，而是要看个人权利及其自由受保护和尊重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

在现代思想家中激烈抨击一切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对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各自的意义及其作用有过具体的讨论与说明。他关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个人主义未必不利他，强调国家、民族、阶级之类群体的集体主义未必不利己，相对于极端利己的集体主义，兼顾利他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无疑是有说服力的。[157]但是，卡尔·波普尔的讨论似乎仅仅停留在了文本和观念上面。以柏拉图为猛烈批判对象的讨论，显示他忽略了古代和现代的区别，没有注意到社会发展程度对人的观念及其视野带来的局限与影响的作用；没有注意到不同历史条件下整体主义也好、集体主义也好，它们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不同；没有注意到不同时代及不同条件下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出发点及其内在理念不同；没有注意到现代人类社会其实正经历着一个从整体主义的向集体主义的并向现代个人主义的或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群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他对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理想主张的担忧，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种种名为集体主义，实为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高度警觉与紧张的心理。正是因为不是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理解集体主义思潮生成的现象，因此他明显地感到困惑：西方现代文明全球化获得了巨大成功，古代整体主义制度与观念几乎被摧毁殆尽，何以又会激荡出一波又一波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汹涌浪潮来呢？

西方现代集体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为启蒙思想家，卢梭是最早系统提出人权学说，公开宣扬个人主义的人；但他同时又是近代思想家中最先明确提出人类必须结合成“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坚决主张集体主义的人。他宣称，一旦国家成立，对任何国民的侵犯都等于攻击整个国家；而对国家的侵犯就更等于攻击所有国民。也因为国家是由组成者各个人所构成，所以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与国民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而任何国民不仅对国家的事务负有义务，而且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158]在这里，历史发展过程的过渡状态表现得是那样明显。即在反对古代专制统治下的整体主义等级制度，倡导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同时，卢梭依旧是站在古代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层面，把人看成是孤立的原子，相信无论从自然生存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生存的角度，人“除非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否则都无法维护自身权益。[159]结果，从申张人权的角度，卢梭看似是个人主义的主张者；从强调集体主权的角度，卢梭却处处表现出某种整体主义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集体主义不仅是现代产物，而且还是从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启蒙思想出发的。只是，作为一种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它不能不兼有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因子。

现代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兴起，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作用关系不大，倒是与卢梭一辈欧洲近代思想家的自由、平等思想主张及其早期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关系密切。这是因为，人类历时两千多年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确实伴随着一个自由、平等观念逐渐形成，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权利意识日渐张扬，古代整体主义制度和思想不断瓦解的过程。只是，西方个人主义的张扬与古代整体主义制度的瓦解，并没能迅速推进人类全体的文明进程。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能看到，由十四至十七世纪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推动起来的早期资本主义，恰恰导致了卡尔·波普尔不愿看到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相结合的种种恶果。一时间，物质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席卷而来，不仅造成了西方社会内部严重的道德沦丧、社会分化、阶级斗争，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制造了空前规模的野蛮侵占、掠夺、奴役、压迫、屠杀和战争。工业最先发达起来的英、美等国，竟然还重新复活起一千年前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制来了。

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优势几乎全部依赖于技术。“技术统一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席卷全球，看似各种自然、历史造成的区分与隔阂被冲决、打破，无序竞争的大小国家或族群逐渐走向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将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的统一的民族形式。[160]但事实恰恰相反。

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分化、民族构建，在不断生成新的阶级、阶层、民族、国家的同时，势必会不断催生出适合于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群体。这是因为，社会组织分化得越快，社会思想也就越易趋于多元；世界被切分得越细，相互区别的各个群体或国家也就越需要某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独特性与合法性，以凝聚人心。

其次，就像汉娜·阿伦特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不仅没有推动欧洲走向统一，反而最先加速了欧洲自身的解体；这种生产方式越在全世界扩张，就越把欧洲的解体过程，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输送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161]一方面是炮舰政策掀起的掠夺、压迫的狂潮，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结果，西方自由平等及个性解放观念越普及，就越是有力地推动了包括欧美自身在内的民族独立、自决和解放意识的发生和觉醒。1776年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宣言》，就揭开了世界各种被压迫群众用自由、平等思想和个人权利不得侵害的现代个人主义政治主张，集体向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抗争的序幕。[162]这种明显具有罗尔斯所主张的那种权利正义性质[163]的集体抗争，多半固然受到民族主义，甚或国家主义之类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却未必都会带来古代整体主义主张和制度的全面复归。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自美国宣告独立解放以来，迄今不过三百年，世界版图已经被一个又一个“民族国家”划分殆尽。数百年前身处农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还不知有国，到如今世界上的国家已有两百多个，并且还有继续裂变新生的趋势。这一个又一个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技术的全球化，恰成对立之象。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注意到的那样，现代民族国家不仅对个人的自由解放鲜有建树，它对个人构筑的重重壁垒且远胜过古代的部落、城邦及国家因自然历史所形成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现代主权、领土疆界及各种相关法律的设定，严密地圈起并限制了个人的活动空间，强行把过去自由往来的这一地区的居民同其他地区的居民区分开来，并制造出各种政治的、文化的独特性，建构出越来越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族群。[164]而随着越来越多在现代技术及其观念的发展程度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文化传统历史影响上又各具特色的众多民族国家的兴起，它们会选择适合于自身存在的某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方法，又是很难避免的。

可以肯定，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成长，十七、十八世纪“意识形态时代”的产生，[165]包括此后诸如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阶级主义之类集体主义观念和信仰会拔帜而兴，多半都是和资本主义这个特殊历史时段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变动及其复杂的矛盾冲突分不开的。不要说那些谋求集体强权以夺取民族、国家或群体利益的集体主义者，即使是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自由、平等或公平、正义原则的格外敏感，在此种现实的政治变动、欺凌、压迫及伤害面前，他们又如何能够无动于衷，埋头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而不参与到这种集体的抗争中去呢？这种为了获得公平与正义的强力抗争，一旦发展到必须要靠强力来维持整体利益才能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竞争中获得尊严与发展条件的时候，谁又能保证它不会走到集体利己主义的方向去，造成更多外部紧张与冲突呢？而大批原本就很落后，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成立之后，谁又能保证那些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反过来在内部压迫和伤害个人权利与自由，走上整体主义的道路去呢？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20世纪众多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和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的设想，在本质上恐怕没有太多区别。无论他们是求助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抑或求助于集体主义、独裁专制，多半不过是基于时代和环境提供给他们个人的智识与眼界，使他们对救国或建国的方法、道路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形成了不同的理解罢了。像海德格尔1930年代选择站到德国纳粹党人一边，内心旨在借助“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166]丁文江等人当年主张用“新式独裁”救中国，内心仍期待着未来的民主政治一样，他们每一个人所谓“软弱”或“背叛”的行为背后，都有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怀在起作用。只不过，同样在民族国家利益的考量下，丁文江等人想的可能是救急，而海德格尔想的多半就是做另一个柏拉图了。

四

结合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马克·里拉和卡尔·波普尔讲的那个不同版本的叙拉古的故事，我们应该很容易看出，在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之间其实常常布满了危险的陷阱。这中间，有些毫无疑问原本就是充满了权力机诈和利益冲突的政治场中早早就埋设好了的，有些却是习惯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者在面对完全不能靠逻辑和道理来解决的实际政治问题时，腿脚不便才会跌落的路边的深坑。本书在前言中所以会专门讨论瞿秋白的自我解剖，在对张东荪案的叙述中所以会特别着重介绍他的自负性格，在对潘光旦“历史问题”的说明中所以会特别注意讲述1930—1940年代他在自身所经历的各个重要事件及重要问题关头政治态度的摇摆，也正是想要提醒读者了解这方面情况。

研究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时，一方面要充分理解，甚至肯定知识分子关怀现实政治之“忍不住”的正当性，一方面更要正视知识分子贸然站上政治舞台去参与政治本身的极大冒险性。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从张东荪到胡适，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的热忱及力图改造现实政治的抱负再不实际，也应给予同情之理解，但坦率指出他们思想政治眼界及性格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对后来者可能更有意义，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今天及以后的人而言，我们固然应该了解任何知识分子都会犯错误，因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先天就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局限，他们所处的时代及环境、条件，更会极大地限制他们的思想和眼界；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作为思想者的知识分子并非普通人，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要为社会、为人类探求真理和守护正义与公平，他们理应洞悉自身和历史的局限之所在，了解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之大势，谨守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如果他们也像众多只知从现实利益着眼的政治家或普通人一样，或因狂妄，或因短视动辄出错，其影响可能就不止于其个人，而有可能会因指错路导致无数人站错队了。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当今的说法五花八门，但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做“社会的良心”。这里的“社会”，既是指知识分子生活的人群，如族群、民族、国家那个小社会，更是指包含了全世界人类整体的那个大社会。知识分子个人活动的舞台固然多在小社会，但知识分子用以衡量公平、正义的良心尺度，以及探求公平、正义的根源与意义的出发点，却必须以人类这个大社会为根据和范围。换言之，知识分子理应是汉娜·阿伦特所推崇的“世界公民”，理应拥有“世界观点”，[167]不应该画地为牢，仅以“一族、一国、一阶级”的集体利益和前途为奋斗目标。就像卡尔·波普尔所说以及20世纪历史已经再三证明过的，集体主义观念驱动下的阶级利益或国族利益与前途，不能依据利他主义原则切实把握的话，常常会变成事实上的集体利己主义，甚或整体主义，进而变成冲突、扩张、压迫和暴力的堂皇借口。[168]因此，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场合与任何范围，都应该“以人为本”；他们承担的社会良心的职责与使命的对象，首先都应该是，也必须是“人”（human being）。

究竟什么样的人，在今天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现代史的视野中，雷震、殷海光是不能不提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是因为相信和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就默认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而是敢于为普通百姓出头来争公平和正义。但在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那种以人类为关怀对象因而拥有“世界观点”的大知识分子或大思想家。为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那个与海德格尔齐名的德国大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情况和世人的评价。在身陷法西斯黑暗统治的11年里，这位坚持不合作的大哲学家，虽然因为国际知名，没有家破人亡，但因太太是犹太人，仍不得不时时面临恐惧，且长期不得工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向纳粹政权妥协，且不惧各种胁迫坚持与他的犹太妻子同生共死。只是因为美军的及时占领，他和他太太才得以免除了几乎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场灭顶之灾。

能够在那样恐怖和残酷的环境中坚持下来而不屈服，让战后的卡尔·雅斯贝尔斯赢得了很多赞誉。但谦逊的他从不接受什么“英雄”的称号。他讲得很诚恳：“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去寻求死亡。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押遣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上街示威，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苟且地活着，其理由尽管是正当的，但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个理由便是：我们的死亡无济于事。”

没有人会因此责难他。相反，世人更多地从他的坚持中看到了理性的力量。传记作家萨尼尔满怀敬佩地写道：在如此黑暗的时期，卡尔·雅斯贝尔斯竟然仍旧能同妻子一道勤奋地工作不息。不是为读者，而是为自己。在他看来，这种镇定和坚韧，关键在于这位哲学家始终保持着“科学的纯洁性、信仰的明晰性、对理性的执著、伟大传统的实质”这一“基本意志”。[169]

汉娜·阿伦特是卡尔·雅斯贝尔斯最好的朋友和同道之一。她的赞赏与评价应该最准确和最有分量。而她对雅斯贝尔斯的高度赞扬，其实可以集中在两个字上：“人性”（humanitas）[170]。她写道：

这整个灾难事件从来都不能诱惑他放弃“人性”——这就是他的不可冒犯之处。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比抵抗和英雄主义重要得多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无须证明的信心，意味着一种确信：在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时代中，有一件事绝不会发生。雅斯贝尔斯是完全独立的，他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德国人中仅存的humanitas。[171]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雅斯贝尔斯更能折射出其人性光芒之处，是当他经历并认识到人类黑暗和罪恶的可怕之后，“懂得了什么是整个人类事务领域中最本质的东西”，进而能够努力通过写作把自己的研究主动与学界中人往往不屑一顾的政治联系起来的那份激情。她写道：

没有人能像雅斯贝尔斯那样，使我们克服对于公共领域的不信任……他像康德那样，不止一次地离开学院范围及其概念化的语言，去向一般的读者大众发言。而且，有三次他直接切入到时代的政治问题中：第一次是纳粹上台前不久所写的《现时代的人》（Man in the Modern Age, 1933）；第二次是在第三帝国陷落后不久的《德国罪行问题》（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然后就是今天的《原子弹与人类未来》（The Atom Bomb and the Future of Man）一书。因为他知道，正如政治家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政治问题是如此严肃，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它交给那些政客。

雅斯贝尔斯对政治领域的肯定是极不寻常的，因为它来自一位哲学家，来自作为他全部哲学活动之基础的那个根本信念：哲学和政治关系到每一个人。这就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它们归属于公共领域的原因，在其中人的人格及其检验自身的能力得以展现出来。[172]

汉娜·阿伦特不无感慨地告诉世人，和那些“只需要对自己的民族

负责”的政治家不同，雅斯贝尔斯是极少数真正用“世界观点”看世界的“世界公民”。他的无比杰出，就在于他始终热情洋溢地想用自己发现的真理给世界带来光明。他希望的，“是在整个人类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是想要使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火花那样，闪耀出明亮的光。[173]

由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故事不难看出，世人对知识分子其实充满宽容和理解。没有人要求知识分子冲上政治第一线，没有人认为只有加入抵抗力量，或上街游行、示威、喊口号，才算是不妥协。人们甚至不要求知识分子拿起笔做刀枪。即使在还有一定言说空间的社会里，人们固然乐见像马克·吐温或鲁迅，甚至是殷海光那样的社会批评家，但相对于人类历史，相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有人都清楚，我们更需要那种能够用理性之光照亮整个人类前进方向的大思想家，亦即需要那种真正属于全世界的大知识分子。

20世纪以来，不独中国，悲叹、痛斥知识分子软弱、背叛，甚或正在消失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文章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古希腊众多哲学家，以及十七、十八世纪众多思想家那样，以人世真理，以人性、人道、人权，以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尊严作为研究对象，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面地进行思考、研究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越来越少。[174]相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到处都被工业化促成的专业化、技术化、行政化，加上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所左右，一方面助长了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一方面加剧了因经济发展和竞争引起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多数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拧在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机器上，只与“自己人”同呼吸、共命运，以至渐渐忘记了作为本应属于全人类的知识分子，自己的那一份使命与责任了。

记得好几年前看过一部名叫《停战之夜》（Joyeux Noel）的影片。片头是德、法、英三国儿童在教室里朗诵本国政府告知国民的战争理由，说什么这是保卫祖国之战，每个公民都要不惜代价为国效力云云。片子接着就把镜头转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与德军血腥战斗场面，无数普通士兵倒在战场和壕沟里。但就这一场看似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的战争期间，在法国巴黎附近的战场上，竟然上演了一幕十分感人的场景：圣诞之夜，随着一声友好的问候，敌对双方官兵试探着从各自战壕里走了出来，互相交换圣诞礼物，进而开始一同祈祷、歌唱、踢球，自动休战了三天。这部影片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它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所谓民族国家与每一个普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在上千年前他们多半就源自同一个民族，再古老的时候，他们中间许多人还有血缘关系。至少，像这场打着“保卫祖国”的崇高旗号的残酷战争，原本就不是千千万万具有善良本性的普通人所需要的。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用法律的形式把人们强行限制在一块相对固定的地界之内，与周边其他地界内的人们相互隔离，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这种“民族国家”，充其量也不过只有最近二三百年的历史。越是经济晚发达或不发达地区，这种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还越晚。20世纪一百年里，民族或国家分分合合，无休无止。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发达国家的知识精英长期以来并不认真看待这一“民族—国家”现象。[175]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就已经断言民族国家即将消亡；[176]一百年后汤因比推出其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仍毫不含糊地宣称：寿命有限的民族国家不能当做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17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也同样预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由于还有往昔留存的幽灵，仍然存在甚至还在增强关于民族主义的谈论，然而它已不再是政治决定性事件中的因素”了[178]。直到20世纪末，苏联东欧全面解体，再度分裂出诸多小民族、小国家，研究20世纪史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鲍姆仍坚持认为：作为一种带动变革的力量，民族国家已经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179]

当今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客观存在，身为一族一国之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关心本族、本国的问题，不可能不研究造成本民族、本国家与他民族、他国家间纷纷扰扰的利益冲突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但是，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像古代思想者那样，见木不见林，多半只生活在自己族群意识之中。现代知识分子理当谨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他们应该清醒地了解自己选择站在被压迫的阶级、民族、国家一边的根本原因何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娜·阿伦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理当不同于政治家，他们本质上理应是世界公民，他们的一切思考都应该站到整个人类的立场和高度上来。对本族、本国问题的关心，首先应该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关心；对民族国家间矛盾冲突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研究，同样也应该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考虑问题。不论今人对民族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前景怎样解读，也不论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或国家抱有何种看法与情感，摆在每一个号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或自认为属于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读书人面前的一个起码的要求就是：作为人类精神生产者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守护者，知识分子理应把对人的关怀，放在首位；理应把普世性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对公平、正义、和平理念的坚守，放在首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理应把对国族的关怀与对人的关怀统一起来，要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和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认识和处理国族的问题。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从来不是按照民族国家生成的步伐前行的。从部落，到城邦，到王国，到专制帝国，再到现代民族国家，人类社会按照整体性原则哪怕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前行的每一步，都不可避免的会充满了争夺、暴力、压迫和血腥。然而，人类社会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一直在沿着重人性、讲人道、争人权的道路艰难前进，一直在和强调整体、忽视个体的整体主义所催生的压迫与暴力相抗争。

事实证明，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着眼于人类命运和前途问题的重要思想家，都不同程度上为在人类社会建树自由、平等与公平、正义、和平的理念，做出过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断努力，当今人类社会才会对历史上原本不被置疑的压迫、掠夺、侵略、战争，以及种种严重伤害人权的残暴行为，逐渐形成了批判性共识，并据此缔结了或制定了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在相当程度上威慑和抑制了历史上大规模野蛮伤害人权的残酷暴行的持续上演。尽管涉及到文化观念、道德价值的改变从来都极其缓慢，但人类文明的进化却始终是在艰难前行。不必和一两千年前的野蛮社会比，就是和几十年前相比，人类社会在这方面的进步幅度都是历历在目、清晰可见的。

能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大势，能不能站在“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所谈论的知识分子的所谓“软弱”或“背叛”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过去所以不易产生出卡尔·雅斯贝尔斯那样完全不为“叙拉古的诱惑”所动摇的大思想家或大知识分子，恐怕既有中西文化和制度结构差异的影响，也和社会发展阶段滞后有关。

如前所述，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越是容易崇尚集体主义，甚或是整体主义的制度主张。但是，任何基于自由、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为争取族权、国权而努力的知识分子，都绝不应让自己沦落到要去为丛林法则辩护的地步。必须看到，越是以整体主义哪怕是过多地从集体主义的心态看待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就越容易造成充满悲情意识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背弃自己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怕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征引文献要目

一、档案资料

1.  北京市档案馆藏资料；

2.  上海市档案馆藏资料；

二、文献资料

1.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9, Vol.VIII；

2.  《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教学卷）》（上、下册），刘志鹏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3.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陈大白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0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4年；

5.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9—1976）》，沈志华、杨奎松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

6.  《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编印，1952年3月24日；

7.  《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清华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宣传组编，1952年6月；

8.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9.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5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005年；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2年；

1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下），荣孟源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13.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

14.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15.  《中国新闻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三、文集、年谱、日记

1.  《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德克·博迪著，洪菁耘等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

2.  《邓之诚日记》，邓之诚著，邓瑞整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3.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1、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4.  《费孝通文集》第1—6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

5.  《顾准日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6.  《哈维尔文集》，哈维尔著，黄灿然等译，佚名编，电子版，无出版年、出版社；

7.  《黑暗时代的人们》，汉娜·阿伦娜著，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8.  《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宋云彬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0.  《胡适日记全编》1—8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1.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10卷，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12.  《悔余日录》，冯亦代著，李辉整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

14.  《李公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  《梁启超全集》第1—2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16.  《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等编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21.  《毛泽东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  《毛泽东文集》第1—8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999年；

23.  《潘光旦文集》第1—11卷，潘乃穆、潘乃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000年；

24.  《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齐家莹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25.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6.  《三松堂全集》第1—1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2001年；

27.  《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

28.  《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9.  《吴宓日记续编》（第1—10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30.  《严复集》（1—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1.  《张澜文集》，龙显昭主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32.  《政学罪言》，潘光旦著，上海：观察社，1948年；

33.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34.  《朱光潜全集》第1—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992年；

3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下），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36.  《自我批评实例——华侨学习汇刊之一》，吴兰编，旧金山：绿原书店，1950年；

[1] 《清华大学中间及落后教授的思想情况》，1951年8月15日。

[2] 《各校教授的一些思想问题》，1951年10月27日。

[3]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

[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3），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90—1191 页。

[5] 潘光旦日记，“1949年12月10日”条，《潘光旦全集》第11卷，第322页。

[6] 潘光旦：《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原载《光明日报》，1952年2月4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494—510页。

[7] 《“认识美帝”学习总结》，1950年12月，北档1/10/611。

[8] 学校支部工作科：《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最近的思想情况》，1951年12月18日。

[9] 陈汤铭：《你极不老实的检讨态度必须彻底改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批判潘光旦先生反动思想的发言》，1952年3月29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5页。

[10] 《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又一次胜利——全校师生严正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一致认为他必须彻底清除他的“暗流”，认真改造》，《潘光旦先生的第一次检讨（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3页。

[11] 《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3日，《建设》第133期，1951年12月30日，第1—4页。

[12] 《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1951年1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26页。

[13] 《学校支部工作科及青年团市委大学委员会关于蒋南翔同志提议问题给彭真同志的报告》，1951年11月25日。

[14] 《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情况汇报（三）》，1952年2月6日。

[15] 潘光旦：《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原载《光明日报》1952年2月4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507页。

[16]《潘光旦先生的第二次检讨（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3—4页。

[17] 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郭道晖回忆称：这时批判潘光旦是由北京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的，统战部一位干部说过：“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见郭道晖、张帆：《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宪政之路》，转见中国公法评论网，http://www.publaw.org/gfll/gfll_jdhc/201205/t20120508_26308.htm，下载日期：2012年12月17日。

[18] 《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情况汇报（三）》，1950年2月6日。

[19] 《群众的意见（一）——关于潘光旦先生的第二次检讨》，《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4页。

[20] 《全校师生大会上对潘光旦先生第二次检讨的发言（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4—5页。

[21] 《全校师生大会上对潘光旦先生第二次检讨的发言（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5页。

[22] 陈汤铭：《你极不老实的检讨态度必须彻底改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批判潘光旦先生反动思想的发言》，《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5页。

[23] 转见《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在三反中的情况》，1952年4月20日。

[24] 转见王文：《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06—107页。

[25] 《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7—119页。

[26] 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

[27]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费孝通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择要》，1952年3月8日。

[28] 《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8、9页。

[29] 《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6—9页。

[30] 在第四次检讨当中潘光旦则坦言，当时“自以为《华年》里没有多大问题”，太太还特地提醒他要把《华年》翻出来检查一遍，他却以时间来不及为由不去看，因为他“甚至于以为还有一些所谓‘进步’的东西，用不着翻出来看了”。

[31] 《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6—8页。

[32] 《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8页。

[33] 《群众的意见（二）——关于潘光旦先生的第三次检讨》，《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0页。

[34] 《潘光旦先生解放前的反动言论摘录》，《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1—12页。

[35] 有关明恩溥此书的译文及介绍，可参见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及李景汉为该书所做之序，《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19、52—121页。

[36]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编印：《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1952年3月24日。

[37]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在三反中的情况（四）》，1952年4月1日。

[38]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在三反中的情况（三）》，1952年3月。

[39] 《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批判潘光旦先生反动思想的发言》，《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5—28页。

[40] 《民盟清华区分部讨论潘光旦同志问题，一致要求撤销他区分部的职务》，《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40—41页。

[41] 《民盟来讯》，《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41页。

[42]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在三反中的情况（五）》，1952年4月15日。

[43] 转见吕文浩：《费孝通与潘光旦——两代社会学家间的学术交往》，《中华读书报》2005年5月18日。

[44] 潘曾在日记中记述：“今晚校园内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大会，昨澜庆来，为筹委会约余在大会时发言。后孝通亦以是为言，谓此议发诸自彼，盖见余落落，意欲余稍稍出头。”潘光旦日记，“1949年9月27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0页。

[45] 毛泽东：《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1952年4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

[46] 清华大学关于冯友兰的政治审查意见：“冯友兰，过去一贯与人民为敌，以其反动言行为蒋匪效忠。解放后，能够积极认为自己的反动罪行，愿意悔改，比较老实，曾批判过他的反动哲学，参加过土地改革，参加过中国访印代表团。在三反运动做过三次检讨，肯于暴露反动事实和思想。忠诚老实学习中能认真、老实地交代问题。而他在三反运动中及此次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中交代的问题，比较彻底。建议免予处分。”《清华大学党总支重大问题请示表》，1952年6月2日。

[47]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潘光旦第四次检讨情况》，1952年12月22日。

[48] 《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注：费孝通所讲“思想非变不行”虽然是就文革当时的环境讲的，但如前述潘光旦转变的思想过程可知，自建国以来，无论“原罪”思想，还是“思想非变不行”，其实一直就是潘光旦、费孝通们的基本认识。

[49] 《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1952年5月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174—175页。

[50]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第四次检讨情况》，1952年12月22日。

[51] 潘光旦：《我的检讨》，1952年10月26日。

[52]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第四次检讨情况》，1952年12月22日。

[53]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第四次检讨情况》，1952年12月22日。

[54]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第四次检讨情况》，1952年12月22日。

[55]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第四次检讨情况》，1952年12月22日。

[56]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第四次检讨情况》，1952年12月22日。

[57] 费孝通：《我这一年》，1949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58]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潘光旦文集》第7卷，第411—590页。

[59] 潘光旦：《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519—537页。

[60] 潘光旦：《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1956年7月25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537—550页。

[61] 潘光旦：《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1956年7月25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547—548页。

[62] 《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558—559页。

[63] 转见白寿彝：《向达阴谋制造民族分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76页；林耀华：《揭露潘光旦在民族工作上的阴谋活动》，《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24日。

[64] 转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12页。

[65] 见《批判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和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24日。

[66] 《盖子揭开了，为什么还不往外跳？——潘光旦先生谈“百家齐放”和“百家争鸣”》，《文汇报》1957年4月24日。

[67] 见《批判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和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24日。

[68] 潘光旦：《在如何展开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3月12日， 《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551—552页。关于潘光旦关于“天花”、“牛痘”的说法，参见潘光旦：《课改与院系调整应“稳步前进”，综合大学可促进理论与实际真正配合》，1950年6月1日，《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404—405页。

[69] 见《批判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和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24日。

[70] 《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期，1957年9月3日； 《批判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和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24日。

[71] 高崇民：《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斗争的基本情况》，1958年1月，转见谢泳：《前进中的堕落》，《SOHO小报》2009年第10期。

[72]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30页。

[73] 闵刚侯：《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民盟整风会上罗隆基无耻狡赖，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74] 《批判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和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24日。

[75] 夏康农：《斥责右派分子在“科学”幌子下的政治阴谋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第543页。

[76] 见《新建设》1957年第1期，1957年1月；《文汇报》1957年2月20日。

[77] 见《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第770页。

[78] 夏康农：《斥责右派分子在“科学”幌子下的政治阴谋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第543—544页。

[79] 即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安排不妥”、“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参见《周恩来传》（3）,第1194—1195页。

[80] 见中央民族学院刘荣焌、余胜椿：《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

[81] 转见《批判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和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16日，等。

[82] 《批判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光旦破坏民族团结和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第2版，1957年9月24日。

[83] 可参见潘光旦日记，“1962年1月6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417页。

[84] 费孝通：《向人民伏罪——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85] 林耀华批判发言中最有分量的材料是土家族知识分子写给潘光旦的私人信件，林并非潘光旦研究室成员，而且研究方向在藏族，当不可能获得这种私人信件。见林耀华：《揭露潘光旦在民族工作上的阴谋活动》，《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二期，1957年9月24日。

[86] 吴恒：《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控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第190—198页。

[8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38—839页。

[88] 参见《费孝通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王海波：《费孝通和毛泽东的交往》，《世纪》2006年第5期。

[89]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0页。

[90]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195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5页。

[91] 公布的消息称：“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浦熙修、向达、薛愚、袁翰青、陶大镛、陈铭德、谢家荣、费振东、谭志清、金芝轩、吴文藻、刘瑶章、曾彦修、王曼硕、范澄川、雷天觉、彦涵、董守义、陈明绍、裘祖源等一百四十二人。”见《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民日报》1959年12月5日。

[92] 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文史博览》2005年第4期。

[93] 潘光旦日记，“1961年2月7、9、10日”各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49—350页。

[94] 吕文浩：《论解放前后潘光旦政治思想的转变》，“近代中国研究”，http://jds.cass.cn/Item/1446.aspx，下载日期，2013年8月12日。

[95] 潘光旦日记，“1962年3月6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440页。

[96] 潘光旦日记，“1962年9月29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474—475页。

[97] 潘光旦日记，“1964年6月21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590页。

[98] 《致潘乃谷》，“1964年8月28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15—216页。

[99] 参见潘光旦日记，“1965年8月17、20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639—640页。

[100] 吕文浩语，见《论解放前后潘光旦政治思想的转变》，“近代中国研究”，http://jds.cass.cn/Item/1446.aspx，下载日期：2013年8月12日。

[101] 费孝通：《推己及人（代序）》，1999年9月15日，潘乃穆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10页。

[102] 费孝通：《推己及人（代序）》，1999年9月15日，潘乃穆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序页第10页。

[103] 《致潘乃谷》，1964年8月24日，《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15—216页；潘光旦日记，“1961年2月7日、1962年9月29日”条，《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49、474—475页。

[104] 见郭道晖、张帆：《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宪政之路》，转见中国公法评论网，http://www.publaw.org/gfll/gfll_jdhc/201205/t20120508_26308.htm，下载日期：2012年12月17日。

[105] 这是中共建国后对不可信任利用，但基于统战需要又不宜公开惩治的社会知名人士的一种惯用的处理办法。如对张东荪在1953年初即确定了这种办法。见《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前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神学院教授蔡咏春三人处理意见请示》，1953年初。

[106] 《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宣教动态》第51期（总第231期），1957年5月12日。

[107] 《北京大学化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在三反运动中思想收获的总结》，1952年3月，北档215/13/412/1—18。

[108] 这类公开资料还可见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转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5—538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全集》第1卷，第140—141页；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31页；老舍：《老舍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80—288页，等。

[109] 傅鹰发言中直截了当地讲：共产党的成员良莠不齐，干部越往下面越差，党员越年轻越差，“现在是长字辈吃得开”，房子大小跟官大小看齐，就连教授评级也要由人事处的毛孩子来定。他说：“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那些年轻党员、团员……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宣教动态》第51期（总第231期），1957年5月12日。

[110] 《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宣教动态》第51期（总第231期），1957年5月12日。

[111] 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12]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1），第23、24页。

[113] 严复：《辟韩》，《严复集》（1），第36页。

[114] 严复：《〈老子〉评语》，《严复集》（4），第1082页。

[115]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237页。

[116] 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117]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66页。

[118] 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3），第603页。

[119] 严复：《〈法意〉按语（八六）》，《严复集》（4），第985页。

[120]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88页。

[121] 伪“满洲国”宣告成立于1932年3月1日，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于9日被日本人正式扶植为“执政”。两年后的1934年3月1日复被允许登基为皇帝，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

[122]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0、83号，1933年12月10、31日。

[123] 吴景超：《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84号，1934年1月7日。

[124]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独立评论》第134号，1934年12月30日。

[125] 钱端升：《论极权主义》，《半月评论》第1卷第1期，1935年2月1日。

[126] 胡适日记，1960年11月18日条，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5页。

[127] 见耿云志：《也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研究会编：《胡适研究通讯》2011年第4期，2011年11月25日。

[128] 胡适日记，1934年4月10日、1935年7月26日条，《胡适日记全编》（6），第363、533，页；胡适：《改革政制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胡适：《张学良的叛国》，《大公报》1936年12月20日，转见《中央周刊》第447期，1936年12月。

[129] 见耿云志：《也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研究会编：《胡适研究通讯》2011年第4期，2011年11月25日。

[130] 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105、107页。

[131] 转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433页。并见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32] 转见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第164、225、226页。

[133] 转见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第236—237、250—254页。

[134] 转见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第353页。

[135] 胡适1962年2月24日突发心梗过世，一个直接诱因就是雷震案严重损害了台湾政治的形象，动摇了各界对蒋政权的信任，让他十分焦虑。当天在院士会议上听到副院长李济讲话悲观，他身体不佳，仍不得不站出来给大家打气。就在他言不由衷地历数台湾如何“充分的表现了言论自由”的时候，因无法控制情绪，心脏病突发倒地而亡。转见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第409—410页。

[136] 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137] 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933年12月3日。

[138]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1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页。

[140] “良臣择主而仕”，古语为“良臣择主而侍”或“贤臣择主而事”。可参见《三国演义》第三回、第十四、第六十五回，等。王芸生这里有意改用了一个“仕”字。

[141] 对于德语“Gesinnungsethik”（心志伦理）一词的译法，目前在中文中不尽一致，具体的困难之处，可见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261页注释中译者所做的说明。并参见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5—117页。

[142] 陈仪深：《国共斗争下的自由主义（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

[143]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序言第2页。

[144]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156—157页。另，哈维尔的解释也类似。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见哈维尔著，黄灿然译：《知识分子的责任》，佚名编：《哈维尔文集》，电子版，第360页。

[145] 卡尔·波普尔著，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77、380页注释1。

[146] 朱利安·班达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1、83—89页。

[147]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第5页。

[148] 转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00页。

[149]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89、124、128—129、167、168、255、279、312、317页。

[150]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09页。

[151]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乃至对国家帮助极大的著名将领，如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亚西比德等，都被这种公决式的投票法，或处以死刑，或放逐海外。

[152]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329页。

[153] 依迪丝·汉密尔顿著，葛海滨译：《希腊精神》，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5、307页。

[154] 安·兰德著，章艳译：《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68页。

[155] 至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还是经济与政治制序的变迁改变了旧的意识形态及观念，马克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虽有不同解读，但他们相信受到经济社会关系影响的社会的制序化及其变迁是基础，观念文化受之左右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参见韦森：《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东西方社会制序历史演进路径差异的文化原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56]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6—97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121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3—106页。

[157]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99—202页。

[158] 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31页。

[159] 卢俊：《社会契约论》，第7、23—24页。

[16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76—277页。

[161] 《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公民？》，见汉娜·阿伦娜著，王凌云译：《黑暗时代的人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162] 《美国宪法及独立宣言》，美国政府印刷局第二十四版，2009年，第35—36页。

[163]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6—17、56—57页；

[164]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0—232页。

[165] 约翰·B·汤普森著，高恬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166] 转见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20—21页。

[167] 《卡尔·雅斯贝尔斯：一篇赞词》、《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公民？》，汉娜·阿伦娜：《黑暗时代的人们》，第67、75—76页。

[168]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09页。

[169] 萨尼尔著，张继武等译：《雅斯贝尔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56—64页。

[170] 汉娜·阿伦特著：《黑暗时代的人们》，第68页。

[171] 汉娜·阿伦特著：《黑暗时代的人们》，第65页。

[172] 汉娜·阿伦特著：《黑暗时代的人们》，第66、70页。

[173] 汉娜·阿伦特著：《黑暗时代的人们》，第66—67、72、75—76页。

[174] 拉塞尔·雅各比著，洪吉译：《最后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理查德·A·波斯纳著，徐昕译：《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210页；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第278—282页；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第6—15、25—28页；安·兰德著，冯涛译：《致新知识分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7—66页。

[175] 转见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76]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177] 汤因比著，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更进一步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如强调国家应该仅仅作为公共设施存在；民族国家正在衰落，各个国家的主权“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等。见汤因比、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211—212页。

[178]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29页。

[179] 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6、224页。

四、回忆录

1.  北岛：《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凤凰网·读书，http://v.book.ifeng.com/read/book/ts/370/20894.htm；

2.  陈寒波：《今日北平》，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

3.  陈寒波：《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

4.  陈纪莹：《记王芸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21号，1980年9月；

5.  崔月犁：《文革风雨磨炼》，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cuiyueli.com/news/view.php?articleid=70；

6.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红旗飘飘》第27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

7.  董时进：《共区回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

8.  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

9.  高崇民：《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斗争的基本情况》，1958年1月，转见谢泳：《前进中的堕落》，《SOHO小报》2009年第10期；

10.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12.  胡邦定：《说说北京〈大公报〉》（上），《百年潮》2010年第4期；

13.  《〈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前天津大公报改革计划委员会报告》，1949年2月27日，见《往事》第81期，2009年7月15日；

14.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15.  老舍：《老舍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16.  蓝英年：《话说张东荪》，《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17.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1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19.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20.  潘大逵：《我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活动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21.  潘大逵：《风雨九十年》，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

22.  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

23.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

24.  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文史博览》2005年第4期；

25.  《人民日报回忆录》，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

26.  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年；

27.  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我与大公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29.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30.  萧乾：《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

31.  王平：《上海解放初期接管新闻机构的情况》，《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32.  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33.  巫宁坤：《一滴泪》，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

34.  吴永良：《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书屋》2004年第1期；

35.  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地，2008年；

36.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7.  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8.  张大中口述：《谈燕大思想改造运动》，《新京报》2005年6月9日；

39.  张世龙：《燕园絮语》，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年；

40.  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59年；

41.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五、专著

1.  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

2.  安·兰德著，章艳译：《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安·兰德著，冯涛译：《致新知识分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4.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5.  陈建云：《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6.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7.  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9.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10.  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  郝在今：《协商共和：1948—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2.  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  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3）,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14.  卡尔·波普尔著，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5.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16.  拉塞尔·雅各比著，洪吉译：《最后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  理查德·A·波斯纳著，徐昕译：《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  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19.  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20.  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年；

21.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22.  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3.  吕文浩：《潘光旦图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4.  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25.  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26.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27.  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28.  萨尼尔著，张继武等译：《雅斯贝尔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29.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30.  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工程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1.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2.  汤因比著，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3.  汤因比、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

34.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

35.  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36.  王树增：《解放战争》（上、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37.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38.  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北京：工人出版社，2001年；

39.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40.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41.  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42.  依迪丝·汉密尔顿著，葛海滨译：《希腊精神》，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43.  翊勋（恽逸群）：《蒋党真相——三十年来见闻杂记之一》，出版地不详：大众出版社，1949年；

44.  约翰·B·汤普森著，高恬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45.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46.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

47.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48.  朱利安·班达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9.  周雨：《大公报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50.  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六、文章论文

1.  《本报自我批评》（社论），《大公报》1949年9月13日；

2.  蔡仪：《朱光潜论》，《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3.  《大公报新生宣言》，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4.  陈仪深：《国共斗争下的自由主义（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

5.  戴晴：《围城解纽：从一幅“横联”说起》，《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6.  樊际昌、周连墀、李涛、毛子水、王聿修、沈寯淇、刘豁轩、陈友松、张佛泉、朱光潜、倪逢吉、齐泮林、胡先驌、王云槐、崔书琴、张起钧：《中国的出路》，《周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9月17日；

7.  《费孝通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8.  费孝通：《向人民伏罪——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9.  费孝通：《社会学系怎样改造》，《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50年3月20日；

10.  费孝通：《推己及人（代序）》，潘乃穆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  冯伯群：《利用档案引发的一场官司——〈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北京档案》2003年第1期；

12.  郭道晖、张帆：《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宪政之路》，中国公法评论网，http://www.publaw.org/gfll/gfll_jdhc/201205/t20120508_26308.htm；

13.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第1辑，1948年3月10日；

14.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幸运》，《文史参考》2012年第10期；

15.  何立波：《“华北自治运动”中的冀东伪政权》，《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9期，2006年4月；

16.  胡光：《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在香港》，《国讯》第456期，1948年4月2日；

17.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18.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

19.  《〈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进步日报》1949年2月27日；

20.  《就社会现状求实现民主应先举办之事——本刊第十二次座谈》，《宪政月刊》第16号，1945年4月25日；

21.  李凌：《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轶事》，《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22.  刘大中、赵人儁、潘光旦、戴世光、王成组、邵循正、吴景超、周先庚：《一个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具体建议》，《新路》第1卷第10期，1948年7月31日；

23.  刘大中、吴景超、赵人儁、邵循正、戴世光、潘光旦：《制裁独占的立法》，《新路》第1卷第22期，1948年10月9日；

24.  罗隆基：《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民主周刊》第1卷第2期，1944年11月6日；

25.  罗隆基：《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下），《今日评论》第4卷第25期，1940年12月22日；

26.  罗隆基：《中苏人民的友谊》，《民主周刊》第1卷第26期，1945年6月23日；

27.  吕文浩：《1949年前后潘光旦政治思想转变初探》，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8.  吕文浩：《费孝通与潘光旦——两代社会学家间的学术交往》，《中华读书报》2005年5月18日；

29.  吕文浩：《论解放前后潘光旦政治思想的转变》，近代中国研究网，http://jds.cass.cn/Item/1446.aspx；

30.  潘光旦：《美国心理的诊断——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说》，《观察》第6卷第14期，1950年5月16日；

31.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

32.  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3.  潘光旦：《正视苏联》，《自由论坛周刊》第19期，1945的3月10日；

34.  裴仁：《“新第三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时与文》第2卷第23期，1948年3月19日；

35.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人民教育》创刊号，1950年5月1日；

36.  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

37.  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1949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6日；

38.  全慰天：《记陈达教授》，《观察》第2卷第8期，1947年4月19日；

39.  潘光旦：《读〈自由主义宣言〉》，《观察》第4卷第3期，1948年3月13日；

40.  荃麟：《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大众文艺》第2辑，1948年5月1日；

41.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42.  散木：《〈大公报〉的百年沧桑》（下），《博览群书》2002年第6期；

43.  《苏联专家阿尔辛捷也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0年6月8日；

44.  习仲勋：《在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4月27日；

45.  许纪霖：《走出阁楼之后》，《读书》1997年第9期；

46.  徐毓枏、戴世光、刘大中、赵人儁、吴景超、陈达、潘光旦、邵循正：《忠告美国政府》，《新路》第1卷第8期，1948年7月3日；

47.  王鹏：《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炎黄春秋》2005年第8期；

48.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49.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一）》，《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50.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完）》，《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51.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52.  王芸生：《荒唐的比喻》，《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0日；

53.  王芸生：《旅顺小记》，《旅行家》1956年8月号；

54.  王芸生：《毛泽东思想万年青》，《人民日报》1960年4月16日；

55.  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进步日报》1949年4月10日；

56.  王芸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上海《大公报》1949年10月6日；

57.  《文汇报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58.  闻黎明：《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9.  吴孝武：《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中国文化》第10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4年；

60.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61.  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62.  《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人民日报》1949年6月24日；

63.  于化民：《三大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基石》，《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

64.  张昌华：《清华名片梅贻琦：不应忘记的大教育家》，《大家文摘报》2007年10月23日；

65.  张东荪：《读了梁漱溟先生的文章谈谈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5日；

66.  张东荪：《告知识分子》，《展望》第2卷第4期，1948年10月30日；

67.  张东荪：《纪念闻李二先生——民主与革命之关系》，《北大半月刊》第8期，1948年7月20日；

68.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69.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70.  张颂甲：《一代卓越的爱国报人——我所了解的王芸生先生》，《金融时报》2012年6月1日、8日；

71.  《这是为什么？》（社论），《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72.  《知识分子的新方向》，《中国建设》第1卷第2期，1949年1月；

73.  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74.  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75.  左玉河：《张东荪与中共扑朔迷离的关系》，《党史博览》2001年第5期。

七、报刊

1.  《半月评论》；

2.  《大公报》（上海）；

3.  《大公报》（重庆）；

4.  《大公报》（天津）；

5.  《大公报人》；

6.  《大公职工》；

7.  《独立评论》；

8.  《工作与学习》；

9.  《观察》；

10.  《华年》；

11.  《胡适研究通讯》；

12.  《建设》；

13.  《进步日报》；

14.  《快报》；

15.  《人民日报》；

16.  《学习》；

17.  《文汇报》；

18.  《新路》；

19.  《新月》；

20.  《宣教动态》；

21.  燕大节约检查委员会、新燕京社联合出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22.  《业务与学习》；

23.  《自由评论》；

24.  《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四十至四十二期，1957年。

后  记

一本书出了三个月就修订，这无论在我，还是在其他人，想来都是破纪录的速度了。这都怪我去年年底在美国赶得太快，回国后又忽视了校对，出了太多的错。在此，我愿再向读者致歉，尤其是要感谢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向我指出错误的读者。并且，我还要特别感谢“史清”的文章，因为如果没有“史清”的公开指正，我和出版社大概都还不会下决心出修订版。如果不出修订版，除了文字上的错误外，其他一些不足和遗憾也就很难有机会做一弥补了。

本书年初交稿后，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把前言当成结语来交待，而没有专门做一个结论性的讨论。因为写的是前言，也就不能不受到相当局限，结果是不大必要的内容介绍写了不少，结论性的观点却无法全面展开和说明。因此，能利用这次修订，将前言部分加以删节，然后补充一个比较完整的结语，算是了了一桩憾事。需要说明的是，做此讨论，多半是因为围绕着我所触及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个案研究，引发了不少思考，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梳理、归纳并厘清自己的看法。它们未必成熟，更不见得能够获得行家或读者的认同，作为一家之言，欢迎讨论和批评。

这次校订我恰好又在国外，因为大量资料只能在国内查到，因此不得不请李国芳副教授帮忙代为仔细核对。非常感谢李国芳的细心，他发现的应该校订修改的问题，远比我以前和这次自我校订时发现的多得多。经过这次校订，我相信，除了个别档案资料因无法再去调阅复核外，其他能够核对的资料引文，特别是注释等，可以说基本上做到无误了。

最后，我也要特别感谢出版方的大度和宽容，允许我利用这次校订做如此大的改动和增删。

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亲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结语

余 论

征引文献要目

后  记